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7年,靖康之難之后的第三年,宋高宗趙構在臨安登基,偏安江南。那時的中原戰(zhàn)火未熄,然而在更南方的海面上,一條又一條商船正悄悄啟航,向更遠的海域駛去。誰也沒想到,幾百年后,一艘沉在南海深處的南宋商船,會讓后人花掉三億真金白銀去打撈。
很多人一聽這筆錢,下意識就覺得“不劃算”。修路、建校、扶貧,似乎哪一項都更“實在”。可當沉睡八百多年的船艙被打開,當那些沾滿泥沙的器物一點點露出原貌,現(xiàn)場不少老考古工作者沉默了很久,有人只是輕輕說了一句:“原來當年的中國,是這樣走向大海的。”
故事得從一場“打錯算盤”的打撈說起。
一、一艘找錯的“洋船”與一條亮瞎眼的金腰帶
1987年8月,廣東陽江外海。天氣悶熱,海風卻不大,幾艘打撈船在海面上緩緩漂移,甲板上的中外工作人員輪流盯著探測儀和監(jiān)視屏。
英國打撈公司的人拿著一疊復印資料,那是當年東印度公司留下的檔案復本——據(jù)說這片海域曾經沉沒過一艘叫“萊茵堡號”的西方商船,船上貨物價值不菲。按照協(xié)議,英國人出技術出裝備,中國方面配合,打上來的東西平分。
水下聲吶掃過一圈又一圈,終于鎖定了一個可疑目標。水下機器人悄悄下潛,機械臂在昏暗的海水里摸索。屏幕上忽然出現(xiàn)了一截船體輪廓,輪廓一出,很多人眉頭就皺了起來。
“怎么是這種船型?”有英國工程師忍不住小聲嘀咕。
按理說,十九世紀的西式帆船應該高大、船側陡直,結構特征明顯。可屏幕里的影像卻是典型的東方木船形態(tài),船身修長、吃水較深,與他們想象中的“萊茵堡號”完全對不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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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惑沒停太久,因為機器人抓上來的東西更“離譜”。機械臂緩緩升起,一條金燦燦的腰帶從水里露出,緊接著,是好幾件完好無損的瓷器,還有散落的銅錢。
英國人湊近一看,臉上的表情非常微妙——這不是他們要找的那艘西洋貨船。
合同寫得清清楚楚,只針對“萊茵堡號”,其他沉船不在任務之內。這時候繼續(xù)折騰,對他們來說既不劃算,也沒法律依據(jù)。幾番商量之后,英國打撈公司撤走了設備,干脆利落離開,只留下滿腹疑團的中方工作人員和一批出水文物。
廣州打撈局的工程師把金腰帶、瓷器、銅錢清理干凈,包裝送往文物部門。文物專家仔細端詳那條沉甸甸的金腰帶,上面的鎏金工藝精美繁復,紋飾風格明顯帶著南宋味道。瓷器的胎質、釉色和花紋,也都指向同一時期。
不久,這事就傳到了北京。
1989年,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專程南下,在廣州看到了這批出水文物。老先生當時已經是學界泰斗,見慣了稀世文物,但面對這一批殘片和器物,他的情緒明顯不一樣。
他一邊聽著打撈人員介紹沉船位置、水深和船體情況,一邊低頭摩挲那條金腰帶,手指微微發(fā)抖。沉默片刻,他抬頭說了一句話:“這艘船,很可能要改寫一大段中國海洋史。”
自此,這艘仍躺在海底的古船有了自己的名字——“南海一號”。
二、從“守著金山沒法花”到“三億沉箱”的爭議
名字起了,興奮勁過去,現(xiàn)實問題立刻擺在眼前——怎么撈?拿什么撈?誰來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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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中國水下考古幾乎還是一片空白。陸上考古有的是經驗和隊伍,到了幾十米深的海底,就完全是另一套技術。要是粗放地把東西一件件往上“抄”,沉船可能被拆得七零八落,原始堆積關系等考古信息會損失慘重。
