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中國古代“漢化”、“胡化”研究述評

“漢化”、“胡化”之說發軔于20世紀50年代陳寅恪先生提出的“種族—文化”觀念。他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指出：“全部北朝史中凡關于胡漢之問題，實一胡化漢化之問題，而非胡種漢種之問題，當時之所謂胡人漢人，大抵以胡化漢化而不以胡種漢種為分別。”后來又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補充道：“凡漢化之人即目為漢人，胡化之人即目為胡人。”概括而言，文化關系重于種族關系。“漢化”、“胡化”的提法雖產生于上世紀，但其影響深遠，是中國古代民族融合的兩種主要表現形式，也是民族關系史上的重要規律之一。新世紀以來，學術界對“漢化”、“胡化”的相關研究成果比較豐碩，出版了《漢化與胡化：漢唐時期河西的民族融合》等多部著作，發表了400余篇學術論文。本文擬從概念與內涵、歷史進程及其表現、影響因素三個方面對2000年以來學術界關于中國古代“漢化”、“胡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做一簡要梳理，為今后深化相關研究提供借鑒。

一、“漢化”、“胡化”概念及其內涵

迄今為止，學術界專門探討“漢化”、“胡化”概念與內涵的研究成果不是太多，究其原因，一是因為歷史上的“漢化”、“胡化”現象本身比較復雜，不同時期、不同民族所對應的“胡”、“漢”主體也具有不同內涵；二是因為學術界對漢化、胡化的理解因人而異、因事而異，我國民族關系史研究領域已提出“漢化”、“華化”、“胡化”、“夷化”、“羌化”等諸多概念，但尚未對這些概念做出科學界定和明確區分。

(一)“漢化”內涵的解讀

“漢化”是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融入華夏文化的一種現象。對于我國古代漢化的具體內涵，王浩宇已經總結了當前學術界具有代表性的幾種觀點：一是少數民族主動向漢文化靠攏并改造本民族文化的歷史現象；二是各少數民族出于政治目的而被動利用漢文化的過程；三是各少數民族在封建社會歷史時期的文明化進程；四是“漢化”即“儒化”過程。崔明德提出了是否漢化的“六條標準”。他認為，考察歷史上的漢化問題及漢化的程度，主要應從如下幾個方面設定標準：一是少數民族的主流思想；二是少數民族統治者與漢族上層人物的合作程度，是否采用漢制；三是少數民族的社會生產水平及生活習俗等方面是否與漢族接近；四是夷夏觀念的強與弱；五是少數民族語言與漢語是否并用，少數民族是否講漢語；六是在血統上是否融為一體。

1.對“漢化”內涵的拓展

胡克森在《論東晉十六國南北朝士大夫愛國意識之特征》中認為，“漢化”即所有進入中原的少數民族通通被同化于漢民族之中。“進入中原”是“漢化”的地域條件，“通通”強調的是無一例外，“同化”則表示單向性。這一觀點對“漢化”的理解過于絕對化。首先，漢化并不限于中原地區，進入中原也不是漢化的唯一地域條件。其次，漢化是被動接受向主動選擇過渡的過程，未必所有少數民族、所有少數民族個人、所有習俗都能漢化。

朱大渭將所謂的“漢化”看作對孔子“用夏變夷”、“未聞變于夷”的現代化闡釋，并指出其實質是文化相對落后的民族被文化相對先進的民族所“同化”。姜小莉則認為，“漢化”不是單純的“以夏變夷”，應當是一個動態、互變互化的過程，少數民族學習漢族先進文化，同時漢族也在接納吸收少數民族中的進步因素。廖國強進一步指出，“漢化”意味著少數民族文化中的漢文化因子越來越多，少數民族對漢文化的認同度越來越高，同時又保持著自身的民族特征和族群認同意識，與“漢”之間保持著或明晰或模糊的族群邊界。

綜上而言，隨著研究的深入，“漢化”具有了更客觀、更充實的內涵，不再是弱勢文化向漢文化的單邊傾斜與依賴，也不只是漢文化的征服與同化，而是一種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政治交往和經濟文化交流的雙向互動性的表述。

2.“新清史”學派對“漢化”解讀的偏離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興起一種清史研究學派，即“新清史”。該學派過分強調種族同化與強迫同化，簡單認為“漢化”是指其他民族具有了漢族或漢人的包括語言、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等特點，甚至直接變成了漢人。針對此類觀點，國內學術界發表了不少駁斥之作。

