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典型案例看建筑工程行業非法采礦的風險防控與辯護策略

本文作者：梁雅麗、唐宛茁

近年來，隨著礦產資源保護制度的持續強化以及生態環境領域刑事打擊力度的不斷升級，建筑工程行業因施工過程中的采挖行為被追究非法采礦刑事責任的案件呈明顯上升趨勢。過去被視為“施工常規操作”的土石方開挖，如今在某些情形下卻可能被直接評價為刑事犯罪。

不少企業負責人在案件發生后都發出同樣的疑問：工程真實存在、手續也并非完全缺失，為何仍然被認定為非法采礦？平整場地與非法采礦之間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施工過程中產生的多余砂石是否可以銷售？如果銷售，又應當遵循何種路徑？

這些問題并非抽象的法律爭議，而是關乎企業能否持續經營、管理層是否面臨刑事風險的現實命題。尤其是在非法采礦罪“以數量定罪”“以價值量刑”的司法結構下，一旦被立案，涉案金額往往動輒數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企業負責人極易成為直接追責對象。

本文結合人民法院案例庫及最高檢發布的典型案例，從罪與非罪的實質判斷標準出發，系統梳理建筑工程領域非法采礦的刑事風險邏輯，并在此基礎上，從典型案例中提煉出可供企業參照的風險識別要點與合規應對措施，期望為建筑企業防范刑事風險提供實務指引。

一、工程施工附隨采挖行為的罪與非罪

建筑工程施工中的附隨采挖，是指為完成工程建設目標，在施工范圍內對土石方進行必要開挖的行為。這種行為本身具有合法的工程建設基礎，但當其脫離工程目的、突破合理限度，或者摻雜以獲取礦產資源為目的的牟利行為時，便可能突破行政違法的邊界，上升為刑事犯罪。

司法實踐中，風險主要集中于兩種形態：一是“借石生財”的虛假工程型采挖；二是合法工程中的“越界超深型”采挖。兩類情形雖表現不同，但裁判邏輯的核心均在于對工程必要性與主觀目的的實質審查。

（一）“借石生財”的虛假工程型采挖

所謂虛假工程型采挖，是指行為人以環境治理、土地平整、地質災害防治等名義取得形式上的施工依據，但其真實目的并非完成工程建設，而是通過采挖銷售砂石牟取利益。

在人民法院案例庫收錄的謝某華非法采礦案（入庫編號：2023-03-1-349-001）中，這一特征表現得尤為典型。謝某華以“無償平整場地”為由取得某政府部門同意后進場施工，表面上看是一項利民惠民的工程建設行為。然而深入審查案件事實后，其真實面目逐漸浮出水面。首先，謝某華在主觀上并非為了完成工程建設，而是通過采挖銷售砂石獲取經濟利益。其供述承認，主動提出無償平整場地的真實動機就是牟利。其次，施工周期存在明顯異常。謝某華自認政府要求平整的場地僅210萬方左右，正常施工只需數月即可完工。但在2017年8月國土資源局因其未辦理取土證而責令停產后，謝某華仍持續采挖近兩年時間，共計采挖砂石67萬余噸并銷售牟利。這種持續采挖的行為表明，其并非為了完成工程建設需要，而是以工程建設為幌子行非法采礦之實。人民法院據此認定，謝某華的行為已超出工程建設的合理范疇，構成非法采礦罪。

從這一典型案例可以提煉出虛假工程型采挖的核心刑事風險。首先是主觀目的風險，即以合法工程名義掩蓋非法采礦目的，當司法機關審查發現企業的主要收益來源并非工程建設本身而是礦產資源銷售時，刑事風險便急劇升高。其次是施工必要性風險，在無需深挖的區域強行深挖，或在工程立項審批手續存在明顯瑕疵的情況下進場施工，這種“削峰填谷”式的施工往往超出工程設計的合理需求，成為認定非法采礦的關鍵證據。

為此，企業在承接此類項目時，應將風險防控關口前移至項目初期。首先，在項目承接階段，應全面審查項目是否具備合法的立項、用地、規劃、環評等審批文件，確保施工依據合法有效，絕不能僅憑一紙“同意施工”的便函或會議紀要就盲目進場。其次，在施工過程中，必須編制詳細的施工日志、土石方平衡記錄，并完整保存工程圖紙、監理報告等證據，以證明采挖行為確系工程建設所需。再次，企業應合理控制收益結構，確保主要收入來源為工程建設款項，而非砂石銷售。如果確因工程需要產生富余砂石，也應通過政府公共資源交易平臺公開處置，并將收益納入監管賬戶，避免私下交易。最后，一旦發現施工方案與實際地形不符、需要調整采挖范圍或深度，企業應及時與主管部門溝通并取得書面確認，切忌擅自變更。

