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補遺，這位應山知縣張朝不簡單！

湖北省廣水市余店鎮青龍村張家畈張氏始祖應山知縣張朝公軼傳

一、亂世為官，異族統治下漢族士子的生存智慧

清代《湖廣通志》卷五十二官職志中記載：“張朝，元文宗時知應山縣”（應山縣現今為廣水市）。張家畈張氏家族光緒八年(1882年)祠堂碑文記載：“張氏自前元文宗初年，始祖朝公，以江西麻城人出仕應山，及文宗四年公治落籍于邑之西北七十里尹家畈后改張家畈”。

元文宗天歷元年（1328年），正值大元帝國多事之秋。泰定帝駕崩，大都政變，懷王圖帖睦爾在權臣燕鐵木兒扶持下即位，是為元文宗。此時帝位爭奪引發的“兩都之戰”剛平息，蒙古統治階層內部矛盾激烈，而漢人官員在政治體系中處境微妙——中央要職多由蒙古、色目人把持，漢人最高僅能任右左丞。

1328年至1333年，元朝皇帝六年六易其主，廟堂傾軋，內亂頻斗，帝國秩序瀕于混亂。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江西人張朝公，踏上了出仕河南江北行省德安府應山縣的征途，這位后來被張家畈張氏家族奉為始祖的人物，將在元末動蕩的政治夾縫中，書寫一段撫民興農、落籍開宗的傳奇。

張朝公出仕應山縣期間元朝背景介紹：

1328年七月，元泰定帝也孫鐵木兒在上都病逝。權臣倒剌沙等人擁立泰定帝幼子阿速吉八（即天順帝）在上都繼位。與此同時，元武宗舊部在大都（今北京）發動政變，擁立武宗次子圖帖睦爾（即元文宗）為帝，改元“天歷”，形成兩都對立之勢，從而引發“兩都之戰”。至同年十月，大都一方獲勝，上都陷落，天順帝在戰亂中失蹤。

為爭取政治合法性，元文宗在1328年九月第一次登基時（前元文宗，天歷元年），宣稱自己僅為“攝政”，并遣使迎接其遠在漠北的兄長和世?（周王）回京繼位。1329年正月，和世?在和林之北登基，即元明宗。同年八月，元明宗南返至王忽察都之地，元文宗前往謁見。不料數日后，元明宗突然“暴崩”，后世普遍認為是被文宗與權臣燕鐵木兒合謀毒害。元明宗死后，文宗于當月（1329年八月）迅速復位，這一連串事件史稱“天歷之變”。

1332年九月，在位四年的元文宗病逝。臨終前，他傳位于元明宗次子、年僅七歲的懿璘質班，即元寧宗。然而寧宗在位僅53天便夭折。翌年（1333年）六月，在文宗皇后卜答失里（皇太后）的堅持下，元明宗長子妥懽帖睦爾被迎回大都即位，是為元惠宗（明人稱為元順帝），并改元“元統”。元順帝即位后，追念生父之冤，下詔剝奪文宗廟號，并公開指斥其“謀害兄長”之罪，為父復仇。

張家畈光緒八年族碑碑文

二、漢人仕途，元文宗初年的政治現狀

元文宗圖帖睦爾自幼成長于漢地，文化修養較高，提倡尊孔，推行儒家禮儀。然而，這位“頗有建樹”的皇帝卻處于一個很難有所作為的時代。

在官制和選舉方面，中央最高的行政機關中書省、最高軍事機關樞密院與監察機關御史臺的正長（除特殊的例外），都不讓漢人擔任。科舉方面，蒙古人與色目人為一榜，漢人與南人為一榜，考試內容難易不同；所取人數則四等人每等人數相等，但漢人、南人在人口總數上卻要超出蒙古、色目千萬倍（注：“四等人制”并非元朝正式頒布的法典，而是對一系列差別對待政策的總體概括，四個等級依次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漢人和南人在政治、法律、科舉等多個方面面臨差別待遇。元朝時，漢人為第三等，指原金朝統治下的漢族、契丹、女真、渤海等族群，以及較早被蒙古征服的四川、云南等地的居民。主要包括中國北方如華北、東北以及四川、云南等地區。南人為第四等，指原南宋統治下的漢族及其他南方族群，因最后被元朝征服而被列為最低等級，主要包括江南地區如江蘇、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地。湖北在元代時除襄陽為第三等漢人，其余區域均為第四等南人）。

