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說 | 遲子建：門鏡外的樓道

來自：明凈閱刊

◎ 遲子建

（正文字數：12965）

在沒有樓道清掃員的時候，我們都是自己清理垃圾的。大多的人家是清晨時丟垃圾，他們在下樓上班時順便把它提了，扔到玉門街旁的垃圾箱里。而我由于不用上班，總是黃昏散步時才能打發它。那垃圾由于比別人家的多呆了一個白天，散發著一股被漚爛了的腐敗氣味，十分難聞，我提著它的時候就得不時屏住氣息。如果恰好趕上垃圾袋有了漏洞，餿了的剩菜和霉爛了的水果的汁液就會滴答流出，不僅使一級級臺階不潔凈了，有時還不慎淌在了鞋面上，穿著這樣的臟鞋去散步，往往不敢踩花壇周圍的草坪，怕玷污了那碧草通體的清香。所以，我提垃圾的時候往往穿深色的鞋子，污點濺在其上看著不明顯，你會走得從容些。這就像白日的烏云很醒目，而夜空中的烏云你卻看不清楚一樣。我像所有的家庭主婦一樣討厭垃圾，覺得它就像一條不知從哪兒跑來的偎在我家門前的癩皮狗一樣，你拿它沒辦法，要想趕它，用嘴呵斥是無濟于事的，只能身體力行地送它。

樓道清掃員的出現，使我解除了扔垃圾的煩擾和尷尬。因為清掃員每天定時都來，你只需晚睡前把垃圾放在自家門口便是。次日黃昏你出門散步，見那垃圾悄無聲息地被清理走了，樓道干干凈凈的，不由一身地輕松。如果說先前的樓道臟得只配叫花子走，那么它如今潔凈得似乎都能容歐洲的老貴族走了。下樓時望見流金溢彩的暮云就有一種特別的感動，你完全可以穿一雙淺色的平底軟皮鞋去沾染青草的氣息了。

有了清掃員之后，每逢午后，我都能聽到樓道里傳來清理垃圾的聲音。這聲音自頂層的七樓漸次傳下，有笤帚掃樓道的刷刷聲，也有用鐵撮子撮垃圾的嘩嘩聲，還有收攏垃圾袋時的寒宰聲。有一次這聲音出現在我的門口時，出于好奇，我從書房走向門口，透過門鏡去望那個清掃員。

她穿一件藍袍子，戴著白口罩，包一塊土黃色的頭巾，正彎著腰從我家的垃圾袋里往出撿著什么。由于門鏡蒙著灰塵，透過門鏡所窺見的人被無限縮小了，而她的臉又被口罩占去了一半，所以她直起腰的一瞬，我還是望不清她的臉。只是從她額前探出的幾縷長發和她的打扮上判斷她是個女人，而從她轉身的遲緩和佝僂的腰身上看出她是個老女人。我想起垃圾袋里有一盒沒有開封而過了保質期的餅干，她也許是把它從中取了出來。

我有個壞習慣，有時去超市買東西，不分青紅皂白地把餅干、罐頭、掛面、果脯、肉松、瓜子等等地裝上一籃子，而從貨架取東西時又很少能逐一地看保質期。有時買回它們，接著趕上外出，回來后就把這吃的東西遺忘了。等到想起它們，有一些已垂垂老矣，早已過了食用的最佳期限。其實超市里常賣一些保質期已經到了懸崖邊緣的食品，比如一盒鮮奶的保質期是八個月，而你買的時候它往往還差半個月就過期了。超市賣這種食品就像乒乓球運動員打成功了擦邊球，吃苦頭的只能是消費者。你得忙三迭四地快些吃掉這些東西，否則只能把它們當垃圾處理掉。

我猜想樓道清掃員發現這盒餅干后，一定認為這家的女主人是個敗家子。

她氣力不濟，隔著門，我能聽見她沉重的喘息聲。她的腳下放著兩個大的塑料編織袋，一個臟得發黑，另一個則干凈得泛白。她把我門口的垃圾袋系上口，投入那臟的編織袋中，然后將一個泛黃的磚頭形狀的東西小心翼翼地放入另一個袋子中，我猜那是過了期的餅干。清理完畢，她一手握著撮子，撮子上橫著笤帚，一手拖著兩個袋子，就像牽著一黑一白兩條狗似的，吃力地離開我家門口，去另一戶了。門鏡后面的她和垃圾都消失了，我能看見的，是放垃圾地方的上方的窗口，米黃色的木格窗將外面的天空分成均勻的幾格，有的格里的云彩濃些，有的則十分淺淡，還有的呢，干脆一絲云都沒有。無云的那格窗子使人生發出要往上面貼點什么東西的欲望，是貼只剪紙的大公雞好呢，還是貼上一枝畫得格外燦爛的臘梅呢？

