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間諜離中國有多遠——曼德爾森和戈爾巴喬夫

一、引言

“一個國家最危險的敵人，不是敵國的軍隊，而是那些以西方文明敘事論，出賣本國利益，推進外國利益和議程的政策間諜。”

2026年，當美以聯合打擊伊朗的戰機劃破中東天空，大西洋彼岸的倫敦唐寧街十號陷入罕見的沉默。

英國首相斯塔默頂住了來自華盛頓的巨大壓力，拒絕將英國拖入這場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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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特殊關系”由此滑向二戰后的最低谷。

很少有人注意到，這場外交疏離的背后，藏著一個關鍵的“缺席者”——英國前駐美大使彼得·曼德爾森。

在戰爭爆發前七個月，他因卷入杰弗里·愛潑斯坦丑聞而被捕，從英美外交的核心舞臺上驟然消失。

如果我們做一個反事實推演：假如曼德爾森仍在任，英國還會在這場戰爭中保持克制嗎？

答案幾乎是確定的——不會。曼德爾森不僅會鼓動英國支持美國開戰，更會用盡一切手段，將英國綁上美以的戰車。

本文將通過曼德爾森的故事，指向一個比間諜更隱蔽的政治特洛伊木馬——政策間諜。

一、英美在伊朗問題上的立場分歧：一道裂痕的由來

2026年2月，美國與以色列聯合對伊朗核設施發動代號“波斯黎明”的大規模軍事打擊。

斯塔默在議會明確表示：“英國不會參與此次軍事行動。”

這一表態激怒了特朗普。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嘲諷斯塔默“不是丘吉爾”“英國的航母是玩具”，美國國會親以議員則公開質疑英國的盟友價值。

作為反制，英國開始限制對美情報共享，并一度放緩了美軍使用英國本土基地的審批流程。一名英國高級外交官私下表態：“我們無法信任這屆美國政府。”

這場沖突的根源遠不止一次軍事行動。斯塔默政府奉行多邊主義與外交優先原則，而特朗普則高舉“美國優先”的單邊大旗。

英國工黨與美國共和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是結構性的——工黨從工會運動中誕生，主張國家干預、社會福利和多邊合作；共和黨則捍衛商業利益和傳統價值觀，信奉小政府、大市場和單邊行動。

在伊朗問題上，這種國家利益沖突和意識形態鴻溝終于演變為戰略決裂。

二、反事實假設：如果曼德爾森還在職會發生什么？

曼德爾森于2025年2月就任英國駐美大使，同年9月即因愛潑斯坦丑聞被解職，任期僅七個月。

這短暫的任期內，他是一個怎樣的大使？

答案清晰而確鑿：他是一名公開、高調且極具行動力的親以色列鷹派。

在任期間，他多次公開宣稱“英國強烈支持特朗普總統”的對伊強硬立場，甚至提出伊朗應實現“零鈾濃縮”——這一激進主張連英國外交部都未敢公開背書。

2025年5月，他在華盛頓一家智庫的演講直接激怒了伊朗，伊方警告若英國官方立場果真如此，將終止與歐洲的所有核談判。

他在內部通信中堅決反對英國承認巴勒斯坦國，警告此舉將“導致以色列吞并更多約旦河西岸土地”。

他還親自陪同首相斯塔默訪問了與自己有重大經濟利益關聯的AI公司Palantir——他持有該公司關聯游說公司24%的股份——隨后Palantir便從英國國防部獲得了2.4億英鎊的合同。

這些行為揭示了一個關鍵事實：曼德爾森不僅僅是一名執行命令的外交官，更是一名積極主動的議程塑造者。

如果他仍在任，當美以對伊朗開戰時，他會如何行動？我們可以做出如下推演——

首先，他會利用駐美大使的信息優勢，系統性過濾從華盛頓傳回倫敦的情報與評估。所有與白宮鷹派的會晤紀要，會被描繪成“美國決心已下，英國若不支持將被徹底邊緣化”的末日圖景；而歐洲盟友和美國務院內部發出的謹慎信號，則會被標注為“不了解特朗普真實想法”的次要意見。