不難理解,當時俞偉超他們一算賬就頭大。這種級別的整體打撈,需要大量專用設備和長期投入,而那幾年國家還在為經濟起飛打基礎,各方面都精打細算。南海一號的位置雖然基本掌握,卻遲遲無法動真格。
就這樣,老船在海底又躺了十年。
這十年里,廣東方面不敢掉以輕心。海上安排武警海軍輪流巡邏,防止有人鋌而走險,搞水下盜撈。附近漁民慢慢都聽說那片海域“有條古船”,但誰也不敢輕易靠近。一方面有軍艦巡邏,另一方面這么深的水下作業(yè),對于普通人來說,也根本談不上“容易”。
1999年,一個香港商人出現(xiàn)在這個故事里。陳來發(fā),對古代文物很著迷,聽說南海一號的情況后,很爽快地拿出一百二十萬港幣,支持成立水下考古協(xié)會。這筆錢雖不算天文數(shù)字,卻像一針強心劑,讓一度停擺的項目重新動起來。
2001年,測繪船帶著GPS設備在陽江外海反復定位,把南海一號的位置重新“畫”在精確坐標上。打撈隊決定先做試掘和少量取樣,測底、挖泥、取物,一套流程下來,陸續(xù)上岸的瓷器超過四千件。
這些瓷器器形規(guī)整、釉色溫潤,經過專家鑒定,多為南宋時期福建、浙江、廣東等地窯口的外銷瓷。從釉色風格和刻印款識看,包含了德化窯白瓷、龍泉窯青瓷以及景德鎮(zhèn)青白瓷等多個體系。也就是說,這不是普通民用雜貨,而是有明確出口方向的精致商品。
問題隨之變得更尖銳:既然價值驚人,那就不能“一件件抓”、拆船取物,而要盡可能整體打撈、原位研究。
整體打撈談何容易。最大膽的設想,是用“沉箱法”——做一個大型鋼制沉箱,把船和周圍的泥一塊罩住、托起,原封不動運走。這個思路科學,但技術難度直線上升,造價也跟著躥上去。專家組粗算了一下,整套工程加后續(xù)發(fā)掘,經費可能要用到三億元左右。
這一數(shù)字一出,不少人心里都“咯噔”一下。
到了2004年前后,整體打撈方案獲批。消息傳開,社會上各種聲音都有,有人支持,有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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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者算的是民生賬:三億能修多少希望小學?能鋪多少公里公路?把這么大一筆錢砸在海底一艘“破船”上,究竟圖個什么?有媒體評論還譏諷過,說這是“玩票”的行為。
這壓力,最后都壓到了打撈工程的總指揮王仁義身上。這位在海上干打撈幾十年的老工程師心里清楚,自己面對的不只是技術難題,還有很多人對這三個億的質疑。他能做的,就是把活干好,別出差錯。
三、3016次下潛:黑暗海底的“螞蟻搬家”
整體打撈的關鍵,是那個巨大的鋼制沉箱。
這個沉箱設計長度三十五點七米,寬十四點四米,高十二米,本體重量就達到五百四十噸。簡單說,它是一個“鐵棺材”,但棺材里裝的不是尸體,而是一整艘裹在海泥里的南宋商船。
2007年初,沉箱制造完畢,被拖到南海一號所在的海域。理論上,只要把沉箱準確地覆蓋在船體上方,然后一點點下沉,最后“落座”在既定深度,再進行固定和封閉,就算完成關鍵步驟。
設想很美,現(xiàn)實卻立刻給了當頭一棒。
沉箱第一次下潛時,工程師們很快發(fā)現(xiàn),海底情況遠比預期復雜。南海一號周圍不是柔軟泥沙,而是夾雜硬淤的沉積層,層層壓實,像水下的混合堅土。沉箱邊緣根本插不進去,幾乎卡在半空,無法就位。
“要不把船周圍炸一圈?”有人提出過極端方案,但很快被否決。炸藥一響,船體結構極可能遭到不可逆破壞,考古價值也會損失殆盡,這種“粗暴解決”根本不可接受。
剩下的路只有一條——人工水下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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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水員張松和同伴們穿上近幾十公斤重的潛水裝備,帶著水下吸泥器、鏟子和各種工具,一批接一批往海里跳。幾十米深的海底,水壓不小,每次下潛,作業(yè)時間都被嚴格控制在二十分鐘左右,多一分鐘風險就往上加一分。