同時，針對此類指控，辯護可以從兩個角度切入。一是客觀行為性質，主張“削高填低”的平整土地行為屬于建設項目工程施工的必要內容，其本質并非采礦施工。施工過程中的土石方調配、場地平整等均是工程建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不應被割裂評價為獨立的采礦行為。二是許可條件缺失，在合法建設用地紅線范圍內，因工程平整基礎需要動用砂石資源的，法律上不具備也不符合辦理《采礦許可證》的要求。建設工程施工過程中的附隨采挖，其合法性來源于建設用地審批和工程規劃許可，而非采礦許可，因而阻卻“未取得采礦許可證”這一核心入罪前提。

（二）合法工程中的“越界超深”型采挖

與虛假工程不同，越界超深型采挖發生在合法工程建設過程中，行為人原本具有施工的合法性基礎，但在實施過程中因管理不善或利益驅動，突破審批紅線或設計標高，實施超范圍、超深度的采挖行為。這類行為的定性更為復雜，需要綜合考量越界超深的程度、主觀故意、資源用途等因素。

在最高檢發布的依法懲治盜采礦產資源犯罪典型案例中，鄔某存、任某涉嫌非法采礦不起訴案為準確界定此類行為的法律性質提供了重要參照。鄔某存、任某在合法工程建設過程中涉及砂石采挖，公安機關以涉嫌非法采礦罪立案偵查。檢察機關介入后，圍繞以下關鍵問題展開審查：采挖是否超出工程施工的必要范疇、行為人是否僅實施了就地采挖、采挖的礦石是否用于工程或公益性用途、行為人的主觀目的為何。通過引導公安機關收集工程圖紙、施工日志、測繪數據等證據，檢察機關還原了施工過程的真實情況。證據顯示，采挖行為均限定在工程建設用地范圍內，未向外延伸；采挖產生的砂石主要用于工程本身填筑和周邊公益項目，未發現大規模外銷牟利；綜合全案證據，無法證明行為人具有非法采礦的主觀故意。基于上述審查，檢察機關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同時通過制發檢察意見，建議行政執法機關對行政違法行為予以處罰，實現行刑銜接的閉環。

這一案例揭示了合法工程中附隨采挖的風險點。首先是越界風險，擅自在審批的工程用地紅線范圍外進行延伸采挖。即便延伸范圍有限，一旦進入國家規劃礦區、對國民經濟具有重要價值的礦區，或涉及國家規定實行保護性開采的特定礦種，便可能觸犯刑事追訴標準。其次是超深風險，突破工程設計圖紙確定的標高，超過設計深度進行向下采挖。超深采挖不僅改變原地形地貌，還可能引發地質災害隱患，成為認定非法采礦的有力證據。

為了有效防范越界超深風險，企業應將精細化管理貫穿施工全過程。首要的是在施工現場明確標示用地紅線，通過設置圍擋、警示牌等方式，確保所有機械設備和人員清楚作業邊界，嚴禁越界作業。同時，施工前應進行詳細的地形測量，對照設計圖紙精準確定開挖標高，并在施工過程中定期復測，確保不超深。如果因地質條件變化等客觀原因確需調整開挖范圍或深度，企業必須嚴格履行設計變更程序，取得建設單位、設計單位、監理單位的書面確認，并報主管部門備案，絕不能擅自變更。此外，保留完整的施工日志、測量數據、影像資料也至關重要，這些過程記錄將成為日后證明采挖行為服務于工程建設目的的有力證據。

針對此類指控的辯護，可以從兩個層面展開。一是客觀行為受控，通過比對工程圖紙與實際測繪數據，證實實際開挖的范圍與深度受控于工程本身的合理限度。施工過程中的局部調整、臨時變更，只要在工程整體框架內，便不應被割裂評價為獨立的采礦行為。二是主觀故意阻斷，即便存在少量越界或超深情形，可結合地質勘查報告論證其是否屬于合理的施工誤差，或為防范塌方、保障施工安全而采取的必要避險措施。若能證明行為人缺乏非法采礦的主觀故意，則難以成立犯罪。

二、施工富余砂石資源處置的合規紅線

如果說采挖行為是風險的“起點”，那么富余砂石的處置則往往成為刑事責任的引爆點。工程施工過程中產生富余砂石資源是常見現象。如何處置這些資源，直接決定行為的法律性質。司法實踐表明，私自銷售富余砂石已成為建筑企業涉非法采礦罪的主要風險點。這一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富余砂石既是工程建設的副產品，又可能成為非法采礦的對象；既是企業希望盤活的資產，又可能成為刑事追訴的證據。