其次，他會動員自己在美國國會和親以游說集團中的人脈，從外部對唐寧街形成包圍式施壓。讓美國國會向英國政府發出“關切”；利用《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等媒體，發表“英國動搖跨大西洋聯盟”的評論文章；私下向美方官員暗示“英國最終會支持”，誘使美方在制定軍事計劃時將英國的參與作為既定前提。

再次，他會在工黨內部拉攏親以派系，制造“不支持以色列即是背叛”的政治氛圍。作為工黨元老，他深諳黨內政治運作，完全有能力讓影子內閣中的強硬派對斯塔默的謹慎路線發起質疑。

最終，他會站在首相面前，用一種摻雜著個人忠誠與政治信念的語氣說：“首相，您任命我，正是因為您相信英美關系重要性。如今，真正的考驗來臨，您不能退縮。”

斯塔默面對的將不是一個可以隨時撤換的大使，而是一個與外部強大勢力深度綁定、并握有信息與政治杠桿的內部盟友。

因此，如果曼德爾森還在職，英國此時支持美國打伊朗概率極高。

三、曼德爾森為什么親以色列?

要理解曼德爾森為何成為這樣一個角色，必須追溯他的血緣與身份認同。

彼得·曼德爾森擁有猶太血統。他的父親喬治·曼德爾森是猶太人，他的祖父在倫敦東區創辦了一座猶太教堂，家族中流淌著清晰的猶太文化血脈。

曼德爾森曾公開表示，自己“雖然不信教，但為猶太血統感到自豪”。他的外祖父曾阻止家人移民以色列，這段代際記憶使他對以色列事務懷有遠超常人的情感投入。

英國《猶太紀事報》將他列為最具影響力的猶太裔英國人之一，印證了他在猶太社群中的公認地位。

這種身份認同，并非外部強加，而是深植于他的家族記憶與個人信念之中。

正是這種發自內心的認同，使他成為以色列情報網絡眼中近乎完美的“政策間諜”人選。

他不需要被策反，不需要被收買，也不需要被脅迫。他推動親以議程時，會發自內心地認為這是在做“正確的事”。

這種“信念驅動”模式，是任何外部操控都無法比擬的最高級形態。

四、愛潑斯坦：以色列情報網絡的關鍵節點

要理解曼德爾森如何被外部勢力深度綁定，必須理解愛潑斯坦。

杰弗里·愛潑斯坦，這位在2019年死于紐約獄中的金融家，其公開身份是富有的對沖基金經理和慈善家。

然而，隨著美國司法部分批解密其案件檔案，一個更為幽暗的身份逐漸浮出水面——他極可能是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在美國及西方精英圈中布設的關鍵節點。

FBI解密的備忘錄中，有一份證詞明確指出，愛潑斯坦的長期律師、哈佛大學教授艾倫·德肖維茨曾私下承認，愛潑斯坦“隸屬于美國及其盟國的情報機構”。

FBI線人進一步指控，“摩薩德會致電德肖維茨進行匯報”。另一份文件則記載，愛潑斯坦本人曾向一名受害女性夸耀，他為“某個外國政府”工作，該政府“與美國關系密切”——這一描述幾乎完全指向以色列。

愛潑斯坦的“蘿莉島”豪宅、私人飛機和遍布歐美的社交網絡，被前以色列情報官員阿里·本-梅納什公開指控為摩薩德的“蜜罐陷阱”。

本-梅納什聲稱，愛潑斯坦受命于摩薩德，其核心任務是通過性派對、商業利益輸送和財務把柄，對西方政要、商界領袖和皇室成員進行系統性“捕獲”與“建檔”，從而建立一個龐大的“加密資產庫”。

