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丨進入愛潑斯坦世界的入場券

　　The Price of Admission to Epstein’s World: Silence

　　杰弗里·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身上明明有許多不對勁的跡象，為什么卻沒有人說出來？

　　作者：麗莎·米勒（Lisa Miller）

　　更新時間：2026年2月17日 美東時間下午5:16

　　當愛潑斯坦在2009年出獄后的幾年里提到“按摩”時，他的朋友和熟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早在2008年，愛潑斯坦就已在佛羅里達州法院被判定犯有與未成年人發生性關系的罪行。據當時《紐約時報》報道，他的手法是招募年僅14歲的女孩到家中，誘騙她們脫衣為他按摩，隨后強迫她們發生性行為，并支付現金作為報酬。

　　2019年，他再次面臨聯邦政府的性犯罪指控，被控在21世紀初販賣未成年少女。盡管在2009年至2019年他死于曼哈頓監獄候審期間可能還犯下其他罪行，但他并未因此受到起訴。然而，愛潑斯坦的文件顯示，在這十年間，他一方面重建并精心打理自己龐大的精英社交網絡，另一方面還在其私人小島小圣詹姆斯島規劃新的按摩室，并為他在紐約的按摩室挑選大理石材料。

　　與此同時，他從全球各地篩選年輕女性，評估她們的性吸引力，對她們的特征進行排名，主動索取性服務，并將她們納入自己的“服務”體系。2011年，一名星探在給愛潑斯坦的郵件中描述一位21歲的女性：“非常漂亮，清新”，身高約5英尺8英寸；對另一位22歲的女性則寫道：“是個好女孩，但幾乎不會說英語。”

　　愛潑斯坦在紐約和佛羅里達都是注冊在案的性犯罪者，這是公開記錄。而他出行時通常帶著一群“女孩”——他在通信中也稱她們為“助理”或“學生”——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理查德·布蘭森（Richard Branson）曾將這群人稱為愛潑斯坦的“后宮”。2013年，布蘭森在一封郵件中寫道：“只要你帶上你的后宮就行！”（布蘭森的發言人表示，他只在與愛潑斯坦的幾次商務會面中見過他，且當時陪同的都是成年女性。該發言人稱，布蘭森認為愛潑斯坦的行為“令人憎惡”。）

　　至少有一些愛潑斯坦的朋友明白他說“按摩”時的真實含義。2010年，愛潑斯坦在一封發給時任蓋茨基金會科學顧問鮑里斯·尼科利奇（Boris Nikolic）的郵件中表示自己剛結束一次“按摩”。

　　尼科利奇回復道：“希望有個‘快樂結局’”，并加上了一個眨眼的表情符號。（尼科利奇未回應置評請求。）

　　愛潑斯坦回信說：“我太沒耐心了，只要‘快樂開始’就行”，標點使用一如既往地隨意。

　　郵件還顯示，愛潑斯坦曾為朋友安排“按摩”，并將女性作為人情或禮物介紹給朋友。2017年，當迪帕克·喬普拉（Deepak Chopra）抱怨自己度過“瘋狂”的一天時，愛潑斯坦回復：“我在佛羅里達，但可以派兩個女孩過去。”（喬普拉本月早些時候發表聲明稱：“我對本案中受害者的痛苦深感悲痛。”）

　　前奧巴馬政府白宮法律顧問凱瑟琳·魯姆勒（Kathryn Ruemmler）在一封郵件中隱晦地承認她清楚“按摩”與愛潑斯坦實際行為之間的區別，稱之為“你那種按摩”。她也了解愛潑斯坦的過往。愛潑斯坦有時會向她尋求法律建議，2015年，她曾明確指出，未成年人“在法律上無法同意從事賣淫活動”。然而到了2017年，愛潑斯坦仍陪她一起看房。

