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新人 | 楊連星：制度型開放助力高質量發展

▋社科新人

青年是國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來。上海市一批青年才俊逐漸涵蓋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領域,形成了具有上海特色的青年學人共同體,這對于加強社科理論隊伍建設和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發揮了積極作用。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的指導下,上海東方青年學社近日組織評選出了2022—2023年度“上海社科新人”，本報將陸續予以推介,聚焦其傳承學術、創造思想、影響社會的使命擔當。

本期推介的上海社科新人（2022—2023年度）是華東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副院長、博士生導師楊連星，他兼任上海世界經濟學會副秘書長、華東師范大學中國自貿戰略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他主要研究方向是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領域。

原文 ：《制度型開放助力高質量發展》

作者 |華東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副院長 楊連星

圖片 |網絡

構建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推動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更為安全的開放，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所在。

自貿區提升戰略與制度型開放

如何釋放制度開放紅利，進而破解高質量發展面臨的堵點和困境，需要全面剖析制度型開放的內涵，進而精準把握釋放制度型開放紅利的關鍵領域。基于此，針對制度型開放的研究，主要可以從三個方面展開：

一是針對制度型開放的內涵研究，目前研究仍然聚焦在主動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方面，著重探究關于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等系列領域的規則，但對于制度型開放的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研究尚未形成系統性框架。已有研究主要關注投資、貿易、金融、創新等對外交流合作的重點領域，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但是“邊境后”制度創新領域超越傳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關于產權保護、產業政策、環境標準、勞動保護、政府采購等涉及國內經濟運行的“邊境后”制度安排，現有研究仍存在碎片化等問題，亟待深入厘清如何通過制度創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開放的深度和質量。

二是在制度型開放的關鍵領域自貿區提升戰略方面，目前大部分研究與自貿區發展現實存在脫節。一方面，針對自貿區的內涵而言，自貿區作為制度開放創新高地而非政策洼地，但是既有研究仍未厘清自貿區究竟是“經濟特區”還是“制度特區”，即在現實層面自貿區是一個獨立行政區，還是停留在制度層面的統籌協調區，已有研究仍未能給出清晰一致的回答。另一方面，針對自貿區的使命而言，如何發揮釋放自貿區制度型開放紅利，如何在“為國家試制度”和“為地方謀發展”之間取得均衡，自貿區仍面臨著發展使命方面亟待厘清的理論和現實問題，既有文獻對此也鮮有涉及。此外，在自貿區提升戰略及未來使命任務方面，為實現自由貿易試驗區制度型開放水平、系統性改革成效、開放型經濟質量全面提升，如何構建形成更為科學有效的自貿區評價指標體系，進而引領推動自貿區成為開放層次更高、營商環境更優、輻射作用更強的改革開放新高地，也是當前亟待回應的重要現實命題，需要進一步通過深入實踐給予系統回答。

三是在高標準自貿區建設的制度型開放方面，“擴圍、提質、增效”成為推進構建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的關鍵所在，但是對于高標準自貿區建設深化規則領域及其影響，相關研究仍然較少。在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方面，已有定量研究多側重在自貿協定水平深化，即協定WTO+和WTO-X領域的核心條款覆蓋程度，以及邊境深度條款和邊境后深度條款的覆蓋程度提升，但關于對接高標準經貿規則的核心領域與協定垂直深化方面，探究較少。在當前CPTPP協定談判涉及的核心領域中，產權保護、產業政策、環境標準、勞動保護、政府采購等垂直深化研究尚顯不足，未來需要以自貿協定異質性垂直深化為基礎，全面探尋中國自貿區深化升級路徑，進而支撐高標準經貿規則的壓力測試。

國際經貿秩序重構與高水平開放

地緣政治沖突、逆全球化貿易爭端等因素疊加，中國在國際經濟秩序重塑中扮演著愈加重要的角色。但相較于中國貿易大國地位與趨勢，中國在全球經貿規則制定的話語權與實踐方面，仍然存在極大的“缺位”。基于此，立足大變局下國際經貿規則秩序重構背景，亟待從數字貿易規則、制度開放風險等方面展開研究。

