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從798里搶救歷史的廣告狂人

*本文為「世界博覽」原創內容 *

在北京，胡同和798曾長期被視為“問題空間”：前者是城市被避開的背景，陳舊、低效、亟待消失；后者是被遺忘的廠房，廢棄、失序、看似無用。如今它們成為世界認識北京的兩個入口，最具國際辨識度的文化符號。這并非歷史的自然演進，也非城市規劃的必然結果，而是一次次個人判斷在現實中留下的痕跡。藝術家徐勇，正是這些痕跡的制造者之一——并且可以說，他留下了最深刻的痕跡。

徐勇改建空間時從垃圾車里搶回的老廠牌

2026年1月初的一個下午，當我踏進徐勇的家門，這個陳列著各種畫作與藝術品的家，最吸引目光的是客廳里那幅一米多高的現場人像攝影。照片中，一位扎著頭帶、張開雙臂、目光堅定的年輕女性，宛若德拉克洛瓦筆下引導人民的自由女神。72歲的他，坦然地坐在自己三十多年前的攝影作品前，自如、隨性，毫不在意。

但當我稱他為攝影家時，徐勇迅速而直接地表達了“不滿”：“今天的藝術已經不是傳統認知的那樣，攝影、繪畫都介入了很多觀念，審美變成審思想。現在再分攝影家、畫家，就比較保守了。”

鋼鐵廢墟里的藝術拓荒

作為798藝術區最主要的發起人之一，徐勇從2002年到2012年，在這里待了整整10年。他認為自己正是在798，完成了藝術創作的蛻變。“798對我有深刻的影響。”徐勇說，798是他進入當代藝術的“轉向”，也是他對中國當代藝術的探索。從那之后，他完全進入了當代藝術的創作、操作與運作的流程中。

2002年，當徐勇租下798廠陶瓷零件車間廠房時，那里是一片即將被拆除的工業廢墟。巨大的廠房、斑駁的磚墻和天窗，堆滿垃圾和廢棄物的車間，在世紀之交顯得既陳舊又陌生。

在當時的規劃里，這片區域將在三年后被拆除，打造成中關村電子城東區，只能短暫租用。更何況，六毛五一平方米的租金，在當時藝術家眼中已是天價。無論如何，不宜入駐。

但徐勇卻從這片鋼鐵廢墟里，看到了珍貴的價值——798是1952年東歐援建的大型軍工企業，是新中國工業化的歷史見證，“是新中國的古跡，不但包豪斯風格建筑有價值，本身也是新中國的工業發展史”。這份獨有的工業人文資源，拆了太可惜。

他敏銳地意識到，這種大尺度空間對當代藝術意味著什么：傳統畫廊無法容納的裝置，在這里可以展開；繪畫可以突破尺寸限制；展覽可以擺脫商業櫥窗式的陳列。于是，繼美國人羅伯特·伯納爾創辦東八時區、日本人田畑幸人創辦東京畫廊之后，徐勇的時態空間第三個入駐798。而且他一租就租了最大的空間——1200平方米，打造成集當代藝術展覽與文化活動于一體的平臺。另租下200平方米空間，創辦了國內第一家攝影畫廊——“百年印象攝影畫廊”。

裝修過程中，徐勇保留用高壓水槍清洗后顯露出來的、貫穿于拱形水泥大梁上的“毛主席萬歲”等大型紅色標語，與若干臺東德的機床一同保留在展示空間，使其成為藝術區的標志性景觀。彼時中國當代藝術活動還處于半地下的邊緣狀態，游離于社會大眾，媒體也不敢報道，一公開就可能被封禁。徐勇卻堅持認為，要讓當代藝術走出邊緣，必須讓它走向公共、走向市場。

2003年4月，由徐勇出資，與黃銳聯合發起、組織的“再造798”藝術活動，成為新世紀伊始中國當代藝術的最重要事件。這場活動迎來了3000多位藝術界人士——北京城區、宋莊乃至外地的藝術家齊聚一堂。這是“89現代藝術展”后，第一次由民間自發組織的、公開的當代藝術大展。但“再造798”這個標題激怒了工廠。“什么叫再造？798是我們的番號，軍工廠還在，只不過衰落了，”工人們說，“你們要把我們趕走是怎么著？”海報一貼出，物業就把徐勇、黃銳幾個藝術家叫去拍了桌子。徐勇沒有退縮。他為這場活動傾注了全部心血，從策劃、組織到資金投入，全程運作，讓這場藝術活動成為現實。

之后，他又策劃了一場又一場活動：非典期間的“藍天不設防”藝術行動，由徐勇提議并出資，以放風箏的形式在亦莊草坪上拉起無數個V字形風箏，印著“我們能戰勝”的標語。100多位藝術家在空曠的草地上展示各類對抗非典的作品，進行器樂表演，讓藝術的能量驅散疫情陰霾。緊接著，徐勇繼續主辦了“左手與右手——中、德當代藝術聯展”；與黃銳共同發起“第一屆大山子藝術節”等一系列公開活動，吸引大批國內外藝術家共同參與，798呈現出從未有過的熱鬧景象。

這些活動都非常純粹，沒有直接的利益驅動。徐勇發起時并不設想回報，他意識到“作為新興文化力量的當代藝術，有面向社會開拓的責任”。一個真正的藝術場域，不僅需要作品，還需要空間秩序與交流網絡。

藝術機構和藝術家們組織獨立的活動、展覽，往往在尚未修繕的車間里發生，藝術家之間的討論在工作室和咖啡吧延續。以往無法完全公開的實驗性藝術活動，成為798公開的日常。隨著越來越多畫廊入駐，國際媒體報道頻繁，798逐漸成為中國當代藝術的象征性地點。它不再只是工作室聚集地，而是一個可被訪問、討論、納入全球藝術版圖的現場。