章建在《滿族漢化：對新清史族群視角的質疑》中指出，“新清史”意圖從滿族漢化與其在清代始終擁有獨立認同這一矛盾出發否認“漢化論”，但事實上，滿族作為清朝統治階級，其政治地位已經被制度化，已經充分保障了其群體認同的延續。滿族的群體認同的存續與滿族漢化實屬兩個截然不同的范疇。我們可以從章建觀點中得到兩個信息：一是漢化具有政治目的性，二是政治目的與文化認同并行不悖。李昭勇從自然文明角度反駁“新清史”，將“漢化”解釋為游離于農耕文明和中原文化周邊的人類群體對先進生產方式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文化的向往和適應，并使自身群體獲得較快發展的做法與過程。

(二)“胡化”概念的厘清

新世紀之初，林悟殊曾根據陳寅恪先生的“種族—文化”觀念，對“漢化”、“胡化”做出辯證解釋。他認為，漢族與其他外來民族文化的融合是中國中古歷史的一個重要內容。既是融合，“就是一個相互作用的互化過程”。并明確表示，如果一味強調漢化，否認胡化，實際是把“化”只理解為終極質變而否認其量變形態。漢化、胡化同樣重要。從目前研究狀況來看，學術界的“胡化”研究相對“漢化”而言數量依舊很少，概念紛雜。

1.“胡化”與“夷化”

羅賢佑在《中國民族史綱要》中將民族融合的兩種情況分為“漢化”、“夷化”。其中，“漢化”是少數民族與漢族雜居、通婚并融于或同化為漢族的過程，“夷化”是漢族與少數民族雜居、通婚并融于少數民族的過程。但嚴格來講，“漢”與“夷”并不對等。據張博泉研究，“夏指中國，華指居于中國的各族；裔指四海，夷指居于四海的夷狄。”也就是說，中原內外分“華”、“夷”，“華”與“夷”不但具有族類、文化區別，還帶有地域區分性質，二者以中原為界，相對而論；而“漢”之稱謂源于“西漢”，伴隨政權屬性而產生，又隨著漢民族的形成而具有了民族屬性，此時的“華”、“夷”對“漢”而言，逐漸產生了多元稱謂和專有民族的區別。所以將“漢”與“夷”對等并不嚴謹。

介永強曾在《唐代胡僧考論》中對“胡”所指具體范圍做出界定：先漢之世，“胡”是匈奴、西域的兼稱；東漢以降，匈奴浸微，西域遂專“胡”號；魏晉南北朝時期，大凡中原王朝北方邊境地區的少數民族，概稱“胡”。依此推斷，“胡”應當是一種區域性種族概念，與“漢”之稱謂具有相近的民族指代意義。因此，將“胡化”與“漢化”相對應則更為妥當。

2.“胡化”與“漢化”

細數近年來有關胡化研究的相關成果，多圍繞涼州、河朔、河西等地區和魏、齊、周、金等北方政權，很少涉及南方少數民族。這一研究趨勢其實間接反映出學者對胡化概念側重于北方民族的傾向。其原因主要在于：南方少數民族不屬于“胡”。林亦修將古代東甌人進入百越之后的文化演變稱為“越化”，廖國強將清代云南的漢族“少數民族化”稱為“夷化”，趙樹岡研究川西石棺漢墓遺址族屬問題時采用了“羌化”。一方面，學術界將少數民族對漢族的影響統稱為“胡化”；另一方面，古代南方少數民族多“夷”、“越”，他們又在某些層面影響著漢族，而這種影響又不能稱之為“胡化”。我們認為，如果說“漢化”概念淡化了“漢”的歷史演變，那么“胡化”概念就是模糊了“胡”的地域界限。現今所講的“胡化”，也僅僅是學術界對漢族受少數民族影響的一種通稱。

嚴格來講，將“胡化”與“漢化”相對應，同樣也不能完全對等。“羌化”、“越化”、“夷化”等概念同“胡化”概念一樣，都是少數民族對漢族產生影響的一種表述。漢族對少數民族、少數民族對漢族，其實是“一對多”模式的概念。倘若將“胡化”概念應用到少數民族對漢族影響的所有具體歷史現象中，必然經不住仔細推敲，將具體的“越化”、“夷化”、“羌化”研究都稱為“胡化”，也難以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同。