一是聚焦數字貿易發展，基于促進數字貿易發展的視角，優化區域數字貿易規則的設計，成為當前數字強國建設和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關鍵所在。全球化進入“數字貿易驅動”時代，數字貿易日益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引擎，然而，全球數字貿易規則呈現多元化發展趨勢，數字貿易規則尚未達成統一模式，貿易數字化面臨若干新問題和新挑戰。因此，如何加快構筑數字貿易規則深化的“中國范本”，成為新發展格局下全球高標準自由貿易區戰略的應有之義。已有文獻多從引致效應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對于數字貿易影響因素也僅涉及互聯網基礎設施、國內信息管理規則和全球規則環境等，缺乏針對數字貿易規則和條款深化領域異質性的研究，未來研究需要側重將數字貿易條款異質性，完整引入相關理論框架和經驗研究策略，進而有助于促進中國在全球新一輪數字貿易規則制定中掌握主動權，以此推動多邊范圍內數字貿易規則的建立。

二是針對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研究，在大變局下厘清我國在全球范圍內資源配置的開放新格局和新舉措，對于全球經貿規則制定的話語權與實踐影響，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價值。然而，當前將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與中國改革實踐相結合的研究仍然較少。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采用“總體漸進”和“試點先行”的路徑，推動更為安全的開放，堅持底線思維、極限思維，以新安全格局服務新發展格局。基于此，能否針對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可能出現的問題，進行相對完整的理論與對策研究，對降低制度型開放風險尤為重要，這也是當前國際經濟研究學者面對的重要課題。

三是在吸引高質量外資方面，需要進一步嘗試厘清制度開放與吸引外資之間的關系，進而借助新的經驗證據刻畫新型國際投資現象，以此在新發展格局下，提升國際經濟循環的質量與全球經濟治理能力。在國際經貿秩序重構背景下，如何發揮制度型開放吸引高質量外資的重要作用，仍然有兩個重要關鍵問題需要深入探究：一方面，需要全面梳理負面清單、自貿區建設等制度型開放措施，科學評估其對于高質量外資的影響機理。基于制度型開放“五自由一便利”相關創新投資條款的深化趨勢與特征，全面定量評估厘清制度型開放對于外資的影響機理，不僅有助于穩外資，同時對于全球供應鏈產業鏈穩鏈固鏈，極具重要的現實價值。另一方面，在高質量外資方面，不僅需要厘清制度型開放對于投資的“結果”變化影響，更重要的是識別出對于投資的意愿變動影響，通過突破性區分識別投資促進和投資便利性條款的影響差異，彌補既有研究結論局限，對已有研究形成有益補充。

治學談：

我主要研究方向聚焦于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領域，自攻讀博士以來，我開展既一脈相承又各具特色的系列研究：一是在制度型開放層面，為構建全球高標準自貿區網絡，提供微觀經驗證據；二是在對外投資層面，以量化制度型開放，推動高質量對外投資政策優化；三是在出口貿易競爭力層面，聚焦數字貿易等貿易新業態領域研究，為全球經貿規則體系變化提供應對舉措。已有研究通過破解高水平對外開放面臨的一系列難題，創新性以自貿協定異質性深化研究，探尋中國自貿戰略升級路徑，基于企業產業鏈供應鏈視角剖析科技自立自強影響，在高質量吸引外資、自貿區提升戰略等領域形成突破性成果。在社會服務方面，主動對接服務國家區域重大開放戰略需求，部分成果獲正國級以及副國級等采納批示30余項。在理論宣傳方面，注重講好中國式現代化開放故事，在光明日報、中國教育報等發表理論報刊文章20多篇。在理論闡釋方面，注重推動黨的創新理論體系化、學理化研究，理論專著《開放新高地：上海自貿區提升戰略》入選2023年“上海智庫報告”。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91期第2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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