以后的時光，只要是午后，樓道里就會傳來清理垃圾的聲音，非常準時。我常常躡手躡腳走到門口，透過門鏡去望這名樓道清掃員。無論什么天氣，她總是穿著那件藍袍子，包著土黃色的頭巾，戴著白口罩。而她手里拖著的，也永遠是一臟一潔兩條袋子。那白袋子里裝著些她從垃圾袋里撿出來的東西，我窺視到的就有報廢了的電源線板、生了蟲的米、被用得糟爛了的抹布、掉了底的拖鞋以及一些極難清洗的瓶瓶罐罐：腐乳罐、蜂蜜罐、醋瓶和油瓶。而臟的袋子里盛的則是垃圾，它通常脹鼓鼓的。每隔半個月，我會把積累的一些廢舊報紙和刊物扔在門口，等著她收拾。她一般不把這些紙制品扔進袋中，而是精心地捋好，用繩子捆成十字花形狀，單獨提著，我知道這東西能當廢品賣掉。我很喜歡站在門側聽她整理報刊的聲音，嘩啦啦的，就像風吹樹葉的聲音一樣。她對待這樣的垃圾很仔細，有時會把刊物的折痕小心撫平，那樣子就像一個老奶奶滿懷慈愛地擦拭掉淘氣的小孫子臉上的污垢似的，給人一種暖洋洋的感覺。有好幾次我想打開門，隨便和她聊上幾句，問問她家里都有些什么人，為什么到了頤養天年的年齡，她還要出來吃這種辛苦？可我不敢貿然開門，一則怕嚇著她，二則我覺得透過門鏡觀察她是件饒有興味的事情。我注意到，她在清理垃圾時是專心致志的，同一個考古學家欣賞精美的出土陶罐一樣的專注。

一個微雨的午后，單位收發室打來電話，讓我去取一個剛簽收到的特快專遞。我提著傘走到三樓的時候，看見了那個清掃員一手拿著笤帚和撮子，一手提著兩條空袋子爬上樓來。她依然是那套裝束：藍袍子、包頭的土黃色頭巾、白口罩。她佝僂著腰，見了我后閃到墻角，側著身，把手里的東西使勁往懷里收，怕它們不慎碰到我身上。我在經過她身邊的時候發現她在仔細打量我，好像一個采藥材的人在深山中仔細辨認某一種植物是否有藥用價值一樣。樓道因為陰天而昏暗，她的眼睛望去給人一種分外疲倦的感覺，她的喘息聲又粗又重，讓人懷疑她的肺已經像破敗的旗幟一樣又糟又舊，無法為她生命的呼吸搖旗吶喊了。

我沒有跟她打招呼，碰到她實在太意外了。我就像一個沒有做好充分復習準備的學生而突然遭遇到考試一樣忐忑不安。

等我從收發室取了郵件歸來，她已經清理到三樓了。她掃樓梯的時候把樓道的窗戶都打開，這樣每一級臺階都回蕩著雨聲。雨很大，我的褲腳都淋濕了，那把剛被收束的傘滴答滴答地墜著雨滴，使干燥的水泥臺階有了星星點點的濕痕，看上去就像落了一群蜜蜂。她提著笤帚的手哆哆嗦嗦的，聽到腳步聲，她抬起頭來，突然對我說：“你是六樓的嗎？”她的聲音跟她的人一樣顫顫巍巍的。

我說了一聲“是”。她的眼睛驀然亮了一下，她接著問：“你是一門還是二門的？”“二門的。”我說。

“謝謝你把那些報紙和書給我。”她說，“一般的人家不把它給我，個人當廢品去賣。”

“也賣不上幾個錢。”我說：“那些廢報紙和刊物我留著還占地方。”

“我家里也沒什么給你的。”她把口罩的右耳拉帶摘了下來，就仿佛是幕布拉開，演員露出了真實面容一樣，“嘩——”的一下，她的容顏完整地呈現在我面前。她面色白而微黃，眼瞼處堆積著或深或淺的皺紋，兩頰幾乎是塌陷的，嘴唇與臉一樣沒有血色，讓人覺得她的唇就是一朵枯萎了的花。那口罩掛在她的左耳上，空吊在她臉的左側，就像一面投降的小白旗，而她滿面都是敗軍的凄苦表情。

“我家農村有親戚，前幾天捎來一籃雞蛋，要不我明天給你帶點來吧。”她氣喘吁吁地說。

“我血脂高，醫生讓我少吃雞蛋。”我撒謊道：“我平常也不愛吃雞蛋。”

她堅持著說：“我給你帶個十個八個還不行嗎？你嘗嘗農村的雞蛋，是自家養的雞下的，蛋黃焦黃焦黃的，可香呢。”

我覺得再固執己見的話，可能會傷了她的自尊心。如果不接受她的“報答”，將來我再把廢舊書報堆在門口，她也許就不會拾撿了。

“那你就帶給我六個吧。”我繼續撒謊說：“我這人迷信，圖個‘六六大順’。”

“十六不也一樣嗎？”她說。

“就六個。”我堅持說，“我去菜市場買土豆、柿子和元蔥，每次只買六個，多一個都不行。”

她笑了，說：“那就給你拿六個吧，你明天下午在家嗎？”

我怕泄露自己每天在家可以透過門鏡去觀察她的秘密，就對她說：“明天下午我在班上，你把雞蛋放在門口就行了。”

