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伴侶蔡和森與向警予的血色浪漫

本文轉自《新周報》，據《名人傳記》、《新民晚報》、《北京日報》等

導讀：“革命夫妻有幾人，當時蔡向各成仁。和森流血警予死，浩氣巍然并世尊。”這是新中國誕生前夕，著名詩人柳亞子先生緬懷紅色革命伴侶蔡和森與向警予的詩句。1919年底，向蔡兩人一起赴法勤工留學，隨后結成革命伴侶，“向蔡同盟”遂成革命佳話。這對志同道合的革命斗士為共產主義的理想雙雙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生命。作為向警予和蔡和森唯一的女兒，蔡妮生前回憶了烈士父母的革命人生。

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和愛人

父親（注：指蔡和森，本文作者蔡妮是蔡和森的女兒）1895年生于上海江南機械制造總局的一個小官員家里，1913年秋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第二年春，毛澤東由第四師范學校并入第一師范學校，他們同在一個年級學習。由于共同的志向，他們倆結成志同道合的學友，經常一起討論治學、做人等問題。

蔡和森

1917年6月，父親在湖南高等師范學校畢業，他沒有回家去，而是與毛澤東寄居在半學齋楊懷中先生的寓所，繼續共同探求救國道路，準備建立革命團體。

1917年秋，父親動員祖母（注：葛健豪），把全家遷到岳麓山榮灣鎮劉家臺子住下來。從此，這里成了父親和第一師范學校同學毛澤東、羅學瓚、張昆弟等青年暢談理想、探討人生觀的場所。

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他們得出一個結論：要改造社會，光靠幾個人的力量不行，必須集合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志，結成堅強有力的團體。于是，1918年4月，他們在父親家里正式成立新民學會。

為使新民學會向外發展，1918年6月23日，父親受學會委托，赴北京組織赴法勤工儉學事宜。這時，楊懷中先生已應聘到了北京大學當教授。經楊老師介紹，父親來到留法儉學會，與李石曾等人取得了聯系。1919年12月25日，父親與祖母葛健豪、妹妹蔡暢以及向警予（注：后成為父親的第一任妻子，我的母親）一起在上海乘坐“央脫萊蓬”號法國郵船赴法勤工儉學。

父親和母親是同年出生的，母親只比父親小5個月，她與我的姑姑蔡暢是同學。通過蔡暢，她結識了父親與毛澤東等進步青年，并彼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母親是新民學會第一個女會員。

在赴法國勤工儉學的輪船上，“向蔡同盟”的愛情之舟揚帆起航。

影響毛澤東楊開慧走進婚姻殿堂

經過35個晝夜的海上航行，父親等30多人輾轉抵達巴黎。在巴黎逗留5天后，他們到達法國的一個小縣城蒙達尼，正式開始了勤工儉學生活。

1920年5月，父母在蒙達尼正式結婚。這雖然是個簡單的婚禮，卻轟動了蒙達尼全城。看熱鬧和祝賀的人們不僅有留法勤工儉學的中國同學，還有許多素不相識的蒙達尼人。

蔡和森與向警予

他們的結婚照堪稱“向蔡同盟”最真實的詮釋：一對馬克思主義的虔誠信徒并肩坐在草坪上，共同捧著一本打開的《資本論》。不僅如此，婚禮上，二人還將戀愛過程中互贈的詩作編印成書，題為《向上同盟》，分贈給大家。

遠在東半球的毛澤東收到詩集后，“為之一喜”，表示十分贊賞他們自由戀愛的行為，認為這是“開了一個很好的先例，應該成為大家的榜樣”。受此影響，1920年冬，毛澤東和楊開慧也走進了婚姻的殿堂。

有趣的是，在此之前，父親和母親兩人都曾立下終身不婚的誓言。1918年，“湘江三友”毛澤東、蕭子升和我父親一起來到岳麓山愛晚亭談古論今。當談到個人婚姻問題時，毛澤東首先提議為尋求救國真理，甘愿終身不娶。對此倡議，父親和蕭子升深以為然。豈料時間才過去一年，父親便率先食言。

兩次向毛澤東提議建黨

當時，在留法勤工儉學青年中，存在著各種思想傾向，為了把大多數留法青年團結起來，父母結婚后不久，便與李維漢等商量，決定邀集散居法國各地的13名新民學會會員到蒙達尼聚會，就如何改造中國與世界等重大問題進行討論。

