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盧長明,今年42歲了,出生在陜南農村。我們盧家有今天,全靠我坐過牢的小叔。
我爹那一輩,是村里出了名的“大戶”——人口大戶。我爸兄弟姐妹九個,他排行老五,上頭有一個伯伯,下頭有兩個叔叔,中間還夾著五個姑姑。那個年代,家家孩子都多,但像我們家這樣濟濟一堂的,也不多見。
在我這些叔伯姑姑里,小叔盧有福是個頂特別的存在。他在姊妹里排行老八,是兄妹里最機靈、腦子最活泛的一個,可也是唯一一個吃過“牢飯”的。這事兒,得從頭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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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十年代,家里孩子多,張嘴要吃飯的嘴也多。爺爺奶奶掙的工分,分到的糧食,根本填不飽這么多肚子。我小叔那時候半大不小,餓得眼睛發綠,就開始琢磨歪……不,是正路子。他先是跟著大孩子跑去附近的煤礦,撿人家不要的煤核、碎煤塊,然后背到幾十里外的城里,挨家挨戶問,用煤換點紅薯、玉米面,或者人家吃剩的干糧。這一來二去,他不僅混了個肚兒圓,還發現了城里人的“秘密”。
他發現,城里人買東西光有錢不行,還得有票——糧票、油票、布票……五花八門。有些人家票多,用不完,想換點緊俏東西;有些人家缺票,有錢也買不著。小叔那顆靈光的腦袋立刻轉開了。他開始在城鄉之間倒騰,用鄉下收來的雞蛋、山貨,甚至幫人干點零活,去換城里人手里富余的票證,然后再把這些票證倒騰給需要的人,從中賺點微薄的差價,或者換些糧食帶回家。
這事兒風險大,當時叫“投機倒把”,是嚴厲打擊的“資本主義尾巴”。但小叔膽大心細,加上嘴皮子利索,人又實在,居然慢慢做成了“氣候”。他不再滿足于小打小鬧,開始有意識地囤積一些緊俏票證,低買高賣。那些年,他在城鄉之間穿梭,風里來雨里去,確實掙下了一些錢。
1981年,是我們老盧家揚眉吐氣的一年。小叔拿出他攢下的“巨款”,加上家里的一點積蓄,毅然推倒了家里已經搖搖欲墜的幾間土坯房,請來工匠,熱火朝天地蓋起了一座氣派的四合院!整整十間青磚大瓦房,窗明幾凈,在當時我們村,那是獨一份!爺爺奶奶住正房,我爹、六叔、大伯,還有小叔自己,每家都分到了兩間寬敞明亮的屋子。我爹也就是因為有了這兩間像樣的瓦房,才順利娶到了我娘,不然,誰家姑娘愿意嫁過來擠那破土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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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俗話說,人怕出名豬怕壯。也不知道是村里誰眼紅我們家蓋了新房,一封舉報信直接捅到了上面。沒多久,戴著紅袖章的人就上門了,說我小叔“投機倒把”,“擾亂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直接把人抓走了。后來判決下來,整整五年!家里那些還沒來得及捂熱乎的錢財,全被作為“非法所得”收繳了。幸好那房子,上頭考慮到我們一大家子老小確實沒地方住,在繳納了一筆不小的罰款后,總算給留下了。
小叔這一進去,家里的天仿佛又塌了半邊。原本因為蓋房而對小叔和顏悅色的叔伯們,態度一下子全變了。六叔和大伯沒少在背后埋怨,說小叔“不走正道”,“丟了老盧家八輩子的人”,“讓全家在村里抬不起頭”。
只有我爹,沉默半晌,說了一句:“有福干那個,說到底是為了啥?還不是為了讓咱這一大家子人能吃飽飯,能住上不漏雨的房子?他掙的錢,他自己吃了獨食嗎?咱們誰沒沾光?現在出事了,埋怨頂個屁用!”
時間一晃到了1987年六月,是小叔刑滿釋放的日子。前一天晚上,家里氣氛就有點怪。我爹挨個去問六叔和大伯:“明天,一起去接有福回來?”
六叔把頭扭到一邊:“不去!丟不起那人!”
