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位委員在全國兩會上道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話:這個稅起征點,該漲漲了。 自2018年定格在5000元至今,七年過去了,豬肉價格漲了,房租漲了,補習班的費用翻著跟頭漲,唯獨這起征點,像是被凍住的刻度線,一動不動地戳在那里,冷冷地看著蕓蕓眾生。
洪明基委員建議,把這根線提到8000到10000元。 消息一出,評論區里一片叫好,但也夾雜著幾聲清醒的冷笑:這點“蚊子腿”,真的能救活當下這潭死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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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別急著潑冷水。咱們得承認,這確實是“補低、擴中、調高”的一步務實棋。 對于月入八千到一萬五的“夾心層”來說,每月多出幾百塊錢,不是一筆小錢。 那是孩子的一節鋼琴課,是父母的兩盒降壓藥,是月底能咬牙下頓館子的底氣。這群人,是消費的毛細血管,是經濟的末梢神經,他們兜里有錢,真敢花,也真能暖了街頭小販的生意。
可話說回來,若只盯著這起征點,又難免陷入“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短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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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好比我們一邊在修補漏水的屋頂,一邊卻任由屋里的水管四處爆裂。現行的專項附加扣除,聽起來很美,什么租房、養娃、贍養老人,似乎面面俱到。 但在現實中,卻成了一場“證明你媽是你媽”的繁瑣游戲,甚至學術界早有研究指出,這種扣除方式存在“逆向調節”,讓更有渠道申報的人占了便宜,真正的底層反而無從下手。
更深的諷刺在于歷史的縱深感。回望1980年,個稅起征點定在800元,那時候能交稅的是極少數的“高收入者”,是一種榮耀的象征。2006年漲到1600,2011年提到3500,2018年漲到5000。 每一次上調,都是對通貨膨脹的一次追趕,對民生疾苦的一次撫慰。可如今,這五千塊的門檻,在一線城市甚至擋不住一個合租隔斷間的月租。這門檻,不再是區分富與貧的標尺,反而成了打在“偽中產”臉上那看似體面實則尷尬的巴掌。
我們不禁要問:這稅,到底收的是誰的錢?如果工薪階層成了納稅的絕對主力,如果“月薪過萬”在北上廣深活得像個乞丐還要被割一刀,那這稅制的調節功能,是不是在某種程度上了失了焦?
當然,有人會說,財政要吃飯,減稅空間有限。 但別忘了,與其讓錢在空轉的金融游戲里打水漂,不如讓利給那些在菜市場為一毛錢討價還價的老百姓。這不是施舍,是還富于民,是激活一潭春水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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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起征點,哪怕提到一萬,也絕不是改革的終點。 它應該是一聲發令槍,槍響之后,我們更該狂奔向那個更公平、更科學的綜合稅制體系——讓資本所得和勞動所得在同一把尺子下衡量,讓富人多繳、窮人少繳、寒者不繳。
否則,只調起征點,不傷及筋骨,終究不過是一塊含著有點甜、嚼著卻沒味的甘蔗渣。最后,用一首打油詩總結一下:
七載未調線,米珠薪桂年。
稅前稱體面,稅后嘆辛酸。
房貸壓脊背,藥費催鬢斑。
提額非上策,改制需攻堅。
#建議提高個稅起征點至8000或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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