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文康林
近日,西北大學副教授賈某某涉嫌抄襲事件持續發酵,學校回應稱已啟動調查。此前,八旬作家楊本芬也被指抄襲,不過“被抄襲”的作家王朔大方回應:“只言片語算不上抄襲。”這又引起對抄襲如何界定的爭議。
此前已有多位作家陷入抄襲疑云,包括一些知名作家。其實,竊書,古代早已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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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抄襲?
抄襲在古代又稱剽竊、竊書。《禮記·曲禮上》記載:“毋剿說,毋雷同。”鄭玄注釋“剿說”為“取人之說,以為己說”,剿說、雷同就是抄襲。東漢仲長統認為,天下學士有三奸,其中有一奸就是“竊他人之記,以成己說”。韓愈又將抄襲者稱為“剽賊”。明末顧炎武《日知錄》有專篇講到“竊書”,他認為漢代作家喜歡把自己的作品安在古代名人頭上,晉代以來的抄襲者則竊取他人的作品當作自己作品,明代的作品無非是盜竊抄襲前人而已。
按顧炎武的定義,抄襲就是“以他人之書而竊為己作”,或將他人的學說“隱沒名字,將為己說”。這與《現代漢語詞典》對抄襲的定義相近:照著別人的作品、作業等寫下來當作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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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書。文康林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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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抄襲公案
班固的《漢書》就被指控存在抄襲。王充與班彪、班固父子同時代,又是班彪的學生,他沒有明確指出班氏父子存在抄襲,但他認為“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楊子云錄宣帝以至哀平”,班氏《漢書》無疑受了司馬遷和揚雄的影響。如果對照同一個人在《史記》和《漢書》中的傳記,就會發現《漢書》大體上是參照《史記》書寫,只是略有增刪改動。比如對項羽外貌的描寫,《史記》為“長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漢書》為“長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憚籍”,可以說是完全照抄,略有字詞改動,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葛洪則指控班固抄襲了劉歆,“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唐代劉知幾認為班固同時抄襲了司馬遷和劉歆,南宋史學家鄭樵言辭激烈地批判了班固的抄襲行為,認為班固“全無學術,專事剽竊”。
到晉代出了一件抄襲公案,《世說新語》記載,向秀注《莊子》別具新意,可惜《秋水》《至樂》二篇還未完成就去世了,郭象得到一本向秀的《莊子注》,占為己有,補注缺失的《秋水》《至樂》二篇,又替換掉《馬蹄》一篇,其余內容幾乎原文照錄向秀的注文,僅稍改詞句,再夾雜一些自己的見解。郭象版《莊子注》大行于世,而向秀原注僅剩二百多條殘篇。根據現存條目比對,完全相同的內容有28條,詞義相近的有37條。郭象的抄襲和洗稿行為,證據確鑿,不過他的版本也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和思想體系。
《南史·徐廣傳》記載了何法盛抄襲《晉中興書》一事。郗紹在寫《晉中興書》過程中,向何法盛展示過部分內容,何法盛有意想據為己有,他對郗紹說:“你是達官顯貴,這本書也不會提升你多少聲譽,不如轉給我,我一介寒士,默默無聞,憑借這本著作還可以像袁宏、干寶一樣留名后世。”對于這種無理要求,郗紹當場拒絕了。《晉中興書》成書后,何法盛再去郗紹家,趁郗紹不在,把書偷走當作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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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的藝術
古人早就感嘆過“文章大都相抄襲”,俗語也有“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會抄不會抄”,抄得巧妙還可以打著化用、用典、集句、隱括的名義“洗白”,這些都被視為“修辭手段”,不再是抄襲。
如屈原《九歌》中的名句“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在《艷歌何嘗行》里被化用為“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艷歌何嘗行》中的“五里一返顧,六里一徘徊”,又被《孔雀東南飛》簡化為“五里一徘徊”。
王勃《滕王閣序》中“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偷語于庾信《馬射賦》的“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李嘉佑有五言詩句“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王維取用為七言“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只添加了“漠漠”“陰陰”四字,被后世稱贊不已。
唐代吳融《途中見杏花》一詩中有“一枝紅杏出墻頭,墻外行人正獨愁”,陸游《馬上作》抄成了“楊柳不遮春色斷,一枝紅杏出墻頭”,又被葉紹翁《游園不值》抄走,從此大家只記得他那一句“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
王安石《招葉致遠》:“山桃野杏兩三栽,嫩蕊商量細細開。最是一年春好處,明朝有意抱琴來。”全詩四句分別取自雍陶《過舊宅看花》、杜甫《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其七》、韓愈《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及李白《山中與幽人對酌》的詩句,“集句”拼湊成的一首詩,卻被夸贊“似不著力而天然成章”。
詩改為詞稱為隱括,蘇軾是首創者。比如杜牧《九日齊山登高》原詩56字,蘇軾改成《定風波·重陽》詞取走52字。白居易《寒食野望吟》原詩56字,蘇軾同樣取走52字,只改了4字。當然蘇軾一般會在序中說明取自誰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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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然提出“三偷”
唐代僧人皎然《詩式》中講寫詩存在三種雷同,語同、意同、勢同,猶如偷竊。部分字句完全雷同屬于偷語,“偷語最為鈍賊”,上面一眼就能看出雷同的詩句都屬于這類。
偷意就是借用他人創作的意境,或與他人的表達語意近似。沈佺期《酬蘇員外味道夏晚寓直省中見贈》“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也偷意于柳惲《從武帝登景陽樓詩》“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
更難以識別的是偷勢,如蘇軾《贈劉景文》“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就是偷勢于韓愈《早春》“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王昌齡《獨游》“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雁”偷勢于嵇康《送秀才入軍》“目送歸鴻,手揮五弦”。
在今人看來,整本書、整章整節照抄這類“鈍賊”行為容易判定。改頭換面的偷意行為已很難認定抄襲,更別說偷勢。借用魯迅先生《孔乙己》中的話說,“竊書不能算偷……讀書人的事,能算偷么?”但在皎然看來,這些都是“偷”。
把別人的創作成果“拿來”當作自己的,還不注明出處,這毫無疑問就是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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