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聽，是對生命的一種恩賜。

?善于傾聽的藝術不僅是對他人的一種善意，而且，正如心理學家卡爾·羅杰斯（CarlRogers）所明確指出的那樣：也是對自己的一種恩賜。

1935年，歐內斯特·海明威在《君子雜志，向年輕作家們提出了這樣的建議：“當人們說話時，要完全聽進去......大多數人從來不聽。”盡管海明威是我十幾歲時的偶像之一，但在我25歲左右的時候，我慢慢意識到：我是大多數人。我從來不聽。

也許從來沒有一點強烈的覺察，但我的傾聽常常是過于分心和自我關注的。在我最糟糕的日子里，這可能會讓我成為一個膚淺的、唯我論的存在。我猶豫著，開始嘗試進入我自己的思維機制，以不同的方式組織我的注意力，更好地傾聽。

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我遇到過一些人，他們習慣于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別人身上——這很有力量。

感覺很罕見，感覺很真實的，我希望他們在我身邊。

作為一種文化，我們將傾聽視為一個自動的過程，對此我們沒有太多可說的：就像消化或眨眼一樣。談到傾聽的概念時，不管怎樣，它都是在專業交流的背景下進行的；這需要領導和導師來磨練，但這是一種其他所有人都樂于忽視的專業。這種疏忽是一種恥辱。

仔細聽著，我花了太長時間才發現，善于傾聽是一種魔術：它使雙方都變得溫和，如花釋放，也不再那么孤獨。

一路走來，我發現20世紀最杰出的心理學家之一卡爾·羅杰斯（Carl Rogers）給這種被低估的技能起了個名字：“積極傾聽”（active listening）。雖然羅杰斯的工作最初集中在治療環境上，但他并沒有將治療環境與日常生活區分開來：他寫道：“我所學到的一切都適用于我所有的人際關系。”

羅杰斯學到的是，善于傾聽——這必然包括善于交談和善于提問——是我們所擁有的最容易獲得和最強大的聯系形式之一。

開始冥想的副產品讓我意識到我的聽力能力很差。這并不是說冥想是一種虛假的開悟——只是說冥想是一種注意你所注意到的東西的練習，冥想者往往會把這種心態帶到瑜伽墊之外，開始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思想。在各種各樣的模式和怪癖中，我看到的是一個經常不聽別人話的自己。

你在日常和他人交流時，是否也會如下的狀態？

年輕的我喜歡聊天。

但是，一種低而穩定的自我主義意味著我真正喜歡的是交談。當輪到別人說話時，傾聽往往會讓人覺得像是一件苦差事。我可能會被動地吸收別人說的話——但我的大部分時間會做白日夢、回憶往事、制定計劃。

我有一個打斷別人說話的習慣，因為我有一個相當男性化的信念，不管別人說什么，我都能為他們說得更好。有時候，我會走神，然后重新調整，意識到我被問了一個問題。

我發現，我有一個可怕的習慣，那就是沉浸在語言技巧中，在輪到我回答的時候形成我的答案，而對我實際上要回答的內容，我只聽了一半。

我開始意識到，這種情況的例外是存在自我利益的情況。如果主題是我，或者可能對我有益的材料，我的注意力會自動變得敏銳。聽別人解釋我需要采取什么步驟才能在考試中得A或賺一些錢是非常容易的。聽一些有趣的八卦很容易，尤其是那些讓我感到幸運的或上級的八卦。我很容易就能聽到關于我強烈希望自己是正確的話題的辯論。聽有魅力的女人說話也很容易。

不好的傾聽會向你周圍的人發出你不在乎他們的信號。

在糟糕的日子里，這種注意力的自動駕駛會束縛我，在政治或哲學的話題上，這會讓我成為一個令人討厭的人和惡霸。人們避免在任何事情上與我意見相左，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問題，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不聽他們的理由，他們會變得惱火和失敗。在我的個人生活中，我常常會忘記支持或鼓勵身邊的人。

不傾聽的另一面是不質疑——因為，當你不想傾聽時，你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觸發你最希望傾聽的場景。所以我沒有經常問朋友們嚴肅的問題。我喜歡笑話，我喜歡八卦，但我忘了問他們真實的的東西：比如我會問他們一周前已經告訴我的事情。或者忘記詢問他們最近的工作面試或分手情況。

