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史論者常以反西方中心主義自居，卻深陷同一思維框架”

導讀：中國歷史研究院3月24日在其微信公眾號全文發布了《偽史論的病理透析》一文。這篇評論刊發于《歷史評論》2026年第1期，作者為中國歷史研究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王旭東。文章指出，部分偽史論者常以“反西方中心主義”自居，卻深陷同一思維框架——將西方文明視為“他者”，以極端方式進行徹底否定。進言之，偽史論可以被視為一種極端化的歷史虛無主義。 《歷史評論》雜志是由中國歷史研究院主辦的學術性刊物，創刊于2020年1月，是在中央領導同志關心下創辦的新時代第一份全國性史學刊物?！稓v史評論》著力于對重大歷史問題的評論、對歷史難題的辨析、對歷史話題的引導，突出思想性、爭鳴性和引領性。

近年來，以“西方古典文明全系偽造”為代表性觀點的偽史論逐漸進入公眾視野，諸如“古希臘經典系近人偽造”、“《永樂大典》催生西方近代文明”等荒謬觀點在網絡空間引發廣泛爭議。偽史論以所謂“祛魅”為名挑戰專業主流認知，但在證據、邏輯與認知層面存在嚴重謬誤。遵循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原則，從學術史與史學方法論視角對偽史論進行系統剖析，有助于厘清歷史研究的基本規范，為公眾辨析歷史問題提供參考。

背離實證原則

歷史研究的根基在于實證——通過對文獻、實物、遺跡等多重證據的考辨與互證，還原歷史真相，再現歷史圖景。偽史論的首要謬誤，在于對西方歷史證據體系的片面解構和選擇性無視。

文獻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偽史論者不諳西方文獻傳承脈絡，常以所謂“原典缺失”為由，質疑柏拉圖《理想國》、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等古希臘典籍的真實性，聲稱這些著作是中世紀或文藝復興時期的“托古偽作”。該論斷無視古代文獻傳承的復雜性與連續性。

古希臘文獻具有“多元傳承鏈”。以亞里士多德著作為例，其多數手稿由弟子泰奧弗拉斯托斯繼承，幾經輾轉，被藏匿于斯科普斯地窖（時為塞琉古王國轄區，今土耳其境內），因潮濕、蟲蛀等受損嚴重。公元前1世紀，所存殘篇由學者攜至雅典修復整理。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世紀，以羅馬征服希臘為契機，雅典的亞里士多德手稿被轉移至羅馬，經西塞羅等學者引介，在羅馬希臘化精英人群中傳播并逐漸擴散。另有部分亞里士多德手稿被亞歷山大里亞圖書館收藏。

由于西歐自5世紀開始陷入“黑暗時代”，亞里士多德等古典作家的作品由拜占庭帝國保存下來。4世紀，基督教興起，部分異教文獻雖遭排斥，但拜占庭帝國的學者仍持續抄錄古希臘典籍——現存最早的亞里士多德著作抄本（如梵蒂岡抄本）可追溯至9世紀，其文字風格、注釋傳統與公元2世紀逍遙學派的殘篇高度吻合。13世紀起，隨著拜占庭與西歐的文化交流，各種抄本通過威尼斯貿易網絡，以零星或集中的方式，由抄本收集者、懷有文化使命感的教士和外交官，以及拜占庭流亡學者帶至意大利。抄本轉移過程歷經數個世紀，于15世紀時達到頂峰。這批抄本經過學者艱苦?？焙蜁谱魃?、印刷商批量復制，為文藝復興乃至整個歐洲文明注入強大精神動力。但丁《神曲》中對亞里士多德“智慧大師”的尊稱，即印證其著作在中世紀的實際影響。

在中世紀和近代歐洲，的確存在古文獻造假，但古文獻辨偽應遵循學術規范。圖為讓·馬比榮《古文書學》（1681）書影，該書確立了科學的文獻考證方法

古希臘文獻的真實性還得到阿拉伯文明相關證據佐證。8—10世紀，阿拉伯世界掀起影響深遠的翻譯運動。其中，9世紀阿拉伯學者胡奈恩·伊本·伊斯哈格和伊斯哈格·伊本·胡奈恩父子先后將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論靈魂》等著作譯為阿拉伯語，阿維森納、阿威羅伊等學者為之作注，累積形成阿拉伯哲學傳統中的“亞里士多德主義”。12世紀，阿拉伯譯本又被轉譯為拉丁語傳回歐洲，與拜占庭抄本形成互證。橫跨希臘、阿拉伯、拉丁三大文明圈的傳承軌跡，絕非“偽造”二字所能遮蔽。

考古學證據有助于還原歷史真相，彌補文獻史料之不足。偽史論者以極其草率和武斷的態度對待西方考古學成果，要么濫用“孤證不立”原則否定單一遺址的價值，要么以“后人偽造”質疑考古發現的真實性，無視考古地層學、類型學與科技測年技術形成的堅固證據鏈。

