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德智庫：選出新任最高領袖后，伊朗局勢將如何進展？｜IPP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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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自2月28日美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以來，該地區乃至全球局勢震動不已。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及數十名伊朗高級官員遇害，使國內政治陷入不確定狀態。3月8日，伊朗專家會議宣布推舉已故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之子穆杰塔巴·哈梅內伊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新任最高領袖，外界普遍分析認為此舉標志著伊朗保守派路線與革命衛隊影響力的延續。目前，戰火蔓延至中東其他地區，引發區域緊張局勢。同時，空域關閉及對關鍵航道的威脅，也引發了對更廣泛經濟影響的擔憂。

3月10日，美國蘭德公司（RAND）組織專家就伊朗國內動態、地區及全球影響，以及外交前景等問題進行了討論。

本文作者（上下滑動查看）：

希瑟·威廉姆斯（Heather Williams），蘭德公司高級政策研究員，同時任蘭德公共政策學院（RAND School of Public Policy）政策分析教授。

米歇爾·格里塞（Michelle Grisé），蘭德公司高級政策研究員，同時任蘭德公共政策學院政策分析教授。

凱倫·薩德坎普（Karen Sudkamp），蘭德公司高級管理科學家，同時任蘭德公共政策學院政策分析教授。

凱爾·A·基利安（Kyle A. Kilian），蘭德公司高級技術分析員。

瑪爾齊婭·賈姆貝爾托尼（Marzia Giambertoni），蘭德公司政策分析員。

希拉·埃夫隆（Shira Efron），蘭德公司以色列政策杰出主席。

拉斐爾·S·科恩（Raphael S. Cohen），蘭德公司空軍項目戰略與學說項目主任，國家安全項目主任，蘭德公共政策學院政策分析教授，同時為蘭德公司高級政治科學家。

霍華德·J·沙茨（Howard J. Shatz），蘭德公司高級經濟學家，同時任蘭德公共政策學院政策分析教授。

朱莉婭·馬斯特森（Julia Masterson），蘭德公司國防分析員。

上周末，伊朗最高級別的神職委員會選出了已故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之子穆杰塔巴·哈梅內伊（Mojtaba Khamenei）為國家下一任最高領袖。此舉可能傳遞出伊朗內部派系如何博弈以及國家整體走向的哪些信號？

希瑟·威廉姆斯（Heather Williams）：選擇穆杰塔巴，坦率說讓我感到意外。雖然他的名字近年來一直被提出作為其父親的潛在繼任者，從這個意義上說并不完全出乎意料，但考慮到其中的家族色彩以及穆杰塔巴缺乏政治資歷，我并未將其視為一個真正的候選人。

這一選擇可能表明：可供選擇的繼任人選非常有限，或者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將穆杰塔巴視為一種可以掌控的攝政類型。我在直覺上懷疑穆杰塔巴能否勝任此職，但他也可能崛起并展現出遠超預期的能力——就像他父親早年被普遍低估一樣。

米歇爾·格里斯（Michelle Grisé）：穆杰塔巴·哈梅內伊當選最高領袖直接違背了伊斯蘭共和國的建國原則之一：反對巴列維王朝及世襲繼承制度。但在政權面臨生存威脅的情況下，專家議會似乎認為，由一名內部人、與國家安全體系有深厚聯系的繼承人帶來的延續性與穩定感，其利益超過了從父到子的權力轉移所帶來的風險。不過，這一決定很可能在伊朗民眾中不受歡迎。

凱倫·薩德坎普（Karen Sudkamp）：穆杰塔巴·哈梅內伊的當選，顯示了伊斯蘭共和國試圖傳遞穩定、力量與延續性的信號。在國內，這向伊朗民眾表明，即便政權面臨生存威脅，政府依然運作正常。這應該能夠安撫政權支持者和安全部門，并鼓勵他們繼續支持戰爭。而在國際社會看來，這表明了伊朗的政治系統具有韌性，能夠在阿里·哈梅內伊去世后繼續存在。此外，這也傳達了德黑蘭繼續作戰的決心。

此次任命還鞏固了伊斯蘭革命衛隊在關鍵時刻的影響力。阿里·拉里賈尼（Ali Larijani，國家最高安全委員會領導人）、穆罕默德·巴格爾·加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伊朗議會議長）與穆杰塔巴均曾在革命衛隊服役，并與該組織保持密切聯系。革命衛隊的首要職責是維護革命，每位成員在職業生涯中都始終踐行這一使命。