二、“漢化”、“胡化”的歷史進程及表現

“漢化”、“胡化”的歷史進程與表現是中國古代民族融合的最直接體現，也是學術界著筆最多的一項研究內容，其研究形式主要有兩種：一是以政權為中心，研究某位帝王或整個朝代的變化歷程；二是以區域、民族、文化為中心，挖掘其跨朝代自始而終的變化歷程。

(一)政權視角下的“漢化”、“胡化”及其表現

先秦時期，“華夏”是高于夏、商、周民族和國家的觀念，因而有學者將這段歷史的變化趨勢稱之為“華夏化”。秦、漢之際，“漢人”稱謂始出現于史冊，但以“漢”來指代民族，則是東晉十六國以來逐步形成的。東晉十六國時期，北方少數民族開始遷入中原，建立政權，他們為維系統治、尋求自身政權的合法性而融入“中國”，在胡漢矛盾加深的同時也漸次實現文化交流。

1.東晉十六國時期

這一時期的民族融合曲折反復，甚至對北魏漢化產生重要影響和推動作用。但當前學術界對這段歷史的研究文章僅有10余篇，深度、力度遠不及南北朝時期。

鄧樂群將十六國時期的漢化概括為民族族源上的尋根認同、政治制度上的華夷互化、統治思想上的德天相輔、經濟領域中的以農為本和文化領域中的尊儒重教。這一提法實際是對漢化表現的內在歸納。何德章指出，鮮卑代國的漢化體現在其首領接受中原王朝“王”之封號，開始出現漢名官職，由部落聯盟首領向專制君主轉變。

2.南北朝時期

南北朝時期是我國歷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時期，也是學術界對漢化研究最為集中的時期。北朝期間，北魏政權是進程最曲折、影響最深遠的漢化典型，頗受學術界重視，研究成果多達70余篇。

馬曉麗、崔明德對拓跋鮮卑的漢化歷史做了全面、系統梳理。他們認為，拓跋力微至猗盧時期的漢化并不明顯，拓跋力微雖與西晉關系密切，但在主流思想文化上卻堅守本族習俗和文化；代國國君拓跋什翼犍因居于后趙襄國10年之久而接受了一定的漢族思想，具有較強的漢化意識，但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和上層認識不統一，也沒能成功推行；北魏建立者拓跋珪開始注重吸收漢人入仕，但其內心堅守本民族文化，所以在漢化中糅合了大量鮮卑舊俗，對漢人的任用僅限于“憲章故實”；太武帝時期，變舊俗、行漢化的念頭已經引起鮮卑貴族的警覺與強烈抵制，漢化進程再次受阻；直到馮太后、孝文帝時期，鮮卑漢化才步入正軌。趙野春研究孝文帝改革時指出，孝文帝注重文治，全盤漢化，上至政治制度、下達生活習俗均采取強制性措施，包括遷都洛陽、禁用鮮卑語、禁穿胡服、改鮮卑復姓為漢之單姓、胡漢聯姻等。但也有學者指出，孝文帝的改革存在很大弊端。比如，牛曉育認為孝文帝實際是以強制、暴力方式完成了漢化，容易造成洛陽政權和北魏北方軍事實力的離心，最終造成北魏后期政權動蕩。王延武也認為北魏變革沒能涉及到軍事制度，反而基本保存了部落兵制，既讓北魏軍隊中的漢族將帥難以施展，又為日后北魏政局的動蕩留下了隱患。

自六鎮起義至東西魏對峙，北朝具有了明顯的“鮮卑化”傾向。據李克建研究，六鎮設置之初衷在于拱衛平城，頗受歷代皇帝重視，但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后六鎮及其軍民地位逐漸下滑；全盤漢化更刺激了部分鮮卑族對舊有習俗和統治方式的固守，六鎮起義便是這些人“守舊”、“報復”心態的公開，最終中斷了北魏的漢化改革進程。東西魏趁勢一度反撲漢化政策。馬曉麗、崔明德在前揭文中具體闡述了東魏、北齊和西魏、北周各掌權者對待漢化的態度，并指出，西魏、北周對漢化政策的反撲主要體現在恢復鮮卑舊姓、盛行鮮卑語、重用胡人和胡化的漢人、賜漢人為胡姓或漢人改為胡姓等；雖然西魏、北周存在反撲漢化、重新胡化的現象，但總體而言是對漢化、反漢化進行反思。正因如此，與東魏、北齊相比，它的反撲程度要輕很多，最終在周武帝時期重歸漢化軌道。

