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 | 文檔：觀察私人與公共世界聯結的入口

透過文檔的編碼方式、流通路徑與調用邏輯，我們得以探察社會制度的規(guī)制、抵抗與協作行為如何以極為微妙的方式展開，又如何在生活世界的褶皺中彼此交織。

原文 ：《文檔：觀察私人與公共世界聯結的入口》

作者 |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副教授 王昀

圖片 |網絡

媒介文化與公共生活之間的關系不言而喻。鑒于社會秩序的發(fā)展脈絡難以捕捉，我們常是透過媒介在其中發(fā)揮的作用來將之具象化、經驗化。不過，當代私人與公共生活的界限日趨模糊，這促使知識界不斷考慮既有理論視野的解釋力與局限，重思現代人的境遇問題。在此背景下，圍繞公共性的討論也從原本占據社會輿論中心的大眾媒介，轉向日常生活的各類媒介形式。文檔可謂其中一個代表性類型。從辦公室打印機到街邊文印店，從紙質復印本到手機里的PDF閱讀器，文檔以各種形態(tài)滲透在生活事務中，構成理解現代公共生活與社會組織形態(tài)的窗口。

文檔背后附著公共性

文檔可以視作一種紀實媒介。美國學者麗莎·吉特爾曼將之視為“規(guī)制與監(jiān)管領域”的常見道具。根據她的追溯，文檔的興起是19世紀以來科學管理革命的產物。由于現代社會結構變得異常復雜，公共行政部門分工不斷細化，各類企業(yè)與機構快速發(fā)展，組織及其制度運作有賴于調用豐富的個人信息檔案才能得以完成。文檔生產于是成為構筑龐大信息治理系統的重要環(huán)節(jié)。譬如，人們在市政大廳填寫的資料申請表，在出入境時出示的護照，這些都是典型的文檔類型。它們記載著個人信息，構成公共服務體系得以運轉的決策證據。

盡管經典文化研究中的紀實問題多聚焦文本符號與文化的表現形式，文檔紀實背后指向的卻是一種另類的核心特征：防偽。這里的防偽指的是一種在形式上的正式感，它不由個體創(chuàng)作者賦予，而與社會治理及其技術系統息息相關。通常來說，文檔作為一種媒介類型之所以成立，取決于物質形式和實踐場景，而非書寫內容。早期文檔印刷的發(fā)展源于印刷術與紙張賦予的內在可靠性。這意味著不同讀者在手持紙張時，面對的都是相同的一頁。與新聞報章等主流出版品不同的是，鑒于文檔印刷總是牽涉與之相關的社會管理機構或者公共政治文化，其防偽特征背后標記的是印刷技術或者說使用印刷技術的主體所具有的權威色彩。抑或說，文檔是社會權力的產物，文檔只有在行政系統同意賦予它的形式的基礎上才得以成立。我們可以想見，一個自由作家可以根據自己想要的風格來打印小說初稿，出版商之間簽訂的合同卻有其固定規(guī)范。包括合同、票券、報表等在內的文檔印刷揭示了對媒介形式上的要求。這種專業(yè)性與文檔背后附著的公共性相輔相成。

文檔實踐被填充在特定模板當中

僅有紀實屬性并不足以構成文檔，文檔及其公共性問題還牽涉復制技術與復制帶來的社會效應。復制將紀實內容凝聚為可供審視的公共文本，使得文檔進入大眾流通領域。譬如，尼科爾·格雷通過考察社會運動中的公開演講，指出留聲機和逐字報告的出現改變了口頭演講的即興感。演講不再是在廣場上臨時發(fā)生的“事件”，對演講內容的記錄生成人人可以回溯的檔案，在更大范圍內變得可見。媒介復制技術將聲音留存、轉譯并實現大規(guī)模再生產，提供了演講活動另一種流傳的文檔版本，并將社會運動進一步歷史化。

復制技術發(fā)展帶來深刻的社會變革。在復制過程中，作者意志逐漸讓位，創(chuàng)作權力被削弱，文檔實踐被填充在特定模板當中。很大程度上，文檔使用者的身份更多側重的是“用戶”而非“作者”或“讀者”。文檔在形式上壓縮了主觀閱讀和寫作的余地。印刷史上預印空白表格的大量出現是一個典型案例。人們只能使用表格，而不能在真正意義上改寫它。吉特爾曼如此評價，盡管表格內部的劃線空白部分看起來提供了創(chuàng)作空間，但個人只能按照文檔語言提示建立的期望來提供信息。表格被大量復制與應用，用以采集信息，賦予現代機構數據決策、管理個體的能力。空白表格成為了一種組織控制技術。