愛潑斯坦與以色列前總理埃胡德·巴拉克的關系尤其密切。 巴拉克多次入住愛潑斯坦的紐約豪宅，兩人的合影和通信記錄在解密文件中赫然在目。正是通過巴拉克這條線，愛潑斯坦與曼德爾森建立了超越正常外交渠道的秘密聯系。

愛潑斯坦網絡的運作邏輯，揭示了一種新型的情報滲透模式： 它不再依賴傳統的策反與接頭，而是通過一個兼具財富、人脈與多重身份的“超級中間人”，在合法社交的表象下，完成對目標人物的篩選、綁定與操控。

對于曼德爾森這樣本身就懷有強烈親以信念的精英，愛潑斯坦網絡要做的不是“策反”，而是“賦能”——提供金錢、人脈與商業機會，將已有的意識形態傾向轉化為實際的政策影響力。

曼德爾森，正是這個網絡中最具戰略價值的“捕獲物”之一。 他的猶太血統與親以信念，使他成為一個“自愿型資產”；而愛潑斯坦網絡，則為他提供了將信念轉化為行動的全部資源。

五、曼德爾森是如何暴露的?

曼德爾森的曝光，并非一次性的偶然事件，而是一場由多重力量交織驅動的政治清除。

表面上，他是美國國內黨爭的“附帶傷害”；深層里，他是英美結構性矛盾中的一枚“棄子”；根本上，他身處歷史轉折的裂縫中，背負著無法調和的多重身份，在矛盾交匯處不慎暴露。

第一層：黨爭“流彈”的表面敘事（2025年9月）

2025年9月，曼德爾森的丑聞被引爆。導火索是一本在2003年為愛潑斯坦50歲生日制作的“生日紀念冊”，其中赫然收錄著曼德爾森親手寫下的“給我最好的朋友”字樣——此時愛潑斯坦已因性犯罪被定罪五年。

這本紀念冊是誰公開的？是美國國會眾議院監督委員會的民主黨人。

他們的目標根本不是曼德爾森，而是特朗普——紀念冊中同樣包含特朗普寫給愛潑斯坦的慶生信。民主黨人要證明的是：特朗普與愛潑斯坦的私交遠超其公開承認的程度。

曼德爾森的名字，只是這場政治攻擊中的“附帶傷害”。這是事件的表層邏輯——一場由黨爭驅動的意外波及。

第二層：以色列為何無力保護他？

以色列在美國政壇擁有公認的巨大影響力，其游說集團AIPAC被稱為“國會山之王”，為何無法保護曼德爾森這枚苦心經營二十年的頂級資產？

答案在于情報工作的鐵律與外交博弈的殘酷優先級。

首先，情報資產的核心保護原則是“斷絕關聯”。一旦以色列公開或暗中施壓要求涂黑曼德爾森的名字，無異于向美國情報界自證：“這個人是我們的人。”

這不僅無法挽救曼德爾森，反而會將他從“有丑聞的政客”升級為“被外國情報機構操控的間諜”，引發不可控的英美以三方外交地震。

其次，愛潑斯坦已死，證據鏈自然斷裂。愛潑斯坦2019年死于獄中，所有能證明他與摩薩德存在指令關系的直接證據都隨之湮滅。在缺乏“活口”的情況下，以色列根本沒有必要與美國進行幕后交易，相反沉默才能保護自己的人。

當然，從外交博弈的角度看，美國不打招呼就公開曼德爾森的丑聞，確實帶有故意讓英國難堪的成分。

當美英在格陵蘭島、伊朗、貿易、烏克蘭等問題上積累了大量矛盾時，羞辱英國大使成為一種低成本的外交施壓手段。在特朗普政府的利益排序中，敲打一個“不聽話”的英國，其優先級遠高于保護一個外國政客的個人名譽。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在復雜的政治斗爭中，局勢一旦失控，沒有任何單一力量能夠完全保護每一個人。