海面上是陽光、海風,海面下卻是另一番世界。水體渾濁到伸手不見五指,潛水燈打出去不過一米左右,周圍除了器具摩擦的聲音,就是自己在呼吸器里粗重的喘息。
張松后來回憶,當時心里其實并不輕松。“四周一片黑,什么都看不見,只知道自己在一點點刨泥。”最難熬的是心理壓力——如果方向感稍微亂一點,在海底迷失一點時間,危險就可能發(fā)生。
泥漿本身也不好惹。硬淤泥摻著貝殼碎石,粘度極大,鏟子插進去,有時候拔出來都費勁。吸泥管一不小心被泥堵塞,又得清理。一天下來,潛水員們身上幾乎全是溝溝坎坎的勒痕。
就這樣,像螞蟻搬家一樣,他們在黑暗的海底一鏟一鏟挖出了沉箱“該坐的位置”。有人干了十幾次、幾十次,后來干到記不清自己這是第多少次下潛了。
工程日志后來統(tǒng)計過,這一階段的作業(yè)總共進行了三千零十六次下潛。每次下潛都有詳細記錄:哪一天、哪位潛水員、下潛時間、作業(yè)位置、挖掘深度、是否發(fā)現(xiàn)文物殘片……一頁接一頁。
九個多月過去,海底的淤泥被清出了一圈規(guī)整的“壕溝”,沉箱總算得以緩緩下沉,逐步套住南海一號的船體和周圍泥沙,形成一個巨大的鋼鐵殼。
接下來,就是起吊。
為這一天,起重船“華天龍”號早早待命。這艘船的吊裝能力可達五千噸,但問題在于——沒人知道沉箱加上泥沙和船體到底有多重,只能估算在四千噸左右,一旦超出預期,后果難料。
王仁義和技術團隊商量,很快做了決定:先試吊一小段高度,一旦發(fā)現(xiàn)異常立即放回。說白了,這是掛著安全繩在鋼絲上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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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22日,陽江海面周圍幾十艘大大小小的船一字排開,各路記者、文物專家和相關部門人員幾乎把甲板站滿。鋼纜繃緊的那一刻,所有人都盯著起重機和儀表盤,連呼吸都放輕了。
一分鐘過去,毫無動靜。兩分鐘,三分鐘,海表平靜得有點嚇人。有人心里開始打鼓——是不是卡住了?是不是重量超了?
就在緊張情緒要蔓延開的時候,王仁義盯著儀表上的指針突然喊了一聲:“有反應,起來了!”
海水先翻起一圈圈氣泡,緊接著,一個龐大的黑影破水而出。沉箱表面爬滿了海洋生物,附著著海泥和貝類,黝黑粗糙,卻穩(wěn)穩(wěn)地離開了海面。
有人忍不住鼓掌,有人直接激動地握拳,還有年紀大的工程師背過身去抹眼淚。激動是真實的,但更多的是一種如釋重負——四千噸的龐然大物,被完整吊起,沒有出大岔子。
那一刻,南海一號結束了它在海底八百多年的“潛居”,換了一個姿勢,開始接受后人一點一點的審視。
四、“水晶宮”里的十八萬件文物與一條海上通道
打撈只是第一步,接下來的工作其實更加漫長。
為了讓這艘沉船在出水后仍保持相對穩(wěn)定的環(huán)境,廣東陽江海陵島上專門修建了一座博物館——外界叫它“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但考古人員更偏愛另一個形象一點的稱呼:“水晶宮”。
“水晶宮”內部最核心的部分,是一個巨大的恒溫恒濕水池。沉箱連同船體一起被放進池中,用淡水淹沒。考古隊員要在水下,一邊維持環(huán)境,一邊通過專門開出的工作窗口,分區(qū)、分層、分時間地清理船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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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4年開始系統(tǒng)發(fā)掘,到2019年,主要艙室的文物清理才算大致完成。這中間每一鍬泥、每一塊木板的位置,都被細致記錄,生怕漏掉任何一個重要信息。
