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湖學”專刊｜陳鵬兒 沈壽剛 邱志榮：春秋紹興水利初探

陳鵬兒 沈壽剛 邱志榮

“鑒湖學”專刊（九）

春秋紹興水利初探

【提要】紹興是我國歷史名城之一，自南而北，形成“山——原——海”的臺階式特有地形。春秋末期，于越部族在山、原、海不同地形上，興建了眾多特色鮮明的水利工程，形成立體狀的工程體系。研究這些問題，對于探求本地區水利的起源、水利與地理環境的關系及水利在社會政治經濟中的地位有重要意義。

紹興是我國的歷史文化名城，素以“水府澤國”、“魚米之鄉”著稱于世。紹興水利源遠流長，內涵豐富，曾誕生了鑒湖、三江閘等許多著名的水利工程。過去，研究紹興水利歷史，由于缺少先期水利的實物依據，多數是從鑒湖開始的。為了尋根探源，筆者對現存的春秋堤塘進行了考察研究。現根據考證結果，結合文獻資料，試就春秋時期紹興水利的概況和特色作一初步探討，以起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

春秋時期的紹興，南為會稽山，北濱后海（杭州灣），東臨曹娥江，中間是一片向西延伸的沼澤平原（山會平原），具有“山—原—海”的臺階式特有地形。源于會稽山地的古稱三十六源之水，自南而北沖入平原，構成眾多自然河流，分別注入后海和曹娥江。錢塘江下游主槽出南大門，緊迫山會平原北緣掠三江口而過。后海潮汐沿曹娥江等自然河流上溯平原，與會稽山水相頂托，在平原地區潴成無數湖泊。 一旦山水盛發或大潮上溯，平原湖泊則泛濫漫溢，成為一片澤國。

春秋紹興水利最早見于文獻記載的是素有我國地方志鼻祖之稱的《越絕書》1。它比較詳細地列記了公元前 493 年至公元前 473 年越國興建的水利工程。主要有吳塘、苦竹塘、富中大塘、練塘、石塘、古水道和山陰小城、大城等2。這些工程，按工程類型可分為堤塘、河溝和防洪城墻三大類，按地型劃分又可分為山麓水利、平原水利和沿海水利三部分，形成了與“山—原—海”臺階式地形相適應的春秋時期紹興水利體系。

1、以吳塘為代表的山麓水利。

在稽北丘陵與沼澤平原交接的沖積扇地帶，具有比丘陵山地水土資源較豐富，比沼澤平原地勢較高、海潮直薄機遇少等有利條件，因而成為開展定居農業的理想地帶，進而成為開發沼澤平原地區的“跳板”和“前沿陣地”。春秋時期，于越居民為了攔蓄山水，抗拒咸潮，保護坡地，解決農業灌溉和人畜飲水，在聚居點附近的山麓地帶修建了不少堤塘工程。這類水利工程，見之于《越絕書》的有吳塘和苦竹塘，未予記載的尚有今南池鄉秦望塘和富盛鄉唐城塘等3。現以吳塘為代表，略加討論。

據《越絕書 ·地傳》記載 ：“勾踐已滅吳，使吳人筑吳塘，東西千步，名辟首。后因以為名曰塘。”這一記載說明，吳塘筑于勾踐滅吳之后， 筑塘的勞力是吳國的戰俘，塘的走向東西、長千步以及塘名由來等，但并未說明吳塘的地理位置。吳塘的地理位置何在？可從以下四方面進行分析 ：

第一，根據《越絕書 ·地傳》所記載的各條地理位置的排列規律分析。“地傳”記載了越國的山川形勢、城池道路、水利工程、陵墓宮殿和工場礦山等內容。按記載順序和方位排列，主要可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10條，是按勾踐日常重要活動的地方和出入路線加以記載的。第二部分17條，記載了分布在山陰城（今紹興城）東南方向的城池、廟宇、陵墓以及種麻、畜牧、漁業基地、銅錫工程、富中大塘、練塘等。第三部分12條，記載了山陰城東北、西北方向為主的造船工場、練兵場、神巫葬地等項內容，也記載了城西南的苦竹塘。第四部分10條，記載了城西北方向的海防、鹽場、過江航道及石塘、吳塘等。吳塘的記載系屬第四部分，因此塘的方位處于城西北方向是不無根據的（圖1）。《乾隆紹興府志·古跡志》在轉引《越絕書》吳塘條前，指明“吳塘，在城西三十五里”，與上述分析相一致。

