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終于原諒了自己的不夠好”

《惠子，凝視》

考不上大學就是不聰明、找不到工作就代表能力差、長得胖的人肯定不自律、內向的人注定混不開……

從校園到職場、外貌到性格，偏見與刻板印象無處不在。

然而，找不到工作的原因除了能力，還有可能是年齡、性別、外貌等更為隱形的篩選機制；

勞累、壓力同樣招致肥胖，一個不夠美麗的皮囊里藏著的可能是一段艱辛的人生；

無法給予內向性格的人同等發展空間的社會環境，或許才是需要被警惕和改變的……

隱藏在偏見背后的基本歸因錯誤，卻將所有行為的結果歸結于個人天生的聰明/愚鈍、善良/邪惡、才華/無能，既無視了人類行為的高度復雜性，也忽略了時代強力對個人命運的左右。

在強調主觀能動性的同時，我們必須承認，比起性格的先天因素，環境之于個人的影響遠比我們想象的強大且深刻。而錯誤的歸因不僅會讓我們遠離真實的自我，也會造成我們對身邊人的誤解與傷害。

我們需要找到一切的根源。比如，錯誤的歸因究竟是如何產生，又如何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情境與環境如何潛移默化改變我們的思維，并最終影響我們的行為，甚至決定我們的命運？面對泛濫的錯誤歸因，我們又該如何應對？

下文摘自《孤獨的陷阱》，杰弗里·L.科恩 著

01

泛濫的基本歸因錯誤

無論是與同事和上司交往，還是與朋友、家庭成員乃至伴侶相處，我們都常常會犯一個認知上的錯誤——基本歸因錯誤。

例如，突然與你提出分手的女朋友可能被視為冷漠無情的利用你的人；討論種族主義的影響時顯得不敏感的教授可能被認為是傲慢而頑固的種族主義盲從者；會議上粗魯地否定你的老板可能被視為渴望權力的自戀狂；未能達到你期望的學生或員工可能被認為是個不折不扣的大懶蟲。

不僅如此，我們甚至會將這樣的絕對化貶低施加到整個群體、文化、種族或民族上。例如，許多希臘人認為“阿爾巴尼亞人開車糟透了”，而許多德國人則認為“荷蘭人是最糟糕的司機”。這樣的泛化往往成為許多冒犯性的種族或民族笑話的根源。

在日常生活中，基本歸因錯誤讓我們低估了一些細微行為的力量。同時，它也讓我們無法意識到自身對他人行為的潛在影響，而我們實際上是他人所處情境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這種錯誤還讓我們對他人的理解過于簡單化。

《黎明的一切》

我們常常以為某種行為必然代表某種相關的內在本質：你為某觀點辯護，那么你必然信奉這一觀點；你表現不佳，那么你必然能力不足；你犯了罪，那么你必然有品格缺陷。我們覺得自己似乎總能確鑿無疑地“抓住”別人最真實的一面，但實際上，我們對他人所處的具體情境知之甚少。

關于基本歸因錯誤的許多后續研究表明，我們常常忽略現實生活中情境如何被有意或無意地塑造，進而為某些人提供優勢，并使另一些人處于不利地位。

例如，我們可能認為來自困難家庭的學生學習動力不足或能力較差是他們自身的問題，忽略了家庭環境的影響。同樣，那些因工作的煩瑣程序或其他情境挑戰導致效率降低的員工，往往被誤認為是能力不足或不夠努力。基本歸因錯誤由此引發了我們對他人的各種負面評價。

2017年7月，谷歌工程師詹姆斯·達莫爾給公司內部郵件列表發送了一份長達10頁的備忘錄，標題為《谷歌的思想回音室》。備忘錄的一個核心觀點是達莫爾提出的異議，即“在谷歌，我們經常被告知，隱性（無意識的）和顯性的偏見阻礙了女性在技術和領導崗位上的發展”。他提供了一系列其他解釋來說明為什么科技行業的女性數量相對較低，并斷言其中存在“生物性原因”。

