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燕：甲午戰爭視域下的東亞近代電報通信

2026年3月19日，日本大學理工學部郭海燕教授應邀在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作題為“從境內到域外：中國近代化與宗藩體系視域下的電報通信”的學術演講。郭教授于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取得博士學位，長期致力于近代東亞歷史相關領域研究，聚焦日本近代史、近代東亞電報通信史、19世紀中日韓關系史及甲午戰爭史，以跨地域、跨學科視角，深入挖掘近代東亞各國在政治、外交、軍事通信等層面的互動，尤其注重通過關鍵歷史事件和制度演變還原近代東亞國際秩序的形成與變遷。郭教授也是復旦大學外語系1986屆本科畢業生，此次重返母校開展講座，為師生聽眾帶來了她最新的研究成果與學術思考。

這次活動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戴海斌教授擔任主持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孫青教授為與談人。本文為講座紀要稿，末附現場提問及交流內容的整理稿。

講座現場照片

講座現場照片

一、從境內到域外：中國近代化與宗藩體系視域下的電報通信

（一）甲午戰前朝鮮半島的電報通信

郭教授的研究方向是東亞政治外交關系，她自碩士階段起持續關注甲午戰爭，也始終有一個問題意識：甲午戰爭圍繞朝鮮問題展開，何以最終導向了臺灣的割讓？在這一長期疑問的推動下，她逐漸把研究視野轉向電報通信，希望借由電報網絡這一基礎設施，重新理解甲午戰爭前后的東亞政治與軍事格局。

在郭教授看來，電報通信看似只是技術問題，實際上卻是政治、外交、軍事與財政問題的交匯點。她指出，美國人莫爾斯于1837年前后研制電報，至1844年建成實用電報線路。到了1880年代，世界電報通信網已經形成，但朝鮮半島仍然是世界電報通信網中的一塊“空白區”。不管是陸路電線還是海底電線，都沒有在朝鮮半島上登陸。從東亞政治格局來看，朝鮮時屬中國宗藩體系下一個重要屬國，而日本卻又極力否認中國的宗藩體系，力圖在朝鮮推行近代條約體制。在此背景下，電報系統的鋪設與東亞的外交、政治、軍事、經濟關系密切相關。正因如此，從1882年至1894年，誰來架設電報線、誰來掌握電報的使用權與管理權，迅速上升為中日兩國在朝鮮展開競爭的關鍵議題。就朝鮮的國際地位而言，朝鮮在當時是傳統宗藩體制與近代條約體制的交匯點。

研究情況介紹

郭海燕教授介紹了甲午戰前中日兩國在朝鮮鋪設的電報情況。19世紀的電報通信基本上都使用有線電報。而有線電報又分兩種：一種是陸路電報線，史料中通常稱為“旱線”；另一種是海底電報線，史料中稱為“海線”。郭老師指出，1883年日本與朝鮮簽訂《日朝海底電信線設置議定書》，并建成由日本九州經對馬至釜山的海底電報線，即釜長線。這是第一條連接日本本土與朝鮮半島的電報線路，也正是這一舉動，強烈刺激了李鴻章等清政府官員的神經。在他們看來，日本已經率先侵入朝鮮，掌控電信權，如果中國不盡快行動，朝鮮與中國之間的通信主導權就將落入日本之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清政府開始積極謀劃建設“天津—旅順—朝鮮”方向的電報線路。此后，清政府與朝鮮簽訂了一系列電報條約（章程），并逐步建成覆蓋朝鮮半島主要節點的陸路電報線。19世紀80至90年代，清政府先后推動建成義州線、京仁線、京釜線、元山線等線路，實現了“中國—朝鮮”電報通信一體化。借助這些線路，中朝傳統宗藩關系在信息傳遞層面進入了一個全新階段。到甲午戰爭前，清政府實際上已經在朝鮮建成了一個相當完整的屬國電報通信網。

甲午前后朝鮮半島的電報通信

（二）中國電報事業的域外擴展與中朝兩國的近代化

以此為切入點，郭老師提出了她本次講座最重要的觀點之一：晚清中國近代化不僅有向西方學習的一面，也有將自身近代化經驗向域外移植的一面。她指出，學界過去討論中國近代化，往往聚焦于洋務運動等歷史事件，并把重點放在中國本土工業建設與制度改革等問題上，卻相對忽視了中國把已經積累起來的近代化經驗移植到朝鮮這一事實。而郭老師針對于中國近代化與宗藩體系視域下的電報事業的研究，正是希望彌補這一研究空白。

19世紀80至90年代，清政府為了擺脫邊疆危機、強固中朝宗藩關系，積極在朝鮮舉辦電報事業，進行了一場中國近代化經驗“走出去”的“非典型性”嘗試。 之所以具有“非典型性”，是因為該嘗試建立在宗藩體制與近代條約體制并存的特殊格局之上，并不是現代意義上平等國家間的技術輸出。郭老師強調，朝鮮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海外”，而是晚清中國的重要屬國。正是在這一前提下，中國在朝鮮推進電報事業，既是中國近代化嘗試在器物層面上的延伸，也是傳統東亞宗藩體系的一次現代轉向。