她點了點頭，說：“那你下班回來可要記得拿回屋啊，別讓樓上的人路過時當作垃圾給踩碎了。”

次日午后，雖然沒有雨，但天仍然陰沉著，樓道里一如昨日般的昏暗。當清理垃圾的響聲傳來的時候，我悄悄走到門口，透過門鏡去望那個老女人。她懷中抱著一個白色塑料花盆，一望便知它的垃圾身份。這種花盆多半是花店用來盛放花泥的。花泥上插著形形色色的花，等這些花一枯萎了，被花枝戳得千瘡百孔的花泥和花盆就被遺棄了。我見她分外小心地放下這個花盆，將它擺在門口的右側。那是通往七樓的拐角，不容易被人給踢著。放妥花盆，她直起腰定睛地打量了它半晌，仿佛是把她心愛的孩子放到了別人家照看，她很不放心的樣子。她就這樣垂立了半晌，然后又彎下腰，把那花盆又往墻角里面推了推，這才放心地做活去了。她把我擺在門口的垃圾袋翻了翻，確信它們再無利用價值后，這才把袋口系牢，投入大的編織袋中。在彎腰和轉身的時候，她的動作格外遲緩，我有觀看電影慢鏡頭中人的感覺。我猜她起碼有六十多歲了，她上下樓的步履是沉重的，她收拾垃圾時的呼吸是沉重的，她的那雙眼睛也給人一種沉重感，那么的暗淡無光，如一潭將要干枯的死水。

一直等到她打掃完垃圾，我站在陽臺上望見她扛著大垃圾袋出了樓口，這才敢把門打開，將那個白色花盆捧回屋里。花盆里擺放著六個紙球，她一定是怕雞蛋碎了，才把它們如此武裝起來。我拿起一個，慢慢地剝下那一層層的紙。她把雞蛋包得很嚴實，起碼有六七層的紙護衛著。待紙脫落后，我掌心里閃現的是一只碩大的紅皮雞蛋，那蛋皮很有光澤，浮著血跡，足見生它時，那雞是如何的吃力。我把另外五只雞蛋逐一從紙中剝離出來，發現它們個個都很大，且蛋皮上均附著深淺不一的血跡，可見這些蛋是她精心挑選的。那蛋皮上的血跡很像飄逸的晚霞，鮮艷、明媚，給人帶來震撼。

當晚我敲開兩只雞蛋炒了。那蛋黃果然非同尋常的金黃，比成熟的玉米顏色還要燦爛。而且，這雞蛋比從菜市場買來的要香多了，味道非常醇，我從未吃過這么好的雞蛋。我將剩下的四個雞蛋放入冰箱冷藏，想著食欲不振的時候用它們來改善胃口。

又一個雨天，我午睡起床后站在陽臺聽雨，望見清掃員從街道一側斜著走來。她沒有打傘，側著身子，想必渾身已被雨水淋濕了。這雨不是突然來的，中午就開始淅淅瀝瀝地下，她出門時應該有所準備，她沒有打傘，是不是因為沒有傘？我想起家中有一把黑傘的傘頂的黃銅桿斷了，因為這是一把老式傘，不用折疊，傘把是半月形黃梨木的，禿了的傘頂就沒了美感，所以已棄置多年。我飛速地在儲藏室里翻出這把傘，打開門，將它扔在垃圾袋旁。在我關門的時候已經聽見她上樓的腳步聲了，我沒有離開門口，等待她的出現。沒見到她的影子時，她的腳步聲先傳來了，跟著是她的呼吸，最后才是她。她沒有在六樓停留，直接上了七樓。她打掃垃圾，是自上而下。大約五分鐘后，她來到六樓，在我的門口發現了那把傘。她把這傘提了起來，撐開，旋轉著，確認它沒有破綻之后，她收束了傘，用手撫摩著傘頂的斷頭處，就像撫摩親人的傷口一樣露出憐惜的神色，然后她望著我的門，猶豫了一番，終于伸出手來輕叩了幾下。

我停頓了一刻才把門打開。

“哦，你真的在家。”她用手橫托著那把傘說：“我看它沒什么毛病，還能用，你怎么把它扔了？”

“這傘壞了。”我指著傘的頂端說：“這兒斷了一截黃銅桿，我嫌它難看，再說式樣太笨，不能折疊，沒法放進隨身的包里，太不方便了。”

“哎呀——”她惋惜地說：“其實它哪兒也沒壞，你真的不要它了？”

“你就把它當垃圾扔了得了。”我果決地說。

“那我就撿著用了。”她向后退了一步。由于戴著口罩，加之氣息微弱，所以她說的每一句話都綿軟無力。

“要不你進來坐一會兒，喝口水吧？”我說。

她把口罩右側的拉帶從耳朵上摘了下來，連連叫著：“不行不行，我身上太臟。”她使勁喘了幾口氣，說：“一共是三座樓，十一條樓道，有一百多戶人家。”

“這么多呀？！”我驚叫道：“你每天要干幾個小時的活呀？”

“快的話兩個來鐘頭，要是慢的話，總得仨點兒。”她說，“我裝滿了一大袋垃圾，就得把它背下樓去，然后再回來。這幾來幾去，就把時間給耽擱了。”

