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漠視人命，價值1170萬歸零令人心寒

此后，美國政府采取了進一步行動，將這一論斷推向了合乎邏輯卻令人不寒而栗的下一步。

作為撤銷“危害認定”的前奏，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采取了一項極不尋常的舉措。他們在評估空氣污染法規時修改了標準，不再將拯救生命和避免疾病所帶來的效益計算在內。

在這個過程中消失的專業術語被稱為“統計生命價值”，過去這一指標的估算約為每人1170萬美元。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什么？一無所有，直接歸零。

正如《紐約時報》所報道，在針對細顆粒物和臭氧的監管決策上，如今一條人命的市場價值被定為了0美元。

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的理由充滿了官僚主義的冷酷，其潛在影響更是殘忍且激進。該機構聲稱，量化健康效益存在太多的不確定性。

那些未經核實的行業合規成本，卻被順理成章地視為具體的數據。需要明確的是，如今的賬本上只記錄企業的支出，卻對民眾的損失視而不見——無論是哮喘發作、住院治療、壽命縮短還是死亡。

外界認為，這種做法帶來的并非中立，而是一種嚴酷的意識形態。

如果人的生命沒有經濟價值，那還有什么是有價值的？我們究竟為什么還需要醫療保健系統？

如果讓人們活得更長久、更健康這一結果被認定為毫無意義，那為何還要在醫院、制藥或醫學研究上投入數萬億美元？

按照這種邏輯，急診室成了沉沒成本，而預防性醫療則成了毫無意義的揮霍。

如果將這種意識形態再向前推進一步，整個經濟體系便會走向崩潰。假設人類沒有任何內在價值，而企業的價值僅僅來源于人類的消費，那么經濟價值的總和同樣為零。

按照這個推論，所有的股票指數都應該以0美元交易；標準普爾500指數將淪為一場哲學思想實驗，而彭博終端機則會在存在主義的虛無中陷入死寂。

這并非夸大其詞。這是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以及特朗普政府在人類生命價值立場上不可避免的數學推演。

如果一家公司將有毒廢物排入當地河流，導致你的孩子生病甚至死亡，在這個邏輯下并沒有任何價值損失，也沒有損害賠償，更沒有法律責任。

分析人士指出，這正是米爾頓·弗里德曼“成本外部化”理論的終極現實寫照。

正如芝加哥大學的氣候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將健康效益從成本效益分析中剔除，并不會讓監管變得更加“客觀”。它只是在暗中篡改了方程式，讓污染變得廉價，讓民眾變得可有可無。

環境經濟學家邁克爾·格林斯通表示，這一改變可能會導致空氣質量惡化，從而削弱自1970年美國國會強化《清潔空氣法》以來所取得的成果。自該法案實施以來，美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增加了1.4年。

“清潔空氣是過去半個世紀政府政策最偉大的成功案例之一，”格林斯通博士說。

“而《清潔空氣法》的核心理念正是，當你讓人們過上更長壽、更健康的生活時，這種價值是可以用金錢來衡量的。”

將人類生命價值視為零的世界觀，與更廣泛的特朗普式政治藍圖完美契合。在這個框架下，人被簡化為抽象的概念或是假想的敵人。

海地人、索馬里人、記者、喜劇演員、音樂家，甚至是斯蒂芬·科爾伯特和壞痞兔，都被賦予了零的價值。僅僅因為他們顯得礙事、令人不悅，或者對權力不夠順從。

外界不禁質疑，在特朗普的權力核心圈里，究竟還有誰是有價值的？梅拉尼婭？還是埃里克？

幾十年來，盡管成本效益分析并不完美，但它始終作為一種共識存在，即在經濟決策中人類的生命是至關重要的。

給生命賦予一個金錢價值，從來不是為了貶低它，而是為了確保它不會被隨意犧牲。

抹除這種價值并不會讓政策變得更加嚴謹，只會讓其在道德和倫理上變得極度空虛。

資本市場對信號有著極其敏銳的感知力。當政府無論是隱晦還是明確地宣稱民眾無關緊要時，投資者都應當保持警惕。因為一個將人類生命定價為零的經濟體，最終也必將毫無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