3.隋唐五代時期

隋唐時期，各民族不斷融合與發展。唐王朝以其雄厚的政治、文化實力影響著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突厥、沙陀尤為明顯。劉永連指出，突厥的喪葬風俗經歷了墓地立碑、墓起封堆、改行土葬、陵園祠廟的變遷，這是突厥在文化內涵上不斷漢化的縱向表現。沙陀僅用十幾年時間便融入了漢民族。王旭送指出，沙陀主動接受儒家思想及中原文化藝術，與漢人通婚，廣泛吸納漢族精英，利用中原王朝的正統思想構建其政權合法性，推行儒學教育，采用中原典制，進而全盤漢化。其中，沙陀族首領、晉王李克用是整個沙陀得以漢化的關鍵人物和奠基者，其自身的漢化經歷也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李玉林的《一代豪酋李克用的漢化》和牛雨的《李克用墓志新考——兼論李克用的官職和漢化》都具有代表性。

唐王朝以其開放性政策包容各族文化，胡風漸染，相較于“漢化”而言，這段時期的“胡化”現象更具有研究價值，學術界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占有相當大比重。就其胡化性質而言，以安史之亂為界可劃分為二。安史之亂以前，唐王朝政策開放，在文化習俗、社會風氣上融入了胡化因素。戚萬法將這些因素劃分為：大量胡族在中原的存在和一般生產原料、生活器具、動植物物種的出現；胡族生活習俗、藝術、生產技術的盛行，如唐朝漢人流行胡服、女子喜歡騎馬、胡樂胡舞等；思想和制度層面的吸收，如婚姻制度中的收繼婚對唐社會各階層乃至皇家宗室的影響。安史之亂以后，藩鎮割據，胡化趨勢各異，甚至影響到晚唐格局，因此學術界著筆較多的還是唐末各藩鎮割據中的“胡化”現象。李治濤將唐朝河北地區的胡化分為孕育期(隋末胡族的入侵)、發展期(前唐東突厥的敗亡與復興)、興盛期(安史之亂之后形成河北藩鎮集團)三個階段。張春海研究了平盧軍南下對淮西、淄青的文化影響。平盧軍是一支胡化程度相當深的隊伍，淮西地區在平盧軍人熏染下“胡化”現象逐漸加深、趨于“河朔化”，而淄青地區的平盧軍人則胡化程度逐漸減輕，并最終被完全漢化。

五代時期，少數民族的實錄修撰也成為漢化的重要表現之一。謝貴安指出，“實錄是漢族王朝為其帝王專修的史學體裁。少數民族政權修撰帝王實錄，既是其部落民主制瓦解和帝王專制制度建立的象征，也是其漢化的重要標志之一。”

4.宋遼夏金元時期

我國古代10-14世紀的文化交流程度不亞于魏晉南北朝時期，學術界對這段歷史的研究成果也比較多，但略顯分散、不夠深入。

魏淑霞曾對遼夏金政權漢化做出系統研究。她認為，三者的漢化方式較為統一，主要體現在統治者自身的漢化、重用漢人儒士輔政、參學中原王朝儒家治國方略、社會組織的漢化等方面。但在具體發展進程中，不同政權又各有差異。劉美云指出，海陵王通過加強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來鞏固漢化；金世宗則面臨著女真力量式微，不得不挽救女真族傳統文化的困境，遂引導女真人重新學習和使用女真語、女真字。金章宗完顏璟是金朝歷史上漢文化成就最高、最致力于推行漢文化的一位君王，胡淑慧認為，完顏璟確立了儒家文化在思想領域、禮儀規范、政治生活中的正統地位，發展和完善科舉制度，形成了金朝漢化高潮。

相對而言，黨項族遷入西北之后，雖然同樣受漢族文化影響，在生產方式、居住形式、風俗習慣上也逐漸發生變化，但史金波指出，西夏統治者內部長期存在的番禮、漢禮之爭是其漢化進程的一大阻礙：一方面，他們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都擺脫不了漢族影響，另一方面，黨項族仍保留群婚殘余。