元朝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首開科舉，右榜（蒙古、色目人）：考題相對簡單，且只需考兩場。左榜（漢人、南人）：考題更難更深，需考三場。這意味著，一個漢人、南人考生需要付出比蒙古、色目考生多出數倍的努力，去爭奪一個群體基數大、名額極其有限的進士席位。例如，才華橫溢的漢人文人王冕、施耐庵等均未能通過科舉入仕。元朝通過這種方式，確保了大量重要官職能夠被其信任的蒙古、色目精英占據，同時給數量龐大的漢人、南人精英留下一條極其狹窄的上升通道，既加以籠絡，又嚴加限制，防止其形成強大的政治力量。

這種科舉制度，極大地挫傷了漢族知識分子的政治熱情，許多文人轉而投身于戲曲、小說等民間文藝創作，這在客觀上促進了元曲等通俗文學的繁榮。同時，它也加深了社會民族矛盾，為元末農民起義埋下了伏筆。

元朝時江西吸納了各地逃難移民，成為人口第一大省（所以有了明初“江西填湖廣”，清初是“湖廣填四川”），促進了多元文化的融合，同時在江西籍文人推動下，江西也成為元代文壇的關鍵力量。江西是元代書院最盛之地，江西士人游學盛行，積極參與科舉，每次鄉試應試者常達數千人，進士總數在全國名列前茅。除科舉外，江西士人還通過學官（如教授、書院山長）等途徑入仕。

江西籍張朝公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憑借才學與能力，雖無法躋身權力核心，卻能脫穎而出得以出任應山知縣，在地方治理中尋找到了施展抱負的空間。

張家畈光緒八年石碑碑文

三、撫治應山，張知縣嘔心瀝血的民生舉措

元文宗即位初年，四川平章政事囊加臺舉兵，“欲翊戴明宗”，戰亂波及湖廣北部。張朝公上任之際，應山地區剛經歷天歷之變的動蕩。面對這一局面，張朝公展現出卓越的治理才能。

應山縣地處鄂北邊陲，平靖關（行者關）、武勝關、九里關（白雁關）三關鼎峙，既是南北交通要沖，也是軍事防御重地，因有守關駐軍，導致當地賦稅徭役繁重。在這個 “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 的時代，張朝能出任知縣，已屬難得。元文宗雖為元代漢化最深的皇帝，提倡儒術，但其統治時期，漢人官員仍面臨諸多限制。