當美國黨爭的炮火覆蓋了整個愛潑斯坦文件，當兩黨都在利用這份“政治核彈”互相攻擊，當司法部被法律強制要求公布全部檔案時，任何個人的命運都如同風暴中的一葉扁舟。

第三層：英美結構性矛盾與“美國換大使”的戰略意圖

在曼德爾森被曝光前的幾個月里，美英關系已在多個議題上積累了大量矛盾。

在伊朗核問題上，美國對伊朗核設施發動空襲前并未提前通知英國，嚴重傷害了戰略互信；美國堅持要求伊朗“零濃縮”，與歐洲立場相去甚遠。

在烏克蘭問題上，英美存在分歧，特別是對俄羅斯的施壓問題上。

在經貿領域，美國對英國加征關稅，雙方簽署的《科技繁榮協議》僅三個月后就被美方暫停履行，原因是英國在數字服務稅、農產品市場開放等問題上未做出足夠讓步。

這些結構性矛盾意味著，無論曼德爾森個人立場如何，他都不得不代表一個“不聽話”的英國。

更關鍵的是，特朗普政府對曼德爾森的敵意早在他上任前就已種下。

2018至2019年間，曼德爾森作為在野政客，曾極其尖銳地公開批評特朗普，稱其為“惡霸”、“魯莽的、對世界構成威脅的人”、“不折不扣的白人民族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這些言論被廣泛報道，并深深烙印在特朗普的記憶中。

從情報學的角度看，這段批評史恰恰是一種完美的“身份掩護”。一個曾如此激烈抨擊特朗普的人，誰會懷疑他會在特朗普面前出賣英國國家利益？

但是，曼德爾森遇到是特朗普——一個記仇的家伙。當他為當上駐美大使而公開“懺悔”、稱過去的言論“欠考慮且錯誤”時，特朗普陣營從未真正原諒他。

在特朗普的政治心理學中，忠誠是最高美德，投機是最可鄙的品質。曼德爾森的“轉向”被視為機會主義的面具。

早在2024年12月，斯塔默宣布任命時，特朗普的過渡團隊就曾明確表示反對，詢問英方為何不保留前任大使。可以說，曼德爾森還未踏上美國國土，就已被貼上了“不受歡迎者”的標簽。

因此，當愛潑斯坦文件提供了這樣一個“合規”的機會時，特朗普政府面臨一個選擇：是保護這個曾羞辱過自己、如今又代表一個“不聽話”英國的大使，還是順勢讓他出局？

答案不言而喻。

保護他的政治收益為零，而移除他的收益看似巨大——既能“糾正”一個失敗的任命，又能換個更聽話的大使，為英美關系的“重置”鋪路。

最終接替曼德爾森的，是職業外交官克里斯蒂安·特納。

因此，曼德爾森的暴露，不是因為他的間諜活動被發現，而是因為他恰好嵌入了一張由多重矛盾編織的網絡——美國的黨爭、英美的戰略分歧、個人的歷史積怨、愛潑斯坦文件的定時炸彈。

當這些力量同時匯聚時，他成了特朗普眼里需要被移除的目標。

值得注意的是，在丑聞首次爆發時，斯塔默曾公開表示對曼德爾森“完全信任”。

但隨著更多細節被披露，斯塔默發現曼德爾森在審查中隱瞞了關鍵事實，最終在9月11日將其解職——當丑聞威脅到權力穩定時，放棄一枚“棋子”便成為必然選擇。

所以曼德爾森的被曝光，是一種歷史的偶然性與必然性的交織：以色列苦心經營二十年的頂級資產，在美英結構性矛盾與美國國內黨爭的雙重力量交匯處，不慎暴露；

而動手的特朗普陣營，或許根本不知道他們摧毀的是一枚以色列的暗棋。他們只知道，這是一個可以合法移除的“絆腳石”，這就夠了。

六、英國為什么沒有提前發現他?

