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鸝、戴茜：普惠保險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研究綜述及思考

作為經濟減震器和社會穩定器，保險始終是保障民生和服務社會的重要工具。我國目前已穩居全球第二大保險市場，但從保險深度、保險密度和保障覆蓋面等核心指標來看，仍與發達國家水平有相當大的差距，這既反映出我國保險市場的發展潛力，也凸顯了“十五五”期間發展普惠保險的戰略價值。一方面，普惠保險能通過下沉保障服務化解民生風險，為社會經濟穩定發展夯實基礎；另一方面，普惠保險可推動保險業跳出傳統業務紅海，以“普惠化、數字化、精細化”轉型開辟新增長極，成為行業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在此背景下，“完善普惠保險監測評估”已成為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的關鍵環節。

普惠保險的定義與核心領域

2024年6月，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發布了《關于推進普惠保險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為我國普惠保險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方向，即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廣泛覆蓋、公平可得、保費合理、保障有效”的保險服務。基于普惠金融的原則和我國普惠保險的實踐，貝多廣，邢鸝等（2025）將普惠保險定義為“政府引導，商業保險機構主導，社會多方力量參與，為保險保障不足的群體，特別是弱勢人群和小微企業，提供適當有效的保險服務，并承擔相應風險，旨在促進社會公平和經濟發展的保險模式”。

近年來，我國普惠保險的產品服務體系已初步成型，結合當前的數據可得性，可大致對標到以下四大核心普惠領域：一是“普惠小微保險”，主要針對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涵蓋其企財險、出口信用保險、保證保險、責任險及雇主責任險等；二是服務“三農”發展與鄉村振興戰略的“普惠涉農保險”，包括農業保險、農機保險、農房保險、農田保險以及鄉村人口人身保險等，當前核心險種是農業保險；三是應對老年群體、殘障人士、新市民、新業態從業人員人身保險，婦女“兩癌”險保險和其他特定風險群體或特定風險領域保險的“特定群體保險”，其中老年人相關保險是目前的核心業務線；四是“其他普惠保險”，包括聚焦健康保險范疇的大病保險、稅優健康保險，針對養老保障的個人養老金制度下的保險產品、專屬商業養老保險，面向城市的定制型普惠保險產品，以及其他政府支持、社會捐贈保險的人身保險，從當前業務布局來看，“惠民保”和惠家保等面向城市的定制型普惠保險產品是該板塊的主流產品。

基于以上分類，估算2023年我國普惠保險的保費規模約為3600億元，約占總保費規模的7%。 2024年，普惠保險規模達到4000多億，市場份額上升至8%。預計到2030年，普惠保險保費規模可達萬億規模。2025年6月，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與人民銀行印發了《銀行業保險業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實施方案》，進一步指引保險業持續豐富普惠保險產品供給、提供優質的普惠保險服務。隨著普惠保險市場的快速發展與制度建設的逐步完善，構建科學規范的普惠保險指標體系已成為當務之急。

國內外普惠保險指標體系綜述

01

國際普惠保險指標體系的研究

國際上對普惠保險（含小額保險）發展狀況的衡量和評估工作起步較早，多家國際保險機構與國際組織結合不同地區普惠保險不同發展階段的特征，構建了針對性的評估原則和衡量體系。

2011年，Milliman的小額保險中心（Micro Insurance Centre, MIC）設計了小額保險產品的S.U.A.V.E.（Simple, Understood, Accessible, Valuable, Efficient）原則，即小額保險產品必須簡單、易理解、易獲得、有價值和有效率。慕尼黑再保險基金會在此基礎上，增加了可負擔性（Affordable）和數字化（Digital）兩個指標，提出了SUA(A)VE(D)，認為這兩項原則也同樣關鍵。

2012年，安聯集團結合其主要服務對象是亞非拉等新興市場的低收入客戶，其中大多數人是首次進入金融服務市場，認為小額保險（microinsurance）應該包括4條原則，包括：符合保險基本原則；在發展中國家或新興市場銷售；絕大多數被保險人或資產來自低收入部門；政府補貼不超過50%。同時提出了7項小額保險評價標準，即產品和投保流程的簡潔易懂、分銷模式的高效便捷、數字化等，用以衡量小額保險是否有效滿足了客戶需求。

