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齡修：風范長存——憶楊向奎先生

楊拱辰先生(楊向奎先生，我們習慣稱他為向老)度過他九秩榮慶后半年，2000年7月23日上午9時25分，因急性心肌梗死搶救無效，匆匆辭世。他到達了中國人稱為高壽的年齡段。中國目前的營養、保健、醫療事業有長足的進步。但活到這個年齡段仍然只有極少數人，大約幾千人中才有一個。在年齡方面，他應該是沒有遺憾的。向老畢生勤奮。他年輕時每天工作十多小時。壯年時他因用腦過度，神經衰弱很嚴重，除加緊體育鍛煉，仍適當進行研究工作。打倒“四人幫”后，他更加抓緊時間，未明即起，工作至午。稍顯衰退是最近不到一年的事。因為長期積累，他著作宏富，專著、論文集十余種(二十余冊),還有大量未結集的論文、文章。我想，他的學識大部分發揮出來了。對這一點，他大概也不會有大的遺憾。

因此，他走時無疑是安詳、坦然的。

然而，他的離去給了我們這些學生、后輩沉重的打擊。我們失去了一位長者、一位導師。每一個受過他親炙的后學，都會痛切地感覺失去接受他的提命的機會而留下的空白。我們為此深感難過，深感悲痛。

據說，1956年他從山東大學調歷史研究所時，曾許諾任命他擔任副所長，但后來并沒有兌現。那時候不像現在，很講究資歷和資格。我不知道他還有什么地方沒有達標，也可能其中有過某種誤會。總之，他沒有當上副所長。但這是歷史研究所的損失。我認為，他是歷史研究所少有的掌握史學研究規律，并能夠運用它進行管理的人之一。

他積極參加民族調查，最早開發曲阜孔府檔案，充分表現開辟新史源、發掘新史料的自覺性。

歷史研究所的清史研究原來基礎薄弱。我在1958年剛到所時，與明清史組全組見面，副組長王毓銓先生在會上說："我們這里號稱明清史組，實際上是‘大明天下’。你來了，就搞清史吧!”王先生的話反映出本所清史研究荒原待墾的狀態。我算本所第一個清史研究實習員，后來劉永成因研究資本主義萌芽而向清史靠攏，周遠廉主動學習滿文探索清前史，開始有朝這個方向起步者。1963年，向老以封建后期史組組長身份提出兩個項目，一個曲阜孔府檔案，一個乾隆刑科題本，每個項目六七人，與有關單位合作，從鈔編數據入手進行研究，完成數據匯編和專著。他說：“我們不是資料室，不能只鈔材料，我們是研究組，定要產出研究著作，并且這是工作重點。”這是一個完全正確的科學步驟和目標。他親自率領和指導孔府檔案的整理、研究。我參加這項工作。他一面指導我們擬訂提綱選抄檔案，一面率領大家學習政治經濟學經典理論，共同討論、研究，引導和促進大家的理論思維活躍起來。最后，我們完成了系列的《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和《封建貴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公開出版。《孔府研究》一書得到國內外學者的肯定評價。乾隆刑科題本整理，完成了幾種專題數據匯編，公開出版。研究成果則因故沒有結集出版，但刊發了部分論著。總之，這兩個項目帶動了清史研究人才的成長，為本所清史斷代史的發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1978年，歷史研究所恢復各研究室建制，他擔任第一屆清史研究室主任(1966年初，他已被任命為明清史研究室主任)。我是研究室學術秘書之一，因我住在所機關內，找我很容易，所以有許多事他吩咐我去做。他在建設清史研究室方面采取了兩項重要的措施。第一項措施是，他布置我找室里每個青年人談談，根據情況給他們定一個課題，作為三五年內進行研究的范圍。他強調指出：“我的原則是分兵把口。”“分兵把口”四個字，言簡意賅，使人人有工作目標，又不會重復研究，而整個研究室不致出現許多空白。這就把全研究室的科研工作管理起來，并且推動起來了。赫治清研究天地會、傅崇蘭研究清代城市、李新達研究清代軍事(此為其自定，研究室認可)等，都是那時確定的，后來取得可觀的成績。