圖1 春秋越國主要經濟、軍事基地分布示意圖（根據《越絕書》等繪制）

第二，現場考察資料的實證。據上分析，筆者經過實地考察，在今紹興城西北方向18公里的湖塘鄉古城村，發現了殘存古塘。古城村一帶是越國的重要活動區域之一。《嘉泰會稽志》卷一 ：“越王城，舊經云在縣西南四十七里。舊經越王墓在古城村。今城雖不可考，然地名猶曰古城也。”《嘉慶山陰縣志》卷三作了補充 ：“古城嶺，在山陰縣西五十里，越王允常筑城處。”現已查實，古城嶺處古城村西南6公里。古城塘緊貼古城村南端，位于稽北丘陵古城溪下游的山麓沖積扇地帶，上游三面環山，集雨面積10.25平方公里，下游為廣闊的沖積平原，系當時蓄淡御潮的理想壩址。塘全長650米，東接來年山，西連馬車塢山，呈梯形斷面，殘底均寬60.4米，塘頂均寬13.5米，塘均高13.3米。塘東側有一自然山岙，岙底高程（黃海，下同）17.2米，是一個溢洪道的合理位置（圖2）。

圖2 古越吳塘平面位置圖 1:50000

高程：黃海（米）

該塘土質均勻、密實，層次分明。塘基土層為海涂粉砂土；塘基以上至層高8米部分為褐黃色粉泥田土，與塘兩側田土類別相同；頂層（8~13.3米）為黃泥土，與塘附近的山丘土壤同類。因此，可證實該塘是在咸潮常薄之地的基礎上，利用人力先挖取附近田土，繼而挑運近塘山泥而筑成的（照一、二、三）。從該塘的東西走向及長度，所處的山麓地帶位置以及離城的距離和方位，均與《越絕書》和其他方志記載的吳塘相符。塘的結構與規模又與當時的生產力和特殊的筑塘勞力（吳國戰俘）相適應。1987年，筆者曾在該塘西側剖面上，采集到多塊陶器碎片，經紹興市文管處鑒定為春秋—西周時期的印紋陶瓷。據此，初步判定古城塘為春秋時期的建筑物4。

照一 春秋吳塘現存壩體全景，位于今紹興縣古城村

照二 現存吳塘橫斷面

照三 吳塘的自然溢洪山岙

第三，對古城塘興建年代的分析。公元前473年，越滅吳。為了爭霸中原，勾踐于次年將越國國都北遷瑯邪。這時的紹興地區作為后方基地，雖然與瑯邪保持著密切關系，然而政治中心畢竟北移而遠離后方，特別是一批精通水利的謀士、專家和組織者相繼遷徙流散5,從根本上動搖和削弱了組織大規模水利建設的領導和技術力量。加以頻繁的戰事，使越王無暇顧及后方建設，從而不可避免地使水利事業處于緩慢發展甚至停滯狀態。公元前334年，越為楚所滅6,越國的王統不復存在，其殘部又退居紹興地區為部族聚落，當然不具備再進行有效的水利建設的條件。直至公元前222年，秦統一中國，“降百越之君”，行吳會合治，設置會稽郡，包括長江與錢塘江之間的13個縣（吳地為主）及錢塘江以南的13個縣（越地），郡治設在吳縣，并首次在紹興地區設置山陰縣7。由于吳會合治，紹興地區的行政地位從越國的中心區域下降為會稽郡下的縣治，當然也不可能象勾踐時代那樣動用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及行政、技術力量來開展水利建設。而單憑山陰一個縣的力量也難以修建較大規模的水利工程。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公元129年，會稽郡以錢塘江為界南北劃分為吳郡和會稽郡，山陰縣作為會稽郡的郡治而告終8。再就是人口問題。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到達紹興，出于中央集權的政治需要，把于越的一部分居民強制遷移到浙西、皖南一帶，又從中原移入一批“有罪適吏民”，但移出的多于移入的，導致了紹興地區人口銳減，以致當西漢司馬遷游歷這個地區時，仍稱之為“地廣人稀”9。這一系列政權更迭的動亂，行政區轄的變化，以及由此所帶來的戰爭破壞和人為移民，嚴重影響了水利事業的發展。這就是從勾踐遷都瑯邪到吳會分治的601年內，紹興的水利事業發展緩慢，無所建樹，以致在文獻史料中形成空白的政治、經濟原因。上述分析表明，無論從考古發掘的實物證據分析，還是從當時政治、經濟以及地理位置、興建年代、技術力量、民工組織等綜合分析，都可得出古城塘就是吳塘的結論。興建年代應在公元前472年前后勾踐遷都瑯邪時期。