父親率先明確地提出“應該效法俄國的榜樣，而且應馬上進行”。他還在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兩次寫長信給在國內的毛澤東，旗幟鮮明地提出：“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注：“中國共產黨”的名稱，就是我父親在這封信里第一次提出來的。）父親建議毛澤東立即物色人物，著手建黨的準備工作，說：“此事關系不小，望你注意。”

父親的信讓當時同樣滿懷報國熱情的毛澤東產生了強烈共鳴。他于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給父親寫了兩封回信。信中毛澤東熱情地回復道，“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他還告訴父親，“成立中國共產黨的事，陳仲甫（即陳獨秀）先生等已進行組織”。

隨后，母親分別向法國各地的學生組織負責人寫信，宣傳馬克思主義，陳述建黨的當務之急。1921年7月，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成立，周恩來任書記。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建立。后來，毛澤東在延安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她是我黨唯一的女創始人。”

寄望孩子“在自由天空飛翔”

從法國留學回來，父母一同參加了中共“二大”。會后，父親擔任了中央第一任宣傳部長，母親擔任中央第一任婦女部長。

那時，我們家租住在上海公共租界一個閣樓上一間很小的房子里，陰暗潮濕。在那艱苦的歲月，家里經濟拮據，平日不得不靠朋友和同志們的資助。為了維持全家的生活，父母親白天工作，夜深人靜之后，用筆名給一家雜志寫文章，以換取微薄的稿酬。

當時父親負責主編中央機關刊物《向導》，他整天埋頭看稿、改稿、寫稿，足不出戶，連說話都舍不得多占時間。有時哮喘病發作，氣喘得像拉風箱，他也不肯休息。冬天，實在冷得受不了，父親只好燒一兩張廢稿紙暖暖凍僵的手，然后又埋頭編稿。

向警予

1927年3月，受黨派遣，母親從蘇聯東方大學學習歸來，去了大革命的中心武漢，擔任中共漢口市委宣傳部長。

當時正值蔣介石和汪精衛叛變前夕，武漢形勢日趨嚴峻。1927年底，武漢年關暴動敗露，湖北省委機關遭到徹底破壞，很多同志被逮捕殺害。母親卻不顧個人安危，與省委工運部的女同志張金保一起，堅守接頭點，保持與各方面的聯絡，組織人員疏散隱蔽。

1928年3月中旬，因叛徒出賣，母親和助手陳桓喬一同被捕了。幾位留法的女同學，通過李宗仁夫人郭德潔的關系，到牢房探望她，母親卻泰然自若：“死算什么！我早決定必死，為主義犧牲，視死如歸！”

不過，母親沒有忘記自己的孩子，至今我還記得母親在牢里給我們寫的信中的那首詩:“小寶寶，小寶寶，媽媽忘不了!……希望你像小鳥一樣，在自由的天空飛翔……”

“革命是殺不完的……”

1928年5月1日，母親比平日起得早，特地換上那件在法國結婚時穿過的油綠色旗袍。她走到鐵窗前，默默注視著曙色初現的天空，輕輕地對陳桓喬說:“五一，記得吧!”陳桓喬點點頭。

5時零5分，牢門突然打開，一匪徒大聲喊叫母親的名字，母親回過頭來，神色自若，從容走出牢房。沿途觀者人山人海，母親一路奮力高喊，做了人生最后一次演講:“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向警予，為解放工農勞動大眾革命奮斗，流血犧牲!反動派要殺死我，可革命是殺不完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反動派的日子不會太長了!”

匪徒們慌忙撲上去，拳打腳踢，不許她開口，母親掙脫束縛，頭一昂，奮力高喊:“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萬歲!”殘暴的匪徒掐住母親的脖子，抓起地上的石子泥沙塞進她的嘴里，又用皮帶扎住她的嘴巴和雙頰，鮮紅的血從她嘴角流出……

33歲的母親慷慨就義，最終踐行了她的誓言:“一點淚一點血都應為我們的紅旗而流!”

一個月后，正在莫斯科出席黨的“六大”的父親，得知母親犧牲，悲痛萬分，于6月22日揮筆寫下了泣血浸淚的悼文《向警予同志傳》。

母親犧牲3年后，父親也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了。那是1931年的3月，父親前往香港，住在一個洋酒罐頭公司的樓上。不久，大叛徒顧順章也跟蹤到了香港。6月上旬的一天，海員工會要開會，組織上考慮到形勢危急，讓他不要去參加，但父親覺得不去放心不下。6月10日上午11時左右，父親不顧個人安危趕到了會場，挽救了許多海員工會人員，可他自己卻被等候在那里的叛徒和特務抓住了。

父親在獄中受盡酷刑，遍體鱗傷。1931年8月，父親被害，年僅3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