在人民法院案例庫收錄的徐某旭非法采礦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入庫編號：2024-11-1-349-007）中，富余砂石處置不當的法律后果得到了充分展現。徐某旭以地質災害治理為名，委托某公司編制實施方案。然而該方案存在根本性缺陷：僅涉及邊坡治理工作，未包含平整及回填等措施，未重點突出礦山地質環境影響和土地損毀評估，缺乏科學性和合理性。施工中未編制施工日志及施工管理報告等材料，無法證明實際施工情況。即便徐某旭依照該方案完成修復并出具驗收報告，也難以達到恢復生態環境的標準。人民法院審理認為，徐某旭非法采砂行為破壞了生態環境，雖其已進行部分修復工作，但因無法提供證據證實修復工作的實際花費，難以認定折抵金額。最終，法院判決徐某旭承擔生態環境修復費用23萬余元。

這一案例揭示了富余砂石處置的核心風險。首先是私自銷售風險，施工方未取得采礦許可，私自將工程產出的多余砂石對外銷售或轉移牟利。這是當前建筑企業涉非法采礦罪的最主要形式。無論工程本身是否合法，只要將富余砂石私自銷售，便可能構成非法采礦罪。其次是利益占有風險，將銷售砂石款項據為己有，未上繳政府或未依法抵扣工程款項。這不僅涉及非法采礦問題，還可能觸犯貪污、職務侵占等其他罪名。

企業要想在富余砂石處置上做到合規，必須嚴格遵循政策要求并主動接受監管。首先，應準確理解并運用國家政策，依據國家發改委等十五部門《關于促進砂石行業健康有序發展的指導意見》，將富余砂石通過公共資源交易平臺公開銷售，銷售收益按規定上繳財政或沖抵工程款。其次，在處置砂石前，必須將處置方案報自然資源、住建等主管部門審批，取得書面批復或會議紀要，絕不能“先斬后奏”。再次，處置過程中應邀請政府相關部門或第三方機構對砂石方量、銷售過程進行全程監督，并留存影像資料和交易憑證，確保過程透明。

針對此類指控的辯護，可以援引兩個重要辯護理由。一是利用政策統籌，援引國家關于砂石行業健康發展的政策指導意見，主張工程施工附隨產生的多余砂石允許依法依規對外銷售，并非絕對禁止流通。2019年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十五部門聯合印發的《關于促進砂石行業健康有序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規定，對經批準設立的工程建設項目和整體修復區域內按照生態修復方案實施的修復項目，在工程施工范圍及施工期間采挖的砂石，除項目自用外，多余部分允許依法依規對外銷售。這一政策為富余砂石的合規處置提供了依據。二是信賴保護原則，若多余砂石的公開拍賣、轉讓等處置方案已獲得地方政府批復，且在自然資源等主管機關的全程監管下推進，當事人由此產生了行政法上的“合理信賴基礎”。基于政府行為的公信力，應當保護當事人的合理信賴利益，從而阻卻非法采礦的主觀故意與違法性認識。

三、涉案后的危機應對：非法采礦指控的有效辯護路徑

結合筆者的實務經驗，建工行業非法采礦案的辯護工作應當從事實認定、法律適用與證據質證三個層面進行剖析，拆解控方的指控邏輯，為企業爭取無罪或大幅降檔量刑的辯護空間。

第一，在事實認定層面，在案件定性時，核心爭議往往在于涉案行為究竟是獨立的采礦活動還是建筑施工的附隨行為，辯護的破局點在于還原工程建設的客觀規律與真實目的。許多涉案項目是在未經平整的“毛地”上進行開發，為了達到工程設計標高并履行土地出讓合同中的建設義務，“削高填低”的場地平整無疑是不可或缺的前置施工程序。這種行為的合法性基礎深深扎根于建設用地審批和工程規劃許可之中，絕非依賴獨立的采礦許可。結合工程圖紙與測繪數據可以發現，只要采挖行為嚴格限定在批準的建設紅線范圍內，且深度契合設計標高，其主觀目的便是為了清理施工障礙而非追求礦產經營利益。法律實務中必須嚴格區分對資源的“動用”與“開采”，如果企業處置富余砂石是為了盤活工程現場、彌補高昂的平整成本，且整個施工與處置過程均處于政府相關部門的監管之下，則該行為在本質上并不具備非法采礦罪中“盜采”的社會危害性。

第二，在法律適用層面，辯護工作的重中之重是阻斷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條中“未取得采礦許可證”這一核心入罪要件，從而厘清行政違法與刑事犯罪的邊界。根據原國土資源部關于建設單位工程施工采挖砂石用于公益性建設是否辦理采礦許可證問題的相關復函精神，建設單位因施工動用礦產用于項目自用或公益建設時，依法無需辦理采礦許可證。即便施工產生的富余砂石涉及對外銷售，依照相關行政規章，法律要求企業辦理的僅僅是“采礦登記手續”并繳納相關費用，而非申領實質意義上的“采礦許可證”。未辦理登記手續至多屬于礦政管理層面的行政違規，絕不能被直接跨越評價為刑事犯罪。此外，信賴保護原則的引入是阻斷違法性認識的重要辯護路徑。如果企業的資源處置方案已經獲得地方政府會議紀要的批復，或者在自然資源等職能部門的全程監管下穩步推進，企業便具備了合法的行政信賴基礎。基于政府的公信力，此類依規行事的舉措不應被認定為“擅自采礦”，從而在主觀層面上阻斷了犯罪故意的成立。