曼德爾森的被捕，在英國國內引發了另一重追問：這樣一個高危人物，是如何通過安全審查當上駐美大使的？

答案令人震驚：英國安全機構不僅注意到了他，而且發出了明確警告，但這些警告被政治意志強行無視了。

根據后續調查披露，曼德爾森的任命審查流程被“反常地倉促”壓縮至僅三周半——正常流程通常需要數月。審查程序被顛倒：斯塔默先公開任命，后才啟動正式的安全審查。

軍情五處（MI5）在審查中明確指出了三大風險：與愛潑斯坦的密切關系構成嚴重“脆弱性”、未剝離的商業利益沖突、與外國企業的復雜財務聯系。

然而，唐寧街十號選擇了無視。

前軍情六處（MI6）官員馬修·鄧恩將此定性為“可怕的安全錯誤”。前MI6負責人理查德·迪爾洛夫爵士則公開譴責斯塔默的“駭人聽聞的判斷力”。保守黨領袖批評這是“對國家安全考慮的公然漠視”。

與此同時，英國國內對曼德爾森可能為以色列利益服務的懷疑，已經演變為一場公開的政治風暴。

前工黨領袖杰里米·科爾賓直指存在一條“曼德爾森-斯塔默-愛潑斯坦”的利益輸送鏈條；

調查媒體Declassified UK披露了曼德爾森通過愛潑斯坦聯系以色列前總理巴拉克的郵件；

英國議會多次就此提出質詢，一份早期動議稱其行為“引發了公眾對國家安全的嚴重關切”。盡管官方調查的罪名仍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但圍繞他的爭議，已遠遠超出了個人腐敗的范疇。

七、政策間諜：比竊取情報更危險的威脅

曼德爾森的故事，迫使我們重新定義一種古老的威脅。

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間諜。 他沒有在深夜傳遞機密文件，沒有用密碼本與上線聯絡。他的行為完全合法——公開演講、外交斡旋、政策建議，這些都是大使的職責所在。

然而，正是這種“合法性”，構成了最完美的掩護。

讓我們引入另一個更著名的參照系——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

戈爾巴喬夫沒有接受過CIA的金錢，沒有執行過任何人的指令。他真誠地相信自己的“新思維”能夠拯救蘇聯。他推行公開性、民主化、放棄對東歐的控制、同意德國統一并加入北約——這一切都是他作為蘇共中央總書記的合法職權。

然而，這些決策的客觀結果，是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完全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

戈爾巴喬夫與曼德爾森，分處于不同的權力層級，卻共享著同一套行為邏輯：他們的核心驅動力不是金錢或脅迫，而是來自他國的政治意識形態—他們改變的不是一份情報的歸屬，而是一個國家乃至一個時代的方向。

這就是“政策間諜”的本質——一種以真實公職身份為掩護、以個人意識形態為引擎、以合法職務行為為手段、以改變目標國政策走向為最終目標的新型威脅。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政策間諜，正是“伐謀”層面的大殺器。

八、政策間諜影子：冷戰迄今部分案例

在英美反間諜史上，類似曼德爾森的政策間諜并非孤例。

美國國務院官員阿爾杰·希斯被認定為蘇聯間諜，涉嫌參與雅爾塔會議，影響了戰后國際秩序的構建。

美國助理財政部長哈里·德克斯特·懷特被指控為蘇聯“影響力代理人”，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中推動了對蘇聯有利的經濟安排。

更近期的案例是美國前參議員羅伯特·梅嫩德斯，他利用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的職權為埃及政府謀取利益，被法院判定為“外國代理人”。