　　2月3日，魯姆勒通過發言人表示：“我對其任何持續的犯罪行為毫不知情，也不認識那個如今被揭露出來的‘怪物’。”周四，她從高盛集團辭職，此前擔任該公司首席法律顧問。

　　即便在一個總統可以與實習生發生口交、撒謊、遭彈劾卻仍能留任的世界里；即便在一個總統候選人可以公然聲稱能“隨便抓女人的私處”而不受懲罰、甚至兩次當選的世界里，愛潑斯坦的社會地位之高仍令人震驚。這表明，只要秘密足夠模糊且符合自身利益，一群人就可能與之共謀。至少有一位朋友曾警告愛潑斯坦，他與女性的行為可能損害其聲譽。畢竟，他的定罪已是公開事實，“可能被解讀為——事實上也確實被解讀為——一個有權勢的男人利用無助的年輕女性”，這位朋友寫道。（此人姓名已被涂黑。）

　　最令人震驚的是：竟然沒有人說出來。

　　為什么愛潑斯坦所稱的“那些女孩”——她們的存在、來源和角色——未能在那些與他共進晚餐的權勢男女中引發哪怕稍高于耳語的質疑？如今，這份享用過愛潑斯坦款待的名人名單已廣為人知：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彼得·阿提亞（Peter Attia）等。這些人物身邊本就圍繞著助理、顧問和追隨者。難道真的沒有人對愛潑斯坦對待女性的方式提出疑問，而只是以一種含蓄或暗語式的方式贊賞他們眼中他那“奢華的品味”嗎？

　　2011年，比爾·蓋茨在拜訪愛潑斯坦后給同事寫信稱：“他的生活方式非常不同，有點引人入勝，雖然不適合我。”（蓋茨后來稱與愛潑斯坦交往是“一個大錯誤”，并否認愛潑斯坦在一封草稿郵件中聲稱蓋茨曾發生婚外情。）

　　認知科學家約沙·巴赫（Joscha Bach）在2月12日接受德國《時代周報》（Die Zeit）采訪時承認，愛潑斯坦“與其周圍女性、尤其是部分員工的關系，有時顯得不友好且不尊重”。他在另發給《紐約時報》的郵件中補充說，他曾與愛潑斯坦的助理們“進行過一些交談”，詢問她們的福祉。“她們告訴我的內容或我所觀察到的情況，都沒有讓我擔心存在任何脅迫或非法行為。”

　　紐約大學社會心理學教授泰莎·韋斯特（Tessa West）將圍繞愛潑斯坦及其“女孩”的集體沉默描述為“故意的不作為”。即使赴宴者并未參與非法或有害行為，有些人也必然看到了危險信號，但他們“什么也沒做。什么也沒說。也沒有加以勸阻”，韋斯特指出。基于她對學術界性別動態的了解，“我對這一切毫不驚訝”。像韋斯特這樣的科學家揭示了愛潑斯坦世界得以運作并保護他的原因與機制。

　　社會心理學家將愛潑斯坦的圈子描述為一個因“最優獨特性”（optimal distinctiveness）而強化的“內群體”。獨特性意味著排他性，而愛潑斯坦正是那道天鵝絨繩后的守門人，決定誰可以“入內”。能坐上他餐桌的客人必須足夠有趣、時髦、有權勢或有價值。“那些女孩”則被按等級評分。他曾對一位介紹給紐約巨人隊主席史蒂夫·蒂施（Steve Tisch）的女性評價道：“屁股打10分。”（蒂施表示后悔自己與愛潑斯坦短暫的交往，并稱他們討論的女性均為成年人。）

　　這種排他性產生了乘數效應：陣容越頂級，想加入的人就越多。韋斯特指出，愛潑斯坦能提供很多東西：“軟實力、機會、財務資源、人脈聯系”——尤其對那些敲他門的教授和大學校長而言，更是“在一個學者普遍缺錢的世界里提供資金”。一些“女孩”也將愛潑斯坦視為機會。他送她們去著名發型師弗雷德里克·費凱（Frédéric Fekkai）那里做頭發，推薦她們去看整形醫生。他曾寫信給其中一人：“他會帶你去找他的合作伙伴，從你屁股抽脂填到胸部。”他還帶她們看醫生，似乎還支付了她們上學的費用——包括，顯然，按摩課程。

　　聚會、房產、設施——一切都被設計用來誘惑和震撼。在小圣詹姆斯島的莊園里，食物“比我們在麗茲酒店吃過的任何一頓都要好”，時任紐約科學院院長的埃利斯·魯本斯坦（Ellis Rubenstein）曾寫信告訴朋友。他甚至帶著孩子去過那里。（魯本斯坦未回應置評請求。）