需要特別提到的是創辦《清史論叢》。這可以說是他的又一項措施。1978年春，研究室還沒有正式恢復，他預感到史學研究將走上正軌，讓周遠廉通知我們開會。他說我一直喜歡辦雜志，可以培養和發現人才，交流心得，提高學術水平。但目前要辦雜志很費周折，可以出論叢，比較靈活，而學術方面的好處還一樣有。他在山東大學辦《文史哲》是有名的。他牽頭，大家說干就干，組織班子，組稿。經過半年努力，1月，大家合作編成第一輯，在中華書局熱情支持下，于1979年8月出版。我是編輯組成員，他向我談過若干方針，充分反映了史學內行的辦刊思想。他說：“對論叢不求全責備。好文章難得。大部分文章站得住，整本論叢就站得住。”我體會他的意思是，作者和論文水平不可能整齊劃一，大部分文章不錯就行，少數幾篇質量稍遜也不要苛求。他說：“題目不論大小。大題目探究大問題，規律性的問題，最好。小題目，能夠有所發現，有所發明，也是有用的。”又說：“篇幅不論長短。幾百幾千字、萬把字，干凈、利落，沒有廢話，當然不錯。但有些問題這點字數是說不清楚的，就要允許更長的篇幅。文章只要求通順、準確，不摻水，不要拘泥字數。如果一本書稿，二十萬字，確實寫得好，一時又找不著出版的地方，我們也可以登。”我聽了很驚訝，覺得他思想上只考慮科學，沒有任何清規戒律。只要寫得好，字數容許少僅數百，多達二十萬，把札記、專刊都融進論叢，靈活之極。這樣辦論叢，精彩著作，或微小發現，都可包容進來，不被排斥、埋沒，真是為發展史學開辟坦途。又說：“每個雜志都有自己的質量標準、著作規范。不符合你的標準、規范，你可以不要。也可以提出意見請他改，改好了你就用，仍不符合要求還可以退。但我不贊成強加于人。少量加工、潤色是可以的，大量改動，甚至改得面目全非，完全要不得。他寫的課題，你得承認他是專家，并非你是專家，就算你也是專家，各人思路還不一樣。你有看法，可以自己寫成文章，不要寫在別人的稿子上，讓別人頂著。那樣做是粗暴，不尊重作者。”他的心中無疑是時常裝著作者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了解當時有些主編、編輯，自以為天下第一，稿件到手，大添大改，大砍大殺。無論如何，他的說法是非常針砭時弊的。他又說：“對青年人要降格以求，他們才有發表的機會。他寫出來，發表了，繼續鉆研的勁頭就上來了。如果總也發表不了，有的人可能就泄氣了。所以有時候這樣做可能影響一個人一輩子的發展。”他還結合自己年青時的經歷，說到顧頡剛先生對后學的培養和扶植。總之，他的種種思想，完全是為科學松綁，讓科學的種子多一些破土發芽成長的機會。我一直牢記他的這些方針，經過我手的工作總是盡力按他的要求去做。

創辦《清史論叢》是一件困難的工作。第一輯快要交稿時，所里創辦了季刊《中國史研究》。一位朋友找我談，要求我們停辦《清史論叢》,每年拿出一期《中國史研究》辦清史專號，交給我們編。我想這不是所里的意見，而是談者自作主張，清史專號一說完全是客里空、既不可能也不應該這樣辦。我玩笑式地拒絕說：“我個人的看法，戰斗既已打響，陣地不可能撤除。”我請示向老。他說：“不好。與中華書局談好的事，我們不能出爾反爾。我們要支持《中國史研究》,有好稿子，作者愿投《中國史研究》,不能阻攔，必要時要動員投。要有全局觀念，把《中國史研究》擺在《清史論叢》前面。”即使這樣，仍有人不斷敲打我們。明明向老創辦《清史論叢》在前，卻造謠說所里創辦《中國史研究》,他們(點名直指副主編王戎笙和另兩名編輯組成員)就辦《清史論叢》,作為“他們”進行分裂活動的一條罪狀。我氣得曾想貼小字報駁斥，當然，謠言腿短，很快也就平息下去。據說，在某次會上，還有人說“《論叢》都是別人不要的稿子”。參加會的人叮囑我們要把《論叢》辦好，不要留下話柄。我們第一輯出版后，與一些人的觀感完全不同，日本同行馬上給了良好的評價，國內更多積極反映。后來，出版行情大變，沒有出版補助，賠錢的書就別想問世。中華書局盡力出版八輯，難以為繼。臺灣大學教授陳捷先、遼寧古籍出版社給以贊助，在新主編王戎笙主持下，繼續出版五輯。這時向老建議把他個人項目一些余款和稿費拿出來，維持本研究室這塊小園地。我們沒有同意。但他白手創業，艱難支撐，一段苦心，令人感動。