隨著泥沙被一點點搬走,南海一號的真實“貨艙清單”逐漸展現(xiàn)出來。
最顯眼的,是數(shù)量驚人的瓷器。粗略統(tǒng)計,出水瓷器超過六萬件,大部分完好,碗、盤、瓶、罐一應俱全。它們不是隨意堆放,而是整齊碼放成層,有的甚至用木箱、草繩捆扎,明顯經過精心裝載。
從窯口分布來看,這些瓷器主要來自福建德化窯、浙江龍泉窯以及江西景德鎮(zhèn)等地,還有一部分可能出自廣東本地窯場。德化窯的白釉瓷,胎質細膩、釉色瑩白;龍泉青瓷則溫潤如玉;青白瓷又自成風格。很多器物的造型,都帶著明顯為海外市場設計的痕跡。
鐵器的數(shù)量,也遠超預估。總重量超過一百三十噸,種類五花八門:大鐵鍋、鐵條、鐵釘、鐵錨,還有整套鐵制工具。對于南宋時期來說,能一次性裝載如此大量鐵器,說明當時冶鐵技術和工商業(yè)生產已經非常成熟,而且鐵制品已經成為對外貿易的重要貨種之一。
金銀器雖然數(shù)量不算最多,卻格外搶眼。金手鐲、金戒指、銀腰帶、金飾片,工藝精細程度令人咋舌。有的器物上刻著精致的花紋,有的甚至鐫有姓名或字號,很可能是船上富商或高級船員的私人物品。
考古人員在清理到某一層時,發(fā)現(xiàn)了一件金飾,邊緣刻著模糊的漢字,經過清理辨認,大致能看出是某個商號的簡稱。有人在現(xiàn)場半開玩笑:“這算不算是八百年前的‘名片’?”
更讓人意外的,是深處艙位里出土的大量動物骨骼——羊骨、豬骨、雞骨,還有魚骨。經過分析,這些多數(shù)是食用后的殘骸。結合船體結構和器物分布,可以判斷南海一號是一艘遠洋商船,航程不短,船員在船上飼養(yǎng)活禽,隨航宰殺食用,是保障長程補給的常見方式。
還有一些小物件,信息量卻很大。比如一架制作精良的小天秤,配有成套秤砣,用于精確稱量貴重貨物重量。再比如幾片瓷片上,以墨書寫著貨物名稱、數(shù)量和目的地。這些都是海上貿易的直接證據(jù),讓紙面上的“海上絲綢之路”有了可觸摸的實物支撐。
南海一號究竟要去哪里?根據(jù)船體殘存航向、出水瓷器種類及相關史料,專家推測它應該是從中國東南沿海港口出發(fā),前往東南亞某個港口,甚至可能再轉往更遠的南亞、西亞地區(q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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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時期,北方局勢緊張,朝廷偏安江南,但沿海貿易卻迎來新的高峰。泉州、廣州等港口人聲鼎沸,中外商人云集。中國的瓷器、絲綢、茶葉通過海路大量輸出,換回香料、寶石、象牙等舶來品,形成完整的海上商貿體系。
到了這里,有一個技術細節(jié)不得不提。考古隊在船體結構研究中,確認南海一號采用了成熟的水密隔艙技術——船艙被橫向分隔成多個獨立艙室,隔板之間嚴密結合。當其中一個艙位進水時,其他艙位仍能保持干燥,從而保障船只有更高的生存能力。
有意思的是,這項技術在中國的成熟應用,大約在宋代就已相當普及,而西方在類似設計上大規(guī)模推廣,要晚到十八世紀左右。換句話說,南海一號本身就是一件“流動的高科技樣品”。
那么,這樣一艘技術先進、貨物昂貴的商船,為什么最終還是沉入海底?從目前掌握的資料看,最可能的原因還是自然災害——臺風或特大風暴。
南海海域臺風多發(fā),古代航海又缺乏精確天氣預報,船隊往往只能憑經驗判斷風向和云勢。一旦遇上劇烈風暴,再加上浪涌疊加,船只再結實,也難保不失手。南海一號沉沒的具體經過已經難以復原,但艙內貨物規(guī)模,足以說明這是一艘承載了巨大商業(yè)利益和無數(shù)人希望的遠洋巨船。
沉沒時,船上人員大概率無一幸免。這條船在海底靜躺八百多年,既是沉船,也是無名者的長眠之地。它保留下來的,不只是金銀瓷器,更是一整段海上文明的殘影。