第四，吳塘與湖塘的區別。現在紹興“吳塘”的地名已不復存在，而“湖塘”作為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兩者并非諧音的沿變，而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吳塘是春秋時期吳人所筑的堤塘。而湖塘則是東漢永和五年（140年）會稽太守馬臻在這一帶筑堤成湖，沿堤建村而得名，故有“十里湖塘”之稱。湖塘處吳塘之北，相距1.5公里，它是鑒湖圍堤的一部分。1987年，筆者在今湖塘鄉政府西側90米，西跨湖橋北50米，連接鑒湖與龍池的南北向小河上，發掘到一處東西走向、南北寬12米的一段10米間距（已挖斷面長度）的木樁群基。據國家海洋局研究二所對該樁樣的檢測，并對照美國DaMCy校正表樹輪校正確定，該木樁的年代為距今1670±189年10,恰與馬臻所修筑的鑒湖年代相一致。由此可確切判定，隨該樁群而延伸的“十里湖塘”，確屬馬臻所筑的鑒湖圍堤。而與“十里湖塘”平行的吳塘是系屬不同的塘壩工程。但以鑒湖而言，對早于它六百多年的吳塘工程，完全可能在施工技術等方面有所借鑒。

2、平原水利的重點工程—富中大塘。

興建這類水利工程，是人們在山洪漫流、海潮泛濫的沼澤平原立足的主要手段，也是人們開發北部平原，抗拒潮洪，與水爭地，解決灌溉和運輸問題的關鍵工程。《越絕書》記載的就有富中大塘、練塘、山陰古水道和山陰城墻。除確保越國都城在平原沼澤地區免遭潮洪沖擊的山陰城墻外，最著名的當推富中大塘。

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踐從吳國釋放回國，立志滅吳爭霸，報仇雪恨，開始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臥薪嘗膽時期。他首先令范蠡在今紹興城址筑成了山陰小城和山陰大城，把越國的都城從山麓沖積扇帶的平陽下遷到沼澤平原地帶，使越國有了一個堅固的中心。隨之，勾踐又采納了大夫計倪“或水或塘，因熟積以備四方”的建議11,開始在水土資源豐富的平原地區筑塘建立糧食基地。富中大塘應運而生。《越絕書》記載：“富中大塘者，勾踐治以為義田，為肥饒，謂之富中，去縣二十里二十二步。”該條屬于“地傳”的第二部分，應處于山陰城的東南方向，尤其列于“富中大塘”前后的“姑中山”與“犬山”，現已查證為今紹興平水銅礦與樊江鄉吼山，離城距離與《越絕書》“去縣二十五里”的記載相符。這樣，“去縣二十里二十二步”的富中大塘，大致可以擬定在今平水鎮、紹興城、樊江村之間的富盛、上蔣、樊江、東湖、禹陵平原區一帶。這一帶是山麓沖積扇向沼澤平原過渡延伸的地區，地勢自南向北緩慢下降，略低于南部山麓區，略高于北部平原區，間隔平水江（若耶溪）、攢宮江、富盛江等自然河流。潮汐順自然河流自北向南上溯，時而漫溢于河道之間的平原地區，形成沼澤。沼澤程度也介于南、北部之間。因此，在這一地區修筑的富中大塘，主要是為了攔截溯河漫溢的海潮。由此推斷出富中大塘的走向決非順潮汐漲落的南北走向，而應為攔截潮汐的東西走向。其位置當處于東西向的山陰古水道南上方，與古水道基本平行12。至于塘的長度，《越絕書》記載的僅“去縣二十里二十二步”。這是塘的長度抑或是塘離城的距離？答案宜應為前者。因為，其一、列于同卷的古陸道和古水道記為“去縣五十里”，顯指從山陰城起東至曹娥江附近長約五十里，這種計算法也可以適用于富中大塘。其二、富中大塘運用了較小的長度單位“步”，對長度（或距離）的丈量已比較精確。《越絕書 ·地傳》中長度計算到步的工程有吳塘“東西千步”、石塘“廣六十五步， 長三百五十三步”、山陰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等12處，說明精確到步的長度系實指工程本身的長度，并非指工程本身至都城的距離。反之，如指距離，既無必要也無可能。其三、富中大塘系當時首屈一指的工程，具有與山陰大城相當長度的規模，是完全可能的。由此而推斷富中大塘的具體位置應該是：出山陰大城東城郭，跨平水江護城河段，在今五云門～東郭門之間的護城河東岸，為大塘的西端；自西向東延伸至東湖箬簣山（鳥門山），過箬簣山偏南向東在東湖壩口（今存名）截攢宮江而過，再偏北向東延伸到樊江吼山（犬山）北側、富盛江西畔的壩頭山（今存名）為止，為大塘的東端。壩頭山與吼山，均為平原地區的孤立小丘，南距會稽山麓尚有十數里之遙，北離東漢鑒湖堤間隔有古水道，此處歷史上未曾有筑過其他塘、壩的記載。因此，壩頭山系大塘的東端，應屬無疑。東西兩端，全長二十里左右（見圖1），也與《越絕書》“去縣二十里二十二步”的長度相當。

