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養出“于漪式”好校長難在哪里？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今天，當我們深切緬懷“人民教育家”于漪先生時，也許應該追問：在我們的辦學條件、資源較之過去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的今天，為何像她這樣“一身正氣立校、以生命歌唱育人”的好校長，似乎愈發稀缺？這并非“今不如昔”的簡單慨嘆，很可能是一個亟需我們求解的時代命題。

于漪執任校長的年代，物質雖然匱乏，但人們的精神追求并不缺失，她不需要處理復雜的“關系”，而是用最樸素的方式，僅憑一腔正氣、一身表率，就能凝聚人心。反觀今天，校長們也常會抱怨，自己身處“多重期待、多重壓力、多重約束”的復雜場域，難以自拔。但在筆者看來，真正的教育家，既要有掙脫現實桎梏的勇氣，也離不開制度重構的支撐，更需具備自我形塑的定力。唯有三者協同，方能讓教育家精神穿越時代，薪火相傳。

好校長要破除功利化評價的“綁架”

相比于漪時代，當下的校長既幸福，責任也更重大。“幸福”是因為如今的教育資源十分豐富，教育輔助手段也越來越多。但與此同時，校長面對的桎梏也不少。首當其沖的，便是評價功利化的綁架。

相當一段時間內，社會將名校校長視作教育家的首選，治理能力也被簡單等同于提高升學率與在各種評比中獲得大大小小的榮譽。殊不知，這些所謂的“政績”，很多時候卻反而背離了學生生命成長與教師精神追求的初衷。當校長的職業發展系于短期指標，其精力自然從“培根鑄魂”轉向“達標工程”，育人初心易在功利追逐中迷失。而且在這樣的情況下，校長會不敢、不能、亦不愿成為教育家。

加快多元評價轉型，破除功利化導向枷鎖，是培養好校長的基礎。但是破局僅靠某些校長的個人努力遠遠不夠，更需要從制度層面為校長的成長創造空間。2026年2月，中辦印發的《關于在全黨開展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的通知》，可說是從國家層面為這場制度重構提供了頂層設計與剛性支撐。政績觀樹得正，辦學才過得硬。

各級政府正加大力度推進“嚴禁以升學率或考試成績對學校進行考核排名”的落實檢查。《通知》中明確的五大行動與二十項負面清單，有望逐步糾偏功利化的政績觀，讓校長得以擺脫數字的束縛，將精力聚焦于學生成長、教師發展與學校內涵建設，全身心投入做一名真正的校長，回歸教育管理者的初心本位。

在功利化、同質化的教育環境中，好的校長要成為教育家，就要有敢于突破時代、功利、世俗、條件的勇氣與遠見。這份“超越”，是對教育本質的清醒認知：當社會追捧分數、名校、升學率時，真正的教育家能穿透潮流表象，把學生的終身成長放在首位，敢于對“大家都在做的事”說“不”；當評價體系傾向于看得見的“政績”時，他們能沉下心來，做那些短期內看不見但長遠至關重要的事——滋養學生的心靈、涵養教師的專業成長、塑造學校的文化底蘊；當條件受限、資源不足時，他們不拿“客觀困難”當借口，而是在有限的條件下創造無限的可能。他們不盲從、不跟風，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在無人敢行之處踏出正道。

好校長不應被超載的“角色”所消耗

在與一線校長們相處過程中，我時常能聽到這樣的聲音——想要單純地做個校長太難了！校長的精力不僅要投入在學校教師隊伍建設、課堂教學和學校發展上，更是要長出“三頭六臂”，面對各種與教學看似并不相關的瑣事。

的確，如今校長被賦予社會活動家、危機公關者等多重身份，既要應對繁雜的行政事務、爭取辦學資源，又要嚴守分數底線、打造學校特色，乃至從單校管理延伸至多校統籌，責任邊界無限擴張。在事務性工作的裹挾中，教育熱情與專業思考不斷被消磨。

破除此類頑疾，從頂層設計的角度，要推進依法治校落地，建立現代學校治理體系。國家在保障教育投入的同時，需有序打破行政化束縛，將管理重心下移，賦予學校在課程設置、教學改革、教師發展等方面的自主空間，讓校長從繁雜的行政指令中解脫出來。完善“黨組織領導的校長負責制”運行機制，規范決策流程、明晰權責邊界，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預。同時建立科學的免責與風險分擔機制，讓校長卸下“無限責任”的重擔，在法治框架下敢于擔當、大膽改革。

我們今天不缺乏踏實做事的人，但缺乏的是敢于堅持做正確的事情，并把事情做到極致的校長。這體現在對細節的極致追求——把每一件小事做實、做深、做透。教育無小事，校長的教育理念最終都要落地于日常管理的點滴之中：一次與學生的談心、一節推門聽課的反饋、一項制度的優化完善，無不折射出教育者的溫度與深度。所謂“擔當”，是敢于挑戰自我，承擔責任，這樣才能為學校發展贏得更廣闊的空間。

于漪老師與青年教師交流

好校長要懂得擺脫風險復雜化的束縛

當下學校面臨輿情、安全、法律等多重壓力交織。家長維權、媒體監督、各類檢查評估，讓校長如履薄冰。為規避風險，不少校長選擇保守行事，不敢改革、不愿創新，擔當精神與教育理想在無形中消解。

培養一位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好校長，需要整座城市、乃至全社會營造寬容支持的社會生態。教育家是在良性社會生態中孕育的，這種生態超越冰冷的制度條文，根植于社會的包容、彼此的支撐與深厚的文化土壤，是教育家敢想敢拼、守正創新的底氣所在。

這一方面需要重塑社會認知，讓公眾理解校長首先是“教育者”而非“行政官”，行政部門則應成為校長的“后盾”而非“甩鍋者”。另一方面需要優化輿論生態，為校長留出容錯空間，使媒體監督秉持建設性、家長維權回歸法治化、讓校長在風險與改革之間找到平衡。同時，要構建多元主體參與的支持網絡，將校長從“單打獨斗”的疲憊中解放出來，使其集中精力做真正的教育。

此外，校長也要意識到，教育家絕非事務型勞模或經驗型專家，而是具備高度自覺的思想者、實踐者與示范者。教育家型校長要有對自身教育實踐系統梳理和提煉的覺醒，不滿足于“會做”，更要追問“為何這樣做”“還能怎樣做”，將碎片化的經驗升華為系統化的認知。與此同時，校長要認識到，“修己”方能“安人”。既要有面對誘惑時對教育常識和教育規律的自我堅守，還要轉化成在日常言行中的嚴謹和專注。

于漪先生用一生證明，校長是學校的精神標桿。以身作則，不是高高在上的說教，而是“做給你看、跟著我干、向我看齊”的無聲引領。思想自覺引領行動自覺，以人格自覺彰顯教育風骨，方能在知行合一中構建原創體系，彰顯教育家獨有的智慧深度與實踐力量。

于漪先生雖逝，但她的精神如同一束光，照亮了教育前行的道路。在這個呼喚教育家的時代，我們需要的不是簡單復刻于漪先生的言行，而是要接過這束光，以自我形塑回應時代之問，以永續精神守護教育本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告慰先生，才能讓真正的教育家精神在新時代生生不息、薪火相傳。（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教育部中學校長培訓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