這些案例共同揭示了一個模式：在每一個重大歷史轉折的幕后，都可能站著一些手握權柄、內心卻已歸屬于他者的決策者。他們不覺得自己在叛國，歷史也因此難以審判他們。

九、政策間諜是如何被孵化出來的？

以色列、美國、英國、俄羅斯（前蘇聯）等國，針對政策間諜的孵化鏈條可分為四個階段。

挖掘階段：比如以色列摩薩德，會利用全球猶太人社群網絡，重點監控那些公開親以且具有上升潛力的精英——尤其關注具有猶太血統、對以色列懷有天然認同感的政治人物。

曼德爾森的父系猶太血脈、祖父在倫敦東區創辦猶太教堂的家族史，以及他公開表達的猶太身份自豪感，使他成為無需策反的“天然資產”。

俄羅斯克格勃及其后繼者遵循經典的MICE法則（金錢、意識形態、脅迫、自負），尋找有財務漏洞、婚外情把柄或極度自負的目標；英美情報機構則在牛津、劍橋、常春藤等精英閉環中物色人選。

發展階段：它們會通過各種手段，包括愛潑斯坦這類“非國家行為體”中間人，完成利益輸送、把柄留存和指令傳達，使目標在不知不覺中形成“非對稱依賴”。

對于曼德爾森這樣本身已有親以信念的目標，發展的重點不是“轉化”，而是“賦能”——提供商業機會、政治人脈和戰略資源，使其能夠將信念轉化為實際的政策影響力。

目標的標志性轉變是：開始主動為贊助方的利益著想，并認為這是出于“友誼”或“共同事業”。

利用階段：不要求目標偷文件，而是通過議題設置、信息扭曲和壓力傳導，系統性地重塑目標國的決策環境。曼德爾森在任期間的每一個動作——公開演講、私下干預、商業牽線——都是這一階段的典型操作。

保護階段：依靠單線聯系、合法身份掩護和信念驅動，使代理人在面對審查時毫無懼色；一旦暴露風險過高，則啟動“熔斷機制”，甚至主動泄露部分非核心丑聞以轉移視線。

十、中國是否也存在曼德爾森式風險？

答案是確定的

在個人層面，境外間諜機構，對我國對各個關鍵領域的滲透，包括政治、經濟、傳媒、文化等各個領域，它們企圖扶持曼德爾森式政策間諜為自己所用的企圖從未停止，國家安全機關此前曾多次公布相關通告。

比如在涉及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領域

沙塔爾·沙吾提案：他曾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教育工委副書記、自治區教育廳黨組副書記、廳長、自治區基礎教育課程改革領導小組組長。

經法院審理查明，沙塔爾·沙吾提受境外敵對勢力指示，力要求在教材中編入宣揚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宗教極端等思想的內容，以達到“去中國化”的分裂國家目的。

其犯罪集團編寫的涉分裂問題教材在新疆印發近2500余萬冊，面向232萬名維吾爾族在校學生及數萬名教育工作者，使用時間長達13年之久。該案于2021年經法院審理并公開通報，沙塔爾·沙吾提于2017年落馬。

黎智英案：黎智英作為壹傳媒集團及《蘋果日報》的創辦人，于2019年4月1日至2021年6月24日，涉嫌與壹傳媒集團高層串謀，通過運作《蘋果日報》作為平臺，刊印、發布、出售、分發、展示或復制煽動刊物，請求外國或境外機構對中國及香港特區實施制裁。

2025年12月15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黎智英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及一項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成立。

以黎智英為首的反中亂港分子勾結外部勢力，是2019年香港風波的幕后黑手。

袁弓夷、何良懋等案：2025年7月25日，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公布懸紅通緝19名境外人士，包括袁弓夷、何良懋等人，他們涉嫌在境外籌組、成立或參與一個名為“香港議會”的顛覆組織，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下的“顛覆國家政權罪”。

被通緝人士包括9人組織“香港議會”選舉。此外，前香港區議員劉珈汶以香港民主委員會要員身份，在網上鼓吹香港特區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裂出去，向外國要求對中國及香港特區實施制裁。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于2025年11月表示，擬根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禁止“香港議會”及“香港民主建國聯盟”在香港運作。