考慮到穆杰塔巴的宗教資歷及革命衛隊經驗，他的當選意味著革命衛隊的勝利及其對政權的忠誠。

伊朗最高領袖（Supreme Leader）在伊斯蘭共和國中的主要權力和職能。圖源：CNN

此前的襲擊發生在伊朗國內大規模反政府抗議之后，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則在敦促伊朗民眾在行動結束后奪取政權。伊朗國內——無論是政權支持者還是普通民眾——的早期情緒有哪些跡象？

米歇爾·格里斯（Michelle Grisé）：阿里·哈梅內伊的去世凸顯了伊朗社會的深度分裂。政權反對者——曾在一月抗議中上街的人——對其死亡表示慶祝，而政權支持者則公開哀悼。然而，縱觀整個伊朗政治光譜，似乎存在一個共通點：對伊朗未來的不確定，以及對過渡期可能出現的不穩定的擔憂。

希瑟·威廉姆斯（Heather Williams）：如今，支持政權的伊朗人口僅占少數，那么何時才能使局勢趨于公平，讓伊朗民眾有能力應對政府施加的暴力？伊朗人一次次展現了勇氣，尤其是在一月，當時數千甚至數萬人為此付出了生命代價。但他們面對的是高度組織化且對流血事件容忍度極高的安全機構。近期的一些襲擊目標旨在削弱安全部隊的內部控制機制，但這并非美以攻擊的重點，而美國可能在這一機制尚未充分削弱前就同意停火。

戰爭對伊朗的代理人網絡，包括黎巴嫩的真主黨、加沙的哈馬斯及其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民兵組織，意味著什么？

凱爾·A·基利安（Kyle A. Kilian）：戰爭持續削弱并分化伊朗的代理人網絡，降低其為德黑蘭執行連貫行動的能力。這只是多年旨在削弱這些代理人組織的行動的延續和升級，其中真主黨在當前沖突前已失去了大部分高級領導層。鑒于地理接近性、豐富的經驗儲備及武器庫存，以色列將打擊真主黨——伊朗“抵抗軸心”中最有能力的代理人——列為優先事項。

盡管真主黨仍是最強勢的玩家，但“抵抗軸心”的幾何分布及形態可能向那些承受美以壓力較小的群體傾斜。伊拉克的什葉派民兵組織（如真主黨旅（Kataib Hezbollah）或“正義聯盟”（Asa'ib Ahl al-Haq））或也門的胡塞武裝（Ansar Allah）可能構成一定威脅，但缺乏能力和組織使其在沒有伊朗直接支持下難以形成統一戰線。然而，考慮到幫助真主黨在與以色列數十年沖突中存活下來的多頭結構，謹慎行事并將其視為潛在威脅是明智之舉。

瑪爾齊婭·賈姆貝爾托尼（Marzia Giambertoni）：伊朗的代理人組織在不同戰場作戰，雖然都受德黑蘭庇護，但在能力和自主性上存在差異。真主黨在3月2日大幅升級行動，對以色列發動協調火箭和無人機襲擊，規模足以讓美以官員將其視作沖突參與方。

哈馬斯則在進行另一場戰爭——組織生存和解除武裝談判——伊朗的角色更多是歷史性的援助和支持，而非實時指揮。伊拉克的民兵組織內部也存在分歧：一部分是受意識形態驅動、繼續以德黑蘭名義發動襲擊的派系；另一部分則是深植于伊拉克政府內部的權力掮客，他們越來越意識到對抗不利于自身利益。敘利亞民兵如今主要在邊緣地帶發揮作用，自阿薩德政權倒臺后作用有限。

伊朗的“前沿防御”戰略——依托代理人網絡吸收威脅，以阻止其抵達波斯本土——正接近極限。支撐該網絡的金融體系愈發難以重建，其協調性、協作性與戰略縱深的衰退速度超過德黑蘭的適應能力。

凱倫·薩德坎普（Karen Sudkamp）：在持續多年的壓力下，伊朗代理人網絡承擔的防御與威懾作用已基本崩潰。自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以色列事件以來，以色列優先削弱黎巴嫩真主黨和哈馬斯的軍事與恐怖主義能力。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的分化凸顯了它們在當前局勢下有限的應對能力。