富中大塘北鄰山陰古水道，再北為山陰古陸道。《越絕書》卷八：“山陰古故陸道，出東郭，隨直瀆陽春亭；山陰故水道，出東郭，從郡陽春亭。去縣五十里。”據陳橋驛教授考證，這條連接大越城（山陰城）和今曹娥江的山陰古水道，是越族人民在這片沼澤平原上整治疏鑿的運河，而山陰古陸道可能就是沿運河北岸而筑的擋潮扼咸的堤塘，同時也兼作陸道。這條古陸道與東漢鑒湖堤的位置基本相符13。把富中大塘與古水道、古陸道聯系起來考察：三者均系東西走向，兩端均為山陰城，水道居于兩塘之中，并列緊鄰，唯長度為富中大塘近于古水道、故陸道的二分之一。從擋潮拒咸的角度歷來分析，富中大塘是里于古陸道的第二道防線，其塘面高程必低于古陸道或者相等，又由于古陸道與東漢鑒湖湖堤的位置相符合，可以推斷，后者是繼承了前者的工程基礎整修加高而成。因此，大塘的塘面高程必須低于6.5~7.5米的鑒湖堤面高程14。若取大塘地面高程為現平原高程低限4.5米，則塘體高不超過2~3米。

富中大塘橫亙于平水江與富盛江之間，擯兩江于攔截范圍之外，這是因為限于當時的生產力水平，無法解決納入平水江（流域面積152.42平方公里）和富盛江（流域面積41.50平方公里）的防洪問題。晚于大塘六百多年的鑒湖工程，其攔蓄湖堤全長117里，東鄰曹娥江（流域面積6046平方公里），西瀕今西小江（系當時浦陽江下游支道，浦陽江流域面積3431平方公里），同樣擯兩江于攔截范圍以外，很可能是對富中大塘設計布局的繼承和發展。攔截于大塘之內的唯一河流是南北向的攢宮江。攢宮江發源于今文山鄉山坑口，穿越上蔣鄉，過東湖壩口后注入紹曹運河（與古水道位置基本相符），主流長5.5公里，支流長50.5 公里，流域面積48.98平方公里。壩口地處攢宮江下游主流與梧桐支流的交叉口，離運河不足2公里。壩口以下東自笄頭山，西到翠灣，北至運河南岸的獨樹，是一片約2.5平方公里的低地，建國后尚有4.6米以下的低田畈1427畝。這片低地，在南宋時尚存在鰻池和洞浦兩個湖泊，上溯到春秋時期，則是攢宮江下游與潮汐頂托所形成的自然湖泊15。古代攢宮江在壩口進入湖泊與古水道通連，壩口遂成為攢宮江的下游端點。富中大塘在下游端點攔截了攢宮江，得以攔蓄淡水灌溉塘內之田，同時又要排泄攢宮江的汛期洪水，因此必須在壩口設置堰、閘之類的水利工程，壩口遂由此得名。

