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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奈良東大寺正倉院大佛殿西北 300 米處,有一個專門存放圣武天皇遺物的御用寶庫。
在奈良時代,當時的中國正處于歷史文化鼎盛時期的唐代。這一時期中日文化頻繁交流,由唐朝運往日本的寶物多被正倉院比較完好地留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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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就要說的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文物:螺鈿紫檀五弦琵琶。透過這件樂器文物,我們可以看見中印文明互鑒的永恒魅力。
五弦琵琶的傳奇身世
日本奈良正倉院收藏共18 種約 75件唐代樂器文物,其中螺鈿紫檀五弦琵琶是當今現(xiàn)存的唯一實物標本,堪稱大唐時代的古樂器活化石,是研究唐代樂器珍貴的資料。
其髹飾工藝代表了我國古代樂器裝飾的精髓,是我國古代民族樂器裝飾語言和裝飾效果的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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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1 世紀壁畫、犍陀羅浮雕已見五弦直項琵琶(Pā?ini 稱“Pa?ca-tantri”),木撥彈奏,伴梵誦、佛教說法。貴霜帝國和薩珊王朝之間的通道將五弦直項琵琶東傳,粟特人又在原有的基礎(chǔ)上加上了“梨形共鳴箱”,保持了其直項、五柱的元素,使之成為絲綢之路上“商隊樂器”
中國的北周、隋時期,宮廷吸收了粟特樂,唐代設“十部樂”列入“龜茲部”,稱“五弦”。
根據(jù)《舊唐書》載,貞觀“五弦一批把”十面,明確“五弦”為直項、五柱、木撥彈奏,與四弦曲項琵琶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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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傳統(tǒng)髹飾工藝在我國現(xiàn)代民族樂器中已幾近消亡,除了古琴、古箏外,很多民族典型樂器如琵琶、阮咸等已基本不使用髹飾工藝。
因此,溯本求源地考據(jù)正倉院藏唐代螺鈿紫檀五弦琵琶的髹飾工藝和技法,發(fā)掘和傳承唐代樂器的髹飾工藝就顯得尤為重要。
盛唐國禮跨海東渡
盛唐與日本遣唐使高峰(630-894年)重疊,唐玄宗為回應日本對“唐風佛教和樂舞”的需求,將宮廷樂器作為“國禮”贈予遣唐使。
公元752 年(天平勝寶四年),第10次遣唐使遣唐使攜“螺鈿五弦琵琶”1 面、紫檀木撥 1 枚,先抵達博多,再轉(zhuǎn)運平城京(奈良)東大寺,后移入正倉院。
至今保存完好,為世界唯一唐代五弦實物。圣武天皇去世,光明皇后為“為國祈福”,將皇室唐物悉數(shù)捐給東大寺,存入正倉院木倉,756年起封存,形成“時間膠囊”。
根據(jù)《東大寺獻物帳》(756年)明確記載,光明皇后向東大寺大佛“進獻螺鈿紫檀五弦琵琶一面”,列入650件皇室珍寶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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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樂器既是佛教供養(yǎng)物,也體現(xiàn)“唐日”朝貢體系下的“回賜”禮儀。與其同批的還有四弦曲項琵琶、螺鈿銅鏡、玻璃香壺等,形成“唐物”套裝,顯示盛唐工藝巔峰。
唐廷在樂器背面加刻“騎駝人彈琵琶”螺鈿畫,既作品牌標識,也便于日本皇室識別真?zhèn)巍?/p>
時間膠囊的器物美學
這把稀世之寶“螺鈿五弦琵琶”,其材料使用的是南印度紫檀木、南海夜光貝和玳瑁,鑲嵌出“騎駝人、花草、鸚鵡”的唐風圖案。
其“螺鈿、琥珀、紅牙”三色嵌,紋樣為對獅和石榴,源自薩珊、貴霜王朝時期的狩獵紋案。
器物上的騎駝樂師、花鳥紋樣等元素,既折射出長安城胡漢交融的盛景,也呼應了敦煌壁畫中飛天的飄逸神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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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僅可演奏,更被當作“鎮(zhèn)寺之寶”與佛教法器,僅在重大法會展示。20世紀以來僅公開展出3次(1954、1975、2023年),每次皆引發(fā)國際學界與樂器史高度關(guān)注。
正倉院通過“恒溫恒濕、黑暗封存”的方式,使這件融合“印度音源、唐代工藝、佛教象征”的孤品得以千年不裂、螺鈿不脫落,成為研究唐代樂舞、絲路工藝、中日外交的三重“時間膠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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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明的永恒回響
五弦隨佛教進入東亞,成為“說法圖”標配樂器,敦煌 45 窟、奈良東大寺壁畫均見“飛天”和“五弦”組合,印證“樂聲即法聲”。
唐玄宗贈日本圣武天皇五弦,既是音樂禮品,更是“大唐”、“天竺”共有的佛教王權(quán)符號,體現(xiàn)“文化外交”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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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國中央民族樂團與日本東京雅樂團聯(lián)合復原“螺鈿五弦”演奏,《秦王破陣樂》在印度那爛陀寺遺址回響,完成千年“樂聲回鄉(xiāng)”。
這把穿越千年的五弦琵琶證明中印并非“平行古文明”,而是通過樂器、佛教、工藝實現(xiàn)深度“技術(shù)與藝術(shù)”疊加。
源自印度的器樂,經(jīng)過中亞地區(qū)的改造和來自東亞的精雕工藝,成為“一帶一路”倡議在歷史長河中“堆疊式創(chuàng)新”的經(jīng)典模型。
2024年,中日兩國藝術(shù)家聯(lián)合復原五弦、回到印度演繹,為跨文化旅游、文創(chuàng)、影視合作提供新素材。
五弦琵琶從印度河岸到長安梨園,再到奈良正倉,一路彈奏的是“開放、改造、再輸出”的絲路協(xié)奏曲。
今天,當那爛陀遺址再次響起五弦樂聲,我們聽見的不只是千年古音,更是中印文明互鑒的永恒回響,千年絲路的“共享遺產(chǎn)”與文明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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