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李南沉們高喊“消滅小農經濟”，然后呢？

“消滅小農經濟”，這句話在關于中國農村改革的討論中，越來越響亮。以溫鐵軍教授為代表的一批專家學者，不斷強調小農經濟的局限性，認為分田單干只能解決溫飽，無法實現致富，必須用新型集體經濟取而代之。他們的觀點在學術界和輿論場引發了廣泛共鳴，對“三農”問題的深切關懷也令人尊重。

然而，作為一個在農村一線摸爬滾打多年的實踐者，孫洪鶴在認同其方向的同時，卻感到越來越深的不安。

你們描繪的集體經濟的藍圖很美，對小農經濟的批判也很犀利。但是，然后呢？“消滅”之后怎么辦？2.3億農戶的生計如何安放？集體經濟由誰來經營？搞砸了又由誰來兜底？孫洪鶴忍不住要問一問！

喊口號誰都會，但農民要的不是口號，是辦法。一味強調“消滅”，卻拿不出系統的、可落地的方案，這不是專家，這是不負責任的“空想家”！ 今天，孫洪鶴就來深入探討一下，中國集體經濟改革的“最后一公里”，到底該由誰來走，又該怎么走？

只講“治病”不開“藥方”，是對農民的不負責任

讓孫洪鶴先梳理一下這些專家的邏輯。他們正確地指出了小農經濟的痛點：

規模小、成本高、抗風險能力弱、市場議價權低。因此，他們認為必須用規模化、組織化的集體經濟來替代。

這個診斷部分正確，但問題在于，他們沒有開出藥方。

怎么替代？

是靠行政命令強制收回土地，還是靠市場手段逐步引導？是建立集體農場統一經營，還是通過合作社提供服務？是把農民變成拿分紅的股東，還是變成領工資的雇工？這些關鍵的執行路徑，鮮有清晰的答案，就算有了明確的方向，那么，能不能夠落實下去？現在的集體經濟，不是村干部經濟呀！那如果村干部不懂經濟怎么辦？

河南多地農村，出現了以“鄉村大食堂”名義搞培訓，向當地的村支書收培訓費，搞鄉村大食堂加盟連鎖化，據說加盟費幾萬塊錢，那這個錢誰來出？當地的農村沒有產業鏈做支撐，錢從哪里來？那這說明了什么呢？那我們的集體經濟就要依賴于這樣的組織者嗎？

誰來替代？

全國有50多萬個行政村，真正能稱得上集體經濟搞得好的，比例極低。大多數村集體經濟組織是“空殼”，賬上沒錢，手里沒項目。許多村干部，連自家的承包地都經營不好，又如何能帶領幾百上千號人搞現代化集體經營？很多村干部不研究產業鏈，不能夠幫助種植戶和養殖戶賦能，甚至連當地的特色農產品都賣不出去，還大搞什么鄉村大食堂？還要到處交學費去跟所謂的專家學習鄉村經濟，請問這個現象怎么看？

很多所謂的專家，沒有實際的項目，主要就是靠收服務費賣課程賺錢，請問？這個現象合理嗎？河南某地還搞什么百村共富聯盟，怎么付？后來發現每個村收加盟費幾萬塊錢，100個村，那就是小千萬塊錢的收益，誰賺了誰賠了？

替代失敗怎么辦？

企業可以破產注銷，但集體經濟能破產嗎？如果投入了土地、資金和勞動力的項目失敗，農民失去了土地這個最后的保障，生活陷入困境，誰來負責？誰來兜底？

只講理念，不講方法；只談方向，不談路徑；只定目標，不談過程。

這不是對農民負責的態度，而是把他們當成了驗證自己理論的“試驗品”。農民最樸素的智慧是：不怕路遠，就怕沒路。

你描繪十年后的美好生活，他們愿意相信；但你得告訴他，明天、明年、后年，每一步該怎么走。沒有具體的辦法，再好的愿景也只是空中樓閣。

集體經濟改革，不是“消滅”而是“提升”

那么，正確的態度應該是什么？鄉村經濟CPS的開創者孫洪鶴認為：集體經濟改革的目標，不是消滅小農經濟，而是提升和轉型小農經濟。

為什么不能“消滅”？因為在當前階段，小農經濟承擔了太多集體經濟無法替代的功能。

它是數億農民的“就業蓄水池”。 經濟形勢好時，農民進城務工；經濟下行或遭遇危機時，他們可以返鄉務農。這個“穩定器”功能，任何其他經濟形式都難以替代。

它是農耕文明的“活態傳承者”。 從節氣農諺到耕作技藝，從鄉土菜肴到鄰里互助，這些寶貴的文化基因都與小農經濟模式緊密相連，是鄉村振興的靈魂所在。

這些功能，現階段任何一個激進的改革方案都無法替代。因此孫洪鶴說：在集體經濟尚未強大到可以獨立行走之前，小農經濟就是它不可或缺的“拐杖”，是發展的基礎、是風險的退路、是社會穩定的基石。