富中大塘的攔截范圍，北起富中大塘，南至會稽山山麓線（高程5.5米），東界富盛江，西臨平水江，面積約51平方公里，其中平原耕地按今耕地面積計算約40平方公里（6萬畝）。由于大塘有效地阻遏了咸湖內入，又能夠截江蓄淡灌溉，從而使原苦于潮害的6萬畝耕地功為肥饒的“義田”，這就是著名的富中地區。后人評論為“富中之氓，貨殖之選”16,意思是富中之民，善于使貨財生殖蕃息，家境富裕。由于富中地區是一片近于旱澇保收的大面積耕地，且西鄰山陰城，北濱古水道和古陸道，到都城的水陸交通十分近便，因而成為越國至關重要的糧食基地，也是越國重要的陶瓷基地之一。據考古發掘，在上述地區的上蔣鄉東堡村發現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印紋陶窯址，遺物堆積面積為70×18平方米，厚1.8米。在樊江鄉吼山村出土了兩處同期的原始青瓷窯址，面積分別為71×37平方米和57×24平方米，均厚2.6米17。富中糧食基地與越國其他的經濟基地如：畜牧基地雞山、豕山和犬山，水產基地目魚池，冶金基地姑中山、練塘、錫山和六山，造船基地船宮，木材基地木客，紡織基地麻林山和葛山，食鹽基地朱余等18,共同構成了越國的社會經濟，為越滅吳和稱霸中原奠定了物質基礎。毫無疑問，在上述的眾多經濟基地中，富中糧食基地是其它基地的基礎，也是整個越國經濟的基礎。因此，《文選注》在引書中，把《越絕書》稱之《富中越絕書》。在這部越、吳兩國的地方志《越絕書》前冠以“富中”，把它作為越國的代名詞，可見富中大塘及富中地區在越國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這恰恰是對富中大塘顯著而久遠效益的有力證明。直到東漢永和年間，馬臻修筑鑒湖，在古陸道的位置上，筑成從山陰城五云門到曹娥江畔的鑒湖東湖堤后19,富中地區遂納入其攔蓄范圍，成為鑒湖的一部分。富中大塘也隨之毀廢。

3、沿海水利的先驅—石塘。

春秋時期，錢塘江江出南大門，經杭塢山下入海。海岸線沿杭塢山，緣沼澤平原，經三江口向東南伸展20。這一地帶的水利工程，《越絕書》記載有石塘 ：“石塘者，越所害軍船也，塘廣六十五步，長三百五十三步，去縣四十里”。記有塘的寬度和長度，這在《越絕書》中還是首例。列于石塘后面的還有“防塢者，越所以遏吳軍也，去縣四十里”和“杭塢者，勾踐杭也，……去縣四十里”。其中杭塢即今蕭山境內古海塘沿線的杭塢山。石塘與杭塢、防塢屬于《越絕書》的第四部分，均處于山陰縣的西北方向，且距城距離相同，可以確定石塘位置在杭塢山附近。很可能是當時的一段后海海塘。那么為什么要在此地筑塘擋潮呢？ “石塘者，越所害軍船也”。害，傷害，可以引伸為擊潰。全句意思是指石塘是越國水軍防衛與擊潰吳國水軍、軍船的地方。石塘附近一帶海面曾是吳越水軍的戰場。由此推斷，石塘極可能是越國的水軍基地和戰船碼頭。修筑一條如此規模的石塘作為沿海水軍基地避風塘和碼頭，是完全合乎當時的戰備需要的。至于塘的類型，如同練塘的含義一樣，石塘系一條石筑的海塘大致可以無疑。至于是砌石護坡的石塘抑或拋石護坡的石塘已無從查考。但從當時的技術水平和有關史料來分析，拋石護坡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二

在地處我國東南一隅，負山臨海，自然資源豐富，江海吐納無節的荒服之地，生息著曾因卷轉蟲海侵而遷移退卻創造了河姆渡文化（距今六、七千年）和良渚文化（距今四、五千年）的古老于越部族21。在這片孕育過遠古文明的古老大地上，當歷史發展到封建制替代奴隸制的社會大變革時期，又涌現了諸如勾踐、范蠡、文種、計倪等一大批杰出人物。他們基于富國強兵、滅吳爭霸的需要，領導興建了一大批著名的水利工程。這些工程以其鮮明的時代和地方特色，躋身于我國春秋時期的先進水利之列。