　　法國指揮家弗雷德里克·夏斯蘭（Frederic Chaslin）對訪問愛潑斯坦位于圣達菲的牧場著迷。他在感謝信中寫道：“我所見的一切都充滿極致的感官愉悅，從頭到尾我都如醉如癡，滴酒未沾。仿佛置身于一件藝術品之中。”

　　本月早些時候，夏斯蘭發表聲明稱，任何暗示他行為不當的說法都是“基于斷章取義的句子，帶有從未有過的意圖”，他“正式駁斥這些暗示”。

　　“那些女孩”出席晚宴，也隨行飛機。愛潑斯坦的行政助理萊斯利·格羅夫（Lesley Groff）在他出行時會預訂多間酒店客房。她曾問托馬斯·普利茲克（Thomas Pritzker）的助理：“關于那套兩臥室套房……每間臥室都有特大號床嗎？”普利茲克是凱悅酒店集團執行董事長，顯然曾協助愛潑斯坦安排住宿。“還是兩張雙人床？”格羅夫追問，“或者那里的床位是如何安排的？”（周二，普利茲克辭去凱悅執行董事長職務，稱自己繼續與愛潑斯坦及吉斯萊恩·麥克斯韋（Ghislaine Maxwell）保持聯系是“判斷嚴重失誤”。）

　　韋斯特表示，自身利益會促使愛潑斯坦的客人和訪客選擇視而不見。而愛潑斯坦使用的暗語和委婉措辭為他們提供了掩護。除非有“明擺在眼前”的確鑿證據證明他重啟了性販運活動，否則“那些女孩”的來源和角色就可能被降級為一種不安的感覺或謠言。

　　“只要一個人的行為存在足夠的模糊性，我們就傾向于以對自己有利的方式去解讀它。”她解釋道。

　　或許正因如此，古生物學家杰克·霍納（Jack Horner）——麥克阿瑟基金會所謂“天才獎”得主——在本月早些時候的道歉中才能聲稱，2012年他訪問愛潑斯坦圣達菲牧場時，被介紹給四位“大學生，其中兩人自稱精通遺傳學”，他當時“沒看到任何奇怪、不當或異常之處”。他補充道：“我現在明白這些學生可能是愛潑斯坦的受害者，我深深后悔當時未能意識到這一點。”

　　而在當時的感謝信中，霍納寫道：“我玩得很開心，尤其是與你和那些女孩共度時光，觀看你的白堊紀沉積巖和舊鐵路。”結尾他寫道：“請代我向所有女孩致以最美好的祝愿，也向你——我羨慕的人——問好。”

　　2012年，荷蘭社會心理學家格爾本·范·克利夫（Gerben van Kleef）的實驗揭示了違規者如何積累權力。科學家早已證明，有權勢者更可能違反規范：打斷他人、吃飯吧唧嘴、作弊、談判中撒謊、違反交通法規、缺乏同理心、將他人物化、無視苦難、對地位較低的女性進行性騷擾。那些把煙灰彈在地上或將腳翹在桌上的人，常被視為有權勢者，因為其挑釁行為傳遞出一種信號：他們可以無視約束，為所欲為。

　　范·克利夫假設，只有當違規行為使群體受益時，社會群體才會將權力讓渡給違規者。在他的實驗中，一個未經邀請便擅自拿走陌生人咖啡保溫杯的男人，若將偷來的咖啡與他人分享，反而會積累權力；但若獨自占有，則不會。范·克利夫指出，科學家無法研究諸如性侵犯等有害的規范違背行為。

　　顯然，愛潑斯坦享受自己作為違規者的角色。他熱衷于在政治和文化議題上采取極端且不受歡迎的立場。他從社會達爾文主義視角論述性別角色、外貌與智力，曾發表諸如“丑陋通常意味著不健康，畸形預示疾病”之類的言論。他的朋友們似乎認為他具有“智識上的誠實”。

　　哈佛大學數學家馬丁·諾瓦克（Martin Nowak）多次在郵件中寫道：“你是個天才。”（諾瓦克未回應置評請求。）在與認知科學家巴赫的郵件往來中，愛潑斯坦晦澀地反思優生學問題——關于女性和黑人先天能力的議題——甚至似乎提議對老年人實施安樂死。