“你做這活兒，一個月可以得多少錢？”我問。

“二百來塊。”她說。

“這么少啊！”我叫道，“我們每個月都要交七塊錢的垃圾清理費，一百多戶人家，少說也能收上八九百塊錢，他們起碼應該給你開四百塊錢啊。”我憤憤不平地說。

“嗨，這二百多塊錢我也知足了，夠買糧食吃的了。”她說，“我這活是街道辦事處見我家太困難，照顧我，才把它分派給我的。人家多留點是應該的。”

我沒有仔細問她怎么個困難法，因為電話響了。我囑咐她，以后我再扔在門口的東西，只管把它當垃圾收了便是。她以為我在責備她敲門打擾了我，便有些紅了臉。

接過電話，她已經到五樓去了。我聽著鐵撮子在撮垃圾時“嚓——嚓——”的響聲，心中很不平靜。這聲音宛若刀刃，每一下都切在我的心頭，使它陣陣疼痛。

雨季過去后，一立秋，風就涼了。這時的天空無與倫比的晴朗。云彩很多，又很白，它們高高地飄在空中，有的像白象，有的像白海豹，還有的像大白鵝。我一般不舍得錯過這時節的云彩，總要在陽臺張望一刻。這樣，我的日常生活又多了一項內容，除了窺視清掃員之外，還有望云彩。我發現在傍晚的時候，云彩往往摻雜了夕照的橙黃顏色，使它顯得格外妖嬈，而清掃員恰恰在這個時候出現在樓道，這樣我從門鏡看她時，她背后的窗口瀉進來的金色流云就把她映得格外明媚，她仿佛年輕了許多，也溫柔了許多。我窺見她總是穿一雙舊得磨出了洞的老綠色球鞋，就把一雙半新的軟皮平底黑皮鞋扔在門口。為了使它像垃圾，不至于引起她的懷疑，我將一只鞋底的前臉的膠皮用刀割去一小塊，然后把光滑的鞋面劃上幾道刀痕，又用花盆的土使勁揉搓它，使之塵垢滿面，這才把它們擺在門口。她在撿鞋的時候把它們捧在手中，然后用身上的藍袍子蹭掉其上的灰塵，又摘下口罩運足一口氣，朝它們身上吹了吹。仿佛這氣息是春風，給了它們無窮的生機似的。她用一張舊報紙裹了那鞋，放進白色的編織袋中。不過其后我并沒有望見她穿這鞋，這使我隱隱失望。她把那鞋送給別人了，還是她留著舍不得穿？

我猜她營養不良，所以常把食用了一半的奶粉、核桃粉、棗糕以及魚松和肉松丟掉。把這些食品當垃圾棄了，我也要挖空心思地打扮它們，既不能使它們惹上塵垢，又不能讓它們過于鮮亮。于是我就把食品袋看似隨便地用猴皮筋勒住，以防灰塵進去。然后將包裝袋的外觀弄上點土豆泥或者粥汁，使之混濁不堪，與垃圾的氣息很接近。同時，這樣特殊的垃圾一定要放到垃圾袋的最上方，一眼就能望見。若是將其擺在菜葉和果皮的下面，很容易就把它混淆了。怕這特殊的垃圾引不起她的注意，我還常在其上搭上一條紅線繩或者一小塊彩紙，期待能吸引她的視線。我從門鏡望見她心疼地將這些吃的東西放進她所穿的藍袍子的大口袋里，那口袋脹鼓鼓的，好似一個人因患了牙痛而腫了臉。我想她肯定把我當成了一個衣食無憂而又不會勤儉持家的女人，我只能讓她這么以為了。

天涼了，白晝短了，她出現在樓道的時間越來越晚了。開始時我以為她現在出來得晚，后來有一次我發現她拖著袋子從七樓下來，未等收六樓的垃圾呢，便累得一屁股坐在通向七樓的第一級臺階上，她這一歇就是一刻鐘。她側身對著我的門，樓梯的欄桿將她的身影切割成幾段，能聽見她吃力的喘息聲。她的力氣越來越衰弱了，她就像一只垂垂老矣的綿羊一樣充滿了哀憐之氣。看著夕照中的她，看著她枯樹般的身影，看著她始終如一包著的那塊土黃色的頭巾，我的眼睛不由濕潤了。我多想幫助她清理一下垃圾，讓她就這么歇下去，可我知道我不會長久做這件事，而她也不會允許我這么去做。

