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痛恨叛徒突襲會場，副司令員等五名高級干部壯烈犧牲！

1943年夏天的冀魯邊區，雨季剛剛開始。地里青紗帳已經齊腰高，給游擊隊轉移提供了掩護，可也給潛伏的冷槍和黑影，創造了絕佳條件。就在這樣一個悶熱又潮濕的傍晚，一場震動整個冀魯邊區的血案，被悄悄推向了高潮。

多年以后，人們再走進河北黃驊市羊二莊鎮大趙村，看到那片坐北朝南的老式平房，很難想象，這里曾在幾十秒之內，變成槍聲、驚呼聲、倒地聲交織在一起的修羅場。門楣上的“大趙村慘案遺址”幾個大字，寫得端正，卻壓得人心口發緊。

這片遺址是按當年的格局修復的。北院五間正房，陳列著冀魯邊軍區副司令員黃驊的生平事跡，也記錄著幾位軍區高級干部殉難的經過。東側是紀念館，南側是廣場，聶榮臻題寫的“黃驊烈士紀念碑”巍然屹立，同期犧牲的烈士雕像分列兩旁。蒼松靜立，石階微涼，留言簿上一句句“永遠銘記”，背后是一段異常沉重的往事。

這起“大趙村慘案”，不是敵偽的突然“掃蕩”，也不是一場意外，它來自內部，是一場蓄謀已久的政治謀殺，是八路軍在抗日戰場上極少見的、由叛徒親自導演的流血事件。

有意思的是，這個叛徒，在慘案爆發之前，并不是普通人，而是冀魯邊軍區的司令員、115師教導第六旅旅長——邢仁甫。

一、雨夜開槍，偵察會議變成血案現場

1943年6月30日，大趙村的白天很忙，來往的騎兵、步兵、聯絡員，把這個不大的村莊，攪得比集市還熱鬧。冀魯邊軍區在這里召開偵察工作會議，軍區偵察、除奸、作戰等系統的骨干，幾乎來了大半。

那一年，冀魯邊區正處在極為艱難的時期。1942年起，日軍對這一帶實施大規模“掃蕩”，實行“蠶食”“鐵壁合圍”的政策，地道村、交通站、情報網，一旦暴露，就是一片血光。在這種形勢下，專門研究偵察、情報和除奸工作的會議，格外重要。

主持會議的是軍區副司令員黃驊。這位出身湖北陽新的老紅軍，已經在戰場上摸爬滾打十多年，身上帶著長征的風霜，慣常說話干脆利落。那天會議從早上一直開到傍晚，大家圍著地圖，分析敵情，研究如何在日軍嚴密封鎖下保存有生力量。

傍晚七點左右，天空壓下低云，細雨開始飄落，屋里很快暗了下來。黃驊吩咐警衛員：“去附近老鄉家借幾盞煤油燈，今天的事，得抓緊定下來。”警衛員范為民和“小李子”應聲跑出門去。

大概也就是那么一小會功夫，院門口閃進了幾道披蓑衣的身影。雨點砸在蓑衣上，聲音混在一起，乍一看像是附近的聯絡員避雨趕來。幾個人低著頭，踩著泥水往正房走，步子很快。

坐在屋里的黃驊，經驗太多，眼睛一瞥就覺得不對勁。這幾個人進屋的姿勢，手放的位置，都不像是自己人。他剛把手伸向腰間的手槍，槍聲已經先一步響了。

短促的“噠噠”聲在屋子里炸開。黃驊身子一震，當場倒在地上，血迅速浸濕了他身邊的草席。緊接著，十幾支短槍同時朝屋內掃射，子彈打在墻上、桌上、椅子上，木屑亂飛。

幾乎所有與會人員都來不及還擊。有人才剛想趴下，就被射中；有人伸手去抓槍，手還沒碰到槍托，就被打翻在地。屋里混亂不過數十秒，槍聲突然停了，為首的匪徒揮了揮手槍，吐出一個字：“撤！”

就在這時，從外面趕回來的范為民和“小李子”聽到了槍聲，兩人一個沖刺就扎進了院子。院門口正好和準備撤出的匪徒撞上，幾個人糾纏在一起，雨水、泥水、血水攪成一片。范為民一咬牙，拔下掛在腰間的手榴彈扔過去，一聲巨響，一名匪徒當場被炸翻，剩下的見勢不妙，拚命向青紗帳方向跑去。

