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奇波拉在“人類愚蠢基本定律”中提出:愚蠢之人損人不利己,且比惡棍更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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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起官場里的隱患,大多數人第一反應都是腐敗。
貪污受賄、利益輸送、以權謀私,這些行為人人痛恨,也有法律和制度在時刻盯著。
人們習慣于把所有問題都歸罪于腐敗,卻常常忽略了另一種更隱蔽、更頑固、也更難對付的存在——愚蠢。
意大利學者奇波拉曾經給“愚蠢”下過一個極其精準的定義:愚蠢的人,會在給別人造成損失的同時,自己得不到任何好處,甚至連自己也一并受損。簡單說,就是損人不利己。
這個定義,放在權力場里,顯得格外刺骨。
官場里的蠢人,往往并不貪。他們可能生活簡樸,不拿不該拿的錢,不收不該收的禮,甚至在很多人眼里,還算“正派”。
他們很少觸碰明確的紀律紅線,也沒有什么拿得上臺面的貪腐把柄。可就是這樣一群人,做出的事情,卻常常讓整個系統付出沉重代價。
為了所謂的政績,不顧地方財力,不顧現實條件,硬上項目、造景觀、搞運動式治理,最后工程爛尾、債務高企、民怨沸騰,自己也難逃問責。
從頭到尾,他們沒撈一分錢好處,卻把一地的發展拖入泥潭。
為了應付檢查、落實要求,把所有精力放在填表、留痕、開會、迎檢上,基層被折騰得筋疲力盡,真正該做的事沒人去做,該解決的問題懸而不決。
最后問責下來,自己同樣受罰,沒有任何人受益,只有全社會在內耗。
還有些人,手握權力卻控制不住情緒和面子。因為一句話不順耳、一件事不遂心,就動用公權小題大做、打壓報復,看似爭回了臉面,實則毀掉了營商環境,透支了政府公信力,最后輿論發酵、紀律追究,自己身敗名裂。
他們不是壞,他們是真的蠢。
他們做事沒有利益邏輯,只有情緒、慣性和盲從。他們以為只要跟著風向走、只要態度足夠堅決、只要執行足夠用力,就不會出錯。
他們很少去想,一件事到底合不合理,會不會傷害普通人,會不會留下長久的隱患。
奇波拉說,愚蠢之人比惡棍更危險。這句話在權力面前,被無限放大。
貪官的惡行是赤裸裸的,目標明確、動機直接,社會對其深惡痛絕,制度也有明確的懲治路徑。
無論手段如何隱蔽,終究是圍繞利益展開,有跡可循,也可以通過監督、審計、法治逐步遏制。
但蠢人帶來的危害完全不同。他們沒有清晰的利益訴求,行為不受理性約束,常常出于面子、情緒、盲從或僵化思維,做出不計后果的舉動。
你無法用常理推斷他們的下一步,也很難提前設防。他們的破壞力是隨機的、無差別的,甚至會在“盡職盡責”的名義下,堂而皇之地造成大范圍傷害。
更可怕的是,愚蠢常常披著“正確”的外衣。
它藏在“堅決貫徹”里,躲在“高度重視”中,混跡于“盡職盡責”的姿態之下。
它不違法,不謀私,甚至看起來大公無私,讓你很難用一條規定、一項紀律直接判定它錯。
可它造成的傷害,卻比貪腐更深遠。
貪腐毀掉的是金錢和利益,很多還可以追回、可以彌補。
愚蠢毀掉的是風氣、人心、信任與未來。一次錯誤決策,可能讓一個地方背負多年包袱;一輪層層加碼,可能讓無數普通人生活受困;一場盲目跟風,可能讓一個行業長期扭曲。
官場之所以容易滋生愚蠢,也不只是人的問題,更多是環境使然。
當評價更多向上看齊,當不同聲音難以表達,當糾錯空間被不斷壓縮,很多人會不自覺地選擇“安全地愚蠢”。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不思考對錯,只在乎姿態。久而久之,個體的愚蠢匯聚成集體的盲從,小的失誤演變成系統性的風險。
一個成熟穩健的治理體系,不僅要反腐,更要“反蠢”。
反腐有法條、有程序、有清晰的標準。
反蠢,卻需要更柔軟也更關鍵的東西。需要允許常識存在,允許不同意見,允許說“不”,允許在決策前充分討論、充分權衡,而不是一言九鼎、一哄而上。
而對身處其中的個體來說,最樸素的清醒也不過如此,不做損人不利己的事,不被情緒和面子綁架,不把盲從當成智慧,不把折騰當作能力。
更重要的是,識別那些已經陷入愚蠢閉環的人,盡量遠離,不要爭辯,不要合作,更不要被拖入同一種邏輯。
很多社會亂象,并不是有人處心積慮要毀滅什么。只是一群手握權力,卻缺乏基本判斷力和敬畏心的人,在無意識中,把事情一步步推向失控。
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悲劇,從來不是邪惡的勝利,而是愚蠢的橫行。尤其是當蠢人,掌握了可以影響無數人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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