第三，證據質證層面，非法采礦罪作為典型的定量犯罪，控方據以指控的核心證據往往是地質調查和價值認定報告，而這正是辯護律師實施精準審查與有效反擊的關鍵靶點。在證據質證階段，必須對技術報告的程序合法性與科學性缺陷展開嚴密排查。技術報告對礦產種類的認定必須符合國家相關行業標準。例如，若鑒定機構在未經嚴謹的采樣測試和荒料率測定的情況下，僅憑鑒定人員的目測或經驗便將石料定性為價值較高的“飾面用花崗巖”，則直接違反了相關的地質勘查規范，其鑒定結論便喪失了科學性與可靠性，依法不能作為定案依據。此外，還需要關注鑒定程序的合法性瑕疵。涉及刑事追訴的礦產資源破壞價值鑒定具有極其嚴格的資質和程序要求，必須核查該技術報告是否經過省級自然資源主管部門等法定機構的審定確認。若指控依據僅為一般地質隊出具的技術核查報告且未經法定程序鑒定，則依法不能作為證明案件“情節嚴重”或“情節特別嚴重”的量刑證據。此外，在部分案件中，若地方政府或行政執法部門曾出具過查處報告或相關公文，明確認定企業不存在違規采礦情況，辯護律師應當積極調取此類官方文件。這種具有官方背書效力的書證，往往能成為推翻指控、爭取無罪的重要依據。

四、結語

建筑工程施工絕不能逾越礦產資源保護的底線。在生態文明建設日益深入的今天，司法機關對非法采礦行為的打擊力度持續加大，對“以工程為名、行采礦之實”的各類變相行為保持高壓態勢。企業唯有將合規理念融入項目管理全過程，方能在合法合規的軌道上實現可持續發展。本文通過對典型案例的剖析，梳理了非法采礦的刑事風險點，并從事前防控和事后辯護兩個方面提出應對措施，期望能為建筑企業識別風險、構建防控體系提供實務參考。在法治日益完善的背景下，主動合規不僅是企業規避刑事風險的護身符，更是企業贏得政府信任、實現多方共贏的通行證。

梁雅麗，京都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京都刑事辯護研究中心主任，西北政法大學刑事辯護研究院副院長，中國刑法學研究會第三屆理事會常務理事，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第三屆理事會理事，中國廉政法治研究會第三屆理事會理事。其執業近三十年，成功承辦過多起重大有影響的刑事案件及民商事疑難復雜案件，并被國內多家媒體報道。她尤為擅長刑事和民商事交叉領域及刑事和行政交叉領域業務，致力于研究企業風險的法律防控，并先后為多家大型企業、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及外商投資企業提供了出色的法律顧問服務。在企業風險的法律預防和控制、企業改制、資產重組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執業實踐經驗。梁律師曾獲評《方圓律政》2014年律政年度刑辯律師；《中國企業報》2017年助力金融風險防范人物；《中國商報》2019年“商事法治建設年度典范人物”；《中國商報》2020年商事法治建設特別貢獻獎；2021年度LEGALBAND中國律師特別推薦榜15強：刑事合規；2022-2026年錢伯斯全球指南爭議解決領域領先律師；2022-2026年錢伯斯大中華區爭議解決領域領先律師；2022年品牌影響力·踐行社會責任典范律師；2022年度LEGALBAND中國律師特別推薦榜15強：商業犯罪與刑事合規；2024年商法The A-List法律精英：中國業務睿見領袖；2024年LegalOne客戶信賴律師：商業犯罪與刑事合規15強；2024年LegalOne客戶信賴律師：杰出女律師（華北）15強；2024律新社年度標桿案例-商事犯罪領域；2024年律新社年度律界女性領導力人物30佳；2025年GRCD-中國年度女律師；2025年ALB China十五佳訴訟律師；2024-2025年LegalOne實力之星（刑事業務）；2024-2025年LEGALBAND BOB中國律師30強。

唐宛茁，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北京大學法學學士、北京大學刑法學碩士，2019年畢業后加入京都律師事務所。工作期間已協助梁雅麗律師辦理多起重大職務犯罪、經濟犯罪等刑事案件，以及多起礦業、金融業、房地產業上市公司及企業家刑民交叉案件。

感謝實習生郭鑫對本文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