蒙元時期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關鍵時期。姜海軍認為，蒙元政權漢化的最大特征是“儒化”。成吉思汗在征戰中俘獲金國大儒耶律楚材，耶律楚材曉以儒家治國、安民之道，儒學由此受到統治者關注；窩闊臺汗即位后，耶律楚材等金儒繼續宣揚與勸諫，儒學更得以長足發展。忽必烈時期是元朝漢化水平最高的一段時期，展龍從士人政策方面具體闡釋了他的漢化策略，主要表現在征聘儒雅、量才擢用，興舉學校、造育人才，尊孔崇儒、優渥士人三個方面。但忽必烈在統治后期對漢化的態度具有明顯轉變，張世紅將其原因歸結為李璮之亂。伯顏專權是元朝漢化道路的又一次變故，展龍在《元順帝時期士人政策述論》一文中作出了詳細論述。

5.明清時期

陳寶良將明朝的漢化視為對漢唐制度的恢復。他在《蒙元遺俗與明人日常生活》中指出，明太祖號稱“胡風”一洗殆盡，卻保留了大量元制遺俗：在制度上沿用元制、禮儀尚左，后宮采用三宮并立，“政由吏為”；在日常風俗上也均有濃厚的“胡風”傾向。與其說明朝恢復漢唐遺風，不如說是“漢化”的主觀努力與“胡化”的客觀事實之間相互制衡。

清朝“滿族漢化”一直是學術界爭議較大的問題，其主要矛盾在于滿漢異質文化的主流究竟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漢化，還是出于民族認同而抵制漢化。郭成康在《也談滿族漢化》中對歷代清帝的漢化態度作了系統分析歸納：努爾哈赤對漢文化持有一種本能的敵視、輕視態度；皇太極牢記先世大金皇朝因廢舊制、效漢俗而亡國之教訓，對漢俗的侵蝕深懷戒心，酌明制立六部僅是他的一種政治手腕；康熙個人一生尊孔崇儒、讀經重道，卻并沒有把這份情感牽扯進政權之中，他警惕漢俗侵蝕，并進一步從文化核心層(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來抵制某些漢族習俗；乾隆主政六十余年，是滿漢文化交融極為關鍵的時期，他對漢文化吸收的廣度和深度遠超康熙，而且乾隆堅信自己絕對漢化不了。吳建、王衛平則認為，康、乾二帝雖然對維護滿洲特性非常重視，但他們在政治上對帝王情懷進行傳承與抒發，經濟上對重農親民思想一以貫之，文化上樹立重視漢文化的明君形象，這其實就是文化融合的過程。

(二)地域視角下的“漢化”、“胡化”及其表現

嶺南地區大致與古百越之地相近。程潮認為，嶺南雖與中原王朝接觸較早，卻在秦王朝統一嶺南之后開始漢化，中原人南遷和漢官傳教是其漢化的主要渠道。徐心希在前揭文中提到，閩越族的漢化過程歷經商周至秦漢時期，在商代晚期已出現重農思想，具有華夏化傾向。謝重光以南宋客家民系和福佬民系的“石壁現象”、“固始現象”為視角，將“追根認同”作為南方少數民族漢化的典型模式。郭秋蘭以贛南的教育變遷為切入點指出，兩宋時期贛南地區在國家權力、地方官和理學家的努力下趨于教化；宋元之際，畬民曾加入到文天祥組織的保宋抗元戰爭之中，說明他們對漢族正統文化、國家和中央政權的認同逐漸內化；明初因地方官員管理不力而激起畬民之亂，王陽明臨危受命，以剿撫并用之策鎮壓畬民起義，并利用儒家倫理道德思想教化人民，后期畬民逐漸產生對漢人、漢族文化、國家和國家權力的認同，并積極參加科舉，畬族漢化自此全面步入正軌。

西南地區的“漢化”、“夷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川、滇之地。王偉指出，白蠻漢化始于秦漢時遷入云南之后，突出表現在對漢文化(儒家文化)的認同，大理建國早于宋卻始終以宋朝藩屬自居，他們所尊之“王”是宋王(皇帝)而非大理王。廖國強在前揭文中指出，清代云南的漢化體現在“冒籍江南”與改漢姓(再造祖源記憶與族屬身份)、吸納漢俗和封建禮教、吸納儒學、采用漢族語言和文字；“夷化”則體現在漢族與少數民族通婚、“流寓入籍者必改姓”。