2016年，法國安盛集團推出普惠保險商業模塊（AXA Emerging Customers，現更名為AXA EssentiALL），為中低收入家庭和小企業解決保障需求，并提出了普惠保險的“3A”原則，即“可負擔（Affordable）、可及（Accessible）、有吸引力（Attractive）”。安盛認為，普惠保險產品應專注于客戶的基本需求，去除不必要的附加功能，以此保證普惠保險產品的價格實惠。同時，應當通過目標群體信賴的分銷渠道（如小額信貸機構、中小銀行、農民合作社、移動網絡運營商等）銷售普惠保險產品。此外，普惠保險產品本身也應具有吸引力，例如簡單易懂、條款清晰透明的合同，通過線上或（和）線下渠道提供便捷的服務流程，以及女性參保比例等社會指標。

2023年，瑞士再保險（Swiss Re）建立了“壽險健康險普惠性雷達”（L&H Insurance Inclusion Radar）分析框架，以“3A”作為衡量不同市場包容性程度的主要維度：可用性（Availability）、可及性（Accessibility）、可負擔性（Affordability）?！皦垭U健康險普惠性雷達”使用原始和二手數據，從保險技能、市場開發、金融素養、市場參與度等方面設置了9個二級指標，以及包括培訓、團險業務發展情況、人壽保險深度等在內的22個具體指標（見表1）。根據該指標體系，瑞再研究院對16個國家（5個發達市場、11個新興市場）進行分析，得出了各市場在不同維度的普惠性雷達得分（得分在0-1之間，越接近1表示該市場的普惠程度越高）。得分顯示，所有樣本市場在包容性方面都存在不足，新興市場的總體得分為0.50，發達市場的總體得分為0.65。

除商業保險機構外，一些國際組織也致力于衡量普惠保險市場發展情況。例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保險風險融資協調部門（Insurance Risk and Finance Facility，IRFF）編制了《普惠保險指南》（The Inclusive Insurance Navigator: A Guide to Designing Inclusive Insurance Products and Markets），旨在為普惠保險市場參與者提供實用工具、方法和案例，確保產品能滿足普惠客戶的真實需要。指南提出，衡量保險機構收入、賠付、盈利能力的財務指標，與保險產品投訴率等社會指標是相互關聯的，在衡量普惠保險發展水平時同等重要。國際保險監督官協會 （IAIS）也對考核普惠保險提出了關鍵績效指標，主要考慮三個原則：一是要通過發展保險市場、擴大保險覆蓋面推進普惠保險，二是確保在理賠方面公平對待不熟悉保險服務的弱勢群體，三是要同時確保商業機構的財務可持續性。

在2024年普惠保險國際大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clusive Insurance, ICII）上，國際勞工組織分享了評估小額保險產品的“AAARS”模型，即合適（Appropriate）、可及（Accessible）、可負擔（Affordable）、響應快捷（Responsive）和簡單（Simple），同時，保險業務的可行性和保險機構的可持續性也必須考慮在內，因此保險機構必須將數字化、市場需求和客戶參與相結合，構建可持續、可推廣且具有社會價值的普惠保險體系。

可以看出，國外普惠保險指標體系的核心聚焦于發展中國家的低收入群體，相關研究多以原則性探討為主，涉及具體可量化的指標較少。值得注意的是，國外指標體系更注重納入參保群體的實際感受與訴求，以此作為評價普惠保險發展程度的重要維度。

02

國內有關普惠保險測度的研究

國內引進“普惠保險”概念的時間并不早，目前尚沒有形成針對普惠保險發展監測與評價的成熟指標體系。張艷萍（2016）參考IFI的三維度邏輯，構建了保險普惠性發展指數（IID），具體指標包括：滲透性（每百平方公里保險機構數、每萬人保險從業人員數）、可獲得性（人均保費收入、人均保險金額）、使用性（保險深度、保險密度）。該研究發現，中國 31 個省市的 IID 絕對差距達 0.754，區域不平衡問題顯著。孫蓉等（2019）采用保險滲透性、產品接觸性、保險服務的使用效率三個維度綜合評述保險的普惠性發展水平，發現我國保險普惠性發展水平與經濟發達程度呈正相關，部分中西部省份通過政策補貼實現了“滲透性”指標的跨越式提升。

除了測度保險的普惠性發展水平，很多學者通過評價某一特定普惠性險種（如農業保險、惠民保等）衡量普惠保險整體的發展情況。復旦大學（2022）針對普惠型商業醫療保險，從保障能力（籌資適應性、風險共擔能力、持續發展能力）和保障水平（覆蓋廣度、寬度、深度）設計了6個一級指標和14個二級指標，借鑒人類發展指數（HDI）構建綜合指數。