他還認為，女性的性格普遍與男性不同。例如，他聲稱“相比于事物，女性通常對人更感興趣”，她們的外向性表現為“愛交際而非果斷”。在“神經質（較高的焦慮，較低的壓力承受能力）”這一方面，達莫爾推測，這種神經質“可能是女性在谷歌年度員工調查中報告更高焦慮水平的原因”。

達莫爾還指出：“我們總是問，為什么沒有女性擔任高層領導職位，卻從未問過，為什么這些職位上的男性如此之多。”他認為，男性更多地擔任這些職位是因為他們天生對社會地位有更強烈的追求欲望。

《惠子，凝視》

達莫爾似乎犯了基本歸因錯誤，他將女性在公司中的數量和職業晉升差異歸因于她們個人，而非她們所處的情境。他還相信了刻板印象，刻板印象是我們最常見的認知偏誤之一，它使我們忽視他人的處境，為他們的被排斥和失敗提供了條件。

這份備忘錄在谷歌內部掀起了軒然大波，并迅速在網上傳播。不到一周，達莫爾就被解雇了。達莫爾根本沒有意識到，長久以來社會層面的性別歧視所造成的危害。他也沒有意識到，將造成不平等的責任歸咎于個人而不是社會條件的做法所帶來的傷害。

他在接受采訪時說，備忘錄引起的激烈反響讓他感到驚訝。顯然，他沒有吸取教訓，未曾意識到自己實際上是在通過貶低女性來塑造職場環境。

《惠子，凝視》

基本歸因錯誤會導致我們在解釋達莫爾這類言行不當之人的舉止時犯錯。一個普遍的假設是，如果一個人持有性別歧視或種族歧視的觀點，那是因為他本來就是根深蒂固的性別歧視者或種族歧視者，并且根本不愿意或是無法改變自己的觀念。

然而，確實存在一些人會堅持偏執的觀點，并且抵制任何說服他們改變的行為，但許多人的觀念其實是由圍繞在社會情境中的偏見塑造的。

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在組織內部或社會層面上普遍存在類似情況——甚至滲透到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當我們忽視這些系統性的力量，并認為持有不當觀點的個體無可救藥時，我們也犯了基本歸因錯誤。

02

情境對個體的影響

我們常常貶低甚至妖魔化個體，卻忽視了情境對他們行為的影響。這一主題在科馬克·麥卡錫的小說《天下駿馬》中得到了體現。

在書中的一個場景里，一位美國牛仔遇到了一位墨西哥牧場主，牧場主告訴他，雖然盎格魯人常常認為墨西哥人迷信，但實際上，美國人更迷信。牧場主回憶起一件讓他費解的事：他曾目睹一個美國人因汽車無法發動，拿起了錘子敲打它。

他解釋說：“墨西哥人絕不會這么做。你看，一輛車是不能被玷污的。人也一樣。即使人身上可能有一些邪惡的東西，但我們并不認為這是他與生俱來的邪惡。他從哪里學來的？他怎么會有這種想法？不，邪惡在墨西哥是真實存在的。”

《罪人》

這位牧場主的主要觀點是，盎格魯人持有一種獨特的思維方式，認為人和事的行為都可以用其內在的某種神秘本質來解釋。

他說道：“盎格魯人的思維以一種罕見的方式封閉著。我曾一度以為這只是他們特權生活的產物，但事實并非如此。他們并非愚蠢，而是這種思維方式導致他們對世界的認知存在缺陷。在這種狹隘的認知下，他們只能看到自己愿意看到的世界。”

當我們簡單地將人貼上“邪惡”“白癡”“瘋子”“自私利己者”“不負責任的惡棍”等標簽時，實際上也陷入了一種迷信的思維模式。我們錯誤地認為，惡行必然反映了一個人內心的邪惡本質，但實際上，惡行往往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罪人》

雖然基本歸因錯誤在許多文化中都有體現，但它在美國及其他個體主義文化中尤為明顯。在這些文化中，人們傾向于將成功或失敗歸因于個人的內在特質（如勤奮和智力），而忽視了信任、歸屬感等關系型資產的重要性。