門鏡后的她是那么的渺小，就像深井口望去的一只青蛙。她干活轉身時是那么的費力，慢慢騰騰的就像蝸牛在爬。水泥地面明明平平展展的，可她拖著一黑一白兩條袋子行走時，你覺得她是跋涉在泥濘中。我想起了在南安街擺舊書攤的老伯。南安街是我以前住過的地方，樓下有個舊雜貨市場，有賣舊器皿的，也有賣舊家具和服裝的，還有賣舊家用電器的。我最愛逛的，是舊書攤。攤主是個六十多歲的老伯，他得過腦血栓，歪嘴，只要不是太熱的天氣，他喜歡戴一頂咖啡色呢氈帽。我在他那里得過幾本好書，如楊慎的《升庵集》和老版本的《東北農事錄》等等。每個月我收到的刊物大約有三十種，其中絕大多數翻過后覺得沒有保留價值，就把它們當廢品扔了。認識老伯后，我將這些刊物都送給他，他以刊物實際定價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的價格賣出，每個月少說也能賺幾十元錢。搬家之后，離南安街遠了，我逐漸把這老伯給忘記了。我想倘若樓道清掃員定期把收來的刊物送到老伯那里去賣，得的錢他們各分一半，肯定比賣廢品賺來的錢要多，而這樣得來的錢她會心安理得接受。于是我打車去了南安街，黃昏時到舊書攤找到老伯。他一見了我就“哎呀”地大叫了幾聲，說是有三年沒見著我了，不知我搬哪里去了？我簡單跟他聊了幾句，直奔主題地說我想讓一個老太太定期來給他送舊刊物，讓他賣了后，分一半錢給她，老伯爽快地答應了。

在老伯那里說好之后，我將悉心積攢的五十余本贈閱的刊物送給樓道清掃員。我對她說，這些剛出刊的刊物當廢品賣可惜了，南安街有個擺舊書攤的老伯，不如將其送給他，賣得的錢，你們對半分。她聽了我的話后眼睛亮了一下，說：“南安街離這太遠了，我得倒兩回公共汽車。”

我對她說，新開通的３２路聯運車就通向南安街，這車不管你坐一站還是坐全程，只收七毛錢，每次提兩捆刊物去那里并不是很累，我估計在公共汽車上人家看她年邁了還會有人給讓座，送刊物是輕而易舉的。她同意了。我等著她清理完所有的樓道，然后各捧著一捆刊物，陪她去南安街。聯運車很擠，上了車后，根本找不到一個座位。我動員兩個人為她讓座，一個是二十多歲的男青年，這青年聽了我的話后翻了一下眼皮，然后合上眼睛佯睡，任你如何再說也不睜開眼睛。我又去動員一個看上去只有十八九歲的姑娘，她焗著一頭黃發，正在讀一本流行的愛情小說。她聽了我的話后抬頭冷冷地掃了我一眼，又掃了一眼樓道清掃員，然后說：“要想盡孝心的話，給你媽打個車得了，公共汽車的座位又不是給誰預定的。”她的話把我噎得無言以對。清掃員怕我和人家爭吵，連連說她站著不累，她年輕時擠公共汽車擠慣了。我見她佝僂著腰，往出呼氣時要不由自主瞇一下眼睛。靠站時上下車的人流涌到她身邊時，她就像深海中的溺水者一樣左右掙扎著，有時她淹沒在幾個高個子的包圍中，使我疑心她提前下車了。

擺舊書攤的老伯見到我們到來很高興。他說刊物在他這里全能賣出去，走俏的可以賣得高些，而學術性強的則賣得低些，不過總比當廢品賣的收入要可觀得多。樓道清掃員大致與他定好了送刊物的時間，那就是黃昏時分，這時她已基本打掃完樓道，而老伯的舊書攤生意這時最紅火。

給他們接上頭后，我如釋重負。當晚，我回家后給幾家綜合性刊物寫了信，以往他們寫給我的約稿信我都沒有復，因為他們是關于婦女、兒童、股票、新聞的時尚類的雜志，我很少給這樣的刊物寫稿。現在我主動要求寫稿子，條件是讓他們給我贈閱全年刊物。我想此類刊物在舊書攤會大受青睞。

冬天摸著黑來了，它帶來的全都是晝短夜長的日子。她出現在下午的樓道通常就是日落時分了。由于透過門鏡觀察她視線模糊，有時我提前把樓道燈打開。有兩次她似乎察覺到了什么，站在我的門前怔怔地看著防盜門上方的燈，仿佛是看見我把家財露在外面一樣，為我滿懷擔憂。我趕緊去單位請電工來把它換成聲控燈，這樣光線一旦虛弱了，她到來時走廊自然就亮了起來。我還把門鏡擦得錚亮，這樣看她時更加真切一些。我注意到，當燈在瞬間亮起來的時候，她總要抖一下，那些光就像黃鼠狼的尾巴一樣掃著了她，驚得她不知所措。她比以往看上去要活躍了一些，我從她干活時舉止伶俐了許多能看得出來。同時，她的呼吸聲也不那么深重了，透過門縫，我所聽到的呼吸已如涓涓細流一樣舒緩。她在收拾我放在門口的垃圾時一如往常的仔細，我精心偽裝的“垃圾”她大都能及時發現，把它們收進那個干凈的袋子中。只是有一回我放的半罐綠豆粉被她棄了，她打開蓋，看了幾眼，就把它扔進臟的編織袋中了，我想綠豆粉的顏色大約使她以為它發霉了。