河隴地區自兩漢而成為漢、胡雜居交融之地。王力認為，涼州地處內地文化輻射的邊緣地帶，羌化勢頭遠勝漢化，形成了漢、羌文化合流的涼州獨特文化和民族群體。呂磊進一步指出，涼州兵團“習于夷風”，收繳戰俘、吸納羌胡降兵，這是最典型的羌化傾向。霍志軍認為，十六國時期以張駿為代表的漢人作家的文學作品具有典型的胡意象、異域風情、尚武氣質，在人際交往、人格氣質、情感心態上也趨于本土化。高榮等人專注于河西地區自漢至唐的民族融合研究，認為大部分河西羌人在漢魏已納入當地郡縣(屬國)統治體系之內，由“歸義羌人名籍冊”專門記錄；嘉峪關魏晉畫像和墓穴中出現少數民族婦女剪發赤足與采桑打碾并存的畫面，說明河西羌族農業生產已很普遍；漢代敦煌懸泉簡中記載很多羌人改用單音漢姓和漢名。郭永利以甘肅永登連城魯土司家族為例，探究了明初西北地區土流參治之下的漢化進程，并認為，魯氏家族以魯為姓、取漢名、修家譜，家譜中反映的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思想是其最明顯的漢化特征。

“河朔胡化”是陳寅恪先生提出的又一個很有影響的觀點，他認為，在唐朝“河北社會全是胡化”，安史之亂和藩鎮割據都與河朔地區的胡化有關。崔明德則認為，河朔地區既有“胡化”趨向，也有漢文化保持和提高的趨向，安史之亂的爆發，藩鎮抗拒中央，都與“胡化”和“漢化”的兩種趨向有關。楊麗認為，河朔地區自魏太武帝、孝文帝改革以來漢化水平極高；但隋末，突厥、粟特、契丹等少數民族勢力先后入駐河朔地區，胡漢異質文化不斷碰撞、消長；至安史之亂，河朔地區淪為少數民族統治下的部落藩州，胡化傾向明顯：學術上從世族代居傳承學術向士庶文人競奔科場轉變，政局上從強宗大族地方參政向為官“中央化”、“異籍化”轉變，文化上從重視以儒家倫理為基調的“家風”向“儒道不舉”轉變。

西域是中外文化傳播與交流的重要門戶。鄭琳指出，曹魏時期的佛教音樂“既有天竺(印度)和西域的佛教音樂元素，更富中原大地民間音樂江南吳歌和荊楚西聲。”中亞粟特人自魏晉開始大量入華，至隋唐達到“漢化”高潮。劉慧琴指出，唐入仕粟特人所擔任官職類型由特殊技藝者、武官向文官變化，任職地域呈現出自北向江淮、江南延伸的特點，入仕途徑也由歸附、入質、使節、技藝等明顯帶有異域民族特征的方式逐漸向門蔭、軍功、科舉等較為常見的方式轉化。唐宋元時期，回族先民陸續入華，孫智偉對他們認同中華文化的歷史演進作了梳理，認為回族的人格特征經歷了唐宋之“華心”、元代之“中州人物”、明清之“回儒”的演變，漸次完成了從外來人向政治上、文化上的中國人的轉變。而馬天博卻認為，元代回回人與漢人整體之間由于社會地位及宗教、禮俗上的原因所導致的隔膜很大，能漢化者為極少數。

近年來，有學者開始重視清代臺灣平埔族的“漢化”研究。周典恩指出，清代臺灣平埔族因居于臺灣西部沿海，長期、頻繁與漢人隔岸交往，不論從外觀上還是身份認同上都深受漢文化影響。羅春寒也認為，平埔族群是臺灣地區最先認同漢文化并最終走向漢化的群體。

三、“漢化”、“胡化”及其影響因素

不同的自然環境、政治環境、文化環境都會導致“漢化”、“胡化”的發生及其程度差異。近年來，學術界對這部分內容鮮有專文論述，多是作為某一研究成果的組成部分之一，主要集中在自然地理條件、政策干預、遷徙雜居、婚姻關系、個人心態、漢人名儒的影響等方面。

王永杰在《從胡文化“漢化”看生態環境的遷移對文化轉型的影響》一文中認為，胡文化的漢化受到兩方面影響，一是政治制約，二是雜居影響；并著重探討了生態環境的遷移對文化轉型的影響。馮莉也持有相同觀點，將元代姓氏漢化視為地理因素和政治環境綜合作用的產物。魏淑霞在前揭文中指出，遼夏金政權的漢化方式相似，卻產生了程度上的差異性，主要是受各少數民族政權不同的地理生態環境、民族歷史文化傳統、政治生態環境、民族間經濟生產等因素的影響。