警衛班剛想追擊，又轉念沖向會議室。等他們推門進去，一時都愣住了。屋里桌椅橫七豎八，墻上上彈痕密布。坐在中間的黃驊，已經沒了氣息。倒在地上的，還有冀魯邊軍區參謀主任陸成道、政治部鋤奸科長陳云彪、一軍分區作戰參謀董興根、偵察股副股長崔光華等多人。

地上幾位帶傷的同志還在喘息。一位偵察參謀捂著傷口，斷斷續續擠出一句話：“快……抓住……馮冠奎……”說完就昏了過去。

這場血案，從刺客闖入，到撤出大門，前后不過幾十秒，卻把冀魯邊區的偵察、除奸系統，一刀砍掉了關鍵一截。

警衛連迅速組織追擊，兩個排沿著青紗帳方向一路搜過去，機槍在雨幕里點射，地上留下幾片斑駁血跡，卻因為天黑又下雨，終究沒能把這伙兇手當場捉住。

二、從赤衛小隊長，到冀魯邊名將

如果只看犧牲那一刻的驚心動魄，很容易忽略一個事實：躺在血泊中的黃驊，已經是那個時代相當有名的一位老紅軍指揮員，他的名字背后，堆滿了戰火與行軍的歲月。

黃驊原名黃為有，亦名春生，號“金山”，1910年前后出生于湖北陽新木港良上村一個普通農家。少年時，當地就已經有革命火種。他年紀不大，卻很早參加地方革命組織，當過兒童團團長、赤衛隊長，跑前跑后做聯絡、送情報，還帶著一群半大小子，在鄉間貼標語、放哨警戒。

后來的道路更是一步步往前推。他參加紅軍之后，從司號員、勤務兵干起，慢慢做到班長、排長、連長、營長、教導員、團參謀、團長。每一步都不是走馬觀花，而是在真刀真槍里拼出來的。

贛南、閩西的反“圍剿”戰場上都有他的身影。他跟著部隊打過五次反“圍剿”，在敵人飛機大炮的封鎖線間穿插，不止一次從生死邊緣轉回來。有人回憶他在紅軍營里時，說他打起仗來敢拼命，平日里卻話不多，愛琢磨地圖和陣形，“話少，心里有數”。

1934年中央紅軍主力長征時，黃驊隨軍踏上了這場漫長的行軍。草地、雪山、泥濘山路，他都走過，扛著槍，又扛著傷病和饑餓。兩萬五千里長征結束，隊伍到達陜北時，許多戰友已經倒在路上，他還能站在隊列里。

長征勝利后，他被選送到紅軍大學學習軍事和政治理論。畢業后留校，擔任干部二團政治委員。角色從純粹的前線軍官，轉為帶兵育人的政工干部，這種轉變不是所有人都適應得了，他卻干得頗有成績。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大量紅軍干部被整編到八路軍、新四軍的序列中，奔赴新的戰場。黃驊也是其中之一。他離開陜北，奔向晉西南、魯西、蘇魯一帶，投身敵后抗戰。

在晉西南，他擔任晉西南游擊支隊支隊長，帶著部隊在山川溝壑間與日軍周旋，打穿插，搞襲擾；后來又任中共晉西特委軍事部長，緊接著出任八路軍115師晉西獨立支隊副支隊長。練兵打仗兩手抓，既要盯著敵人的動向，又要考慮根據地群眾的安全。

敵后戰場環境復雜，既有日偽壓力，也有地方頑固勢力干擾。黃驊在魯西三分區、蘇魯支隊等崗位任職時，既當軍事指揮員，也時常直接參與地方武裝整頓。他帶隊打伏擊、炸碉堡，既要謹慎，又要果斷。一位老八路后來回憶：“他膽子大，但不莽撞。”

抗戰中后期，冀魯邊區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從天津以南到魯西北一線，鐵路、公路、河道交織，日本侵略軍和偽軍的據點密密麻麻。冀魯邊軍區的任務，是在這種夾縫中頑強生存，把敵人的后方變成真正的不安之地。

在這種背景下，黃驊調任冀魯邊軍區副司令員，并接管115師教導第六旅的部分實際指揮權。他對偵察、除奸工作抓得很緊，對部隊紀律要求也極嚴。恰恰是這一點，為后來的恩怨埋下伏筆。

同一片戰場上，還有另外一位軍中人物，他的名字，后來變成了“叛徒”的代名詞——邢仁甫。

三、軍區內部的裂痕：腐化、抗命與謀殺

1940年前后，冀魯邊軍區的架構基本成形，冀魯邊軍區司令員兼115師教導第六旅旅長，是邢仁甫。這人論出身，也算是老資格，在部隊里資歷不淺。早期他也打過不少硬仗，有一定威望。