龐培古城發掘堪稱反駁“古羅馬虛構”論的經典案例。自1748年起，人們便在維蘇威火山南麓對龐培古城遺址展開持續發掘，發現其建筑布局與老普林尼《自然史》及其他史料的相應記載基本吻合：南北走向與東西走向主街道交匯處的廣場，殘存元老院議事廳的柱礎，城西南角的圓形劇場中，座位編號與墻壁上的拉丁銘文印證古羅馬的社會等級制度。更重要的是，學者結合遺址的地層學分析、火山沉積物分析、孢粉分析等多學科研究，大多認為火山爆發于公元79年10月底，該結論與現存小普林尼致塔西佗信件抄本中“公元79年8月24日維蘇威火山爆發”的記載相對接近?！拔墨I—實物—自然遺存”的三重互證，構成難以撼動的證據鏈。

類似證據鏈在兩河流域考古中同樣顯著。19世紀，英國考古學家萊亞德與助手拉薩姆在尼尼微遺址發現亞述巴尼拔圖書館（建于公元前7世紀中葉）遺址，相繼出土約3萬塊楔形文字泥板。其中，《吉爾伽美什史詩》的完整版本，與此前在尼普爾（烏爾第三王朝時期）等遺址發現的早于公元前2000年的殘篇，在內容上具有連貫性，證明這部史詩在兩河流域傳承已逾千年。偽史論者稱這些泥板系19世紀偽造，卻無法解釋為何相隔數百公里、年代相差千年的不同遺址的泥板，在文字符號、書寫格式上存在嚴格的繼承關系——這種專業性極強的“偽造”，遠超19世紀的造假技術。另外，泥板文獻中關于公元前763年5—6月的日食記錄，被20世紀天文學推算驗證屬實，并進一步精確為6月15日，更驗證了文獻的真實性。

值得注意的是，偽史論者常以“歷史證據皆有局限性”為借口，否定傳統史學的證據體系。此論調將“證據的相對性”偷換為“證據的虛無性”。任何歷史證據都存在解讀空間，如《荷馬史詩》對特洛伊戰爭的描述蘊含詩人的藝術想象，但情節存在虛構之處不意味著戰爭從未發生。希沙立克遺址的考古文化層中，確有被焚毀的公元前12世紀城市痕跡，與史詩中“特洛伊陷落”的記載相呼應。

實際上，史學研究不苛求證據絕對完整，而強調證據鏈自洽。布洛赫的《歷史學家的技藝》、卡爾的《歷史是什么？》、科林伍德的《歷史的觀念》和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均強調證據的價值取決于其在解釋框架中的功能。偽史論者的謬誤是將“證據的不完美”等同于“歷史的虛構”，最終陷入極端懷疑論的泥潭。

邏輯無法自洽

若說背離實證原則是偽史論的“硬傷”，邏輯混亂則使其淪為一種非理性敘事建構。偽史論者往往以“揭露陰謀”為核心目標，通過簡化因果、預設結論、混淆范疇等方式，將復雜的歷史進程扭曲為“偽造者”與“被欺騙者”的二元對立，實為粗暴解構歷史邏輯之舉。偽史論的典型論證模式，是預設“西方為構建文明優越性，系統性偽造古典歷史”，再反向尋找“證據”推翻“偽造的歷史”。偽史論者基于陰謀論的“結論先行”邏輯，使其陷入無法自洽的矛盾。

以“基督教偽造古羅馬史”論為例。偽史論者聲稱，羅馬帝國的歷史是4世紀基督教神學家為抬高教會地位，將基督教塑造為“羅馬帝國的合法繼承者”，而虛構出來的。此說無視基督教被羅馬帝國確立合法地位之前，基督徒屢遭迫害的基本事實。若羅馬帝國本身是虛構的，基督徒為何要虛構一個迫害自己的政權？更關鍵的是，羅馬法文獻（如《查士丁尼法典》）中大量關于稅收、軍事、司法的條文，與拜占庭帝國的行政檔案、埃及紙草文書（如《奧克西林庫斯紙草》）中的記錄相互印證。所謂后人為塑造合法性而憑空編造文獻一說，無法充分解釋這些文獻中有關治理規則和具體實踐的內容。

陰謀論還面臨“規模困境”。若西方古史出自偽造，偽造工程之巨則需要數代人、跨文明“共謀”完成——拜占庭學者“偽造”抄本，阿拉伯學者“編造”譯本，考古學家“制造”遺址與文物，天文學家“篡改”古代星圖，等等。如此規模的“陰謀”在信息傳播受限的前現代社會根本不可能實現。偽史論的另一邏輯缺陷，是常將歷史現象的“相關性”曲解為“因果性”，或將復雜的歷史進程歸因于單一變量。例如，有觀點認為“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為對抗教會權威而偽造古希臘著作”，該論斷完全忽視文藝復興的多元動因。事實上，文藝復興時期對古希臘文獻的“重新發現”，是商業資本擴張、自治城市興起、拜占庭學者西遷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拜占庭帝國瀕臨滅亡時，大量學者攜帶古希臘抄本前往意大利，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家族等商業寡頭資助學者翻譯這批文獻，意在通過學習古希臘的修辭學、政治學知識，提升城市文化聲望，培養行政人才，增強城市軟實力，而非對抗教會。另外，文獻的翻譯與傳播是公開進行的。教宗尼古拉五世鼓勵將柏拉圖的作品譯為拉丁文，教會甚至將部分古希臘哲學視為“自然神學”的補充。在此背景下，馬爾西利奧·菲奇諾受美第奇家族資助，翻譯柏拉圖《理想國》等作品。將古希臘文獻在意大利重見天日的復雜動因和過程簡化為“偽造文獻對抗教會”，是對歷史因果的粗暴切割。