這就是糟糕的聽力造成最大傷害的地方：它向你周圍的人發出信號，表明你并不關心他們，或者你關心他們，但只是以一種不穩定的、閃爍的方式。因此，人們變得謹慎，不愿敞開心扉，不愿尋求建議，也不愿依賴你，就像我們依賴那些我們真的認為心胸寬廣的人一樣。

我知道，以上所有這些都讓人感到沮喪。我不想夸大事實。我不是怪物。我關心別人，當我集中注意力的時候，我可以表現出來。我被喜歡，我在這個世界上闖出了自己的道路，我顯然擁有我們所說的魅力。很多時候，我聽得很清楚。但這可能正是問題的關鍵：作為一個糟糕的傾聽者，你可以在生活中順利地度過每天——我們傾向于原諒它，因為它是常見的。

凱特·墨菲（Kate Murphy）在她的《你沒在聽》（You're Not Listening，2020）一書中，將現代生活描述為與好的傾聽特別對立的一種：我們被鼓勵去傾聽我們的內心，傾聽我們內心的聲音，傾聽我們的勇氣，但我們很少被鼓勵去仔細傾聽，用心傾聽他人。為什么我們要接受不好的傾聽？因為，我認為，聽得好是很難的，我們都知道這一點。傾聽就像所有形式的自我完善一樣，打破這一外殼需要用心，理想情況下需要指導。

關于羅杰斯

當我發現羅杰斯關于傾聽的著作時，我證實了自己在許多對話中的理解都是錯誤的。羅杰斯和他的合著者理查德·埃文斯·法森在1957年寫道，當聽得好的時候，聽者“不會被動地吸收對他說的話。” 他積極地試圖抓住他所聽到的事實和感覺，他試圖通過傾聽來幫助說話者解決自己的問題。“ 這正是我很少采取的立場。”

羅杰斯出生于1902年，他有著嚴格的宗教教養。作為一個年輕人，他似乎注定要當牧師。但在1926年，他穿過從聯合神學院到哥倫比亞大學的道路，致力于心理學。(那時，心理學是一個如此新穎、如此流行的領域，以至于在1919年《凡爾賽條約》談判期間，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曾秘密建議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駐巴黎大使。）

羅杰斯的早期工作集中在當時所謂的“違法”兒童，但到了20世紀40年代，他發展了一種新的心理治療方法，后來被稱為“人本主義”和“以人為中心”。與弗洛伊德不同，羅杰斯認為我們所有人的最深層次里“潛伏著極其積極的方向”。

他認為，不快樂的人并沒有崩潰，他們只是被阻擋了。

與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心理治療模式相反（精神分析和行為主義），羅杰斯認為，治療師不應該是問題解決者，而應該是某種熟練的催生者（midwife），從來訪者身上找出已經存在的解決方案。他相信，所有人都有一種強烈的“自我實現”的沖動，而治療師的工作就是培養這種沖動。

他們在那里是為了，釋放和加強個人，而不是干預來訪者的生活。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是仔細、專注、“積極”地傾聽。

這種觀點在今天看來并不特別激進。正如他的傳記作者之一大衛·科恩所寫的那樣，今天，在西方，我們中的許多人認為接受治療是一種賦權和積極的舉動，而不是危機或疾病的指標。這一轉變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羅杰斯。

同樣，我們也期望治療師能夠允許自己進入我們的思維，并表達一種謹慎但切實的同理心。弗洛伊德專注于孤立的心靈，羅杰斯則更看重心靈的融合——有邊界，但又是親密的。

在不好的日子里，我會像鷹一樣等待我可以糾正或貶低的事情。

在羅杰斯看來，積極傾聽是創造成長條件的關鍵。它是讓另一個人感到不那么孤獨、不那么困頓、更有自我洞察力的關鍵因素之一。

羅杰斯認為，傾聽的基本挑戰在于：意識是相互隔離的，它們之間有著錯綜復雜的認知噪音。消除噪音需要付出努力。要想變得善于傾聽，“我們需要深入到說話者的內心，從他的角度理解他向我們傳達的是什么。”這種移情的飛躍是一種真實的努力。判斷別人的觀點、分析它、歸類它要容易得多，但要把它像精神上的服裝一樣穿上，卻非常困難。

