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哈貝馬斯很容易，但這個時代恰恰缺少他的“天真”｜專訪

界面新聞記者 | 王鵬凱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很難向德國以外的人描述于爾根·哈貝馬斯在這個國家所扮演的非凡角色。誠然，他的名字總會出現在那些多少有點滑稽的“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榜單上，但你幾乎找不到另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例子，能在長達六十年的時間里參與到每一場重大公共辯論之中——事實上，其中的很多辯論正是由他發起的。

在發表于2024年的一篇題為“世界仍然需要哈貝馬斯”的文章中，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揚-維爾納·穆勒（Jan-Werner Müller）這樣寫道。這段話精準捕捉了哈貝馬斯的特殊性，這位于日前離世的德國哲學家，在戰后以來始終與德國乃至世界的政治文化保持高度同步，也正因如此，他的許多理論直到今天仍能與人們的社會生活產生共振，展現出令人驚嘆的思想生命力。

這其中，公共領域理論是最為特殊的一個。作為哈貝馬斯的代表性理論，公共領域在被提出以來就受到無數學者的關注、運用和批評，并在幾十年里不斷發生“結構轉型”，煥發新生。這背后離不開哈貝馬斯對社會動態的持續關注和思考。八十年代以來，受到全球范圍內涌現的“重新發現社會”思潮的影響，哈貝馬斯開始將目光轉向當代生活，試圖探索人類社會在更普遍意義上實現公共領域的可能性。2021年，已經92歲的哈貝馬斯又在一份題為“公共領域的新結構轉型”的特刊中發表新文章，及時補充了數字化時代帶來的信息繭房和后真相問題。

2013年，哈貝馬斯在雅典哲學學院發表講話。（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上世紀八十年代，哈貝馬斯的著作被引入中國，在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哈貝馬斯熱”，并為當時的市民社會大討論提供了思想資源。2001年，哈貝馬斯首度訪華，在多所高校發表了七場演講，引起巨大反響，“中國有沒有公共領域？”成為學界的重要論題，橫跨哲學、歷史學、傳播學、社會學等多個領域。在通信中，哈貝馬斯曾鼓勵中國的研究者“對他們自己的傳統去做類似于我對于西方傳統所做的追溯工作”。

周沐君是浙江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其專著The Death and Life of Chinese Civil Society于日前出版，她在書中梳理了中國公共領域自九十年代以來的話語和組織結構變遷。她將這本書視為與哈貝馬斯的一次對話，并試圖從中國的經驗材料出發，為這一理論提供新的詮釋空間。

哈貝馬斯辭世的消息傳來后，界面文化專訪了周沐君，我們的對話聚焦于公共領域理論的發展歷程、解釋力和局限性，并思考它對于當下社會生活的觀照，這一切都收束回到哈貝馬斯最初的問題意識：在經歷極權與戰爭后，人類要如何重新建立起一個理性、自由的公共生活？

01 公共領域是一個迷人、充滿矛盾的理論

界面文化：哈貝馬斯為什么會提出公共領域這樣的理論，他的問題意識來自哪里？

周沐君：哈貝馬斯的初衷是通過挖掘塵封的歷史，尋找資產階級憲政民主建立之初在規范意義上的價值。隨著政府、政黨、大型企業等“系統”的不斷發展，這些東西逐漸被人們遺忘，我們的生活世界被理性化所侵蝕。他是想尋找已經衰落的民主精神，比如平等、包容，他認為這才是民主的核心，而不是今天為了投票和各種利益吵得不可開交。

我覺得哈貝馬斯很大程度上繼承了馬克斯·韋伯對理性化的討論，但沒有像韋伯那樣悲觀，認為世界祛魅以后，我們都被關在現代性鐵籠里。在哈貝馬斯看來，世界沒有那么糟糕，我們還有救。他認為通過交往理性，社會當中的人們仍然可以相互理解，在一個更新的層面去形成社會團結。

1964年，馬克斯·霍克海默、西奧多·阿多諾與于爾根·哈貝馬斯在海德堡大學的馬克斯·韋伯社會學研究所。（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界面文化：在你看來，公共領域理論的吸引力在哪？它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生命力？

