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王何鍵是怎么下了臺的？多頭下注，抗戰前被老蔣明升暗降拿下

1929年的何鍵正面臨一個看似簡單卻相當重要的抉擇，是繼續依附于曾提攜他的桂系，還是轉而投靠蔣介石。雖然說做人要知恩圖報，但是對于這些民國軍閥政客而言，如果談感情那就是有些太不專業了。于是何鍵經過一番權衡最終還是站在了蔣介石一邊。

滄海橫流

何鍵是湖南醴陵人，生于1887年。跟那些出身草莽的民國軍人不同的是何鍵算得上是讀過私塾和淥江中學，后轉入湖南法政學堂，但在這亂世之中他最終還是選擇了棄文從武。

何鍵先后進入湖南將校養成所、湖北陸軍第三中學，并于1916年從保定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畢業。

是騾子是馬拉出來溜溜，1918年何鍵回到家鄉醴陵，趁著局勢混亂收繳散兵游勇的槍支，組織起自己的游擊隊。

何鍵的這一行動頗具膽識，也立即引起了當時湘軍總司令程潛的注意，于是何鍵被委任為游擊隊司令。

然而，何鍵的政治嗅覺在第一時間就顯現出來。當湘軍內部譚延闿與程潛發生矛盾，譚延闿上位后，何鍵迅速改換門庭，帶著隊伍投向了更加強大的實力派唐生智。

唐生智將何鍵手中部隊進行了改編，而何鍵從此在唐部站穩腳跟，從營長一路升至旅長、師長。

1926年，何鍵隨唐生智加入國民革命軍，參與北伐，因戰功升任第三十五軍軍長。成為了軍長的何鍵終于在民國政壇上有了一席之地，但是隨之而來的是何鍵對于名利權力的更大野心。

歷史的背面

何鍵反動的原因在這里不是很方便討論，我個人角度來看其實是比較無奈的，換成其他人面對當時的情況恐怕也會做出相同的選擇。只能說何鍵在自保之后投靠老蔣，交出的投名狀是相當罪惡的。

那就說說別的吧，1927年底，何鍵的老上級唐生智在寧漢戰爭中失敗下野。何鍵審時度勢，沒有選擇愚忠，而是率部保存實力，退回湖南。

此時湖南局面錯綜復雜，南京中央政府、桂系、本地湘系勢力糾纏不清。何鍵先是向占領長沙的南京西征軍通電求和，保住了自己的軍隊建制，并撈到一個“湖南清鄉督辦署會辦”的職務。

這只是開胃小菜，何鍵真正的“豪賭”發生在1929年蔣桂戰爭之時。

當時何鍵名義上仍與桂系關聯，但他敏銳地察覺到蔣介石迅速擴張的勢頭。于是何鍵果斷選擇擁蔣反桂。

這種態度不是說說而已，何鍵直接率部脅迫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下野，而這份大禮讓蔣介石甚為滿意。

作為對何鍵的回報，南京國民政府正式任命何鍵為湖南省政府主席、討逆軍第四路軍總指揮。至此，何鍵完成了從地方軍將領到一方諸侯的關鍵一躍。

何鍵投靠蔣介石的選擇，看似是選對了邊，實則是在那個“有槍便是草頭王”的時代，他用自己掌控的武力作為籌碼，與中央進行的一場交易。蔣介石需要他穩定湖南、牽制桂系，而他則需要蔣介石的中央名義來使自己的統治合法化，兩個軍閥頭子各取所需，僅此而已。

人心不古

坐穩湖南后，何鍵便開始了其長達九年的主政湖南生涯。

何鍵深知蔣介石的中央權威與自己的地方實力之間存在根本矛盾。于是，他發展出一套極具代表性的地方實力派生存哲學，他表面上高喊“擁護南京”，具體行動上則竭力防止中央勢力（尤其是中央軍）滲入湖南，大搞獨立王國。

有人將何鍵的政治哲學概括為“小康之治”，即在事實上追求地方割據與軍事獨裁，維持自己勢力范圍內的“小康”局面。他對內推行“尊孔讀經”，試圖用傳統儒家思想來整合社會，鞏固統治合法性。

對外策略上，何鍵則與兩廣的西南反蔣勢力（如廣東的陳濟棠、廣西的新桂系）暗通款曲，形成一種“挾西南以自重”的微妙平衡。

1936年兩廣反蔣時，何鍵就曾積極配合，阻止中央軍通過衡陽。這種在蔣與反蔣勢力之間騎墻觀望、待價而沽的策略，正是他能夠在湖南站住腳跟、成為“湖南王”的核心秘訣。

何鍵不是一個忠誠的部下，而是一個精明的投機者。蔣介石對他，也是既利用又防備，這種關系建立在脆弱的利益交換之上，而非信任。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蔣介石終于找到了一個“正當”的理由來收拾這些尾大不掉的地方勢力。

何鍵最終被調離湖南，明升暗降，出任南京內政部長，徹底離開了他的權力根基。而他的第四路軍，則被以抗戰為名，全數調離湖南，開赴江浙前線，其軍權被蔣介石輕而易舉地剝奪。

樹倒猢猻散，他經營多年的那個小集團也隨之瓦解。何鍵的女婿李覺帶領曾經一部分何鍵的舊部在抗戰期間表現不俗，但是“何鍵系”這個軍事整體已不復存在。失去軍隊和地盤的何鍵，從此在政治舞臺上徹底淪為邊緣角色。

抗戰勝利后，何鍵辭職閑居。1949年，面對解放軍的浩蕩南下，他先遷居香港，后于1950年轉赴臺灣。在臺灣，他僅掛名閑職，于1956年在臺北寂然病逝。他當年那些煞費苦心的經營、左右逢源的算計，最終都隨著時代的巨變而煙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