每隔半個月，我照例把兩大捆刊物交給她，她再拿到南安街的老伯那里。有一次她興沖沖地告訴我，上回送去的刊物賣了多半，老伯分給她三十多元錢。她問我喜不喜歡綠色的頭綾子，她見我總是披著長發，想讓我束一束頭發。我說我喜歡金黃色的，她欣喜地說就為我買金黃色的。兩天之后，她的腳步聲出現在門口的時候，我見她從藍袍子的口袋中掏出一條金黃色的緞帶，她把它抖了幾下，然后湊近我的門。她的身軀擋住了門鏡，我的眼前漆黑一片，看不見她把那緞帶是怎么固定在門上的。當她的身影移開的時候，我看見了一條閃著陽光般光澤的頭綾子，它就像一道飛來的流云悅人眼目。她一出樓口，我就迫不及待地打開門。那緞帶是用透明膠布固定在門上的，我把膠布揭掉，捧著柔軟、光滑而又無限燦爛的它，梳起一根獨辮，用它做結。我打的是蝴蝶結，它看上去鮮潤、明媚極了，就像一盞菊花燈，照亮了我晦暗的臉。

逢到下雪的日子，她來得比平素要早。她仍然穿著藍袍，不過里面套著棉襖。她也還包著土黃色的頭巾，不過不戴口罩了，我猜她的肺抵御灰塵的能力增強了。她的狀態極似一棵原以為干枯了的老樹，不知經過了哪一場的和風細雨，突然又萌發新綠，充滿生機了。

臘月的一個午后，我正在書房接收一份傳真，走廊里突然傳來一陣悠揚的口哨聲。跟著，嘩啦嘩啦的掃地聲傳了進來。我連忙奔向門口，出現在門鏡后面的是一個二十幾歲的男青年，他滿臉疙疙瘩瘩的，很胖，他一邊打著口哨一邊掃樓道。我很納悶兒，那老女人哪里去了？她是生病了，還是有什么事情耽擱了，讓這小伙子替她一天？我放在門口的垃圾，恰好有給清掃員的半袋山木耳。當小伙子掃完地，手伸向那個垃圾袋時，我隔著門大喊了一聲：“別碰我的垃圾！”我打開門，望著這位不速之客。

小伙子撇了一下嘴，他指著垃圾袋狐疑地問：“這不是垃圾嗎？”

“那為什么不能收？”他問。

“你是誰？”我問。

“清理樓道的唄。”他說：“我是新來的，所以你見著我眼生。”

“原來的那個呢？”我迫不及待地問。

“她呀，人家現在不用她了，讓她回家了！”小伙子說完，快意地打了一聲口哨。

“為什么？！”我有些憤怒了：“就因為她老嗎？”

“那倒不是。”小伙子說：“街道辦事處原來看她家太困難，就把本該給年輕人的活分派給了她，可是她呢，一個快七十的人了，不好好伺候自己家的老頭，又跟南安街一個賣舊書的老頭搞上了，街道上的人就把她打發回家了。那賣舊書的老頭不是有錢嗎？讓他養她好了！”小伙子說完，就去提那個剛被他放下的垃圾袋，這次我沒有制止他。

我問小伙子：“那個掃樓道的老太太自己有老伴啊？”

“沒有的話她也不應該去搞呀，她都這把年紀了，再說她自己家還有一個。那老頭癱了快二十年了，她可能伺候他伺候煩了。”小伙子發完牢騷，顯然不想再耽擱時間，他提著聚集在一起的垃圾袋，去五樓了。與我同樓層的一號門近段時間家中無人，所以他輕松地繞過去了。小伙子收拾垃圾痛快多了，他不提什么大的編織袋，只是帶著笤帚和撮子，把掃得的東西就近裝進住戶的垃圾袋中，然后把幾個垃圾袋拴在一起，提著它們走，那樣子很像開個體小飯店的廚子在菜市場買菜，買得七八袋后，能用一只手一并提走。應該承認，這樣的樓道清掃員看上去更舒服一些，因為他年輕、有力氣，看他做活心里服帖，沒有負疚感。可是我卻放心不下那老女人，難道她真的和南安街的老伯好上了？

為了探個究竟，當積攢的刊物有了一定數量后，我提著它們到南安街去。那是個陳舊的冬日午后，天空灰蒙蒙的。冷風颼颼刮著，除了車聲，幾乎聽不到人語。行人個個因寒冷而縮著脖子，他們的話似乎讓寒風給凍結了。

南安街的舊雜貨市場到了冬季冷清多了。市場里少見顧客，路上的白雪已被踩得又臟又亂，上面遺棄著煙頭、紙屑、果皮以及誰家的寵物狗遺留下的糞便。老伯戴著一頂咖啡色呢氈帽，正站在舊書攤前給一些書套上白色透明的塑料袋。他見了我“哎呀”叫了一聲，說是他本想這兩天跟老梁去我那里認個門的，以后由他去我那里取刊物。我不知道老梁是誰，他就笑著說：“就是你領來的那個清掃樓道的老太太呀！”老伯說：“她跟我說她在家學做裁縫，不掃樓道了，以后讓我自己取刊物。其實我也不該讓她來送的，她身體不行，每回到了我這里要歇上半小時才能緩過乏來。”顯然，清掃員沒有跟老伯說出她不被雇用的真實理由，她一定是怕傷害了他。我先前還在疑惑他們之間是否萌生了感情，現在終于相信了。