周沐君：今天來看，哈貝馬斯對于西方資產階級憲政民主的早年實踐有一個非常全面又充滿矛盾的描述。一方面，哈貝馬斯將女性、無產階級、沒受過教育的人都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這實際上沒有平等可言，能參與公共討論的人非常少。但另一方面，他在規范層面又確立了很多重要的內涵。

這對張力是西方民主日后不斷擴大范圍的原動力。那些暫時被排斥在公共領域之外的人群想進入公共領域的時候，就可以用資產階級為自己訂立的那套規范來合理化自己的主張，比如平等和包容。隨著這些人的進入，公共領域開始擴張，官僚國家不斷膨脹，國家和社會相互滲透，原先公共領域賴以存在的基礎就沒有了，直接的后果就是能參與公共討論的人越來越多，但公共討論的形式和精神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總之，這是一個很迷人、充滿矛盾的理論，不同立場的人都能從中看到一些自己想看到的東西，這使得它具備長時期廣泛流傳的要素。

界面文化：公共領域到底在哪里？隨著理論發展，它似乎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間，而是更接近一種抽象概念，我們可以怎么理解這一問題？

周沐君：很多人會著急地想要一個固定的答案，但我認為，我們不應該非常僵化地去理解公共領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社會環境下，它完全可能發生在不同的場所或媒介之中，我們沒有辦法在經驗層面去限定。舉個例子，互聯網是不是公共領域？今天我們可能會有許多負面看法，覺得它被商業利益裹挾，違背了公共討論的初衷，但是在誕生初期，像是BBS這樣的空間里還是可以討論一些嚴肅的政治和社會議題。另一方面，那個時期能買得起電腦的人，仍然是一個高度精英化的小圈子。所以這些事情都不是絕對的。

實際上哈貝馬斯希望的是，我們能用更批判的視角去思考，真正好的公共討論會在什么情況下發生？為什么某些原本有契機去討論公共問題的空間，被資本或政治權力綁架，導致我們沒有辦法做討論？這是我們應該去分辨和思考的問題。

02 被排除在公共領域外的女性

界面文化：公共領域理論最初提出的時候，女性是被排除在外的，學界有對此展開什么反思嗎？

周沐君：九十年代以來，以南茜·弗雷澤為代表的女性主義學者批評了哈貝馬斯對于性別問題的忽略。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這本書里，哈貝馬斯注意到女性被排除在資產階級公共領域之外這一事實，但并沒有對此展開討論。他可能是認為，只要公共領域能樹立起“平等、包容”的規范，像女性和工人階級這些群體早晚都是有機會參與的。但弗雷澤指出，公共領域主張的公與私的劃分實際上建立在父權制的基礎之上。在這一框架下，很多女性關心的議題是永遠沒有辦法進入公共討論的，比如家庭暴力和生育，因為它們會被認為是私人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并沒有給女性提供文化符號或話語層面的武器。如果我們不去充分反思這一點，女性進入公共領域就是天方夜譚。

南茜·弗雷澤（Nancy Fraser），美國政治哲學家，曾發起“為了99%的女性主義”宣言。（圖片來源：wikipedia）

界面文化：進一步看，女性要如何進入公共領域？

周沐君：哈貝馬斯將公共領域實現的希望寄托在人與人之間通過語言交流達成相互理解的這樣一種可能性之上，也就是他所說的交往理性。但很多女性主義者指出，這仍是一個有所偏頗的概念，它將女性可能更關注的情感表達排除在外，認為這是非理性的。在哈貝馬斯的設想中，你要做所謂的有效性申訴，表現觀點的真實性、正當性、真誠性、合一性、完整性。但女性主義者的批評是，這些標準很可能都不是中立的，而是被權力的男性控制的，語言與權力總是緊密纏繞在一起，有時即使女性已經表達得很完整，仍會認為是在發脾氣，表達情緒。換言之，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是不是一種對權力的忽視？

我對于這兩方的觀點都有同情。一方面，像女性這種在社會中整體處于弱勢的群體，說話會變得更困難，很多問題如果不用一些出格的方式，是很難被關注的，這時候如果再有人用所謂公共討論的標準或規范來限制，她們可能永遠都不會有說話的機會。因此第一步是需要發出自己的聲音，哪怕這個發聲的姿態不好看，叫聲很難聽。但另一方面，當你的聲音被聽到之后，你要怎么去說服更多人，讓他們理解、共情，以至于形成社會共識？進入這個層面，哈貝馬斯所講的交往理性就有價值了，因為如果你無法團結更多人，只追求講出來發泄情緒，那久而久之，你的行動也會被矮化的，并不能推動實際的改變。女性主義者也關心consequence（結果），關心社會能不能往一個更好的方向發展。