這就好比蓋樓，你不能先把地基挖了，再去想怎么蓋。小農經濟就是集體經濟的地基，地基不穩，樓蓋得越高，風險越大。

正確的做法，是賦能和改造小農經濟，引導它從“傳統小農”向“現代小農”轉型：從單打獨斗變成組織化協作，從賣原料變成賣品牌、賣價值，從單一種植變成全產業鏈發展。

孫洪鶴總結：當小農經濟被激活、被提升后，它便能為集體經濟的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而壯大后的集體經濟，又能反過來為小農戶提供更好的服務。兩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而應是 “雙向奔赴”、相互賦能、共同成長的伙伴關系。

無視南北差異的“一刀切”，是水土不服的根源

主張“一刀切”消滅小農經濟的另一個根本性錯誤，在于無視中國農村巨大的地域差異。

北方平原廣闊，土地連片，適合規模化、機械化的集體經營。南方丘陵縱橫，土地零散，氣候多樣，適合精細化、特色化的小農經營。

這種差異，決定了農村發展道路的多樣性。沒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適合的模式。 北方可以探索以集體經濟為主的規模化道路，南方則可以走以特色小農為基礎、集體經濟提供服務的融合發展之路。

用一個模式套全國，無異于削足適履，結果只能是“水土不服”。

集體經濟發展路上的人才“攔路虎”

那些將集體經濟過度理想化的專家們，也低估了它發展中的現實挑戰。

“干部經濟”的陷阱。

在許多地方，集體經濟變成了幾個村干部的“私人領地”。賬目不公開，收益不透明，決策一人說了算，甚至出現村干部挪用、貪污集體資產的現象。這樣的集體經濟，怎能贏得農民的信任和支持？

“經營能力”的短板。

絕大多數的村干部還是農民思維，干了一屆兩屆，還是農民！種地的好手，不一定是經營的好手。讓習慣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村干部去跑市場、談客戶、做品牌、搞風控，無異于趕鴨子上架。盲目投資、決策失誤導致集體資產流失的案例，比比皆是。

“失敗風險”的后果。

企業失敗了，股東承擔有限責任。集體經濟失敗了，損失的是全體村民的“保命田”和“血汗錢”。由此引發的上訪和糾紛，往往多年難以平息。

“利益分配”的難題。

集體經濟賺了錢，怎么分？是按人頭平分，還是按入股土地多少分紅？村干部的貢獻如何體現？分配不公，集體經濟就會變成新的矛盾制造機。

這些問題，是集體經濟改革中繞不開的“攔路虎”。只談理想，不談問題，不是真正的建設者。

孫洪鶴不光反映問題，還給出解決問題的明確答案：鄉村經濟CPS模式，打通“最后一公里”

基于二十余年的實踐，孫洪鶴總結出一套旨在解決上述問題、打通集體經濟改革“最后一公里”的系統方案——鄉村經濟CPS模式#鄉村經濟CPS?

這不是一個空洞的理論，而是一個經過項目驗證的、可落地、可復制、可持續的操作系統。它的核心理念，不是“消滅”小農，而是“賦能”小農；不是“替代”小農經濟，而是“提升”小農經濟。

孫洪鶴鄉村經濟CPS模式由三端構成：

C端（城市消費端）：孫洪鶴強調以追求品質生活的城市寶媽群體為核心。她們是優質農產品的消費者，是鄉村價值的傳播者，也是潛在的鄉村創業合伙，她們通過真實體驗和真誠分享，為優質農產品建立了直達城市的信任通道。

P端（平臺服務端）：孫洪鶴強調以村支書和返鄉創業者、本地服務商、專業機構組成。

他們是資源的整合者、服務的賦能者、運營的管理者。在這里，村集體合作社可以作為P端的重要運營主體，為小農戶提供各類服務。

S端（鄉村生產端）： 孫洪鶴推薦以家庭農場、合作社、小農戶為主體。他們是產品的直接生產者，是鄉村價值的源頭。這里，就是升級后的小農經濟的“大本營”。

三端協同，形成一個“城市消費驅動、平臺服務賦能、鄉村生產筑基”的可持續鄉村經濟生態。

孫洪鶴鄉村經濟CPS模式如何“提升”小農經濟？——五步賦能法

1. 標準化賦能： 幫助小農戶建立從選種、種植到采收、分級的標準化生產流程。例如，在靈芝基地，合作社統一提供菌種、統一技術指導，讓農戶按標準生產，產品品質實現了質的飛躍。