盡管主要代理人組織仍在為自身生存而作戰，并且對伊朗設定的關鍵目標支援不足，德黑蘭仍可能在全球設有潛伏組織，等待信號以發動恐怖襲擊或實施破壞行動。卡塔爾官員在三月初逮捕了一批伊朗潛伏人員。此外，也門的胡塞武裝似乎在等待機會，對紅海航運作出回應。德黑蘭可能正在調整其“前沿防御”戰略，以適應當前戰爭。

然而，德黑蘭的首要任務一直是保衛伊朗領土。“抵抗軸心”曾有效地分散了伊朗對手的注意力——直到它失效為止。伊朗領導層和安全官員也可能正在忽視這些代理人，并將保衛伊朗領土和資源放在首位。

以色列的安全環境及其地區關系將產生何種影響？鄰國迄今如何回應？

希拉·埃夫隆（Shira Efron）：盡管以色列的目標是推翻伊朗政權，并確保出現一個不那么敵對的伊朗領導層，但迄今為止的軍事成果本身已顯著改善了國家安全狀況。

對以色列人而言，伊朗代表著終極威脅：一個“核門檻國家”，擁有數千枚彈道導彈，多次呼吁摧毀以色列，并在以色列邊境建立了代理人網絡，自2000年以來造成3500多名以色列人死亡。伊朗為代理人組織（包括真主黨與哈馬斯）提供數十億美元資金、武器與訓練，其目的就是殺害以色列人。削弱伊朗可以為以色列人帶來喘息空間——既來自德黑蘭，也來自其邊境上的恐怖組織。即便這種喘息是暫時的，該行動也可換來數年的相對平靜。話雖如此，黎巴嫩可能會成為主要戰線。同時，以色列仍占據加沙地帶一半地區，而哈馬斯控制人口集中的另一半，這表明單憑軍事成果無法讓以色列擺脫持續的地區戰爭狀態。

在以色列的地區伙伴方面，伊朗對阿拉伯鄰國及更遠國家的升級行動，使這些國家在暗中更加與以色列站在同一陣線。有充分理由相信，這場行動將加強以色列與鄰國的情報與安全合作，并可能增加以色列對海灣國家的防務出口。

與此同時，以色列認為對伊朗的共同威脅認知將促使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國家在不穩定加沙局勢、不推進西岸問題的情況下實現關系正常化，這種想法過于夸張。這種思維低估了10月7日襲擊事件后巴勒斯坦問題在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性，也忽略了阿拉伯國家無需承擔關系正常化的政治風險，就能從與以色列的合作中獲得安全利益這一事實。

拉斐爾·S·科恩（Raphael S. Cohen）：目前對伊朗的戰爭可能在兩個方面成為以色列安全的“分水嶺時刻”。

首先，以色列的安全機構長期將伊朗視為“蛇頭”，代理網絡為“蛇尾”。這種類比也可能被過度延伸。即便美國和以色列成功改變了伊朗政權或“斬首”這條比喻中的蛇，伊朗的代理組織仍然存在。總體而言，像真主黨、哈馬斯和胡塞武裝這樣的組織在各自社會中根基深厚。然而，如果政權倒臺，這些代理組織將失去主要支持者，可能變得“毒性”降低。

其次，這場戰爭幾乎肯定會對地區政治產生重大影響。伊朗不僅選擇對以色列和美國進行報復，還攻擊了整個地區的國家——其中包括一些此前至少保持中立、甚至與伊朗政權公開友好的國家，如阿曼、卡塔爾和土耳其。同時，一些阿拉伯國家可能會責怪以色列將其卷入了非自愿的戰爭中。中東的地緣政治格局——至少在以色列一方的國家陣營上——在塵埃落定后可能會顯著改變中東的地緣政治格局——至少就哪些國家站在以色列一邊而言——在塵埃落定之后可能會大不相同。

美國并非唯一在中東擁有利益的大國。俄羅斯等國的反應能告訴我們該地區力量平衡正在發生怎樣的變化？

霍華德·J·沙茨（Howard J. Shatz）：俄羅斯等國的反應都顯示出，它們的任何伙伴關系都是高度有條件的。俄羅斯與伊朗在2025年簽署了為期20年的全面戰略伙伴關系條約。今年一月，三個國家還簽署了三方戰略協定。然而，俄羅斯等國同樣有維護與海灣阿拉伯國家良好關系的利益：俄羅斯是OPEC+石油生產國集團的一部分。