　　巴赫回復道：“我覺得你的‘政治不正確’非常迷人。起初我以為這是一種高成本信號，但現在我認為你只是思想完全不受約束。你年輕時是怎么做到的？”（在《時代周報》采訪中，當被問及鑒于愛潑斯坦犯罪記錄是否使他產生懷疑時，巴赫表示確實有過疑慮，并咨詢了“一批杰出的科學家”。他說：“我交談過的每個人都堅持認為，愛潑斯坦在定罪后已改過自新，不再違法。盡管他公眾聲譽已無法挽回，但他為科學做出了巨大貢獻。”）

　　愛潑斯坦公開的厭女態度似乎縱容了他人。文件顯示，他曾與倫敦對沖基金經理坦克雷迪·馬爾基奧洛（Tancredi Marchiolo）討論女性乳房的大小和形狀。有一次，馬爾基奧洛聯系愛潑斯坦討論一名女性：“有點老了，25歲，胸部看起來像70歲做過縮胸手術的下垂女人。”此外，他還抱怨這名女性育有一子。他用意大利語寫道：“一旦女人生過孩子，派對就結束了。”（馬爾基奧洛未回應置評請求。）

　　所有這些談話都被保密所包圍。長壽領域影響者彼得·阿提亞（Peter Attia）在最近為自己參與愛潑斯坦厭女玩笑而道歉時，描述了這種動態。2016年，阿提亞曾給愛潑斯坦寫過一封諂媚的郵件：“你過的生活如此離譜，但我不能告訴任何人。”他還開玩笑說“陰道確實是低碳水的”。如今他稱那條信息“幼稚”，并辯解自己當時天真，被卷入一個既陌生又令人興奮的世界。

　　“他擁有曼哈頓最大的住宅，還擁有一架波音727飛機，”阿提亞寫道，“我把這種準入當作需要保守的秘密，而非可以自由與他人討論的事。”

　　這種保密如同膠水，將愛潑斯坦的關聯者更緊密地綁定在他身邊，而愛潑斯坦本人也強力維護這一規則。在發給權勢朋友的郵件中，他常帶有威脅意味，暗示彼此共享的秘密，并將其稱為一種“共同債務”。

　　他斥責那些將性玩具暴露在外的人，也批評違反他禮儀準則的熟人。當全球營銷人員伊恩·奧斯本（Ian Osborne）似乎犯了直接聯系紐約市長邁克爾·布隆伯格辦公室、邀請其參加愛潑斯坦主辦活動的錯誤時，愛潑斯坦予以斥責：“除非必要，我始終希望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所以你發給他辦公室人員的郵件令我擔憂。如果邁克爾在任何方面感到尷尬，請告訴我。”（奧斯本本月早些時候表示：“我衷心后悔曾與愛潑斯坦有任何形式的會面或關聯。”）

　　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心理學家邁克爾·斯萊皮安（Michael Slepian）指出，秘密“劃定了圈內人與圈外人的界限”，并增強了內部成員被選中的感覺。共享秘密會產生一種悖論效應：“實際上讓它更難隱藏，但卻讓人更容易承受。”

　　許多郵件內容的平庸性令人震驚。“下午1點趕不到，1點半行嗎？”“終究不在城里了。”“飛往巴黎、加勒比海、棕櫚灘。”這里是航班名單、達沃斯論壇門票、 試映、慈善活動。這是賓客名單、菜單。莫特·祖克曼（Mort Zuckerman）是素食者。宋宜（Soon-Yi Previn）正前往普拉提課。抱歉取消，能否改期？

　　俄亥俄州立大學道德哲學家庫爾特·格雷（Kurt Gray）描述了人們如何可能在難以想象的傷害和集體沉默中變得共謀。專注于日常細節會讓人與眼前的現實產生距離。“我想他們只是想著：‘嗯，我去處理點后勤事務。我要到場。我需要從這個說話有趣、挺好玩的家伙那里獲得對我研究的支持。’”

　　然后，人們發現自己坐在愛潑斯坦的餐桌旁，“你想成為這個群體的一員，想成為島上那個輕松自在的人。你想被接納，不想被排斥。”格雷繼續說道，“于是你根本不去思考這些女性、她們是如何來到這里的、她們的困境或她們的人性。這就是某種短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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