不過，到了抗戰中期，他身上的問題越來越嚴重，而且不是一般作風問題，而是成系統地往錯誤方向滑。

他在部隊里搞宗派、拉山頭，試圖把軍隊變成個人勢力。上級派來的老紅軍、老八路骨干，他表面上客客氣氣，背地里卻極力排斥，造謠誣蔑，說對方“有問題”，挑撥離間，想削弱這些骨干在部隊中的影響。這種做法，在講究鐵的紀律、集體領導的我軍中，屬于非常嚴重的政治問題。

更過分的是，1942年前后，當日軍對冀魯邊區進行了連續大“掃蕩”，根據地極為艱苦之時，他卻打起“自保”主意。他在新海縣海邊的汪子村附近，找了一處偏僻荒島，修筑房屋、工事，美其名曰“秘密指揮所”，實際上卻成了自己的個人“安樂窩”。戰士在外圍流血犧牲，他躲在相對安全的角落養尊處優，這一點，在軍心中影響極壞。

生活作風方面的問題，更是雪上加霜。他早有原配妻子，年紀偏大，身體也一般。邢仁甫卻公開看上了三十一支隊婦女宣傳隊的一名隊員——宋魁玲。這個女子出身地主家庭，受過一些教育，會唱會跳，也愛慕虛榮，本人還是天主教徒。兩人你情我愿，原本只是一段私情，但在嚴格的黨紀軍紀面前，這種行為是難以容忍的。

組織上對他做了多次批評，明確要求不得違犯紀律。他卻一意孤行，不但沒有收斂，還大張旗鼓地為宋魁玲舉行“結婚儀式”，把她納為偏房。婚禮請了不少人在場，甚至還邀請偽政權一方的所謂“鹽山縣長”周艦波出面證婚，在當時的環境下，這種行為幾乎就是赤裸裸地挑戰組織原則。

更有人查出，他挪用公款3.7萬元用以揮霍、養小老婆。換算成當時的糧食，大約七十萬斤，是抗戰時期能養活多少戰士和百姓的數目，可想而知。

在這樣的情況下，上級已經不可能聽之任之。一方面出于保護部隊、凈化政治空氣，另一方面也抱著“挽救一個高級干部”的想法，決定調他去中央學校學習。一來脫離原有環境，二來集中教育整頓，希望他能回頭。

冀魯邊軍區的司令員、旅長職務，暫由副司令員黃驊接任。這是組織上的正常調整。但在邢仁甫眼里，卻成了“奪權”的證據。

他拒不執行調令，借口“青紗帳還沒長高，沒有掩護不安全”，遲遲不肯離開。他一邊拖時間，一邊悄悄召集親信到海邊“島上”密談。

1943年5月的一次秘密聚會上，氣氛反常壓抑。參加會議的有他的心腹楊靜侯、潘特、劉永生、邢朝興等人。

據后來檔案記載，當時邢仁甫對他們說了一段話，大意是：“上面調我去受訓，實際上就是撤我的職。我一走，你們就像沒娘的孩子，這一切都是‘南蠻子’黃驊搞的。他不死，我們遲早都要被收拾。不如先下手為強，把他干掉。”

一句“南蠻子”，帶著濃濃的輕蔑和仇視。為了自己的地位，他竟把槍口調向了抗日隊伍內部，調向了身經百戰的老戰友。

在他的授意下，一套刺殺計劃逐漸成形。他掌握軍區內部的情報，對會議安排、人員動向都十分清楚。冀魯邊軍區要在大趙村召開偵察工作會議的消息，自然也落入他的耳中。他決定利用這次會議，由自己掌控的手槍隊出面，“一網打盡”。

計劃的核心，就是趁會議集中、警惕相對放松之際，派人偽裝成內部人員，突然闖入開槍掃射，把黃驊為首的軍區高級干部一鍋端。至于抗日形勢、部隊命運，早已被他丟到一邊。

事實證明，這一陰謀在戰術上很隱蔽。蓑衣遮掩、雨夜掩護，加上對內部情況熟悉，刺客們輕易混過外圍警戒，成功制造了那場血案。

慘案發生后，冀魯邊軍區上下一片震動。軍區政治部主任劉賢權連夜趕到大趙村，一邊組織醫務人員搶救傷員，一邊安排將烈士遺體秘密轉移，防止日軍、偽軍趁機“掃蕩”。小山山后村村長楊士珍接到通知，連夜趕著三輛大車，把黃驊、陸成道、陳云彪三位烈士的遺體運往小山腳下西北角，悄悄掩埋。果不其然，次日凌晨，敵人就對大趙村進行了搜查。