劉運動專門探討了王朝政策對文化變遷的影響，認為南越的漢化很大程度上受到漢王朝政策影響，漢朝通過冊封外臣、設立初郡和邊吏的聲教宣傳等措施加速了南越漢化。羅春寒也在前揭文中指出，在影響臺灣平埔族群漢化的眾多因素中，清政府的土地政策、民族政策最為重要，清代臺灣民族關系發展變化與清朝“護番保產”、“漢番隔離”舉措有直接關聯。

岳東則單獨論述了移民作用下河朔北部先胡化、后漢化的復雜歷程。據他研究，春秋戰國之際，河朔地區已呈農牧混合之勢，但就整個區域而言仍以農為主，而唐代的河朔地區經歷過三次移民：一是隋末唐初大批突厥、契丹、奚、高句麗、靺鞨等移民內附，二是唐初吐谷渾部落的內附，三是武宗時期回鶻瓦解后大批部落內附，最終導致該地區“胡漢交融”的發展趨勢。

曹道衡在《魏太武帝和鮮卑拓跋氏的漢化》中指出，太武帝的漢化策略與漢化程度受其自身態度影響。一方面，拓跋燾大規模征聘漢族士人，說明他不但決心漢化，且有意與當地漢族高門聯合統治；另一方面，他又或多或少對鮮卑游牧習性有所留戀，在軍事上必須依靠守舊勢力將領，對一些將領的劫掠惡習稍有縱容，從而造成漢化不徹底和道路曲折。陳英也從個人心理層面出發，研究了孝文帝遷都洛陽與實施漢化的動機。孝文帝本人在成長過程中的心理演變是推動其漢化的重要因素，馮太后近乎虐待式的教育給孝文帝童年心靈造成巨大創傷，其強大的政治威勢和耀眼的政治業績也給孝文帝造成尷尬的統治壓力。平城、舊制已經在馮太后統治之下達到巔峰，孝文帝欲有所作為必須遷都與漢化。

李治濤在前揭文中將河朔胡化的原因總結為三點：一是唐代開放包容的民族政策，二是唐代東守西進的國防政策，三是唐代周邊民族的連環興衰及其運動。可見，漢化、胡化現象的發生，既有傳播者的主動推進，又有接受者的積極靠攏。

漢人名儒在少數民族漢化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韓金華在《幽并士人群體之入魏與北魏建國早期之漢化》中認為，幽并士人進入拓跋社會之后，積極為北魏統一北方出謀劃策，主動參與北魏國家體制建設，進而有效地將中原文化傳入北魏社會。王永平進一步指出，北魏以崔浩為代表的漢族儒家大族雖多與胡人政權合作，但其內心深處仍視東晉為正朔，認同華夏傳統文化；崔浩為北魏修撰朝儀制度，借重用南朝士人之法轉輸漢魏典章，提攜東晉一流高門太原王氏，目的在于提倡門第精神，實行門閥制度，促進北魏漢化。

四、關于進一步深化“漢化”、“胡化”研究的思考

縱觀新世紀以來相關研究成果，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專家學者不但已初步構建起自秦漢至明清整個古代社會的“漢化”、“胡化”研究體系，而且開始重視以家族、個人為視角的微觀研究，在史料應用上也不斷發揮新出土文物(如碑文石刻、雕像壁畫、墓葬器物)的作用。但當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同樣值得深思，概括來說，主要有三點：一是理論研究有所欠缺，二是研究不夠均衡，三是思想深度略顯不足。

所謂“理論研究有所欠缺”，主要體現在學術界對“漢化”、“胡化”、“華化”、“夷化”等概念缺乏深入研究。張博泉曾在《中華一體的歷史軌跡》中對“漢化”與“華化”概念做出辨析，除此之外，鮮有學者能對“胡化”與“夷化”、“羌化”等概念進行深層次區分。又如，“漢”、“華”、“胡”、“夷”都是具有特定的歷史性的內涵，“漢化”之“漢”所指為何？“漢”之含義經歷了怎樣的演變？不同歷史時期的“漢化”又各自具有什么具體內涵？“華夏化”、“漢化”、“華化”之間又有何關聯？這些問題都有待認真梳理。正是由于當前理論研究的欠缺，從而導致部分學者概念使用不當，表述不夠嚴謹。