中國歷來不愿在沖突中直接介入，無論是軍事上還是外交上。它更關注自身利益，例如在胡塞武裝破壞紅海航運時，中國單獨與其達成協議。俄羅斯在中東有所介入，例如2015年進入敘利亞，但此時俄羅斯正被四年來對烏克蘭的全面戰爭所困，其影響力有限。俄羅斯可能試圖攪局美國，中國可能試圖在戰事結束后充當和平締造者，但美國已明確表明，當利益一致時，它是唯一愿意為盟友作出重大犧牲的大國。

米歇爾·格里斯（Michelle Grisé）：盡管近年來俄羅斯與伊朗加深了伙伴關系，當前沖突也清楚地提醒人們，這種關系是有邊界的。上周末，在穆杰塔巴當選最高領袖后，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祝賀，并強調俄羅斯將繼續支持伊朗，這表明莫斯科不希望伊朗領導層更替破壞雙邊關系。據報道，俄羅斯也向伊朗提供了情報，但在不斷擴大的沖突中，它尚未進行軍事干預。再加上俄羅斯在烏克蘭持續作戰，它很可能缺乏能力或意愿進行軍事干預。

這場戰斗可能會對石油市場、能源價格和全球貿易產生怎樣的影響？

霍華德·J·沙茨（Howard J. Shatz）：戰斗可能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影響，也可能不會。這個答案雖然令人沮喪，但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更重要的是，需要考慮可能傾向于影響局勢的各種因素。全球約四分之一的石油貿易和五分之一的消費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運輸，而截至3月8日，該海峽已事實上關閉。同樣，大量液化天然氣也通過該海峽運輸，依賴該通道的生產商已開始停產。石油和天然氣價格因此大幅上漲。

我們應關注什么？如果海峽長時間保持關閉，價格將持續高位，全球生產與貿易將放緩，世界可能陷入衰退。然而，如果美國和以色列成功削弱伊朗攻擊航運的能力，如果美國新的保險機制奏效，并且美國能夠提供保護，石油可能重新流通。

其他緩解因素包括：一條通向紅海的沙特管道、一條經土耳其的伊拉克管道、海上大量未售出石油、中國戰略儲備中龐大的石油儲量，以及中國是否會單獨達成協議以通過該海峽獲取石油和天然氣，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全球供應擔憂。

然而，這些措施不足以彌補海峽長期關閉的影響。但在突發事件中，價格通常會出現上行過度，然后回落，就像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后那樣。這一次價格何時、回落多少，將完全取決于戰爭進程，以及美國、以色列以及可能的海灣阿拉伯國家阻止伊朗威脅航運的能力。

有沒有任何外交途徑可以緩和沖突？如果沒有，需要哪些條件才能出現？

朱莉婭·馬斯特森（Julia Masterson）：如果伊朗臨時領導層同意允許國際社會訪問伊斯法罕設施，伊朗的核計劃仍可能提供緩和沖突的途徑。該設施自去年六月的十二天戰爭以來，據信儲存了伊朗的高濃縮鈾（HEU）庫存。伊朗的HEU庫存并不構成直接的武器化風險，因為其以氣態形式儲存，需要進一步濃縮并轉化為金屬才能用于核武器。伊朗的鈾濃縮及鈾金屬生產設施在2025年6月的襲擊中遭到嚴重破壞。然而，伊朗仍可能能夠進入該設施，并將儲存物質轉移至重建或隱蔽設施中，進行相關步驟。

目前，高濃縮鈾（HEU）仍有可能由國際核查團隊安全運出伊斯法罕并運出伊朗——可能作為結束當前沖突的外交協議的一部分。關鍵在于，伊朗臨時領導層是否將外交視為可行的緩解途徑，還是視為軟弱的象征。

凱倫·薩德坎普（Karen Sudkamp）：目前，歷史上成功緩解緊張局勢或潛在沖突的外交途徑似乎不存在。以色列和伊朗都認為自己在與生死攸關的威脅作戰。因此，以色列與美國一直針對伊朗的力量投射能力：彈道導彈、代理人網絡及核計劃。伊朗方面則擴大沖突，以提高海灣阿拉伯國家及全球經濟體系的成本，測試美以的決心，并消耗其軍事能力。

要使外交奏效，三方必須愿意坐到談判桌前，并相信彼此會遵守任何協議。然而，戰爭已持續一周多，每一方似乎都不打算嘗試尋找外交解決方案，這很可能是受到各自政府對此前阻止沖突的外交努力失敗的認知所致。