這些人士被定性為“主動依附于外部勢力，甘當顛覆國家的前哨力量，是典型的政治‘代理人’”。

鄭宇欽案：臺灣高雄人，在捷克查理大學攻讀博士期間與臺灣“國家安全局”人員結識，主動為臺間諜情報機關服務。他建議臺灣軍情局在捷克成立“中歐政治經濟研究所”并擔任負責人，利用“所長”頭銜參與國際會議，搜集大陸政治、國防、科技、軍工等領域信息。

郝某案：2023年8月21日，“國家安全部”微信公眾號曾公布此案。某國家部委干部，在日本留學期間被美國中央情報局東京站人員策反，簽署參諜協議，回國后進入核心要害單位工作，向美方提供涉及中央某部敏感項目的情報，其中機密級國家秘密5項，秘密級國家秘密2項。

在組織層面，我國臺灣省的資通電軍，被證實曾接受以色列的網軍培訓——這一點由臺灣政治人物柯文哲在公開演講中證實。

除了資通電軍，臺獨民進黨還豢養了外圍“1450”的網軍部隊，在臺灣有數十家外包公司，矩陣機器人賬號規模龐大達到數百萬級，深度滲透進大陸互聯網和內容平臺。

它們不僅在兩岸議題上制造撕裂，其行動深度嵌套在美國主導的全球認知戰和信息戰體系中，推進美國全球反華意識形態敘事，議題設計覆蓋各個領域，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歷史、思想、意識形態、中國對外外交政策。

比如在伊朗問題上，它們長期配合以色列進行反伊朗宣傳，構造對伊朗的系統性虛假敘事，以影響中國民眾，懷疑本國對外戰略和意識形態，推進美以的全球戰略敘事和布局。在俄烏和中東戰爭期間，極為活躍。

這些案例與曼德爾森案的核心邏輯完全一致——通過影響或操控“人”這個關鍵要素，來實現對另一個國家政治進程和外交戰略的干預。

十一、中國對此的法律防護

中國暫時沒有一部像美國那樣專門、統一命名為“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的法律，而是“多法共管”的分散管理模式。

《反間諜法》及其實施細則明確了“間諜組織代理人”的法律定義與追懲機制。

《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對境外NGO的在華活動進行準入式管理。

2023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法》第三十八條，被學術界視為未來制定統一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的潛在上位法依據。

目前學術界的共識是：中國需要一部專門的、以強制信息披露為核心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 相關立法研究已在多個國家級智庫和高校法學院中持續推進。

加強對外國影響力和代理人的監管，已是明確的趨勢。

十二、如何甄別政策間諜?

識別政策間諜，不能沿用尋找“藏文件、發電報”的傳統反間諜思路。真正的防線不在于事后定罪，而在于事前的風險預警與制度阻斷。

第一維：意識形態的“忠誠度測試”

這是甄別政策間諜最核心也最困難的維度。關鍵不在于判斷一個人是否有外國意識形態傾向，而在于判斷這種傾向是否已經凌駕于本國利益之上。

具體觀測指標包括：在重大爭議議題上的公開表態是否系統性地偏離本國官方立場；當本國利益與某一外國利益發生沖突時，其立場選擇是否一邊倒向外國；其政策主張是否與外國的戰略議程，呈現高度的同步性與一致性。

曼德爾森的案例在這一維度上尤為典型。他的猶太血統與家族背景，使他天然懷有強烈的親以信念。

這種信念驅動的忠誠度偏差，表現為在伊朗“零濃縮”問題上的表態遠超英國外交部口徑，脫離了英國自身的國家利益，在巴以問題上對以色列無條件辯護，對特朗普伊朗政策的“強烈支持”與美國親以鷹派議程完全合拍。