老伯對我說，他跟老梁去過她家，她也真可憐，因為自小家窮，父母早亡，她就被過繼給了姑姑。她姑姑家有個兒子，在亞麻廠燒鍋爐。姑姑作主，把她聘給了自己的兒子。婚后他們生了一兒一女，都是癡呆。她姑姑不認為是近親結婚使孩子癡呆了，而認為她天生是個喪門星，對她非打即罵。老梁生的女兒比兒子的癡要輕一些，智力雖有缺陷，但知道料理家務，她就把女兒嫁給外縣的一個窮苦農家。而那個男孩子，他如今四十好幾的人了，除了在街上閑逛和張嘴吃飯，連自己的衣裳都穿不利索。原先老梁的丈夫在亞麻廠還掙得一份工資，而且很健康，后來鍋爐發生爆炸，他失去了雙腿，在床上一躺就是二十年。先前單位還給醫療費和傷殘補助金，及至前幾年廠子效益不好，每個月只能領到二百多塊錢，她帶著一傻一殘兩個男人，把心都操碎了。

“難怪她這么大年紀了還要出來做事，真是不容易啊。”我感慨地說。

“咳，她那個表哥我也見了，真的就是個活死人，一天窩吃窩拉，連話都說不明白了。”老伯感嘆道：“我一去，他不用好眼神看我，還故意把床頭柜上的杯子碰到地上給打碎了，我真是可憐老梁，這女人這輩子太苦了。”

“你常和她嘮嘮嗑，她心情興許會好些。”我說。

“是，我隔三差五到她家幫她干點活兒。”老伯說：“有時候她也過來幫我賣書。她賣書不在行，能七折賣的書，她三折就給人家了。”說完，老伯哈哈笑了起來。

我跟老伯約好，以后刊物積攢到一定數量時，我就給他打電話，讓他來我家取。他把電話號碼給了我，而我將家中地址留給他。我們在說話的時候，老伯的手一直忙著，他將那些擺在書攤的舊書都套上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說是冬天風大，灰塵暴，容易把書吹變形和弄臟了。

離開南安街舊雜貨市場的時候，我的心平靜了許多。以后我不用再透過門鏡去觀察樓道清掃員了，我的垃圾也是真正的垃圾了。只是當樓道響起悠揚的口哨聲時，我有些悵然若失。那個小伙子清理垃圾是不定時的，有時上午，有時午后，有時則是晚上。不論什么時候，他總是吹著口哨，且吹的都是同一支曲子：《紅梅花兒開》。在深冬時節，這曲子就是閃爍在殘雪中的綠色，讓人有領略到春日陽光的感覺。

那一年的春節，我是在海南島度過的。正月初六從海口飛回我居住的城市時，正趕上降雪。從飛機上下來，看著漸漸被白雪覆蓋的機場跑道，不由暗自慶幸。如果雪在我起飛時就下，那么很可能就不能正常降落了。換上羽絨服鉆進出租車，看著北方蕭瑟的原野被雪花一片一片地染白，看著那漫長的雪路，我不由想起了老伯和老梁，不知這個年他們過得可好？家里可否掛了通紅的燈籠？我想休息一天后就去收發室把半月未取的郵件拿回來，好讓老伯來取刊物。

樓道里傳來陣陣搓麻將的聲音。此外，還有燉肉的香味飄揚著。大多數的北方人還沿襲著老輩人過年的傳統：窩在家里縱情地玩、盡情地吃。所以一走進樓道，熟悉的年味就飄揚而來。當我提著旅行箱走到六樓時，見我家的門上貼著一個紅地燙金的“福”字，這“福”字大極了，有半扇門那么寬。福字的邊緣還有龍鳳和牡丹的圖案，看上去喜氣洋洋的。是誰知道我沒有在家過年，而為我的門貼了“福”字呢？當我放下旅行箱要掏鑰匙的時候，又驀然在墻角發現一只白色硬塑花盆，花盆上放著一些碎報紙。我俯身把那些碎報紙清理出來，發現盆底呈蓮花形地均勻擺放著六個紅色的紙球，我已經全然明白了，連忙開門將花盆捧進屋子。我展開每一個紙球后，呈現在我手里的就是一顆沉甸甸的、圓潤的雞蛋！只是這雞蛋的外殼個個都用彩筆描畫著圖案，好像這雞蛋也在張燈結彩過年一樣。那圖案一個是一對喜鵲棲息在碧綠的枝條上，一個是天藍色窗欞下飄舞著的一對紅燈籠，還有一個是一個小男孩左右手各提著一條金鯉魚。另外三只蛋的圖案是這樣的：紅牡丹上落著的一對彩蝶；綠色的湖水上鳧游的一對鴛鴦；一個小女孩用雙手托起的兩個紅蘋果。