十幾歲的時候，我是一個熱情的無神論者和一個熱情的左派。我認為事情很簡單：所有的信徒都容易受騙，所有的保守派都是精神病患者，或者至少是無情的。我之所以能堅持我的摩尼教（Manichean）觀點，正是因為我沒有努力去領會別人的觀點。

我的另一個心理障礙——直覺，也是羅杰斯發現的，我的直覺認為任何和我說話的人都可能比我笨。羅杰斯認識到，這種傲慢對任何試圖傾聽的人來說都是可怕的：他寫道，除非我們能表現出真正尊重個人潛在價值的精神，否則我們不會是好的傾聽者。

以前，在糟糕的日子里，我會像老鷹一樣等待我可以糾正或貶低的事情。我會尋找這個人錯了的線索，并可能讓他覺得自己錯了。但正如羅杰斯所寫的，要想聽得好，我們“必須創造一種既不批判、不評價、也不說教的氣氛”。

他寫道，當我們試圖成為傾聽者時，我們的情緒往往是自己最大的敵人。簡而言之，很多糟糕的傾聽都是由于缺乏自制力。其他人使我們活躍起來，聯想飛起來，我們被想法刺痛。(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建立了謹慎的社會制度，不在晚宴上討論宗教或政治之類的事情）。

當我21歲的時候，如果有人說一些流行音樂很不錯，或者資本主義有一些可取之處，我不能不做出反應。這使得我很難聽取任何人的意見，除了我自己。羅杰斯說，這就是為什么首先要學習的技能之一是不干預。耐心點。他寫道，傾聽自己的聲音是傾聽他人的先決條件。在這里，與冥想的類比是清楚的：不要追逐每一個想法，不要對每一個內部事件做出反應，保持專注。

今天，在談話中，我試著不斷提醒自己：只有在受到邀請或顯然會受到歡迎時才作出反應，才進行干預。這需要練習，可能是無休止的練習。

當我們真的交談時，我們必須抵制那種總是想把談話的焦點拉回到我們自己身上的沖動。社會學家稱這種沖動為“轉變反應”（the shift response）。當一個朋友告訴我他們想去泰國旅游時，我必須抵制自私的沖動，跳進去。

“哦，是的，泰國很棒，我有一次在Koh Lanta過圣誕節，我有沒有告訴過你我上的泰拳課？”

相反，我必須和他們呆在一起：他們到底想去哪里，為什么？社會學家稱之為“支持反應”（the support response）。要善于傾聽就是要退后一步，把注意力集中在別人身上。

羅杰斯的方法中的一個例子，這是從他的職業生涯，也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經驗。羅杰斯被美國空軍要求評估炮手的心理健康狀況，其中士氣顯得低落。羅杰斯耐心地、不加評判地、溫和地集中注意力，發現炮手們一直在憋著一個主要的抱怨：他們憎恨平民。

一位飛行員說，回到家鄉參加一場足球比賽，“所有的生活、歡樂和奢侈——都讓你發瘋”。羅杰斯沒有建議進行任何激烈的干預，也沒有推動任何觀點的改變。他建議允許這些人誠實地表達他們的憤怒，并公開地、毫無羞恥地處理它。羅杰斯說，他們的對話者應該從簡單地傾聽他們開始——只要他們愿意，直到他們卸下負擔。只有到那時，他們才應該做出回應。

就像冥想一樣，用這種方式傾聽需要付出努力。在沒有專業期望的情況下，在治療室之外可能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在任何時候，幾乎對我們所有人來說，我們的內心獨白都在運行，它不顧一切地從我們的大腦溢出到我們的舌頭上。

阻止這種心流需要用心。

這是必要的，因為即使我們認為干預是積極的，它也可能是以自我為中心的。羅杰斯說，我們可能感覺不到，但通常情況下，當我們提供自己的解釋或輸入時，“我們通常是在回應自己的需求，以某種方式看待世界”。

