古巴政權為什么顛而不覆

防走失，電梯直達安全島

文/劉亞東

“離天堂太遠，離美國太近”，這句流傳已久的俏皮話，道盡了古巴的地緣宿命。

美國對古巴實施封鎖的年頭，恰好和老劉的年紀一般大。自1962年起，這場經濟、商業和金融封鎖，一晃已持續六十多年，給這個國家帶來了難以估量的損失。僅2024至2025年度，損失就達75.56億美元。

當下的古巴，正深陷嚴峻的民生困境。

2025年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下降超4%，通貨膨脹居高不下，糧食自給率嚴重不足，電力短缺更是成了常態——每天停電幾小時，早已是當地人的日常。

自2024年10月以來，因電力設施故障、颶風侵襲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國大停電 （圖源：新華社）

近年間，平均每年有30萬人選擇逃離古巴。不少家庭因此分離，民眾對生活現狀的不滿，客觀存在，也真實可感。

但令人意外的是，即便身處這樣的絕境，古巴卻始終沒有發生顛覆性的政權更迭。

這一看似矛盾的現象，并非偶然，而是外部環境、內部制度、社會共識與改革調整，多重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背后藏著一套獨特的生存邏輯，既有被動堅守的無奈，也有主動調適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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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封鎖：既是枷鎖，也是凝聚共識的紐帶

外部封鎖的雙重影響，是古巴政權得以維持的重要底色。

美國的封鎖，直接擊中了古巴的發展命脈：高度依賴化石燃料的電力系統頻繁癱瘓，農業灌溉因缺能陷入停滯，糧食缺口常年居高不下，民生壓力一步步疊加。

這種持續的外部壓力，呈現出鮮明的雙重效應：

一方面，讓本就艱難的民生處境雪上加霜，進一步加劇了民眾的生活困境；另一方面，卻意外凝聚了古巴的民族共識，強化了民眾“反對外來干預、守護國家獨立”的集體意志。

古巴政府將封鎖塑造成“反美獨立”的共同斗爭目標，引導民眾將生活困境與外部壓迫相關聯；而美國多年來暗中資助異見分子、鼓勵街頭抗議的行為，不僅沒達到預期效果，反而讓民眾對外部勢力的干預意圖更加警惕，下意識地與本國政權站在同一陣線。

與此同時，聯合國大會連續多年以壓倒性多數譴責美國的封鎖，僅美國和以色列投出反對票。這種國際社會的道義支持，也為古巴政權提供了一定的外部支撐。

但不可否認，封鎖帶來的經濟窒息感，仍是古巴難以擺脫的枷鎖，也是其發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礙。

2

內部支撐：福利兜底+制度韌性，守住穩定底線

內部制度的韌性與基礎福利兜底，構筑了古巴社會穩定的基本防線。

盡管經濟持續低迷，財政壓力巨大，但古巴堅持數十年的全民免費教育、免費醫療體系，始終沒有崩潰。其人均預期壽命、識字率，均位居拉美前列。

這種“低工資+高福利”的模式，雖無法讓民眾過上富足生活，卻為所有人守住了最基本的生存底線，大大減少了因極端貧困引發的社會動蕩。

在物資短缺的背景下，配給制確保了基本生活物資的公平分配——干部與民眾同享待遇、無特殊權利，沒有形成明顯的階層分化，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階層對立，減少了社會矛盾的滋生。

政治層面，古巴共產黨的一黨領導體系，保障了權力的平穩過渡。從菲德爾·卡斯特羅到勞爾·卡斯特羅，再到迪亞斯-卡內爾，權力交接過程平穩有序，從未引發內部動蕩。

同時，基層黨組織深入社區，具備較強的危機動員與管控能力。2021年古巴爆發大規模抗議后，政府既快速控局、維護社會秩序，也通過調整相關政策回應民眾合理訴求，成功避免了局勢進一步擴散失控。

2021年古巴爆發抗議現場

3

共識與改革：在平衡中化解變革壓力

社會共識的分化與有限改革，進一步為古巴政權化解了變革壓力。

從民調數據來看，古巴民眾對領導層的態度呈現明顯分化：既有支持，也有不滿。尤其是在個人自由、發展機會等層面，不少民眾有著明確訴求，對現狀的抱怨也客觀存在。

但值得注意的是，多數出生于卡斯特羅時代的民眾，已內化了平等、公平等核心價值觀，對“公平”的認同度較高。這種價值認同與對現狀的不滿，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平衡——民眾的不滿情緒，始終沒有突破“守護國家獨立、反對外部干預”的底線。

前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勞爾·卡斯特羅（圖右）與現任古巴國家主席、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迪亞斯-卡內爾（圖左）（圖源：古巴新聞社）

更重要的是，面對危機，古巴政府并非一味固守僵化，而是在堅守制度底線的前提下，逐步推進改革、主動求變。

近年來，古巴開放了私營中小微企業，打破了以往的單一經濟模式。如今，非國有部門的雇傭人數已超過政府部門，成為商品供應的重要補充，也為民眾提供了更多就業機會。

2025年底生效的私營經濟新規，取消了部分爭議性條款，重啟旅游相關高收入行業的經營許可。這些調整，既體現了政府的靈活應變，也試圖通過釋放經濟活力，緩解社會矛盾、改善民生。

4

隱憂仍在：穩定之下，危機從未消失

當然，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古巴的穩定并非毫無隱憂，更不能等同于民眾對政權的絕對認同。

私營經濟的活力，仍受能源短缺與體制束縛的雙重制約——企業難以獲得外國投資和融資支持，發展空間十分有限；農業領域的不合理政策，仍在抑制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進一步加劇了糧食短缺問題。

而每年大規模的移民潮，更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它不僅侵蝕了國內的勞動力基礎，更直接反映出部分民眾對未來的失望，長期來看，可能會逐步弱化社會凝聚力。

此外，美國的封鎖政策短期內難以根本改變，其干預古巴內政的嘗試也從未停止。外部干預的風險始終存在，時刻考驗著古巴政權的穩定性。

古巴宣布進入國際緊急狀態

說到底，古巴未發生政權更迭的核心，在于形成了“壓力與支撐的動態平衡”：

外部封鎖帶來的痛苦，被民族主義共識與國際道義支持部分抵消；內部制度的剛性，被基礎福利兜底與有限改革有效軟化；民眾對現狀的不滿，尚未突破對制度的基本認同與對外部干預的高度警惕。

這種平衡既非堅不可摧，亦非偶然形成，而是古巴在特殊地緣與歷史環境中，不斷調適形成的生存策略，是“被動堅守”與“主動求變”相互作用的結果。

未來，古巴能否持續保持穩定，終究要看其能否突破能源與體制瓶頸、切實改善民生，能否通過深化改革釋放更多發展活力；同時，也取決于外部環境的變化，取決于美國封鎖政策的調整與國際社會的支持力度。

畢竟，任何政權的穩固，最終都要建立在民眾生活水平持續提升、對未來充滿希望的基礎之上——這，也是古巴政權長期穩定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