張朝公到任之際，應山剛經歷“天歷之變”的動蕩。面對三關險要之地易生亂的治安問題，他采取了一系列保境安民措施：

協調軍民關系：作為漢人知縣，在蒙古駐軍與本地居民間斡旋，減少沖突。

修筑防御設施：組織鄉民修繕關隘附近的防護設施，增強自衛能力。

穩定社會秩序：依法明判、暗施平衡，對于民事糾紛，張朝公依據元律條文作出判決，維護法律形式上的權威。但在執行層面，則對處于弱勢的南人給予暗中傾斜。

弘揚漢家文化：作為漢人官員，張朝公借“元文宗提倡尊孔，推行儒家禮儀”興學、興文、興孝、興祭祀等文化活動，促進當地蒙古駐軍官員與南人的交流，培育共同的文化認同。

提振民生經濟：根據應山縣山多田少、易旱水少、耕種落后、三關通衢等特點，制定出“安民為本，墾田興農，通商惠工”的全面振興之策。

張朝公的治理之道，是在不觸動元朝民族等級制度的前提下，通過司法技巧、民間智慧和文化軟實力，在夾縫中維持應山的地方穩定與相對公正。

張家畈700余歲大槐樹

四、將王禎《農書》引入應山，惠及湖廣影響深遠

張家畈張氏家族傳說，祖上曾流傳一本“神書”王禎《農書》，之后下落不明。

元代農學家王禎在江西擔任地方官時，于1313年（元皇慶二年）前后寫成了不朽名著王禎《農書》，這部書是中國古代農學史上的一個里程碑，系統地總結了南北方農業技術，尤其詳細描繪了水轉翻車、高轉筒車等適用于江西丘陵地帶的先進灌溉工具，其偉大之處在于三部分：

《農桑通訣》：相當于農業總論，從墾耕、播種、施肥、灌溉到收獲、畜牧、養蠶等，論述了農業生產的全過程。

《百谷譜》：專門介紹各種農作物糧、菜、果、竹、木等的栽培方法。

《農器圖譜》：這是全書最精華、最具創造性的部分。它詳細描繪了多達300多種農具和農業機械，并配有大量插圖。許多失傳的古農具靠此書得以保留其形制，其中還包括他本人設計或改進的器械。因為《農書》規模宏大，王禎為了將《農書》廣泛推廣，專門發明了 “轉輪排字盤” （也叫“活字板韻輪”），他將這套方法和經驗寫成《造活字印書法》，附在《農書》之后，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統敘述活字印刷術的文獻。

王禎《農書》是元代農業科學技術的一座高峰，此書打破了此前農書地域局限，系統總結并對比南北農業技術，收錄農具并配圖306幅，許多失傳農具得以考訂復原。它系統總結和整合了元代及前代的農業生產經驗與技術，尤其在推廣先進農具、促進南北農業技術發展方面貢獻卓著。書中“授時指掌活法之圖”將星躔、季節、物候、農事緊密結合，方便農民掌握農時。不僅記載當時農具，還改進水排為風箱鼓風，創制牛轉翻車等，并成功用于地方抗旱，以及成功在南方和北方推廣棉花種植。其體例和內容成為明清農書的典范，持續影響著中國古代農業的發展。

張朝公自江西出仕應山縣，隨行其一便有王禎《農書》，全書篇幅大且插圖多，因刻印成本高，流傳有限，據說元代刻本至今未被發現。

應山縣因為三關鼎峙，駐軍消耗及“應山三關”的物資儲備，使應山本地稅糧及徭役高于普通州縣，作為農業區，夏稅（絲棉布帛）與秋糧（米谷），需優先保障軍需。鹽課、茶課等專賣稅及商稅，因地處南北通道，過往商旅增多，雖活躍經濟，但也增加了官府對商稅稽核的負擔。應山的驛站、驛道維護，需百姓輪番承擔驛夫、馬夫等役，為過往官兵、使臣提供食宿與運輸，此役耗時廢業，最為民困。關隘修繕、糧草運輸、軍營建造等，在元朝“武力立國”的背景下，此類徭役具有強制性與緊迫性，隨時可能征發，嚴重干擾農時。

地理方面，應山縣地處桐柏山與大別山交匯處，境內山地、丘陵占總面積的七成以上，元朝的應山縣，地理上呈現出“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基本格局，“群山環繞、關隘林立、中有河谷” 的兵家必爭之地，這種地形既帶來了軍事上的屏障，也限制了可耕地的面積。

氣候方面，應山縣氣候四季分明、降水集中、冬季寒冷，使得農業生產面臨 “春季怕旱，夏季怕澇，冬季怕寒” 的復雜局面。

張朝公初到應山，便洞察到 “重役”與“貧農”，“地理”與“氣候”是相互加劇的惡性循環。在元朝嚴峻的軍事與賦役體制下，為應山百姓爭取喘息之機，唯有通過提升農業生產力，來增強民力。