界面文化：你在書里有梳理女性主義運動和公民社會的聯系，這是否揭示了公共領域理論在當下的一個相對更新的面向？

周沐君：我關心的議題是，女性主義者和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公共知識分子之間為什么經常存在分歧？這與前面南茜·弗雷澤討論的問題是相關的。很多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公共知識分子堅持認為，個人權利建立在公與私或者國家與社會對立的基礎之上，在女性主義者看來，這其中的問題就會非常明顯。比如在生育問題上，前者的批評集中于國家有沒有權力干預個人的生育意愿，但女性主義更關心的是國家和社會之外，還有父權制和家庭的問題，即使國家不控制生育，生育的決定權是到了女性還是父權制家庭手上？生育損傷，生育對于女性的成本，社會化撫養，重男輕女文化，這些問題要不要考慮？在辯論中我們可以看到，直接把國家和社會理解成一個二元對立的關系，很多時候對于女性是不友好的，女性主義很大程度上是在挑戰這樣一種二元對立的觀念。

03 當文化戰爭滲透進日常生活

界面文化：在更具體的社會生活中，哈貝馬斯對于公共領域的設想和反思有哪些能與我們當下的社會狀況產生關聯？比如，交往理性在當下這種觀點愈發撕裂的社會有什么樣的意義？

周沐君：說句玩笑話，其實批評哈貝馬斯挺容易的，只要說他過于天真、幼稚就可以了。特別是在當下，找出人與人相互不理解的例子太容易了，我也經歷過網暴，有時候會感到垂頭喪氣，不愿意在網上多說什么。但另一方面，哈貝馬斯又在如此執著地告訴我們，人與人是可以通過語言交流的，不僅是科學研究這種有相對明確標準的事情，甚至道德問題、價值觀問題、審美問題，在他看來都是可以討論的。

比如說到審美問題。在哈貝馬斯看來，審美也并不完全是偶然的、私人的、不足為外人道的。一個人的品位形成也會有一定規律。你覺得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美的，背后可能會有一些思考的體系在支撐。在哈貝馬斯看來，如果一個人在交流中能講講他的思考，就是在為他人提供一種理解自己審美傾向的入口。這種交流導向的結果并不是所有人的品位都趨同，這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可能會在這個過程中對別人為什么會如此偏愛或厭惡一樣東西產生理解之同情。這就已經很難得了。如果我們細心一點去看待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就會發現上述“哈貝馬斯時刻”也還是會發生的。可能是因為人還是希望有更多的同伴和聽眾的吧。當然這是需要一點勇氣的。

1969年，哈貝馬斯在法蘭克福大學。（圖片來源：SZ Photo）

界面文化：這種交流在當下似乎越來越難？尤其隨著粉圈文化愈發成為一種強有力的文化心理。

周沐君：當社會走向更激進的方向，哈貝馬斯的理論可能就會變得不那么受歡迎。粉圈文化就是哈貝馬斯所說的系統侵蝕生活世界的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藝術和娛樂活動本來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我看了一部小說，很感動，聽了一首歌，完全無感，這些都很正常。人們在一起欣賞文化藝術作品，交流探討對這些作品的看法，原本可以是一種增進相互理解，甚至抵達彼此內心的契機。這不就是一種公共討論嗎。但這些東西如今被系統性的力量操控，感受反而變得不重要，真誠的表達和交流也不重要，大家講的都是數據、流量。

我覺得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在這個問題上提供了一種批判的武器。他提醒我們，現在這種狀況是有問題的，應該還存在其它可能性。我們可以反過來思考一下，是什么阻礙了我們的交流，是什么力量把文化娛樂活動變成了非此即彼的數據競賽，還動不動就弄得你死我活的。

界面文化：今天我們對公共領域很有共感的另一個原因，可能與這幾年的社會現實有關，特別是疫情后，開始出現一種“重返公共生活”的呼聲，比如線下的社區營造，強調與“附近”的聯結。