與此同時，追查刺客的行動也迅速展開。現場幸存的傷員口中蹦出的“抓住馮冠奎”幾個字，為偵破指明了方向。經過嚴密偵察，偵察部門終于揭開幕布，發現幕后主使，竟是冀魯邊軍區的“主官”——邢仁甫。

這個結論，使許多人目瞪口呆，也讓不少老八路憤怒難平。用部隊里流行的一句話說，這是“八路軍最痛恨的那種叛徒”。

四、叛逃、投敵與伏法：一條越走越黑的路

大趙村慘案后，冀魯邊軍區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一邊穩住陣腳補缺干部，一邊組織力量徹查內奸問題。邢仁甫表面上仍縮在他的海邊“島上”，自以為天衣無縫。

有意思的是，黃驊犧牲后，他不僅沒有絲毫哀痛，反而心情大好，每天在島上飲酒作樂。有人問他打算怎么辦，他據說輕飄飄一句：“以后邊區就好辦了。”這種毫不掩飾的輕狂，已經說明了他的內心站在什么位置。

很快，形勢發生變化。由于冀魯邊軍區不斷收集證據，事情有被完全揭開的危險。1943年7月，在感到“風向不對”之后，邢仁甫沒有選擇留下解釋，而是悄然帶著宋魁玲逃往天津。

到了天津，他的路走得更徹底——直接投靠日寇。為了換取一碗飯、一條路，他不惜以多年積累的軍中資歷為代價，搖身一變，成了為日軍服務的“津南六縣剿共司令”。職位聽上去不低，本質卻是最見不得人的漢奸頭目。

從冀魯邊區的司令員，到日軍控制下“剿共司令”，這條路一旦邁出第一步，后面基本已經沒有回頭的余地。

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他急忙再次“變身”，化名“羅鎮”，又鉆進國民黨系統，搖身一變，成了國民黨天津軍統站一級少校組長、河北省第三專署專員兼保安司令之類的角色。改頭換面，實質沒變，仍舊靠鎮壓共產黨人和進步力量謀生。

然而，時代潮流的走向，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1949年末，天津解放，華北全境形勢根本扭轉。這個給冀魯邊區帶來極大損失的叛徒，終于落入人民的法網。

經過詳細調查和審訊，他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種種惡行，包括策劃大趙村慘案、投敵充當“剿共司令”、出賣情報等，被一條條擺在桌面上。冀魯邊區犧牲干部戰士的名單擺在那里，大趙村血案的現場證據擺在那里，他再狡辯，也沒有任何余地。

1950年秋天，在鹽山召開的一場萬人公審大會上，他被押上審判臺。控訴人宣讀他的罪行時，臺下不少曾經在冀魯邊區戰斗過的老戰士，咬牙切齒。有的村民低聲說：“這人早該有今天。”

公審結束后，在眾目睽睽之下，邢仁甫被執行槍決。對于無數在冀魯邊區流血犧牲的烈士來說，這一槍來得并不算早，卻極為必要。黃驊、陸成道、陳云彪等烈士，被害已有七年，他們的親友和戰友，即便不能再把人喚回，至少能看到這條黑暗道路的終點。

大趙村慘案的遺址至今仍在，黃驊烈士的雕像站在廣場中央，目光堅毅。與他一同倒在那間小屋里的七位烈士，也被刻在紀念碑上。對于許多走進紀念館的中年、老年參觀者來說，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故事，而是一代人親歷的時代縮影。

在那個烽火連天的年代，戰場上的槍聲，并不全來自敵人。有時，最致命的一槍，竟打自內部，這是最令人痛心之處。黃驊從赤衛隊小頭領走到軍區副司令員，走過泥濘草地、雪山草原，沒死在敵人炮火下，最終倒在同袍之手，這種命運的轉折，既殘酷又諷刺。

不過，那段歷史還有另一面。盡管損失慘重，冀魯邊軍區并沒有就此垮掉。新的干部迅速走上崗位，偵察、情報工作恢復運轉，冀魯邊根據地在后來的歲月里，依然堅守住了大片土地。

大趙村那間老屋的門楣上，“慘案遺址”四個字每天暴露在風雨之中，木頭會舊，石階會磨，但那一天的槍聲，那幾十秒鐘的短暫黑暗，已經被牢牢釘在歷史上，不會被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