當我第一次開始作為一個傾聽者觀察自己時，我發現簡單地讓人們把話說完是多么困難。我注意到我的注意力被無限的不耐煩所吸引。我注意到了一種狡猾的誘惑，那就是提出一些根本不是真正問題的問題，而是偽裝成問題的意見。我開始明白，更好的辦法是保持沉默。去等待。

積極的傾聽者的工作就是在那里，專注于“與人一起思考，而不是為他們或關于他們”。這種思考需要傾聽羅杰斯所說的“全部意義”。這意味著記錄他們所說的內容，以及（更微妙的）“隱藏在這一內容背后的感覺或態度”。

通常，感覺是被表達的真實的東西，而內容是一種口技表演者的假人。捕捉這種感覺需要真實的專注，特別是當非語言的暗示——猶豫、喃喃自語、姿勢的變化，是至關重要的。心不在焉，半聽，我們將完全無法理解“整體的意義”。

每個人都想被傾聽。

為什么人們會愛上他們的治療師？

雖然糟糕的傾聽者喜歡在別人說話的時候在內心同時處理多項任務，但假裝是行不通的。正如羅杰斯所寫的，人們對純粹的“假裝感興趣”很警覺，因為它“空洞而乏味”。真誠地傾聽意味著調動能動性、同情心、注意力和承諾。羅杰斯說，這“需要實踐”，“可能需要改變我們自己的基本態度”。

羅杰斯的理論是在一個人明確地試圖幫助另一個人康復和成長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但羅杰斯總是明確地說，他的工作是“關于生活”的。在他的理論中，他說“同樣的合法性支配著所有的人類關系”。

我認為我的大腦天生就傾向于分心和關注自我。但是，一個人不需要是一個糟糕的傾聽者，就可以從羅杰斯的想法中獲益。即使是那些自發的有同情心的、感興趣的傾聽者的人，也能在他的工作中發現很多東西。羅杰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深入地探索傾聽，系統化傾聽的動力，并記錄下他的專業探索。

當然，做一個好的傾聽者對羅杰斯自己的生活產生了影響。羅杰斯的另一位傳記作者霍華德基爾申鮑姆告訴我，羅杰斯發現，“在治療和其他關系中，以同理心傾聽他人是巨大的治愈和自由”。在他80歲的生日派對上，上演了一場卡巴萊歌舞表演，兩個模仿卡爾·羅杰斯的人擺出夸張的同理心姿勢互相傾聽。

這個善意的玩笑是一種恭維，在知識分子真正體現他們所信奉的思想的罕見情況下，羅杰斯被所有認識他的人記住為一個優秀的傾聽者。盡管羅杰斯有著能拖累任何人生活的缺點——對酒精的依賴，對一夫一妻制的失望——但他似乎是一個正派的人：熱情、開放、從不殘忍。

他能夠把他的理論帶入自己的生活，這應該給予我們這些不是世界著名心理學家的人以鼓勵。每個人都想被傾聽。為什么人們會愛上他們的治療師？不然為什么所有的誘惑都是從全神貫注開始的呢？

想想你自己的經歷，你可能會發現，你覺得愛你的人和真正聽你說話的人之間有直接的聯系。從來不問我們問題的人是我們疏遠的人。那些認真傾聽的人，他們從我們身上汲取了新的東西——他們聽到了我們甚至沒有說的東西——他們是我們一生都要抓住的人。

也許最重要的是，羅杰斯明白傾聽的利害關系。我們所有人，當我們做最好的自己時，都想給我們選擇付出時間的人帶來成長。我們想幫助他們釋放自我，站得更高，思考得更好。這種動力可能不像治療師那樣直接;但當我們的人際關系健康時，我們希望周圍的人也能茁壯成長。

羅杰斯指出，傾聽是最簡單的途徑。以正確的方式與人相處，他們會變得“充滿勇氣和自信”。他們感受到關注的釋放，并發展出一種“潛在的自信”。如果我們不想讓我們的朋友這樣做，那么我們就不是他們的朋友。

事實上，積極聆聽的慷慨程度，可以讓人將這種修行視為一種接近靈性的修行。雖然羅杰斯在20歲出頭的時候就把神學換成了心理學，但他一直對靈性保持著興趣。他很喜歡Soren kierkegaard的作品（一位存在主義基督徒），多年來，他與神學家保羅·蒂利希和馬丁布伯進行了公開討論。