1、時代特色。水利事業的目的，在一定意義上來說，就是興利除害，造福人類。毫無疑問，春秋紹興水利同樣是為了發展生產的需要。富中大塘的修建，使苦于咸潮的富中地區成為肥饒的義田，即是明證。另一方面，處于吳越交戰、非興即亡時期的越國，其營建的水利工程必然具有鮮明的軍事色彩。顯見，開辟富中農業區未嘗不是為了建立軍糧基地。修筑練塘，顯然是出于在海塘直薄的沼澤地區保護冶金基地的需要22。從山陰城東部到曹娥江邊的東西向水道整治23，不但是為了溝通這一區域的山下湖泊與南北向自然河流的聯系，而且也是為了溝通冶金原料產地、冶金基地、軍糧基地和越國都城的交通運輸。而冶金業則是與軍備密切相關的基礎工業。至于石塘的興建，很可能純屬營建水軍基地。因為在錢塘江的出海口岸，建造僅353步長的零星堤塘，對于100萬畝沼澤平原24的拒潮功效來說，實在是微不足道的。

建設速度也是如此。春秋紹興水利的高潮時期不過20年左右，所建工程僅據《越絕書》記載的就有塘5處、河道1處、城墻2處，還不包括錢塘江以北的長興蠡塘在內25。工程規模，其中吳塘填土方約35萬立方米26，古水道挖土方至少70萬立方米27,大、小兩城墻的土石方多達100萬立方米以上28。如此土石方量的工程項目，即使在今天來說，也相當于中型工程的規模。而在生產力尚處于青銅器向鐵器過渡階段，僅30萬人口的于越部族29,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建成了如此眾多的、頗具規模的水利工程，其建設速度之快，在我國春秋時期的地區性水利來說，實屬罕見。這只能認為是處于奴隸制轉變到封建制和吳越交戰雙重政治背景下，于越部族同仇敵愾、奮發圖強的特殊產物。

2、時空特色。春秋紹興水利的興建，主要在公元前493年~公元前473年之際，時期之早不僅居于浙江之首，而且在全國也屬屈指可數。作為我國水利工程先驅的堤防工程，起源較早。《國語 ·周語上》就記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的警語。可見這時期的堤防簡陋，常有決堤之虞。而真正能夠有效地提高防洪標準，發揮“與水爭地”實效的系統堤防則是在戰國開始建立的30。與之相比，綿亙20余里的富中大塘，成功地阻遏了咸潮的侵襲，使塘內6萬畝農田成為相對穩產高產的貨殖之地，實已達到了系統堤防的標準，時間比戰國黃河流域的系統堤防早了100多年。再以渠系工程中的攔蓄壩而言，我國早期攔河壩的代表是太原附近的智伯渠壩，創于公元前453年，原系壅水攻城而筑，后開渠引水灌田，成為原始的有壩取水樞紐31。而于越的吳塘筑于公元前473年左右，拒潮蓄淡，名為“辟首”，壩長約650米，凈高16~19米，斷面積790~906平方米，攔蓄庫容可達300萬立方米，至今大部分壩體尚存，其興建年代比智伯渠壩早20年。至于在杭塢山附近海岸修筑的石塘，更是見之于國內海塘史料中的首次記載。無論作為海塘抑或石海塘，石塘在我國的海塘史上都可處發源和先期代表的地位。從空間位置的分布來看，春秋紹興水利順沿“山—原—海”階梯狀地形，依次在山麓沖積扇、沼澤平原和沿海地區，興建了不同類型的水利工程，形成自南向北的立體狀工程體系（見圖1）。在一個具有多種地理形態和自 然條件的區劃范圍內，興建與之相適應的眾多水利工程，這樣的空間位置分布，體現了較高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在我國春秋時期的水利中，也是不多見的。

3、技術特色。按工程類型分，春秋紹興水利有堤塘工程、溝洫工程和城市防洪工程三大類。堤塘工程又可分為系統堤防和蓄水堤壩。在堤塘的斷面設計上，最有代表性的當推吳塘（圖3）。