我似乎來到了一片鳥語花香的森林，無限的陶醉和幸福。還有什么禮物比它們更珍貴的呢？我把這六只彩蛋放入書柜，想著將來吃它們的時候，一定要仔細戳一個小洞，讓蛋汁慢慢流瀉出來，使蛋殼完好無損，我要讓它們成為我書柜中永久的一道風景。

時間嘀嗒嘀嗒地流逝了。又是春天了。我打開了封閉已久的窗戶，又可以呼吸戶外的空氣了。擺舊書攤的老伯每隔半個月來取一次刊物，每回他都不進門，只是站在門口和我講上幾句話。從他那里，我能了解到老梁的情況。他說老梁現在氣色很好，她的裁縫手藝雖然沒有學到家，但剪紙卻不錯，常在家剪一些彩紙拿到工藝美術社去賣。春節時送我的六只彩蛋，就是她親自畫的。隔個兩三天，她會到南安街幫助老伯賣舊書刊。我問過老伯，知道他的老伴早已去世，他是住在女兒家里。不知怎的，我在心里很盼望老梁的那個在床上躺了二十年的表哥丈夫早一點故去，我希望老梁在彩蛋上展示的圖景能盡快出現在兩個老人的生活中。

春天就像個年輕而壯健的大腳女人，走得刷刷的，很快就從我眼前過去了。而漫長的夏天則似一個年老的小腳女人，一步三嘆地來了。我忙于長篇的寫作，竟然疏忽了老伯已經很久沒來取刊物了。當那些舊刊物越摞越高時，我才想起給老伯打電話。接電話的是老伯的女兒，她用很平淡的語氣告訴我，老伯一個月前就故去了，讓我以后不用再打電話了。放下電話，我愣怔了許久，有些不相信這個突如其來的噩耗。我當即打車去了南安街舊雜貨市場，果然不見了那個舊書攤。向旁邊賣舊器皿的人問老伯去哪里了，那人一撇嘴對我說：“他到閻王爺那里報到去了，你要是不怕死，就去那里找。”說完，他又冷嘲熱諷地說：“上了歲數的人了，偏要趕時髦，還鬧了場婚外戀，我勸他他也不聽。你以為身子骨像年輕人那樣禁折騰啊，我看他這是自作自受！”從他的不平中，我能感受到老伯對老梁的濃濃深情。

老伯去了，老梁能否承受這樣的打擊？我不知道她的住處，只得向樓道清掃員打聽。那個總是吹著《紅梅花兒開》的小伙子對我說，他并不知道老太太住在哪里，讓我去街道辦事處問。到了街道辦事處，值班的一個肥胖的婦女對我懶洋洋地說，老梁這個人好面子，怕別人去她家，見到她家的寒酸，所以從不說住處，只知道在亞麻廠一帶住。

人的悲哀和同情心就像一枚枚被扔進河里的石子一樣，一開始還有棱有角的，經過時間溪水的不間斷的沖刷，它也就漸漸被磨得圓潤了。我沉迷在寫作中，只有偶爾在黃昏散步時會想起她來。想起她佝僂的身姿和蒼白而塌陷的臉，想起她轉身時無限緩慢的動作和沉重的喘息聲。

中秋節的午后，我正打算到市場上買上一些水果，晚上用來祭月，在我將要開門的時候，忽然聽到樓道里傳來熟悉的腳步聲。跟著，如拉風箱一樣劇烈的喘息聲飄揚過來。透過門鏡，我見她漸漸飄移過來。她看上去比以前更彎曲了，這使她顯得尤為衰朽不堪。她仍然穿著我所熟悉的藍袍子，不過沒有戴圍巾和口罩，那稀疏而斑白的頭發看上去格外凌亂。她懷中抱著一個牛皮紙包，她吃力地俯下身，把它放在我門口的墻角。

等她直起身時（事實上仍是彎著），她面對著我的門，我以為她會叩響，然而沒有，她只是無限深情地望著它，就像一個人面對失而復得的心愛之物一樣，目光充滿了懷念和溫情。我驀然想起，這門上貼著燙金的“福”字，是她和老伯一起來貼上的，她一定是在憑吊那個“福”字。她的目光由溫暖而變得濕漉漉，由濕漉漉而又變得凄涼和絕望。她一會兒退后一步看，這樣她離我遠了一些，我能看見她青色的打著好幾塊補丁的褲管；一會兒她又湊到近前看，這樣我只能望見她那張苦楚、衰老的臉。她似乎很想哭泣的樣子，我見她幾次抽搐著臉，可是淚水卻一滴也沒有流下。我實在不忍心再看她情深意切地懷念那個“福”字時的目光，我轉身回到書房，站在書柜前望著那六個一字排開的色彩鮮艷、圖案妖嬈的空蛋殼，淚水不由潸然而下。

那牛皮紙袋里如上兩次一樣放著六個雞蛋。不過它們沒有像以往一樣被逐一層層包裹著，而是青白地裸露著。它們也不是一般大小，有兩個外殼已被磕裂了縫。透過裂縫，能隱隱看見里面如火山般瑩瑩欲動的蛋黃。

那晚上的月亮一頭鉆進厚厚的云層里，一直沒探出頭來。我供在陽臺上的水果，想必是它連看也沒看上一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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