羅杰斯說，在成功的治療過程中，治療師和來訪者都會發現自己處于“恍惚的感覺”中，“借用布伯的話來說，那里有一種真實的”我—你“關系”。在談到他與來訪的關系時，羅杰斯說：“我想和他一起踏上這段可怕的自我之旅。”

也許這對你來說有點豐富，也許你更愿意把積極的傾聽簡單地說成是一種禮貌，或者是一種巧妙的人際技巧。重點是：真正傾聽他人的意見可能是一種非理性的慷慨行為。人們會吞食你的注意力。可能要過幾個小時或幾年他們才能把同樣的注意力轉移到你身上。

有時候，你的傾聽會帶來一些新的東西，并將它們傳遞到某個地方。有時候，這個人會以自己的慷慨來回應，而這種互惠將是強大的。但往往，什么都沒有。人們很少會注意到你的努力，更不用說感謝你了。然而，這種慷慨的關注是人們應得的。

這聽起來有點虔誠——積極傾聽并不是純粹的利他主義。正如羅杰斯所說，善于傾聽是一種“成長的經歷”。靈魂的旋轉木馬是無窮無盡的。人們深深地感受到了令人著迷的生活，傾聽可以賦予我們權利，讓我們進入否則永遠不會知道的世界。

如果我們真的傾聽，我們就能擴展自己的智力、情感范圍，并感受到這個世界仍然是開放的。積極傾聽是對他人的一種善意，但正如羅杰斯總是很快就能說清楚那樣，這也是對自己的一種禮物。

大腦向其他大腦學習，而好好傾聽是拉線、打開通道的最簡單方式

羅杰斯成了20世紀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英雄。他欽佩心靈解放和無拘無束的交流的烏托邦式夢想。在晚年，他被卡洛斯·卡斯塔涅達的新時代作品所吸引。所有這些都說明了羅杰斯哲學的一個關鍵批評，無論是在他生前還是今天：他太樂觀了。羅杰斯認識到，用科恩的話來說，他是“無可救藥的積極”。

他的批評者稱他是一種頭腦的盲目樂觀者，覺得他天真地認為：像同理心和傾聽這樣簡單的干預措施可以引發人們的轉變。（也許某些讀者也會對我在這里表達的觀點持有類似的批評。）

那些傾向于同意羅杰斯的這種評價的人可能會認為我夸大了情況。聽著就像愛？把聆聽當作靈性修煉？但在我自己的生活中，一種新的傾聽方式改善了我與他人的關系，我現在相信傾聽被荒謬地低估了。

好的傾聽是復雜的、微妙的、圓滑的——但它也就在這里，它活在我們的內心，我們可以每天都在努力。與倫理學和哲學的抽象不同，我們的傾聽每天都在那里等待磨練。就像肌肉一樣，它是可以訓練的。就像智力一樣，它可以被檢驗。在同一時刻，它可以刺激我們自己的成長和他人的成長。

大腦向其他大腦學習，而好好傾聽是拉線、打開通道的最簡單方式。我不認為這是巧合，我不能寫別人真正想讀的非虛構類作品，直到我開始真正地傾聽。

亨利大衛梭羅說：“最偉大的贊美是當有人問我的想法，并注意我的回答時。” 如果聽之任之，我仍然是一個糟糕的傾聽者。我會打斷別人的話，把話說完，催著別人跟著走。

我懷疑我認識的許多人仍然認為我是一個普通的傾聽者。

但我盡力了!

對于任何我能影響的人——尤其是那些我能幫助點燃他們靈魂的人——我都追隨羅杰斯。我提供盡可能多的“安全，溫暖，共情和理解，這是我能從自己身上找到的。” 我敞開心扉去接受我能學到的一切。我的注意力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但我還是一次又一次地調回來。我相信這是有效的。

— the end —

作者 /M M Owen

譯者 / Zoli

整理/ Zoli 薩沙shirl

編輯 / gorjuss

插圖 / 《少年斯派維的奇異旅行》

原文：

https://aeon.co/essays/the-psychologist-carl-rogers-and-the-art-of-active-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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