更嚴重的是，偽史論者往往混淆“史料”與“史觀”的界限。例如，希羅多德對波斯帝國的描述帶有希臘視角的偏見（如稱波斯人“奢侈好戰”），屬于“史觀”層面的局限。但偽史論者卻以描述失實為由，聲稱“希波戰爭是虛構的”，甚至否定波斯帝國的存在。這種混淆導致其將歷史書寫中不可避免的“視角差異”等同于“歷史事實的虛構”，最終否定通過多元史料互證接近歷史真相的可能性。

在傳播過程中，偽史論常與極端民族主義、文化本位主義等身份政治話語結合，使其從“學術質疑”異化為“立場宣示”，其負面社會影響被放大，固有邏輯缺陷亦由此加深。部分偽史論者將“質疑西方古史”與“批判西方中心論”、“弘揚本土文明”簡單綁定，不僅違背學術基本規范，更陷入與西方中心主義相同的二元對立思維。

消解歷史多樣性

歷史研究不僅考證過往事實，還不斷探索文明互動的模式。偽史論的深層局限，在于其未能把握歷史的動態性與多元性，將文明發展簡化為“真實/偽造”的判斷。

歷史研究從來不追求靜態“定論”，而隨著新證據發現與研究方法更新，不斷進行動態調整。例如，19世紀學者認為瑪雅文明沒有文字，但20世紀瑪雅象形文字的破譯（如德累斯頓抄本等瑪雅文獻被釋讀）推翻了該結論。偽史論者將這種動態調整曲解為“歷史不可信”，無視提出新觀點須基于新證據，或能更好地解釋既有材料的學術規范。仍以《荷馬史詩》為例，學界曾普遍認為該史詩由詩人荷馬獨著，此后，基于口頭詩歌研究及文本內部的語言學分析，傾向認為該作由多位歌手集體創作。即使具體研究思路和所得結論各異，亦均依照文獻考據的一般規則。部分偽史論者卻以荷馬單一作者地位被否定，臆斷全詩系后世偽作，實為漠視學術規范。

部分偽史論者常以“反西方中心主義”自居，卻深陷同一思維框架——將西方文明視為“他者”，以極端方式進行徹底否定。這種“鏡像思維”忽視人類文明的“共通性”與“互動性”。古代文明交流從未局限于單一區域，比如埃及的玻璃制造技術由腓尼基人傳入希臘；作為希臘化時代知識傳播與貿易的國際樞紐，亞歷山大里亞不僅保存古希臘文獻，更通過跨區域的文化互動互鑒，使希臘文明的諸多元素向東方擴散，對印度藝術、宗教及語言產生深遠影響；印度的數學和天文學也隨貿易網絡傳入希臘—羅馬世界，構成古代世界體系中至關重要的雙向文明互鑒機制；中國的造紙術則經阿拉伯國家傳入歐洲。此類互動留下大量實物證據，如新疆尼雅遺址出土公元2—3世紀間的希臘風格羊毛地毯，波斯波利斯宮殿里中亞貢使群像浮雕上的粟特使者形象。這些事物都證明文明交流是歷史常態。偽史論全盤否定西方古典文明，切斷文明互動的歷史鏈條，將人類文明史簡化為孤立的文明單元，與全球文明互鑒的歷史事實相悖。

偽史論屬于極端疑古思想，針對各文明的非理性質疑在古今中外均有先例。清除偽史論的不良影響，引導正確歷史研究方向，第一步須在歷史學層面正本清源。偽史論本質上是后現代史學“一切敘事皆為建構”觀點的極端化反映，將歷史與文學的界限模糊化。進言之，偽史論可以被視為一種極端化的歷史虛無主義，其危害在于消解人們通過理性探索，不斷理解過去的信心。捍衛這種信心，是每一個史學研究者與真正歷史愛好者的共同責任。我們應始終堅持歷史學尊重證據、恪守實證邏輯的底線，捍衛歷史學科學、客觀、適度的原則。

對學界而言，應對偽史論的關鍵不在于簡單否定，而在于通過學術普及，讓公眾理解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為何“孤證不立”、需要形成證據鏈？為何“文獻辨偽”需要遵循嚴格的學術規范？為何“跨學科研究”（如考古學、人類學、科技測年）是歷史考證的重要工具？提高公眾歷史素養，才能消除偽史論的萌生土壤。

對公眾而言，認識歷史的意義不在于找到絕對正確的答案，而在于認識人類如何正確地反思過去，走向未來。西方古典文明的歷史證據有其局限，中華文明的歷史敘事也在不斷完善。對歷史真相的追求是史學的生命力所在，它鼓勵我們在證據與邏輯的指引下，持續探索更豐富、更包容的歷史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