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歲進廠打工，我做了一件不要老臉的事情，和一個20歲小伙好了

五十三歲那年，有個二十歲的男孩叫我“姐”

廠門口那盞燈，燈罩上糊著灰，一到夜里就飄出昏黃的光暈，像塊化不開的陳年豬油。我每次加班出來，總看見那光底下蹲著個人影——是小周，在抽煙。他二十歲，貴州來的，包裝車間的活兒干得利索，手上的繭子還沒我厚，可腰桿子挺得比誰都直。

他走的時候是十月底，秋風剛把梧桐葉吹得打卷兒。那天他穿了件洗得發白的藍工裝，袖口磨出了毛邊，還遞給我一個舊手機殼，說是自己刻的——上面歪歪扭扭刻了個月亮，底下一行小字：“姐，你看得見。”我沒敢接，手在圍裙上搓了兩下，說天涼了，快回吧。他點點頭，轉身就走，沒再回頭。

其實我早知道他會走。他媽媽病了，老家來電話那天，他蹲在食堂后頭的水泥地上啃冷饅頭，一邊吃一邊抹眼睛。我沒過去，只遠遠看著他把最后一口饅頭嚼得極慢，像在嚼一塊硬骨頭。后來他請了兩天假，第三天來上工，人瘦了一圈，指甲縫里還嵌著藥渣。我問他喝過湯沒，他咧嘴一笑，牙還是那么白：“姐，我喝得動。”

我們認識是在去年夏天。他端著餐盤過來問：“阿姨，這有人嗎？”我說沒有。他就坐下了，吃飯像搶命，三分鐘扒完一碗米飯，汗珠順著脖頸往下滑。我多看了他兩眼——不是看他吃相，是看他左手無名指關節處有道舊疤，像是被針扎穿的，結了硬繭，顏色比別處深。

他叫我“姐”是八月十五那晚之后的事。那天廠里發月餅，我一個人在宿舍啃得嗓子發苦，他拎著個塑料袋推門進來，里頭是鹵鴨脖、毛豆、藕片，還有兩罐冰鎮啤酒。樓頂風大，月亮亮得晃眼，他擰開一罐遞給我，說：“姐，我有個喜歡的人。”我手一抖，泡沫濺到手背上。他盯著我看，眼睛亮得不像話：“是你。”我沒說話，只低頭剝毛豆，豆子太老，殼卡在指甲縫里，摳了半天。

他走后，我還在這個廠。縫紉機踏板踩下去“咔噠、咔噠”，像我心跳漏拍的節拍。舍友打牌吵得腦仁疼，我戴上耳機聽收音機，播的是老歌，《蘭花草》，斷斷續續的。有時候晾被子，抬頭看見天臺鐵欄桿上還掛著半截褪色的紅繩——是他中秋夜系上去的，說圖個吉利。風吹著晃，晃得我眼酸。

他發過一條短信，就一句：“姐，我媽好點了，謝謝你還惦記著。”我沒回。不是不想，是手機屏擦了三次，字打了又刪，最后只按了關機鍵。

現在我五十三了。白頭發拔了又長，腰一陰天下雨就擰著疼，刷手機看久了，眼眶發燙，不是哭，是老花眼在鬧脾氣。可有時夜半醒過來，聽見窗外火車“嗚——”地一聲過，心口忽然一熱——好像有個人，真真切切地，喊過我一聲“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