大伯咳嗽一聲:“老五啊,我……我明天地里活兒忙,走不開。”
我爹沒再說什么,第二天一早,他一個人騎著自行車出了村。
傍晚時分,爹回來了。后座上坐著一個人,穿著洗得發白的舊衣服,低著頭,身子瘦得像根麻桿,那是我小叔。五年的牢獄生活,把他身上那股子機靈勁兒磨掉了一大半,只剩下一種小心翼翼的沉默。
爹把小叔拉進我們家,對我娘說:“孩他娘,炒幾個菜,雞蛋多放幾個。” 然后又去把六叔和大伯硬是叫了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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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頓飯,吃得別提多壓抑了。我娘炒的雞蛋很香,可桌上沒人說話。六叔和大伯黑著臉,只顧埋頭扒飯,偶爾抬眼瞟一下小叔,眼神復雜。小叔更是頭都快埋進碗里了。
終于,我爹打破了沉默,給小叔夾了一筷子菜:“有福,出來了就好,以后……好好過日子。”
六叔把筷子往桌上一撂,聲音有點沖:“過日子?說得輕巧!背著個勞改犯的名聲,在村里怎么抬頭?咱們盧家的臉都丟盡了!”
小叔的肩膀猛地抖了一下,沒吭聲。
我爹的臉色也沉了下來:“老六!你少說兩句!有福為啥進去的,你心里沒數嗎?當初住新房子的時候,你怎么不嫌丟人?”
“那能一樣嗎!” 大伯也加入了戰團,“咱爹媽一輩子老實本分,到老了還得因為他被人指指點點!臨終都咽不下氣!”
“夠了!” 我爹猛地一拍桌子,碗筷都跳了一下,“事情已經這樣了,埋怨有用嗎?他是咱兄弟!親兄弟!”
那晚,兄弟幾個不歡而散。第二天天還沒大亮,我起來上廁所,看見小叔背著一個包袱,正要悄悄開門出去。我爹追出來,拉著他的胳膊:“有福,你別聽他們瞎咧咧!就在家待著,有哥一口吃的,就餓不著你!”
小叔回過頭,眼圈是紅的,他搖了搖頭,聲音沙啞:“五哥,你的心意我懂。可……可我不能再連累你們了。我……我出去闖闖。”
我爹看著他倔強的眼神,知道留不住了。他轉身回屋,摸索了半天,把家里僅有的幾十塊錢積蓄全都塞進了小叔手里:“拿著!路上買點吃的……在外面……照顧好自己。”
小叔捏著那卷帶著體溫的毛票,嘴唇動了動,最終什么也沒說,重重地握了一下我爹的手,轉身消失在了晨霧里。
這一走,就是十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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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見到小叔,是1999年的夏天。村口開來了一輛當時很少見的桑塔納小轎車,車里下來的,正是我小叔!他穿著一身筆挺的西裝,頭發梳得一絲不茍,身邊跟著一位穿著時髦、氣質很好的漂亮女人——我后來的小嬸子,手里還牽著一個虎頭虎腦的小男孩,我的堂弟。
小叔回來了,衣錦還鄉。
那天,小叔在我家坐了很久,說了他這些年的經歷。他剛出去時,人生地不熟,在一個建筑工地上從小工干起。因為他腦子活,又肯吃苦,還會看圖紙,慢慢得到了老板的賞識,提拔他當了小工頭,幫著管理工地。后來,他膽子大,開始從老板手里分包一些小工程,自己拉起隊伍干。他講信用,工程質量好,慢慢就在建筑行當里立住了腳,后來干脆成立了自己的小建筑公司。
小叔有了錢,第一件事就是回報家人。他知道我高考落榜在家閑著,直接找到我爹娘,說:“五哥,嫂子,讓長明去復讀!學費、生活費我出!我再托人給他請個好老師輔導!” 要不是小叔鼎力支持,我根本不可能有后來復讀考上大學、端上鐵飯碗的機會。
不單單是我們家,對當年給他甩臉色的六叔和大伯家,小叔也絲毫沒有記恨。大伯家的堂哥不是讀書的料,小叔就把他帶在身邊,從基層做起,現在已經是公司里的項目經理了。小叔家的堂弟想做生意,小叔考察后覺得可行,直接出錢給他開了店。還有那些姑姑家的表哥表弟,誰家有個難處求到他,他只要能幫,從未拒絕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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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們老盧家在村里,甚至鄉里,都算是混得頂好的人家了。兄弟們和睦,小輩們有出息。我爹常常看著兒孫滿堂、和樂融融的景象,感慨地對我們說:“孩子們,咱們老盧家有今天的光景,得多虧了你小叔啊!當年他栽了跟頭,家里人都嫌棄他,只有你爹我念著他的好。這人哪,不能只看人一時落魄,得講良心,記恩情。你小叔,是咱家的福星,更是咱家的恩人!”
現在小叔年紀也大了,公司交給了堂弟打理。我們這些晚輩,不管工作多忙,每年都會約好時間,一起回老家看看小叔,陪他喝喝茶,聊聊天,回憶回憶過去的苦日子,也珍惜著眼前這來之不易的甜。那段曲折的往事,如今都化作了醇厚的親情,滋養著我們整個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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