周沐君：將哈貝馬斯介紹給英語學術界的美國社會學家克雷格·卡爾霍恩（Craig Calhoun）曾指出，如果我們將公共領域理解為一個結構非常復雜的交往網絡，這樣會更好。之前很多人會從民族國家的層面去想象公共領域，但它其實可以有多個層次，一個小區、一所大學、某個人群，都可以有自己的公共領域，即使在全球層面，雖然現在是一個黯淡的時刻，但它也可以有公共領域。關心“附近”我覺得是好事情，但我們也要思考，這些以人群或地方為單位的小型公共領域是怎樣嵌入更大的交往網絡之中的，如果最后大家只有“附近”，我們可能就會面臨一種情況，每個人都在參與所謂的公共生活，有自己關心的一小攤事情，但彼此之間仍是孤島。

04 作為全球性類別的公共領域

界面文化：公共領域的中國化曾經一度成為學界熱議的話題，這關聯到人類學家楊美惠的觀點，她認為眼下迫切的問題“不是某種西方的類別（如公共領域）是否適合傳統的中國文化，而是某種現代的全球性的類別如何在特殊的中國現代性中形成和自我調整”。你是如何理解這一問題的？

周沐君：我的學術背景一方面會讓我對于西方理論有所反思，但另一方面，我又很難直接想象中國和西方二元對立的路徑，因為我接觸到的許多公共領域研究也不是常規意義上的西方社會，它們都有各自的特殊語境。比如非洲的公共領域與殖民地傳統有關，國家能力相對落后，更依賴一些國際組織的發展項目，印度的官僚制國家沒有很強的執行力。中國又不太一樣，是一個強國家的傳統。我認為公共領域背后的問題和價值關懷是超越西方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很多地方都存在。

這些非西方國家的案例會讓我們發現一種理論與經驗的錯位，很多在形式上獨立于國家與市場的行動者，他們符合公共領域理論，但實際上無法實現該理論所倡導的價值，比如公共參與和社會團結，而很多實質上符合公共領域理論期望的活動，比如經常被學者提及的巴西阿雷格里港市的參與式預算案例，在形式上卻并不符合該理論對于獨立性的規定。

如果只從理論和邏輯角度來推理，哈貝馬斯的設想其實沒有錯，但在現實世界中，你很難找到這樣的領域，什么叫完全獨立于國家和市場？更多情況下我們看到的組織機構或行動者是既嵌入國家，又嵌入市場，彼此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很多時候我們需要突破所謂的國家和市場二元框架，不能太僵化地去判斷。

The Death and Life of Chinese Civil Society
Mujun Zhou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6-2

界面文化：你在自己的研究中也指出，哈貝馬斯的理論設想與中國社會的經驗材料很可能是相沖突的，并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

周沐君：我繼承了哈貝馬斯在規范意義上的觀點，即公共領域是什么，但我沒有遵照他所說的框架，而是用了社會學家邁克爾·曼的“間隙性空間”概念。我認為不應該把公共領域可能發生的場所做限定，它可能在非常多不一樣的地方發生。與此同時，我會更緊密地關注新產生的公共領域是如何與體制性力量互動的，因為它會在這個過程里逐漸被體制化，并帶來不同的后果。

在中國的經驗材料中，以反家庭暴力法為例，很多人知道它是2015年通過的，但實際上在此之前，這一法案已經醞釀了很長時間。九十年代以來，一些體制內的女性知識分子開始關注婦女權益，組織起“反家暴網絡”這樣的公益組織，收集大量信息，同時也跟很多草根的志愿者團體合作，幫助婦女逃離家暴的丈夫，通過媒體討論形成公共輿論，游說關心婦女權益的人大代表，醞釀了十幾年才最終形成這一法律。

這其實就是哈貝馬斯所說的公共領域，但是它與哈貝馬斯理論上的獨立空間又很不一樣。你能看到它不是國家單方面的行動，也不是獨立于國家的純粹民間力量，而是體制內外的人群不斷互動產生的結果，這更像是一個滲透于國家和社會之間的網絡。我的書就是想要提醒大家，多關注這些間隙性空間當中長出來的東西，因為事實層面的很多變革和進步都是這樣實現的，它不是完全獨立的、從真空里長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