這種獨特的思維方式催生了美國文化中的個性崇拜，人們相信個體的性格和潛力可以通過一系列可測量的特征來概括。但大量研究的結論是：性格遠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重要，而環境和情境的作用則遠超我們的預期。

對個性的過度崇拜，除了讓我們習慣歸咎于個體而忽視情境，還催生了自大心理。我們總認為，一旦給某人貼上“內向”或“天才”的標簽，就能準確預測他們的行為。然而，事實并非如此，至少不如我們想象的那么準確。這種日常中的傲慢心理，被稱為過度自信效應。

這并不是說“個性”這一概念本身有問題。關鍵在于一個人可能會在某些情境下表現出與其“個性”相符的特質或行為，而在其他情境中卻表現得截然不同。

《黎明的一切》

我曾合作的一位城市青少年項目的負責人和我分享了一個典型案例。他照顧的一個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每天都展現出極大的決心，要為自己和母親尋找食物和住所，充分展現了堅毅的特質。然而，面對不佳的學業成績時，他放棄了繼續追求學業。

那么，是什么導致這個孩子在這兩種情境下的反應如此不同呢？

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學業成績不佳帶來的直接后果遠不如缺少食物和住所那樣緊迫。當然，從長遠來看，學業的成功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自己和親人的吃住問題。但當一個人的日常生活充滿不穩定因素時，他很難將注意力集中在未來。

像毅力和自控這樣的品質，并非僅僅源于個體本身。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在社區中，這些品質都源于個體與情境之間的相互作用。

03

我們能做些什么？

首先，可以訓練自己思考人所處的情境如何影響自己和他人的行為。

我和我的學生以及孩子一起練習的一個小活動可以幫助改善這一點：挑選一個讓你感到憤怒的事件，這個事件可能來自個人生活或新聞報道，甚至是一個簡單的例子。

比如“一個人在雜貨店買東西時插隊”。接著提問：他為什么這么做？一旦有人做出類似“他是個自私的渾蛋”這樣的個人內在歸因時，你可以提出外部情境歸因的可能性，鼓勵大家提出其他解釋。

有的答案可能很簡單：“也許他沒有看到隊伍。”有的可能更具想象力：“也許他著急趕回家照顧他生病的狗。”這樣一來，大家會開始熱衷于提供不同的解釋。

我認為這是一種心理訓練，能夠幫助我們重新訓練自己的思維，使那些文化預設的歸因方式之外的解釋更容易浮現。用心理學的術語來說，這些解釋變得更容易被我們意識到，并在關鍵時刻能迅速浮現，引導我們的反應。

《黎明的一切》

當我們處于惱怒或悲傷狀態時，進行自我心理狀態的監測尤為重要。在忙碌、疲憊、高壓、焦慮或倦怠時，我們更容易陷入基本歸因錯誤。

著名幸福心理學家索尼婭·柳博米爾斯基提出的“心理暫停”可以幫助我們緩解這種情況。許多活動都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心理上的平靜空間，幫助我們重新恢復能量。通過參與這些活動，我們可以暫停片刻，考慮解釋他人行為的更多可能性，并理智地選擇我們的反應。

另一種自我審視和撫慰心靈的方法是名為“價值觀肯定”的自我肯定活動，即在心理上后退一步，提醒自己一直秉持的核心價值觀。這種方法由克勞德·斯蒂爾首創，內容包括回答兩個問題：“你的價值觀是什么”以及“為什么它們對你來說是重要的”。

《黎明的一切》

參與者須將由這兩個問題引發的思考寫下來。價值觀反映了我們對自己最深的承諾。在反思價值觀時，我們會更清楚地認識到自己是誰——尤其是自己的美好本性——這有助于抑制因自我防御而產生的責怪他人的傾向。

通過精心塑造自己和他人所處的情境，我們可以培養戰勝基本歸因錯誤所需的意識和視角。當然，我們自己就可以做到這一點，但家庭、學校和工作場所也可以通過情境設計成為賦能而非耗竭我們的思維和情感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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