面對此局，張朝公巧妙地引入王禎《農書》進行農政改革，作為破解困局的核心手段。

張朝公見縣內山田易旱、耕種落后、農具陳舊，他親赴鄉間，依《農器圖譜》督造高轉筒車架于河水兩岸，使高崗之地得溉，良田增多增收。見種植技藝落后，悉心推廣“稻麥輪作技藝”，使良田增產。又仿"耘蕩"之制改良耬鋤，命工匠批量制作先進農具，大幅提升耕作效率，使農民能在完成軍役、官役的同時，盡可能保住農業生產，避免因徭役而田園荒蕪。

在農作物方面，張朝公積極提升土地產出價值，按《百谷譜》所載，大力推廣棉花、桑樹等經濟作物，引導農民種植高粱、芝麻、油菜、黃豆、花生等耐旱作物，增加農民收入來源。推廣莙荙、菠薐、菘、蘆菔、芫荽等蔬菜提高生活質量。（莙荙為紅葉甜菜或牛皮菜、菠薐為菠菜、菘為大白菜、蘆菔為蘿卜、芫荽為香菜。宋元時期白菜稱菘，南宋時江西曾從杭州引種白菜，初期品質不佳，后在當地不斷發展。元代一些文獻也記載白菜“南北皆有之”，且揚州有重達十余斤的大白菜）。

張朝公還結合應山山地特點，利用應山河流資源灌溉農田，組織修建水壩、陂塘、堰塘、水渠等保障農業水源。推廣“授時指掌圖”指導農時，提升整體農業種植水平，讓農民手中有了更多布帛與糧食。

張朝公開創了元代縣級官員系統推廣農學專著之先例，使江西先進的農學智慧在鄂北山區落地生根。幸而火種已經播下，未來可期。

江漢平原擁有極佳的自然條件，是湖北的核心區域，但元朝時其巨大潛力尚未被完全釋放，這種潛力的爆發是在明清時期，于是明清時期有了“湖廣熟，天下足”的諺語出現。張朝公在應山縣系統地推廣王禎《農書》卓有成效，星星之火燎原，惠及湖廣影響深遠，可能正是其被記錄入《湖廣通志》的主要原因之一。

700余年來多次大旱，張家畈張氏家族就是靠王禎《農書》中的“水轉翻車、高轉筒車”得以度過旱情，并且免于因大旱背井離鄉流亡他地，尤其是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張家畈用11臺水車中轉11次將河水引至田間，才勉強度過旱災之年（詳見《湖北省勞動模范張家畈張文從傳》），張家畈至今仍有多項農業技術與王禎《農書》中內容高度相合，其中就有張家畈大白菜種植（詳見《張家畈大白菜傳記》），也造就了1973年前后張家畈在應山縣多個農糧指標第一的奇跡。

張家畈部分古跡遺址

五、以江西文風重塑狀元之鄉應山

《應山縣志》明嘉靖十九年版風俗篇記載：“其民好文多學者，其俗善良不爭，純靜易治（宋張耒云）；好學而文純靜有恥（同上）；應山之俗多信厚而知廉恥（王華云）；其民秀而文其俗樸而儉（元魯璠興云）；士尚文學，俗喜巫鬼，巨室多悍險健訟（州志）”。《應山縣志》記載應山縣有優良的文風和學風，然《隨州志》記載為：當地的讀書人崇尚學問，民間風俗卻偏愛巫師鬼神，有錢有勢的大家族則大多強悍、不講理、喜歡打官司。 應山縣在北宋時是有名的“狀元之鄉”，學風優良，不僅誕生了歷史上唯一一位“連科狀元”和 “兄弟雙狀元”，還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歐陽修求學之地。

北宋“連科狀元”王世則，本為桂林人，后隨父母遷入湖北并入籍應山，太平興國八年（983年），王世則殿試第一，被欽點為狀元。由于同科一位進士任職后發生軍糧被焚事件，有人質疑該科進士水平，宋太宗于次年下令復試，王世則再次名列第一，成為罕見的“連科狀元”，《應山縣志》記載其故居在“應山城西四十里之龍圖灣”。