在向老領導下，清史研究室才有了規模，開始興旺發達，并且發生影響力。

他對自己要求嚴格，表現出一位長者的風范。

他從不利用學生、晚輩替他抄材料、寫文章。他的全部著作的每一個字都是他自己執筆的。他也不當空頭主編，甚至不當他認為出力不夠的主編。他說，我不是一概反對讓學生或青年人代勞，做一些學術工作，也不是一概反對掛名當主編。有時不得已，這樣做也無可厚非。我只是認為，不要利用別人寫作，給自己增加學術榮譽。他指導我們寫作《封建貴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的全過程，最后審閱定稿，按理應署主編。但他堅持認為全書沒有三分之一以上篇幅由他親自起草，他不署主編。他提議將他列為著者之一，但我們以為這樣并列并不妥當，對他不住，于是他同意取消署名。《清史論叢》組織編輯組時，推他主編，王戎笙副主編。他親自規定方針，參加審稿，主持退稿等事宜。幾年后，我們見他年事漸高，有意識不讓他做具體工作，只在組稿過程中向他請示、報告，編成后總的匯報一次。在這種情況下，他多次透露不再擔任《清史論叢》主編的想法。但為了順利工作，他這個主編實際上不能少。我向他詳細說明。他說：“啊，還有這么多事，那就做著再說。”不過，他仍然感覺不自在，想甩掉這個包袱。我知道他對《清史論叢》的熱情絲毫不減，只是厭惡空頭主編，每次都需要我費唇舌去說服他維持現狀。

1990年，他滿八旬大壽。好幾位同事動員我向所里建議舉辦祝賀活動。我很同意，想到兩項：一是《中國史研究》出一期專輯，二是開一個會。我先征求壽星老的意見，他反對。我反復說明這是許多同事的要求，并且說現在史學不景氣，這種活動是對有成就的史學家最好的安慰，也可以激勵別人。他這才松了口，但提出兩點變動：一是與王毓銓、胡厚宣、張政斏、楊希枚等四位先生合在一起做“五老慶”,二是不祝壽，改為祝賀從事科研活動若干年。我將這些向所里領導一提，得到全力支持。我按照原來的計劃，不用一分錢公款，發起募捐，順利、熱烈。《中國史研究》專輯需要發表五老的小傳，前所長林甘泉審讀五篇傳稿后，電話告我，只有向老的小傳對他的學術成就評價不夠，與其他四篇小傳也不相稱，是不是請原作者陳祖武做些增補。但是，向老堅決不同意。他向祖武強調：“我的小傳絕對不要添加有任何獎飾的字句，原來的樣子不要添改。有的同志成績輝煌是事實。我的小傳比較平凡也是事實。實事求是就對了，千萬不要改。……我不是故作謙虛以求異于人，只是自我感覺如此，我對我的以往成績并不滿意，有時很不滿意。”他特別給我打電話，嚴肅指出：“一個字也不要改不要加，如有任何改動，就不要發。”這就是向老，這就是向老的風格，與時下那些千方百計自我膨脹的學者相去何止霄壤。一次，他告誡我寫文章要鄭重，多斟酌，不要匆忙出手，說：他現在回頭看他寫的東西，有的經過了反復考慮，至今看了仍很得意，有的草率，看了直流汗，“希望你們以后回頭看自己的東西，不要流汗，或少流汗。”這些話既是教育我，也證明他在自我評價時“不是故作謙虛”。

說到他的謙虛，有一件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64年，他的專著《中國古代社會與古代思想研究》上下兩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可以說，此書是他二十余年研究中國古史所得基本結論的完整表述和系統總結。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這么重要的著作，他約請的兩位題跋作者，卻是對此書提出尖銳商榷意見的先生。其中的趙紀彬先生在《跋——關于正統思想研究方法問題的幾點感想》中說：“我和著者相交二十年，每談學問輒多不合。”顯然，趙先生之指摘此書，有如引弓待發，勢在必然。趙先生嚴厲批評著者未能將研究社會史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貫徹到思想史研究中。另一位題跋作者王玉哲先生在《跋——論西周不是土地國有制》中說：“書中也存在若干我所不能同意的觀點，曾經與著者在來往的函件中，往復論難。”王先生就自己的觀點展開了比較充分的論述，抨擊書中主張的西周土地國有制說缺乏“說服力”,“全經不起具體的分析和具體史實的驗證”。對這樣兩位題跋作者，向老事先完全知道他們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站在對立面，但還是毅然請他們題跋，并將其刊載在書中。這種做法，充分展現二位學者的磊落襟懷和謙虛風范。這是有堅實的思想基礎的。我認為，這出于他對個人學術成果的自信。他對兩位先生所提“不同意見”,"除表示歡迎和感謝外”,也不心服(比如趙先生認為“正統思想基本上就是封建性糟粕”的觀點，就直接違反他奉為圭臬的毛澤東關于要區別封建地主階級由革命者轉化為反動派前后不同時期表現的理論，有一鍋煮的嫌疑),準備“有機會并將展開討論”。有些人一見到不同意見，就暴跳如雷，張口罵人，表現了一種學術上的怯懦和虛弱。與此相反，他相信真理在手，相信讀者的判斷力，不害怕“每談學問輒多不合”,還須“往復辯難”。而更重要的，我認為是出于他對科學發展規律的理解。科學是在同謬誤作斗爭中發展的，通過不同意見的討論，即使證明自己錯了，科學卻前進了一步，自己的認識也得到了提高和升華。當《中國古代社會與古代思想研究》剛出版時，我讀了趙、王兩先生題跋，很吃驚，不理解。幾十年間同向老密切接觸，見到他對待反對意見的一貫態度后，我才逐漸完全領悟了一顆激烈搏動的明亮透徹的真正學者之心。