米歇爾·格里斯（Michelle Grisé）：由于美國呼吁伊朗無條件投降，伊朗領導層若坐到談判桌前，很難不被視作向美以壓力妥協。幾乎沒有跡象表明伊朗愿意通過外交解決當前沖突。事實上，穆杰塔巴·哈梅內伊當選最高領袖可以被解讀為對潛在外交途徑的拒絕，這表明伊朗選擇加倍投入，持續推進軍事行動。

當前中東局勢是否有歷史上的類比可供參考，以幫助理解正在發生的情況？

拉斐爾·S·科恩（Raphael S. Cohen）：這里沒有完全對應的歷史類比，但可以找到一些與以往中東戰爭的相似之處。

最自然的例子是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美國當時將伊拉克視為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及長期威脅地區穩定的國家，美國也公開討論政權更替。然而，這些沖突之間仍存在顯著差異。伊拉克戰爭主要是地面戰役，而這場沖突至少到目前為止是以空中打擊為主。而且，伊拉克戰爭涉及的國際聯盟規模更大。

還可以類比2011年的利比亞戰爭。該戰役同樣主要是空戰，美國盟友（當時為歐洲國家）關注點是推翻對本國民眾實施暴力的政權。不同之處在于，利比亞干預發生在持續的內戰背景下，而伊朗至少目前并不存在這樣的情況。

最后，可以將部分沖突類比1973年的阿以戰爭。那場戰爭是美國與蘇聯之間的代理沖突。這場當前的沖突同樣具有大國代理人的因素，伊朗得到俄羅斯等國的支持。1973年戰爭后，埃及從蘇聯陣營轉向美國陣營。根據當前戰爭的結果，我們也可能在該地區看到類似的權力重組。

希拉·埃夫隆（Shira Efron）：沒有完全對應的歷史類比。盡管許多討論關注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我從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看到了可借鑒的經驗。確實，除了在作戰維度上（依賴空襲）的相似性之外，兩者有明顯不同。1991年，依托聯合國強力授權、獲得強大地區支持的廣泛聯盟，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對其發動打擊——這些條件在今天都不存在。

然而，這兩場沖突的結果可能相似：伊朗可能類似海灣戰爭后的薩達姆·侯賽因統治下的伊拉克——軍事上較弱，經濟和外交上孤立，但由一個因僅存活于全球及地區最強軍事力量攻擊下而感到勝利的獨裁者統治。像薩達姆·侯賽因統治下的伊拉克一樣，伊朗可能由一位加劇對抗姿態的獨裁者統治，暴力鎮壓反對派，規避聯合國檢查，同時在經濟制裁下維持權力。

你最密切關注哪些指標來評估沖突的長期走向？你認為這些指標可能暗示局勢將如何發展？

米歇爾·格里斯（Michelle Grisé）：伊朗對以色列、海灣國家及美國在該地區軍事目標的導彈襲擊頻率，是衡量伊朗能在當前沖突強度下持續多久的重要指標。伊朗導彈襲擊頻率放緩可能表明庫存消耗殆盡，但也可能反映伊朗決策者有意保存關鍵系統，為長期戰役做準備。

自戰爭開始以來，我一直在思考沖突可能采取的軌跡。局勢每小時都在變化，這讓預測幾乎不可能。然而，有兩點我確信，無論沖突持續多久。第一，這場沖突對于中東都是一個分水嶺時刻——對地區國家而言如此，對美國在該地區的作用亦然。第二，伊朗民眾將持續遭受暴力與不穩定之苦。

希瑟·威廉姆斯（Heather Williams）：即便再次由另一位哈梅內伊當選最高領袖，我仍不認為在過去36年間由阿里·哈梅內伊塑造的伊斯蘭共和國能在沒有他的情況下存續。這并不意味著伊斯蘭共和國結束，但它將發生根本性變化。我正密切關注沖突如何削弱伊朗通過導彈和海上力量進行力量投射的能力。但從長遠來看，我將關注政權究竟能獲得多少合法性，并重新審視我們對伊朗政策制定過程的許多傳統假設。

*內容來源于蘭德公司官方網站，原題為“War in Iran: Q&A with RAND Experts”。內容有所刪減。

編譯｜周浩鍇 IPP新媒體編輯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 | 周浩鍇

校對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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