北宋“連中三元”的“兄弟雙狀元”宋庠(初名宋郊，字伯庠）、宋祁兩兄弟（二宋之父為應山知縣宋玘），師從隱士連舜賓（連舜賓的祖父連光裕是宋太宗時期應山知縣），連舜賓在應山城南授業，學生有五人考中進士，分別有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歐陽修曾為老師連舜賓撰寫《連處士墓表》。有“連中三元”的 “兄弟雙狀元”宋庠、宋祁兩兄弟，以及“一門雙進士”連庶、連庠兩兄弟，此二人為連舜賓兒子。宋庠、宋祁兄弟和連庶、連庠兄弟被后人合稱為“應山四賢”，共同受到紀念，應山至今仍有四賢祠遺址、四賢路等（北宋時應山縣知縣宋祁的孫子宋義年，首建四賢祠）。

關于“兄弟雙狀元”有一段趣聞，原本弟弟宋祁為殿試第一（狀元），兄長宋庠為第三。垂簾聽政的章獻太后劉娥認為“弟不可先兄”，長幼有序更為重要。因此，她親自干預，將宋庠擢升為狀元，而將宋祁置于第十位。就這樣，兄弟二人雖未同時位居榜首，但史書仍以“兄弟雙狀元”的美稱記錄這段佳話，宋庠成為名副其實的狀元，而宋祁則被譽為“小狀元”。

應山縣雖然在北宋時期人才輩出，但是歷經南宋及元朝，文風沒落風雅不存。然而江西在元朝時期，科舉上雖面臨民族不平等政策，但成績依然亮眼，并通過非科舉途徑尋求仕進；學風在多元文化交融和書院的支撐下，呈現出包容與務實的特點。

盡管元代官學系統對漢人、南人有限制，張朝公仍盡力推動教育，將江西優良學風引入應山，具體措施如下：

利用廟學形式講學：元代廟學是“在孔廟中對孔子和曾參、顏回、孟軻、朱熹等先哲祭祀禮拜后，進行的以宣講儒家經書為主要內容的一種教學形式”。張朝公積極利用這一形式，在祭祀后親自講學，在惟憑科舉與學官方能入仕的年代，知縣張朝公堪稱應山學識之冠，學子能得其指點，皆獲益匪淺。

推廣儒家經典：朱熹等人注疏的《四書》、《五經》為科舉準繩，張朝公便以此為基，向縣中青年講學授業，使儒學薪火在應山生生不息。

鼓勵私學發展：支持邑內私塾發展，元代私學“側重于儒家經典，又以朱熹等人注疏的《四書》、《五經》為基本教材”。

創教學新法：將王禎《農書》納入課程，結合農時開展實踐，學以致用、學以助農。以虞集等江西大家文章為范本，錘煉科舉文章，提高科舉應試水平。

張家畈部分古跡遺址

六、弘揚孝道，旌表應山孝子高可燾入列《元史》

《應山縣志》明嘉靖十九年版記載：“高可燾（燾），文宗二年七月旌高可燾孝行，見元史文宗本紀及孝義傳”。

張朝公于前元文宗初年出仕應山，特別重視孝道教化，這與元文宗“提倡尊孔，加封孔子父母及后世名儒”的政策相呼應。

張朝公聽聞治內高可燾（又作高可燾）“居喪廬墓”(為父母守喪并在墓旁搭建草廬居住)的事跡，深為所動十分重視。作為當地父母官，張朝公親自核實后，不僅在應山大力宣揚、予以表彰，并上報高可燾孝行，使其孝行得到朝廷旌表，不僅成為應山地區的孝行典范，更名揚全國。因其孝行傳播深遠、影響廣泛，高可燾最終被載入《元史·孝義傳》中，該傳記主要收錄元代中后期的孝義之士。

