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吸血百年的猶太家族：侵入核心業務、操控主權，今聲名狼藉

在二戰中，希特勒對猶太人的折磨讓人無法忘記，每一個看到這段歷史的人，都會對猶太人十分同情，但中國有句古話說的好：“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猶太人遭到這樣對待，與他們的行為密不可分。

在二戰前，猶太人操縱物價，無形中殺死了不知道多少德國人，而遠在亞洲的我國，曾經也遭到猶太人的迫害，他們的所作所為不應被遺忘，這就是在中國吸血百年的猶太家族：沙遜家族。

1845年，沙遜洋行正式踏入上海灘。切莫被“洋行”這塊招牌所迷惑——它落地伊始干的頭一樁營生，便是將鴉片套上“洋藥”的外衣，強行楔入中國尋常百姓的生活。

自1840年至1914年，沙遜家族向中國傾銷的鴉片，折合白銀高達4.6億兩。彼時清廷一年財政收入的峰值不過區區8000萬兩，這筆暴利相當于清政府五十余年財政歲入的總和。

眾所周知，紫禁城耗銀約4600萬兩方才筑就，而沙遜家族單憑鴉片貿易積攢的財富，足以另起十座紫禁城！

更為陰險毒辣之處，在于他們將鴉片包裝成“安神止痛、消乏解困”的靈丹妙藥，大肆宣揚其功效。達官貴人視吸食為風雅之事，底層勞苦大眾則將其奉為消除疲乏的捷徑。于是，無數家庭就此傾家蕩產，雪白的銀兩悉數流入沙遜家族的私囊。

那些滿懷期許地拆開精美“洋藥”包裝的人，渾然不知吞入腹中的，不過是裹著謊言的廉價毒物。而那些被抽走的真金白銀，卻在對方的賬冊上搖身一變，成了“合理合法”的營業所得。

毒販生意做得風生水起之后，沙遜家族開始盤算如何漂白自身。

1865年，沙遜集團聯合一眾英資洋行，在香港與上海兩地同步掛牌成立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大衛·沙遜之子阿瑟·沙遜躋身首屆董事會席位。這家銀行打從出世之日起，便是沙遜家族洗滌毒資、謀求政商滲透的金融利器。

彼時的清廷，接連在對外戰事中潰敗，早已債臺高筑。1875年左宗棠西征，軍費無從籌措，被迫向匯豐銀行舉債1595萬兩。自這一日起，中國便陷入了借外債度日的泥潭，再也無法自拔。

此后，中法戰爭、甲午戰爭相繼落敗，2億兩的《馬關條約》賠款、4.5億兩的庚子賠款，將清廷的財政徹底抽空。山窮水盡的清政府只得一次又一次向匯豐銀行叩門借貸，利率高得駭人，且須以國家主權權益充作抵押。

鐵路修筑權就此拱手讓出，外資勢力將中國路網死死把控；海關管轄權亦告淪喪，英國人赫德出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一職，一坐便是整整45年。海關稅收淪為匯豐銀行的債務償還保障，乃至清廷最倚重的財政命脈——鹽稅，也被悉數列入抵押清單之中。

就這樣，沙遜家族借助匯豐銀行，將一道道絞索緩緩套緊于中國的咽喉。清政府深陷舉新債還舊債的死循環，最終只能以國家主權抵償那永無止境的欠債。

沙遜家族的野心，絕不止步于經濟金融層面。

李鴻章力主洋務、創辦輪船招商局與江南制造總局之時，背后皆有沙遜洋行的資本注入；盛宣懷主持中國電報局、鋪設近代電報網絡之際，同樣仰賴沙遜家族的銀兩周轉。

他們從未真心實意地扶持中國實業，所謂“投資”，不過是藉由撒錢滲透，將洋務企業的核心運營權收歸掌中。

匯豐為首的外資銀行游離于清廷監管之外，逐漸蛻變為官員中飽私囊的藏匿之所。

從封疆大吏到京城顯貴，無數官員將貪墨所得秘密存入匯豐，而沙遜家族則暗握這份隱形賬目，將其作為要挾籌碼，逼迫官員在政策制定與商業審批上一路對外資大開綠燈，官商勾連之深，令人咋舌。

1929年竣工的沙遜大廈，耗資300萬兩白銀，拔地而起成為彼時遠東第一高樓，即今日舉世聞名的和平飯店。這座建筑的一磚一瓦，無不是從中國掠奪而來的白銀所鑄。至1940年，上海約五分之一的高層建筑產權，皆懸掛著沙遜家族的名字。

大局將傾之際，沙遜家族嗅出風向，搶先開溜。他們帶走的，不僅是數以億計的黃金白銀，更有多年深度把持產業所積累的核心技術與檔案。

那些被遺留下來的地標建筑，在繁華的表象之下，不過是堆砌著道德廢墟的歷史見證——見證著一個家族對一個民族整整百余年的蓄意掠奪。

當下社會盛行一股追捧“猶太智慧”的風潮，有人將沙遜家族奉上神壇，大肆鼓吹其經營謀略與斂財手腕。

可這些人偏偏對那發家史上觸目驚心的斑斑血跡視而不見——所謂“商業智慧”，其根基不過是操弄中國主權、盤剝中國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