李嘉良等（2024）研究構建了基于政策性農業保險的評價模型，確定了四個一級指標：財政補貼效率、產業保障能力、農戶福利水平、機構發展潛力，并相應設計了二級指標。研究結論指出我國農業保險發展水平近年來穩中向好，但存在波動性。李云仙、子芝蘭（2024）以大理州政策性農房地震巨災保險為例構建了評價體系，包括三個一級指標：政策效果、市場運作效果、民生保障效果，每個一級指標下有多個二級指標。

陳秉正等（2024）指出，普惠保險強調保險產品和服務的可獲得性、適當性（有用性）和可負擔性，同時也應具有商業上的可持續性。明確的普惠保險定義有助于制定支持政策、實施監管，以及制定相關的績效評價體系。在具體的針對保險機構的普惠保險評價指標設計方面，陳秉正認為應至少包括普惠保險產品市場接受情況指標（如投保率、覆蓋率、續保率等）、保險機構財務可持續性指標（如凈收入、償付能力、流動性等）、服務效率指標（如賠付率、理賠時效等）以及投資管理指標（如資產配置等）。

總之，我國目前尚沒有成熟且具備推廣價值的普惠保險指標體系。2024年6月發布的《關于推進普惠保險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里明確了普惠保險的 “四項基本原則” 及服務人群、重點領域等核心方向。但從既有研究來看，一是對普惠保險的內涵界定缺乏統一清晰的認知；二是對普惠保險核心的“可負擔性”與“可持續性”原則關注不足。此外，現有評價維度多側重供給端，少見從需求方視角衡量普惠保險發展成效的研究。

構建普惠保險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的思考

從國內外文獻中可以發現，要構建普惠保險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首要任務是明確普惠保險的定義和內涵外延，其次是根據普惠保險的特征及其構建原則，基于數據的可得性和可靠性，利用科學的方法進行評價和衡量。

01

把握普惠保險的定義和內涵外延

評價對象和范圍的清晰、統一，是保證構建評價普惠保險發展水平的指標體系、和評價結果可比、可信的前提和基礎。值得關注的是，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近期發布的《關于優化完善普惠保險重點領域統計工作的通知》，已明確界定四大類近 60 小類普惠保險險種的統計范圍，為把握普惠保險范疇提供了依據，也為數據標準化建設奠定了基礎。

02

加強普惠保險數據賦能

在構建普惠保險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的過程中，尤其需要解決數據可得性的難題。數據不僅要可得，還需要盡量選用公開、權威、可持續獲得的數據。然而目前普惠保險相關數據的披露制度正在完善中，特別是需求端缺少相應的調查數據，僅從供給端收集數據進行評價可能仍會使發展水平的刻畫有所偏移。

從普惠保險發展的角度看，數據賦能也迫在眉睫。對普惠保險產品進行合理定價，必須有可靠的數據支持，例如覆蓋率、歷史發生率、賠付率、費用率等。因此，如何充分挖掘普惠保險相關數據的作用，是目前關于普惠保險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研究任務之一。

03

發揮政策引導的支持作用

發展普惠保險離不開政策的指引和支持，特別是在起步階段，但這種支持需要堅持適度、節制的原則，避免過度干預。構建普惠保險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并非為了開展考核或功利性評價，其核心目的在于精準識別普惠保險發展的薄弱環節，為政策精準發力、重點突破提供科學依據，進而提升政策支持的效率與成效。

在這一動態發展過程中，政府可從三方面有所作為：一是鼓勵多元化籌資機制，整合政府補貼、國際組織資金、企業投資、社會資本等多方資源，降低重點群體的參保門檻；二是搭建普惠保險綜合服務平臺，精準對接普惠群體的保障需求，引導保險機構開發適配性產品，簡化投保、核保、理賠全流程服務；三是要加強保險消費者保險教育與風險知識普及，提升普惠群體的風險意識與保險認知，為普惠保險高質量發展筑牢社會基礎。

在我國發展普惠保險，尤其需要把握其“政府引導、商業機構主導”屬性，盡管普惠保險離不開政策的引導和支持，但仍應堅持其商業運作邏輯，正視普惠保險發展過程中存在的風險，通過科學的運營機制支持普惠保險的增長，并對其進行合理的評價。

因此，構建普惠保險評價指標體系，應以普惠保險市場發展動態為核心支撐，將市場主體參與度、產品供給效率、服務觸達深度等關鍵市場變量系統納入；同時須以消費者權益保護為根本準則，全面考量普惠保險“可及性、可負擔性、保障屬性、可持續性”的核心特征，最終形成既契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又能有效引導行業高質量發展的標準化評估框架。

（注：本文原文刊載于太保集團主辦的內部季刊《中國商業保險》2025年第4期）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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