圖3 吳塘橫斷面圖

如圖所示，吳塘現存壩體梯形斷面的實測數據：坡頂均寬13.5米，與地面平均高13.3米，壩底均寬60.4米，平均坡度1：1.75，壩底遺址寬度82.7米。現根據壩底遺址寬度和溢洪道岙底高程，采用1：1.75~2.0邊坡推算，原吳塘壩頂寬應為18.2~16.4米，壩高18.4~16.6米，壩頂寬與高相等。這樣的斷面尺寸與《考工記 ·匠人》記載的堤壩橫斷面設計相一致。《匠人篇》說 ：“凡為防，廣與崇方。其閃叁分去一 , 大防外閃”。意思是，修建堤防，堤頂寬與堤高相等，兩邊坡度總合為“叁分去一”，每邊邊坡各為1：1.5，較高的堤防，邊坡還要加緩32。值得注意的是，《考工記》是一部記載春秋戰國時期水利理論和工程技術的權威文獻，其成書年代，一般認為是在春秋戰國時期33。如果認為《考工記》總結了春秋起源堤防的技術理論，繼而對戰國系統堤防修筑發揮了指導作用的話，那么，《考工記》成書當在春秋戰國之交。這樣，筑于同期的吳塘，壩斷面的技術數據基本符合于《考工記》的理論計算，說明歷來被認為晚于中原開發的我國南方錢塘江流域的水工技術，實已達到了當時中原地區同等的先進水平。

4、效益特色。春秋紹興水利的效益，在當時的主要體現，在于促進了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勾踐以前，北部沼澤平原尚未得到大規模開發，于越部族主要在“水行山處”以上的山麓地帶活動，種植“粢、黍、赤豆、稻粟、麥、大豆、廣、果”等作物34。初步估算，當時山麓地帶的可耕地面積不超過6萬畝（5.5米以上），其中可種水稻的不足3萬畝35,還要遭受山洪和潮汐的侵害，只能“隨陵陸而耕種”，所以產量底下，糧食匱乏，老百姓“愚疾而垢”36。勾踐時代，隨著一系列水利工程的相繼建成，部分消除了咸潮和山洪的威脅，沼澤平原得以開發，從而使農業的重心逐步從南部山麓地帶轉移到北部平原水網地帶。水稻田大量增加，稻米生產成了農業的中心。由于土地肥沃，水源豐富，水稻的谷粒飽滿，產量增高，成為富中之地，因而吳王夫差稱贊為“越地肥沃，其種甚嘉”37。從公元前490年勾踐自吳返越開始興修水利，到公元前481年，即勾踐誓師伐吳的前一年，前后不過10年時間，就有效地改觀了“愚疾而垢”所反映的缺糧狀況，儲備起能夠供應5萬精銳部隊需要的糧食等軍需品，說明當時賴以水利的農業發展速度是十分驚人的。不僅如此，由于春秋紹興水利在“山—原—海”的不同地形上均有建樹，特別是對水土資源豐富的沼澤平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開發，積累了改造這片“山洪漫流，海潮泛濫，土地泥濘，沼澤連綿”土地的寶貴經驗，因而其效益和影響是十分深遠的。可以這樣認為， 奠定紹興“魚米之鄉”基礎的水利工程如鑒湖、平原河網和后海塘等，都是春秋時期的堤塘、水道和石海塘的延伸與發展，前后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歷史淵源和有機聯系。

三

綜上所述，大致能引出以下結論：

1、春秋時期的紹興水利，具有丘陵山麓、沼澤平原和沿海地區的各類工程特色，屬于綜合性的水利工程系統。其興建年代、建筑規模、技術水平以及工程效益，可以毫不遜色地與同時期黃河流域的水利工程相媲美。它們不僅是紹興水利的發端和淵源，而且也可以作為春秋我國南方水利的縮影和代表。

2、春秋紹興水利取得如此顯著的成就，決不是偶然的。它是與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政治經濟的變革密切相關的。勾踐時代，越國的青銅器制造已經達到了相當成熟的高度，鐵器農具開始得到應用38,不僅為大規模的、艱巨的水利施工提供了最重要的手段，而且為耕作大面積的富中地區，砍伐大范圍的會稽山原始森林39, 提供了基礎工具。同時，處于“非興即亡”、“臥薪嘗膽”時期的越國，首先需要建立的是一個強化的、高效率的國家機構。正是由于國家機構的興起和強化，才比之過去有可能較大規模地組織人力、物力，有力地推動了治水斗爭40。

