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戰爭的語言總是披著勇氣與復仇榮譽的外衣。它往往借助道德與宗教的號召力,將暴力粉飾為一種必然,甚至是一種正義。
如今,這種敘事卷土重來。隨著戰火蔓延至加沙、黎巴嫩、烏克蘭和伊朗,那些用于為戰爭辯護的言辭依然冷酷而自負。這些宏大的話語,與它們所掩蓋的深重苦難之間,始終保持著冷漠的距離。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的言論便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近日,他威脅要將伊朗炸回“石器時代”,并在要求伊朗開放霍爾木茲海峽時,將伊朗人稱為“瘋子”。
事實上,以色列和美國已將不斷升級的對伊沖突,描繪成一場關乎生死存亡的善惡之戰。分析人士指出,這并非基于戰略考量或國際法的理性表達,而是十字軍東征式語言的死灰復燃。它由狂熱的意識形態所驅動,被精心包裝成一場權力秀。在特朗普的世界觀里,“強權即公理”的邏輯展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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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的政治核心圈內,這種論調顯得尤為刺耳。外界觀察到,該陣營往往通過末日啟示和《圣經》故事的宏大敘事來解讀當前的沖突。特朗普曾聲稱自己“被上帝拯救”,這類對神圣旨意與宿命的頻繁引用,借鑒了更為廣泛的福音派話語體系。這種話語體系巧妙地將政治博弈轉化為神學層面的對決。
在這種氛圍下,戰爭不再是迫不得已的悲劇,而被塑造成一種神圣的義務。這反映出軍國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政治奇觀與威權主義正在發生危險的合流。這種合流正在重新定義軍事力量的合法性,并潛移默化地將其常態化。
宗教原教旨主義并非僅僅伴隨暴力而生,它更為暴力賦予了神圣的光環。它充當了權力的完美借口,用宿命論的語言掩蓋了毀滅的本質,同時讓受害者的苦難在宏大敘事中隱形。它將霸權粉飾為美德,讓機器的運轉顯得理所當然,甚至被視為天意。
這種在加沙和烏克蘭等地為海外暴力背書的敘事邏輯,與特朗普在國內煽動對抗的言辭如出一轍。無論是針對抗議者、移民,還是政治對手,他都采取了類似的好戰姿態。
他將矛頭對準了詹姆斯·科米和萊蒂蒂亞·詹姆斯等政治對手,并吊銷了抗議以色列加沙戰爭的國際學生的簽證。對于批評者,包括他在2024年總統大選中的民主黨對手卡瑪拉·哈里斯,他更是將其貶斥為“激進的左翼瘋子”。
在這種語境下,政治報復和將對手視為死敵的做法被合理化,甚至被視為一種必然。這種極端對立的思維,正在模糊對外發動戰爭與對內實施壓制的邊界。
對伊朗戰爭的神學包裝,正與另一種令人擔憂的趨勢合流:戰爭正在蛻變為一場視覺奇觀。在特朗普治下,暴力不僅被賦予了合法性,更被精心編排、美學化并供人消費。白宮的宣傳視頻將動作電影的特效與轟炸伊朗的真實畫面剪輯在一起。這種做法將戰爭降格為一場風格化的表演,其目的僅僅是為了刺激感官、娛樂大眾,并炫耀美國的科技霸權。
在這場宏大的奇觀中,人類的苦難被刻意淡化。活生生的目標淪為屏幕上的冷冰冰的坐標,毀滅的場景呈現出電影般的質感,暴力的道德重量被徹底抽離。最終留下的,只有權力那極具蠱惑力的幻象——一場喪失了基本道德判斷的戰爭。
在這種極端狀態下,戰爭不再受制于法律、理性或民主問責機制。相反,它完全被狂熱的信仰、盲目的情緒和虛無的奇觀所驅動。
特朗普的激烈言辭為這場荒誕劇提供了完美的劇本,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危險的合流。他曾暗示,戰爭或許會在他“骨子里感覺到”的時候結束;他甚至戲謔稱轟炸伊朗“只是為了好玩”。這些言論深刻地暴露出,無知是如何堂而皇之地登上國家治理的大堂的。
伊朗戰爭帶來的人道主義災難是毀滅性的。持續的轟炸行動在伊朗全國范圍內造成了廣泛的破壞,平民傷亡人數不斷攀升。這些冰冷的死亡數字卻日益被戰爭的奇觀所掩蓋。在美國對軍事力量的狂歡中,它們淪為了微不足道的背景音。
歷史曾為類似的至暗時刻敲響過警鐘。從大屠殺到越南戰爭,從盧旺達種族滅絕到皮諾切特統治,再到伊拉克戰爭,過去的種種慘劇無一不在揭示:社會是如何通過政治宣傳、恐懼煽動以及對批判性思維的扼殺,被一步步裹挾進暴力的深淵的。
一個將殘忍視為美德、將無知當作治理之道、將暴力奉為宿命的社會,正面臨著喪失基本判斷力的巨大風險。在這種極端環境下,民主并非僅僅是受到侵蝕,而是面臨被徹底摧毀的命運。最終,它將為法西斯主義的滋生鋪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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