在張朝公治理下，應山地區社會秩序逐漸恢復，農業生產得到發展。尤為難得的是，作為江西籍官員，他能夠妥善處理蒙古人與當地南人（湖廣地區應山縣屬第四等“南人”）的關系，促進了族群間的和諧共處。

張朝公在應山縣知縣任上的作為，展現了元代漢人官員在民族等級制度下的生存智慧與文化擔當。他雖處于政治邊緣，卻通過發展農業、振興教育、弘揚孝道等，為應山地區的發展進步留下了深遠影響。其落籍應山的抉擇，更體現了一位儒官“落地生根”的堅定信念，成為元朝知縣治理史上值得銘記的一頁。

《應山縣志》中元文宗二年高可燾的記載

七、落籍開宗，700年家族張家畈的肇基故事

張家畈光緒八年祠堂碑文記載“及文宗四年，公治落籍于邑之西北七十里，尹家畈后改張家畈”。文宗四年（1332年），元廷在短短數載間五易其主，朝局飄搖派系傾輒，綱紀崩壞政令窒礙，仕途前景晦暗不明。值此多事之秋，張朝公審時度勢，并作出了一個影響深遠的選擇——落籍應山，以此開啟人生新篇章。

這一決定在當時并不尋常，元代官員多為流官，任期三年，不管連任幾屆，卸任后通常返回原籍。張朝公選擇落籍應山西北七十里，可能基于多方面考慮：

一是對應山這片傾注心血的任職地有深厚感情，希望看到自己播下的種子開花結果。

二是元末政局動蕩，返回江西老家的路途不安全。

三是江西老家已經人去樓空，張朝公另外兩兄弟在外地任知府（張家畈張氏家族傳說張朝公兄弟三人，另外兩兄弟在他處任知府）。

選擇何地落籍？應山縣“三關鼎峙，北望中原，南控江漢”，坐擁南北通衢之利，商旅往來，市井繁榮，短期看來確是安居樂業的便利之選。然而若以歷史為鏡，便不得不警惕其作為兵家必爭之地的宿命——這座關隘重鎮雖屯有精兵、暫保太平，卻在每一次王朝更迭或天下動蕩之際，都不可避免地淪為戰火交鋒的前沿。從未來的元末烽煙，到明末亂局，再到清末變亂，無不應驗了這座縣城，在歷史周期規律中難以擺脫的顛覆性戰亂風險。

在整個元代，應山縣一直隸屬于隨州，并歸德安府管轄。張家畈（尹家畈）位于“邑之西北七十里”，是應山縣與隨州交界地，雖遠離主干道，然隨州應山兩地皆可往，既避開政局動蕩的核心區域，又依托地緣基礎保障家族生存。

張家畈（尹家畈）周邊有西周時期張姓本家張天佐張天佑（照墻塆張天佐張天佑傳說，張天佐又稱張天師）兩兄弟的神奇傳說、有玉皇大帝放置金箭所化的神秘“金箭嶺”（又名青龍嶺、梯子嶺）庇護、有唐代武則天時代“西長安”鳳都之福，更重要的是張家畈（尹家畈）有“陡石巖仙人布道、青龍黑虎護佑、千年靈泉潤澤萬物、青丘狐仙守望秘境”，以及暗合玄機的七口千年古井，以北斗七星布陣聚氣增福，還有起源于桐柏山的河流流淌不竭，等等。

張朝公手握王禎《農書》，并且在知縣任上實踐成功獲得精髓，因此乃敢選擇偏僻之地落籍開宗。張家畈張氏家族口傳，張朝公最初定居之地為張家畈一山之隔的馬安，此處是三條河流交匯、良田眾多、視野開闊，當前馬安村委（老電影院）一帶和胡家崗一帶1963年前為張家畈張氏家族明朝祖墳園。

張朝公定居后，他將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引入這片土地，親授農桑、改良農具、引進新種、墾荒拓田、興修水利、崇祀興學、傳授百業、修寨御敵等等，為張氏家族的生存繁衍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張氏家族內口傳的其落籍后興家舉措尤見其遠見：