文檔復制方式的演進帶來文書工作的蓬勃增長，也提供了市民生活新的技術實踐。1970年代激光打印機的面世，讓印刷復制得以大規(guī)模社會普及。彼時，人們開始制作屬于自己的文檔，書記員和打字員這一職業(yè)遭遇巨大沖擊。每個人都正在成為自己的秘書，個體與政治制度的關系變得更加緊密。

有趣的是，人們對文書工作的抗議恰恰又是借助復制技術本身來完成的。阿蘭·鄧蒂斯和卡爾·潘戈特在《努力工作吧，你將會得到獎勵：文書帝國的都市民俗學》一書中，描繪了上世紀中后期美國社會對日益強盛的文書工作文化的焦慮。在當時民眾繪制的一幅漫畫里，畫中主人公坐在衛(wèi)生間的馬桶上，手邊是無窮無盡的卷紙，配文寫道：“你的工作永遠不會結束，除非紙張用完。”辦公室職員們使用施樂打印機，將類似的諷刺漫畫與格言批量復印，張貼在各自格子間。這些圖像很快流行于全美各個企業(yè)，作為微妙的集體反抗，呈現市民社會的一種獨特防御機制。

數字文檔已成為日常生活中的固定存在

數字時代，文檔形態(tài)日益視覺化、數據化、平臺化。無紙化辦公趨勢改變了工作慣例，也將文檔與日常勞動之間的關系重置。一方面，紙張與印刷作為一套社會技術系統，其殘余經驗持續(xù)影響著數字空間的文檔設計。例如，PDF界面就被認為是沿襲文檔印刷形式的典型代表。它模擬紙張的物理形態(tài)，保留了固定的頁面邊界與版式布局，屏幕上的PDF仿佛一張可供翻閱的紙頁、一份等待打印的校樣，也因其不易編輯的特征，被廣泛應用于行政體系，用以呼應對確定性與可追責性的需求。另一方面，文檔復制也與屏幕、圖像、人工智能等技術深度結合，推動現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持續(xù)數字檔案化。

文檔生產與使用方式的變化衍生新的公共實踐。盡管人們看起來在不斷遠離紙張、文件柜，由于移動智能設備帶來的永恒聯結狀態(tài)，現代人與文檔的親近程度反而更高了。以在線協作文檔為例，其開放編輯與實時同步的技術特性，推動更有效地響應信息傳播需求。在突發(fā)公共事件中，分散在不同地理空間的個體圍繞同一份文檔分享信息、核查事實、標注進度。文檔由此轉化為臨時的公共基礎設施，將原子化的個體納入協作單位，通過紀實與復制建立社會集體行動的網絡節(jié)點。

永久在線的文檔形態(tài)也引發(fā)諸多政治經濟學層面的討論。如今，人們手頭的許多任務都依賴手機與應用程序來完成，數字文檔已經在日常生活建立了其固定存在。在地鐵車廂、會議室、學校課堂，人們可以身處單一空間同時處理來自其他空間的事務，借助無處不在的數字文檔，對時間與空間進行精細化管理。這強化了一種空間對另一種空間的占有。數字工具的平臺化讓大型互聯網公司逐漸在文檔經濟中站穩(wěn)腳跟，積極參與到社會生活事務中來。

人工智能技術對文檔生產與管理的介入，為探討社會技術系統的文化公共性打開了更多空間。鑒于用戶在云端的所有痕跡都被檔案化，文檔從定著的界面中被提煉出來，成為訓練下一代算法的語料。智能技術強化了既有的文牘慣性，自動生成的周報、智能填充的表格、一鍵產出的匯報材料，加速文檔的制作與流通。在某種意義上，數字化生產復制技術在組織中的嵌入，推動了去中心化、商業(yè)化、算法驅動的新型檔案文化在社會治理中發(fā)揮的作用。

生活世界中稍縱即逝的“真實”，透過各類紀實工作而被留存、歸檔，進而成為人們理解與把握現代世界的憑借物。文檔紀實與復制實踐所呈現的是日常生活世界難以化約的復雜性。人們周而復始地建立著秩序，卻又不斷抵御著秩序本身。現代社會廣泛存在的文書工作既成為勞動場所的抵制對象，又無可厚非地構建了社會運行秩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以文檔為代表的媒介文化提供了觀察私人與公共世界聯結的入口。透過文檔的編碼方式、流通路徑與調用邏輯，我們得以探察社會制度的規(guī)制、抵抗與協作行為如何以極為微妙的方式展開，又如何在生活世界的褶皺中彼此交織。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chuàng)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91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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