所謂“研究不夠均衡”，最突出的表現是“胡化”、“漢化”研究成果比例失衡。新世紀以來學術界涉及“漢化”研究的文章多達300余篇，更不乏相關專著，而“胡化”研究不足100篇，僅占“漢化”研究的三分之一。而且學術界尤其關注北魏、金朝、清朝的漢化和唐朝的胡化，對其他時期(如十六國、五代十國、元朝)的研究卻未能如前者那樣普遍與深入。再者，諸多學者習慣于從政治角度出發，將研究主體限于政權、統治者、政策，而對于地域、群體、文化交融所帶來的民風民俗研究卻很少有新視角。另外，對同一時期、同一區域的研究存在“一邊倒”趨勢，比如學術界普遍提及河朔地區“胡化”問題，但事實上，它在胡化之前還有一段漢化歷程，學術界對此還缺乏深入研究；又如清初的文化矛盾不僅存在于滿族、漢族之間，蒙古族也曾面臨漢化、滿化分歧，但學術界對這一問題鮮有論述。

所謂“思想深度略顯不足”，是當前研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目前而言，學術界對我國古代“漢化”、“胡化”現象的研究往往停留在梳理事實、分析表象，很少能夠深入到研究對象的思想層面，因而有的研究成果缺乏新見解。從物質與意識的關系來看，在“漢化”、“胡化”問題中，客觀存在的文化現象必然影響到社會思潮，而社會思潮的變化又是推動文化現象產生差異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從政治角度進行研究時，思想意識恰恰是統治者推行或者遏制漢化、胡化最根本的理論基礎。在某些重要歷史時期，重要歷史人物的思想意識甚至能夠對文化發展起到決定作用，如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唐太宗“愛之如一”的民族關系思想等。如果學術界能夠將“漢化”、“胡化”研究與思想研究相結合，必然能開拓出新領域，研究出新內容，產出有更大影響的成果。

如何進一步深入開展中國古代“漢化”與“胡化”問題的研究，根據目前的研究狀況，我們認為，應當在如下幾個方面下功夫。

一是進一步厘清相關概念。目前研究中國古代“漢化”與“胡化”問題的成果，主要涉及到“漢化”、“華化”、“胡化”、“夷化”、“羌化”等概念，但這些概念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內涵并非完全一致，需要進一步厘清。否則，難以達成共識，甚至會出現認識上的誤區。中國古代邊疆少數民族政權的“夷”的“漢化”與西方國家被中國史書所稱的“夷”的“華化”有何區別？也需要進一步厘清。

二是不斷拓展研究視野。深入研究中國古代“漢化”與“胡化”問題，既需要開展微觀研究，更需要加強宏觀研究，目前這方面的成果不多，需要進一步加強。再如，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少數民族“出東北”、“入中亞”和“進歐洲”，都對中國歷史甚至世界歷史產生過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吐谷渾由東北流動到西北；大月氏先由甘肅遷到新疆，然后遷到中亞阿姆河流域；拓跋鮮卑先從大興安嶺北段的大鮮卑山遷到大澤，再遷到匈奴故地，再從河套北部遷到盛樂；烏桓先南遷退保烏桓山，然后遷至五郡塞外，后又入居塞內等。這些大規模遠距離的遷徙，對“漢化”與“胡化”是否有影響？如有，以何種方式影響？又如，應對不同時期、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漢化”與“胡化”問題進行比較研究，從中看出某些差異。還需要對各個地域的“漢化”與“胡化”問題進行全面研究，努力克服以偏概全的缺陷。

三是增強理論深度。應在廣泛搜集、系統梳理、全面分析相關資料基礎上，運用多學科理論與方法，對中國古代“漢化”與“胡化”問題，從多方面進行高度歸納和抽象，從一般描述、史料解釋向探索規律、本質轉變。再如可以從民族關系思想史的視角，深入探討歷史上的“漢化”與“胡化”問題。無論是“漢化”思想還是“胡化”思想，都與“夷夏一家”、“四海一家”、“天下一家”、“胡越一家”及“四夷一家”等思想觀念有著密切聯系，如能深入研究它們之間的關聯度，可以深化對相關問題的認識。歷史上每次“漢化”與“胡化”問題的討論，都有思想交鋒，需要我們深入研究交鋒的背景、陣營的構成、爭論的焦點、共識的形成等問題。又如中國古代“漢化”、“胡化”的發展演變等問題，尚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節選自《煙臺大學學報》，2019年第2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