2. 組織化賦能： 將分散的小農戶組織起來，成立合作社，實現抱團發展。統一采購農資可以降低成本，統一技術指導可以提升品質，統一品牌銷售可以提高議價能力。

3. 品牌化賦能： 幫助小農戶打造屬于自己的產品品牌。通過C端寶媽的真實口碑傳播，讓產品從無名無姓的“土特產”變成有故事、有溫度的“品牌貨”，溢價能力大幅提升。

4. 產業化賦能： 延伸產業鏈，從單一的種植環節向加工、體驗、文旅等方向拓展。丹東藍莓基地，從夏季采摘擴展到春季賞花、秋季加工、冬季銷售，實現了“四季經濟”，收入成倍增長。

5. 數字化賦能： 引入產品溯源、電商銷售、社區運營等數字技術。通過C端社群網絡，讓小農戶的產品直達城市家庭，砍掉中間環節，實現利潤最大化。

孫洪鶴鄉村經濟CPS模式如何“壯大”集體經濟？

在CPS模式中，村集體經濟組織可以扮演P端“服務者”的角色，通過為小農戶提供以下服務來獲得收益、積累資本：

技術服務： 引進專家，統一技術指導。采購服務： 統一采購農資，降低生產成本。銷售服務： 對接C端渠道，統一品牌銷售。金融服務： 對接銀行，解決農戶融資難題。培訓服務： 組織技能培訓，提升農民素質。

通過這些服務，集體經濟組織不僅能獲得穩定的服務性收入，還能在服務過程中增強與農戶的聯結，積累經營經驗，逐步壯大自身實力。同時，集體經濟還可以通過土地、資金入股等方式，直接參與S端的產業項目，分享增值收益。

張慶康靈芝基地的案例就是“雙向奔赴”的生動寫照：農戶通過標準化種植，收入增長65%；合作社通過提供菌種和技術服務，獲得穩定收入；村集體通過參與分紅，集體經濟得以壯大。三方共贏，協同發展。

讓我們做一個思想實驗。

假設我們聽從了“消滅派”專家的建議，將2.3億農戶的土地全部收回，建立起全國統一的集體農場。然后呢？

誰來經營這50多萬個集體農場？我們上哪去找50多萬個懂市場、會管理、有情懷的“農業CEO”？如果只能依賴少數精英或外部資本，這和“資本下鄉”有何本質區別？

農民變成了“農場雇工”，他們還會像經營自家土地那樣精耕細作嗎？沒有了“為自己干”的積極性，生產效率如何保證？

集體農場賺了錢，復雜的分配機制能保證所有人都滿意嗎？會不會引發新的內部矛盾？

最關鍵的是，萬一經營失敗，土地被糟蹋，資金被虧空，失去了最后退路的數億農民，將何去何從？這個巨大的社會風險，誰能承受？

反過來看孫洪鶴的鄉村經濟CPS模式的道路：

孫洪鶴建議保留小農經濟的主體地位，通過賦能將其“現代化”；同時讓集體經濟扮演“服務者”和“賦能者”的角色，在服務中發展壯大。 這樣，小農經濟是“壓艙石”，集體經濟是“發動機”，兩者互為支撐，共同抵御風浪。

哪個路徑更穩健？哪個方案更具可操作性？答案不言自明。

鄉村振興，需要實干家，而非空想家！文章最后，孫洪鶴想對那些主張“消滅小農經濟”的專家們說：

你們指出的方向，我們認同；你們描繪的愿景，我們向往。但是，方向不等于方法，愿景不等于路徑。

你們指出了“病”，卻沒有開出能治愈的“藥”；你們規劃了目的地，卻沒有畫出能抵達的“路”。農民不需要空洞的口號，他們需要的是明天就能上手干的“操作手冊”；農村不需要試驗場，它需要的是經得起實踐檢驗的“成熟方案”。

鄉村振興的“最后一公里”，需要的不是站在高處揮舞旗幟的“空想家”，而是能彎下腰來，和農民一起解決一個個具體問題的 “實干家”。

孫洪鶴的鄉村經濟CPS模式，正是這樣一套從泥土里長出來的、經過市場檢驗的、可落地的系統方案。它不是要消滅誰，而是要成就誰；不是要替代誰，而是要攜手誰。它探索的是一條 “小農升級、集體壯大、城鄉融合” 的協同發展之路。

如果你們真心熱愛這片土地和人民，就請睜開眼睛看看這些來自一線的探索，放下身段學習這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果你們仍然堅持要“消滅”，那么請回答我最后一個問題：

消滅了小農經濟，誰來為2.3億農戶的生計兜底？誰來承擔集體經濟可能失敗的社會代價？

在你們能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之前，請先停止喊“消滅”。因為，農民的土地，經不起任何不負責任的豪賭。

本文由鄉村經濟專家、鄉村經濟CPS模式開創者、道商理論奠基人、鄉村經濟CPS全國大聯盟發起人孫洪鶴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