這么多年過去，徐勇很少對外標榜，甚至很少主動提及自己在“再造798”過程中不容忽視的汗馬功勞。但他在這個園區發起、組織的那些開創性活動，已經實實在在地留存在中國當代藝術發展史里。

《胡同壹佰零壹像》：消失之前的文化覺醒

2003年4月，改造完成后的時態空間，成為798地標性的空間。

1985年，為美國世界華人電視臺拍攝中國畫紀錄片的契機，讓徐勇重新走進兒時居住的胡同。他透過攝像機看見徐悲鴻、齊白石的故居藏在煙火里；不同的門墩、門樓、石階的高低，暗合著主人的身份與歷史。他讀懂了胡同與自己的出生地上海弄堂的本質差異：“胡同是老北京人生活歷史的博物館，不進胡同，不知北京。”

2002年9月，改造中的原798廠陶瓷零件加工車間。

20世紀80年代，徐勇辭去了國營廣告公司攝影師的職務，下海單干。在這個特殊的時刻，他做出了一個改變一生的決定：拍攝無人在意、自己卻一直心心念念的胡同。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當徐勇在拍攝北京的胡同時，他的行為本身就已構成一種越界：鏡頭對準的不是宏大敘事，而是被忽視的日常；不是“應當被展示的北京”，而是正在被掩蓋的北京。

前井胡同，1989年。

他以一種冷靜、客觀、平實的視角，用長時間曝光的技術讓胡同里的行人消隱，只留下空寂的街巷、斑駁的墻垣、錯落的院落。“我不想夸張什么，也不想壓抑什么。”這種平靜而真實的記錄方式，最終凝結成《胡同壹佰零壹像》——中國第一本專題性胡同攝影集。

王府倉胡同，1989年。

令徐勇意外的是，當時在北京的外國人非常喜歡這本攝影集。他們不斷請徐勇去做講座，介紹北京胡同。由此，他又將這類紀實影像以“藝術作品”方式售賣給外國藏家與使館系統，還是美國駐北京準大使的老布什，也被這部作品吸引。隨后，徐勇的胡同作品被收錄進美國內奧米·羅森布拉姆主編的《世界攝影史》。《胡同壹佰零壹像》先后出版了八個版本，還出版了日語版和德國語版。

紗絡胡同，1989年。

“胡同游”：精心設計的空間敘事

徐勇并未止步于鏡頭。20世紀90年代初，許多外國友人找到了徐勇，他們請他去講解胡同，請他帶路參觀。“他們就聽我講胡同，完了就要求我帶他們去胡同里參觀，”徐勇回憶，“他們一傳十、十傳百，約定的參觀時間來了很多老外，曲曲彎彎走得兩腿灌鉛。”徐勇突然想道：為什么不可以用人力腳踏三輪車帶他們游覽胡同呢？這個念頭，催生了一個在當時幾乎不可能獲批、但一誕生即聞名世界的項目——“胡同游”：用老北京三輪車，帶“老外”深入胡同。

1997年比爾·蓋茨夫婦游胡同。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三輪車，在北京已是落伍的交通工具。徐勇提出要辦100輛三輪車的胡同游項目，“沒有一個部門敢批，我根本是在做夢。”但他毫不氣餒。從1992年到1993年底，他持續寫了兩年報告，不斷呼吁：“不進胡同，不知北京。胡同是老北京人生活歷史的博物館，要讓外國人了解今天改革開放的新北京，必須了解老北京。”最終，北京市政府批準胡同游作為“特許經營”旅游項目。

外國游客游覽后海南宮房胡同

“胡同游”的三輪車夫穿著黃馬褂、戴著烏氈帽、蹬著老頭鞋，騎著黑紅相間的三輪車，成為北京街頭一道獨特風景——它不僅僅是一個旅游項目，更是文化開放的象征。希拉里、橋本龍太郎、比爾·蓋茨等全球政商要客，都曾是“胡同游”的訪客。

離開798：空間的時間差

徐勇將廣告公司的創意策劃思維、“胡同游”的政企合作經驗，全部融入798的運營上。在一次次的策劃活動里，他與早年入駐798的藝術家們一起，讓這里逐漸成為中國當代藝術的聚集地。

2003年底，美國《新聞周刊》將北京評為世界12個先鋒城市之一；2004年，《時代周刊》將798評為世界22個藝術聚落之一。2006年，798被北京市政府正式確定為北京市第一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但798的發展，終究逃不開商業與藝術的博弈。與當初比，房租提高10倍、20倍。2012年后，早期入駐的藝術家和藝術機構大部分已經撤離了這里。徐勇作為798的拓荒者，租下的時態空間是園區的標志性空間，卻也因房租糾紛與物業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2008年的金融危機致使園區經營陷入低迷，畫廊紛紛關閉。2011年底物業突然將徐勇的房租翻了近3倍，面對不合理漲幅，他選擇抗爭直到訴諸法庭。這場糾紛最終以私下和解收場，但為798付出10年心血的徐勇，在2012年底選擇離開。

如今回望，徐勇對798的現狀有著清醒的認知：“商業化、流行化、潮玩化，其實是更安全化。”“不會有人再較勁了，798的環境跟生態已經跟過去完全不一樣，早期投入其中的藝術家大部分10年前就撤離了，除了老朋友展覽和聚會，都不再關注798的活動。”

但他也深知，798的意義，不在于它如今的模樣，而在于它在中國當代藝術發展史上的開創性——讓當代藝術從地下走到地上，從邊緣走向公共，走向市場，為后來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提供了最珍貴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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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花樹下的日軍坦克殘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