戈爾巴喬夫提供另一個極端參照：他的“新思維”偏離蘇聯憲法核心原則，其政策選擇在客觀上完全符合美國戰略利益。這種系統性、方向性的偏離，是最高層級的預警信號。

第二維：私人網絡的“非制度化”追蹤

政策間諜的運作，幾乎必然依賴一個獨立于正常外交與公務渠道之外的私人影響力網絡。

需要重點審查的對象包括：“中間人”的存在與性質——曼德爾森-愛潑斯坦-巴拉克構成典型的去中心化網絡，愛潑斯坦兼具財富、人脈與多重身份，提供金錢、商業機會與社交便利的三重綁定；與特定外國人員的交往頻率與場合——曼德爾森與愛潑斯坦的百余封郵件、多次私密會面、2008年愛潑斯坦被定罪后仍持續往來，遠超正常外交禮節；是否存在無法解釋的資金往來或商業利益輸送——曼德爾森收受的7.5萬美元轉賬、其關聯公司與英國國防部的2.4億英鎊合同，都構成高危信號。

當一個人的私人網絡中異常密集地聚集了某一外國的政治、商業和情報背景人物時，無論其主觀意圖如何，客觀上已構成一個必須被監控的安全脆弱點。

第三維：決策行為的“系統性偏差”分析

政策間諜的核心目標不是竊取情報，而是改變決策。對其行為模式的甄別必須深入到決策流程內部。

需要回答的關鍵問題包括：

該人物是否在系統性地重塑決策者接收到的信息環境？

是否動用了外部網絡對本國決策層形成包圍式施壓？

是否在內部決策過程中利用其職務地位和私人關系進行私下游說或施壓？

曼德爾森在任期間不僅公開發表激進言論，還通過WhatsApp私信干預內閣成員的政策主張，陪同首相訪問Palantir后該公司即獲巨額國防合同——這種“公務-私利”的無縫銜接是決策偏差的典型表征。 這一維度的甄別需要情報機構與決策機構的協同。

第四維：安全審查流程的“異常”倒查

曼德爾森案最令人警醒的教訓之一是：安全審查制度的失效，往往不是因為沒有識別出風險，而是因為政治意志覆蓋了專業判斷。

甄別體系必須包含對審查流程本身的監控。

重點關注的異常信號包括：

審查時間是否被異常壓縮——曼德爾森的DV流程僅三周半，而正常流程需數月；

審查程序是否被顛倒——先任命后審查構成嚴重程序違規；關鍵證據是否被無視——MI5明確指出三大風險但唐寧街十號強行推進；

被審查人是否僅憑口頭否認就通過了對其高風險關系的核查。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像曼德爾森這樣具有特定血統背景和強烈意識形態傾向的人物，其風險信號往往更加隱蔽。因為他們可以真誠地相信自己的行為是出于“觀點”而非“被操控”，這使得常規的心理測試和測謊手段難以奏效。

這些異常信號本身就是風險存在的強指示器。 當一個身居要職者的任命審查呈現上述特征時，反間諜機構應將其視為最高優先級的預警事件。

綜合評估：三重坐標定位法

在實際操作中，上述四個維度可以整合為三重坐標的綜合評估框架。

第一坐標：忠誠歸屬評估——他的言行服務于誰的利益？尤其需要關注其血統、文化認同與意識形態傾向是否已構成對本國利益的潛在偏離。

第二坐標：權力來源評估——他的影響力主要來自制度授權，還是來自一個獨立于正常公務渠道之外的私人網絡？

第三坐標：決策影響評估——他是否在系統性地改變決策者看到的選項集合？是否在制造“別無選擇”的決策困境？

當一個身居要職者同時在三重坐標上亮起紅燈時，無論其主觀動機如何，他在客觀上已構成一個必須被最高層級監控的國家安全脆弱點。

十三、結語

愛潑斯坦的“蘿莉島”已成廢墟，曼德爾森已在獄中，戈爾巴喬夫也已走入歷史。

但“政策間諜”這個幽靈仍在全球政治的走廊中游蕩。

而無論早些年的香港動亂風波、在大陸互聯網上猖獗活動的臺獨1450網軍、在國安屢次通報的關鍵領域被滲透案件，都在提醒我們

——中國，同樣需要警惕曼德爾森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