五、三億元背后的“賬”:一艘船,一段路,一個時代
三億元打撈一艘沉船,這個數(shù)字太醒目,很容易把人帶進單純的算賬邏輯:如果按十八萬件文物粗略平均,一件文物折合一萬多塊,似乎并不夸張。但把文物簡單折算成“件數(shù)”和“單價”,總歸有點粗暴。
南海一號的重要性,在于它幾乎是一個被封存的“時間膠囊”。船上的貨物、裝載方式、船體構造、工具配置、生活痕跡,這些東西加在一起,拼出了一幅南宋海上貿易的立體圖。
紙面上的史書固然有記載,比如《諸蕃志》《宋史·食貨志》之類,會提到泉州港、廣州港的繁榮,以及海外商賈往來。但文字畢竟抽象,不少細節(jié)含混不清。南海一號的出水文物,讓人看到了當時遠洋貿易的一個真實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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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中國,用什么樣的器物面對海外市場;又用什么樣的鐵器、工具與世界交換需求;遠洋船員怎么在漫長的航程中解決吃喝和安全;工匠在金銀器上刻下怎樣的紋飾和名字,以彰顯身份。許多以前只能推測的東西,在這艘船上都有了可以反復確認和研究的依據(jù)。
從這個角度看,那三億元,實際投入的是對一個時代的整體還原,而不是對幾件“寶貝”的簡單搶救。
當然,不得不承認的是,這種投入確實很“慢熱”。道路建成、學校落成,成效立竿見影,群眾感受直觀。而考古工程的成果,往往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沉淀成系統(tǒng)的研究與認知,這種“回報”不那么熱鬧,卻在悄悄改變人們對自身歷史的理解。
有一點值得特別注意。南海一號所展現(xiàn)的,是南宋時期中國面對海洋世界的姿態(tài):北方戰(zhàn)亂未平,南方卻在通過海上貿易穩(wěn)住經濟根基、維持社會運轉。那一船船瓷器和鐵器,不僅是商品,更是當時手工業(yè)水平和商業(yè)組織能力的集中體現(xiàn)。
試想一下,如果這艘船就那樣繼續(xù)躺在海底,被海水腐蝕、被生物啃蝕,再過一百年,兩百年,也許船體已經支離破碎,瓷器碎片被洋流沖散,鐵器化作一團團難以辨認的鐵銹。那時就算再想打撈,留給后人的,只會是一堆模糊的殘渣。
從1987年誤打誤撞的發(fā)現(xiàn),到2007年整體出水,南海一號在二十年的時間里,牽扯了工程師、潛水員、考古學家、文物保護專家以及無數(shù)普通人的關注。三千零十六次下潛磨出的,不只是一個沉箱落座的空間,還有一整套后來被用在其他水下考古項目上的經驗。
有意思的是,當初質疑聲最多的那段時間,一些打撈人員在船上也會默默算賬,有人曾半開玩笑地問同伴:“你說,這活兒值不值啊?”同伴愣了一下,只回了一句:“咱干的是幾十年后都還在的事。”
南海一號如今安靜地躺在“水晶宮”里,游客隔著玻璃水體,能看到那條歷經八百年依然挺立的船身。對外,它是一件震撼性的展品;對內,它是一套仍在持續(xù)提供信息的標本庫。每一件文物出水、修復、研究,后續(xù)能衍生多少論文、多少專著、多少新的歷史細節(jié),很難用簡單數(shù)字計量。
爭論過后,事情回到一個相對樸素的問題上:一艘沉船值不值三億元,其實不該只問“這船值多少錢”,更要看“這船能告訴后人什么”。事實證明,南海一號給出的答案,遠比當初很多人想象的要豐厚得多。
至于那一刻打開船艙、泥沙散去、瓷器泛著釉光的瞬間,現(xiàn)場不少人后來都不太愿意提太多。原因很簡單——一艘載滿瓷器、鐵器、金銀飾物的南宋大船,以那樣完整又蒼涼的姿態(tài)重見天日,除了“震撼”,似乎很難找到更合適的形容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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