修青龍寺，崇禮重祭：張家畈光緒八年碑文記載“公歿？？？大廟西胡家崗丁祖墳堂前，蓋公在之時嘗立大廟崇祀，世代宗祖庶元明以及皇清，張氏皆以大廟為永遠香火之堂矣”，此處“立大廟”為“始建大廟”的意思，大廟即指現在的青龍嶺青龍寺。張朝公主持修建大廟，既為祭祀神祇圣賢先祖，凝聚鄉鄰，亦借宗教禮儀規范民風。寺名“青龍”，暗合當地青龍嶺（也稱金箭嶺、梯子嶺、大廟嶺、大坡嶺）傳說，將信仰與地緣文化融合，強化家族認同。

興學傳家，崇德繼世：設私塾授《孝經》《小學》，以“耕讀傳家”訓導子弟。張氏家族后裔清代太學生張士科獲御賜龍頭拐杖，當代亦出省級勞模，皆承此訓。

百業立命，自力更生：定居后，張朝公傳授及鼓勵后代學習百業，讓后世子孫不僅有一技傍身，還能在偏僻之地自給自足、安身立命，后代在三百六十行中各有涉獵，此乃家族生存繁衍之根本。

水利農耕，技術革新：修筑河堤、堰塘、水渠，引水灌田保障農業水源。改良農具、制作水車、提升農業耕作效率。引進新作物，推廣高粱、棉花、大白菜、芝麻、油菜、黃豆、花生及山茶種植，使僻壤成膏腴之地。將王禎《農書》中的“稻麥輪作技藝”普及并發揚光大，使良田增產增收。民間傳張朝公“教民種菘（大白菜）于谷地，植茶于山陽”，使張家畈大白菜聞名幾百年，成為當地特產。

筑寨防匪，未雨綢繆：張朝公定居后不久，元末農民起義爆發，應山各地動蕩不安，張朝公率族眾及鄉民依險修筑山寨，修筑：張家寨、老虎溝山寨、老寨山老寨等，幾寨后世逐漸加固，至明清民國仍為鄉民避亂之所，修筑堡寨以自衛，將宗族及周邊力量團結起來，在亂世中艱難維系家族安全及運轉。

張氏家族祖傳的龍頭拐杖

八、亂世將起，大夏皇帝明玉珍應山起義

張朝公落籍應山之時，正值元文宗統治后期。文宗在天歷之變中涉嫌毒殺其兄明宗，統治合法性備受質疑，加上燕帖木兒等權臣專權，朝政日益腐敗。

面對動蕩的時局，張朝公選擇遠離政治漩渦，專注于家族建設，他繼承儒家傳統，重視子弟教育，使張家畈張氏家族逐漸發展成為當地頗有聲望的家族。

張朝公定居19年后，1351年前后應山平林人明玉珍集結鄉兵千余人屯駐青山，結柵自固，這支部隊最初具有保境安民的性質。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冬，徐壽輝派人招降明玉珍，以武力相威脅，明玉珍為保護家鄉，不得已歸順徐壽輝領導的天完紅巾軍，任元帥，正式參與反元起義。1363年，明玉珍在重慶稱帝，國號“大夏”。

明玉珍起義，一方面反映了元末社會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湖廣地區民眾的反抗精神。明玉珍從“結柵自固”的自我保護，到最終卷入紅巾軍浪潮并開國稱帝，這是一種外向的、突破性的抗爭。張朝公通過扎根地方、構建宗族來維系社會秩序與文化傳承，這是一種內向的、防御性的堅守。共同勾勒出元末亂世中“動”與“靜”的兩條歷史脈絡，這兩條路徑看似背道而馳，實則共同反映了元朝統治已陷入深重危機：其統治機器既無法保障地方的安定，迫使精英自謀出路；更無力化解社會的尖銳矛盾，最終引爆了民眾的武裝反抗。他們以一文一武的方式，共同預示了一個舊時代的終結與新時代的孕育。