他待年青人寬厚、熱情，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在孔府時，我們吃住在一起，暇時一道說笑。那時每人每天有點出差補助，他就把自己那一份拿出來買西瓜、鴨梨，與大家一塊兒分享，把氣氛搞得其樂融融。傅崇蘭研究運河城市，想去臨清、濟寧一帶考察，但沒有出差費用。向老熱情鼓勵進行實地考察的做法，表示自己可出經費。他長期擔任所學術委員會負責人，評審職稱曾經發生矛盾，他的反映寬厚而有原則，一方面要求學術委員說話厚道，另一方面也說：“說什么是學術委員的權利，只能說好話的學術委員，我也不要當。”

我有幸得到他的厚愛和教育。我很注意學習他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和做法。他對我是嚴格的。我在《孔府研究》項目中分工寫商業高利貸集市一章，材料較少，問題較單純，交稿最早。他看了比較滿意，然后叫我繼續寫作賦稅一章。我自覺有關的理論比較深奧，力所不逮，就婉言推辭。他嚴厲批評我這個人“又可靠又不可靠。可靠呢，交給一項任務能完成；不可靠呢，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搞定額”。我聽了，覺得不應該完全推卻，沒有分下去的章節還得有人做，便提出與劉重日合作，終于完成這一章寫作。我有一段時間內沒有顧到寫出文章，一貫筆耕不輟的老先生自然很看不慣，曾提出指責。但看到我有所表現，也給以鼓勵。

他讀了我一篇題為《〈柳如是別傳〉讀后》的小文，1990年6月8日、1991年1月16日兩次給我寫信加以贊許。他“甚望”我有一種好的學風，“方法是從小處著手，大處著眼”。他說：“人才不易，史學不被重視，人才更難出現。尚望珍重。”語重心長，使我很感動、感激。有時他與我討論一些清史問題，如《明史》纂修問題，世人多右萬斯同而貶王鴻緒，以為明史稿出萬氏手而王氏竊為己有，只有侯仁之先生不同，為王說了些公平話。他自己對萬斯同評價不高，趨向侯說，問我有什么意見。他還出題目要我做，先后讓寫有關甘鳳池、錢謙益的文章，弄明白他們究竟是怎樣的人。甘鳳池生平費考證，錢謙益評價須思辨，都有較大的難度。為紀念顧頡剛先生百年冥誕，他又指定我作論文一篇，題目自定。他這樣做都是為了鍛煉我、督促我。他有個別項目，約我參加，則兼有協助他完成的考慮。我有的做了，只甘、錢兩文留意搜集資料，沒有動筆，不能在他生前完成，心里很愧疚。當我應邀協助王鐘翰先生主編《四庫禁毀書叢刊》時，向老不僅慨然同意擔任我們編委會的顧問，而且經常向我詢問進度和收書情況，出席我們召集的會議，提出意見，給予熱情的關心。我的經歷，反映他在一個后學身上傾注的心血。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向老知識淵博，自先秦以至近代，制度、文獻，全都稔熟于胸。我們在曲阜點校多種孔氏宗譜序文，里面引用《周禮》等文獻，講述宗親制度，至不能斷句，一經他娓娓講來，便豁然開朗。有一年，我讀《天工開物》，碰到一個問題，請教多位前輩先生，只有向老立即作答，解釋疑惑。通達之學，令我欽佩不已。但這些是日常接觸留下的深刻印象。他對我說過：“我是老北大出身，老北大學風‘開闊爽朗’。傅孟真、顧頡剛兩先生是這一派正統。”所以他的學風的特點也是開闊爽朗，喜歡研究大問題，研究問題總是從大處著眼，統觀全局進行分析。在他的著作中突出表現出來。他治學跨文、理兩科，以史學為主，兼探索自然哲學和理論物理學的奧秘，都有著作問世，在當代學者中僅見，令許多人為之瞠目。其熵物理學著作，挑戰愛因斯坦的權威理論，則只有等候歷史老人的評判。我個人淺陋不文，對于他的史學著作，也只有焚香拜讀、盡力領略的份兒，不敢贊嘆一詞。

向老的離去，是大自然規律的作用，任何人無能為力。“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此事古難全。”但他的風范長存，存在他的著作中，存在人心中。他的學生們、后學們將把它發揚光大。

2000年8月4日完稿于五庫齋

（原載《山東大學報》2000年10月25日第3版。增補一段后載《古史考》第8卷，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