3、春秋紹興水利作為生產力的一個重要方面，有力地促進了于越社會的發展。綜合性的水利工程系統，不僅保證了于越農業從崎嶇的會稽山地向水土資源豐富的沼澤平原推移，逐步完成遷徙農業向定居農業的轉移，而且也為手工業的興起和發展創造了先決條件，從而使越國的經濟實力獲得迅速發展，誕生了以水利為代表的包括農業、漁業及造船、制鹽、冶金、陶瓷、紡織、釀造等手工業在內的春秋紹興文明41。因此，研究春秋紹興水利的意義，已遠遠超出了自身的范圍。它不但對于研究我國歷史文化名城紹興的起源和地理環境的變遷，而且對于研究歷史時期的浙江經濟發展乃至研究我國南方水利的起源，都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至于春秋紹興水利所體現的求實的科學態度和奮發圖強的拼搏精神，又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初稿

一九八八年二月 二稿

一九九〇年一月 三稿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得到杭州大學陳橋驛教授、中國水科院周魁一高級工程師、《浙江省水利志》李緒祖主編等名家的指導。紹興市、縣水電局盛鴻郎、祝如新以及孫安江同志提供了重要修改意見。在此一并致謝。）

注釋

1 《越絕書》是研究于越歷史的重要資料之一。該書主要記載春秋時代越、吳兩國史地及有關人物的活動，也記載了一些古越語、古地名，有我國地方志鼻祖之稱。系戰國人的著作，不著撰人姓氏，東漢袁康、吳平加以輯錄增刪。

2、7、18 《越絕書》卷八。

3 現存秦望和唐城古塘，與吳塘同處山麓沖積扇地帶，且分布在于越部族的聚落地附近，推斷與吳塘同期。

4 浙江省文管局與紹興市文管處聯合鑒定意見。

5 《吳越春秋》卷六。

6 《史記 ·越世家》。

8 《后漢書 ·孝順皇帝本記》。

9 《史記 ·貨殖列傳》。

10 國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C14樣品年齡報告單”，1987年10月。

11、34 《越絕書》卷四。

12 《越絕書》卷八“山陰故水道，出東郭，從郡陽春亭。去縣五十里。”據陳橋驛教授考證，會稽郡陽春亭位于五云門外附郭，故水道是從郡城向東到曹娥江附近，故富中大塘應處故水道之南。

13 陳橋驛《紹興水利史概論》，見本論文集。

14 盛鴻郎、邱志榮《古鑒湖新證》，見本論文集。

15 陳橋驛《古代鑒湖興廢與山會平原農田水利》，載《地理學報》1962年第3期。

16《文選·吳都賦》。

17 紹興縣文物管理所《省、市、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資料》。

19 徐次鐸《復鑒湖議》，載《萬歷紹興府志 ·水利志》。

20、21、23 陳橋驛等《浙江省地理》第98、94、101頁，1985年版。

22 陳橋驛《紹興史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4 古鑒湖面積與古鑒湖灌溉面積之和。

25 《雍正浙江通志 ·水利志》。

26 吳塘長度包括聯接山岙溢洪道的山體部分。填土方據實計算。

27 古水道挖掘長度根據陳橋驛“古代紹興地區自然環境示意圖”測算，斷面參照現存西興運河。

28 按《越絕書》載城墻長度與現存城墻斷面估算。

29 陳橋驛《古代于越研究》，載《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

30、31、32、33《中國水利史稿》上冊第51、74、110、61頁，1979年版。

35 黃海5.5~10米的山麓坡地。

36《管子 ·水地篇》。

37《吳越春秋》卷五。

38 紹興西施山春秋遺址出土鐵鋤等鐵器，收藏于紹興市文管處。

39 《吳越春秋》卷五、《越絕書》卷八。

40 周魁一《先秦傳說中的大禹治水及其含義的初步解釋》，載《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學報》1978年第3、4期。

41 參閱陳橋驛《紹興史話》。

本文登載于盛鴻郎主編《鑒湖與紹興水利》，中國書店1991年版。

編輯丨李想

審核丨戴秀麗

總期丨第9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