張家畈大白菜，傳承700余年

九、民間傳說，張朝公躲過朱元璋殺劫

關于元明易代之際的應山縣城，應山民間流傳著一則引人深思的傳說：朱元璋率部攻破應山縣后，因為應山是明玉珍家鄉，同為起義軍的發源地之一，擔心民眾反抗，遂在城中丟下一枚金錠，聲稱若金錠第二天翻過來，則再次屠殺。結果金錠被烏鴉用嘴翻開，朱元璋悍然再次領兵屠殺。

這則傳說既反映了元明之際，應山地區的戰亂之苦，又反映了應山作為“三關之地”在朝代更迭時之危。作為前朝官員及后裔，如張朝公選擇定居應山城區或者城區周邊，則必在朱元璋攻破應山時難逃殺劫。

張家畈張氏家族能夠延續至今，700余年多次成功度過朝代更迭、天災人禍，這得益于張朝公奠定的良好家族基礎，以及后代在亂世中靈活務實的生存智慧。

張家畈一隅

十、異族統治下，張朝公的歷史意義

回望張朝公的一生，我們可見元代漢族士人在異族統治下的生存智慧。他沒有像部分漢人官員那樣完全依附蒙古權貴，也不像激進士人那樣消極避世或積極參與反元活動，而是選擇了一條務實道路——在可能的范圍內為官一方，造福百姓；時機成熟時，則退隱鄉土，開基立業。

張家畈因為老族譜遺失，僅存光緒八年張氏祠堂碑文中“始祖朝公”的記載和家族口傳，雖簡潔卻蘊含豐富歷史信息。它記錄了一個漢族家族在元代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生存與發展策略，也折射出元末湖廣地區的政治社會變遷。

張朝公的故事不僅是張家畈張氏家族的記憶，也是元代漢人官員生活史的一個縮影。通過他的經歷，我們得以窺見那個時代漢族知識分子的處境、選擇與遺憾。今天，當我們追溯這段歷史時，仍能感受到一個家族在歷史洪流中的堅韌與智慧。

張家畈一隅

十一、生于華夏，傳承700余年家族的歷史意義

一個能夠傳承700余年的家族，在中國歷史語境中，屬于極其罕見且具有非凡地位的文化瑰寶。這不僅僅是時間上的延續，更是一種文明韌性和生存智慧的終極體現。中國歷史上素有“富不過三代，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說法，凸顯了家族長期傳承的艱難。超越了元、明、清等所有大一統王朝的壽命，是穿越歷史周期的幸存者。遠超大多數士大夫家族“五世而斬”的家族宿命，是家族傳承的典范和天花板，成為地方歷史的主要承載者和書寫者，其族譜本身就是一部微觀的地方史。這樣的家族，不再是歷史的被動承受者，而是主動的參與者和見證者，是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活化石”。

從歷史看，它是“不朽的凡人史詩”：與帝王將相的歷史不同，它講述的是普通人在歷史洪流中堅韌求存、生生不息的故事。

從文化看，它是“文明的毛細血管”：主流文化依靠無數這樣的家族，才得以在最基層的土壤中扎根、流淌。

從當下看，它是“寶貴的智慧源泉”：其關于生存、繁衍、教育、治家、應對危機、應對天災人禍的智慧，對現代家庭和組織的長遠發展有深刻的啟示。

因此，張家畈張氏家族歷史，不僅僅是追溯一個家族的源流，更是解讀中華民族為何能歷經磨難而文明不絕的一把鑰匙。他們證明了，真正強大的生命力，往往蘊藏在那些默默傳承的民間智慧之中。

作者：張國棟

主編：張華友

1、張朝公任應山縣知縣截止時間待考。

2、因為元文宗（1328年—1332年）兩次登基，因此“元文宗四年”按照不同的解讀方式會出現不同的公元年份，如：1330年、1331年、1332年都有可能，本族譜“元文宗四年”取1332年。應山縣為現今湖北省廣水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