講座中，郭老師反復提到“中國經驗”這一關鍵詞。她認為，中國在國內發展電報事業時，經歷了從最初拒斥，到逐漸認識，再到最后接受的過程。正因為有了這一段自身摸索，清政府后來在朝鮮推進電報建設時，反而表現得更堅決、更主動。在維權層面，中國早年曾因不熟悉規則，在與外國電報公司打交道時遭受權益侵蝕；到了朝鮮，這些經驗便轉化為了更明確的主權意識與更精細的條約設計。在電報“輸出”的過程中，技術是根本，維權是核心，資金是代價。

如果說清政府的行動體現了“輸出經驗”的一面，那么朝鮮方面則并非完全被動。郭老師在講座中指出，朝鮮改革開化派事實上通過宣傳自主架設電報通信，來伸張獨立自主。朝鮮國內并非沒有近代化意愿，相反，它也在主動尋找自身的近代轉型道路。1881年赴日考察的“紳士游覽團”已經對日本的電報技術、電線架設、機器使用等有了較系統認識；1882年前后，朝鮮還派遣了“軍工留學生”到天津機器局學習近代軍工與電報相關知識。朝鮮本身的近代化志向，是這種“域外移植”能夠推行的重要前提。

在這套“海外移植”體系中，人才培養占據著關鍵位置。郭老師將這一策略概括為四個字：“來學往教”。所謂“來學”，就是讓朝鮮留學生到中國來學習近代軍工與電報技術；所謂“往教”，則是在朝鮮本地派出教員和技術人員繼續指導。她指出，中國并不只是單純把設備和線路搬過去，而是連帶著把技術人員培養體系、管理經驗和制度安排一起移植過去。從這個意義上看，人才培養是中國近代化經驗域外移植得以真正落地的關鍵環節。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套域外電報事業并不是以經濟盈利為主要目標。在這一時期，誰掌握了快捷的通信手段，誰就在軍事上占據主動；而軍事上的主動，又會進一步轉化為政治和外交上的主動。郭老師特別強調，朝鮮電報事業“政治利益大于經濟利益”。雖然中國方面出錢、出資、出人力、出技術，但在財政上幾乎一直是賠本買賣。由于朝鮮商報有限、線路未充分接入國際商業電報網絡，加之中朝官員因公務用電往往免費，線路長期處于“有戰略價值、無經濟回報”的狀態。為了維持其運轉，李鴻章不得不持續挪撥其他資金。域外電報事業既是一項近代化工程，也是一項高成本的國家戰略工程。

（三）小結

通過這個研究，郭老師對中國近代化的器物層面予以再思考，為我們總結四點認識：

第一，電報域外移植事業，是中國近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清政府維護東亞宗藩體制的重要手段。

第二，電報域外移植事業，充分借鑒了“中國經驗”，如管理模式，維權意識，技術與資金等等。

第三，整個過程中，技術是根本，維權是核心，資金是代價，培養人才是關鍵；方式上“來學往教”，強調的是中朝共同命運，目標是加強防御能力抵御外來入侵。

第四，中國式近代化的域外移植，是中朝兩國通力合作的結果。

郭老師也指出，這一體系在甲午戰爭爆發后遭遇了根本性轉折。甲午戰爭前，清政府通過電報通信強化中朝聯系，以達“保藩固邊”之目標；但戰爭爆發后，這套通信網絡的使用權、管理權和戰略功能卻逐漸轉移到日本手中。換句話說，線路還在，意義卻已經改變：它從中國維護宗藩秩序的工具，變成了日本向朝鮮乃至中國大陸侵略的工具。

二、近代東亞通信視域下的甲午戰爭與臺灣

在講座的第二部分，郭老師向我們分享了她近期所開展的研究課題，即“近代東亞通信視域下的甲午戰爭與臺灣”。此研究重點探討1895年1月至1897年，日本在侵略和殖民統治臺灣的過程中，如何借助軍事手段，構建日臺電報通信網，并在還原史實的基礎上，反思其長遠影響。由此揭示出近代通信技術實際為日本對臺灣實行軍事侵略、殖民統治的重要憑借。

（一）先行研究及前言

該課題已有豐富的先行研究，如松浦章、下鳳奎繹所著《清代臺灣海運発展史》（2001年），松浦章所著《臺灣における海底通信線の創始》（2005年），林於威所著《閩臺海底電線與中日交涉之研究1895-1904》）（2010年），貴志俊彥所著《植民地の日本?臺灣間における海底電信線の回収?敷設?所有権の移転》（2011年），及有山輝雄所著《情報覇権と帝國日本》Ⅲ（2016年）。郭老師肯定了前輩學者，于“清政府在臺灣省的電報建設”“日本統治臺灣時期的電報建設”及“中日圍繞閩臺線歸屬權之交涉”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但郭老師指出此主題仍有很多研究空白，如甲午戰爭時期，中日圍繞閩臺海底電報線歸屬權、使用權的交涉過程有待還原，及日本建設日臺海底電報線與日本奪取臺灣電報自主權之關系也有待進一步地討論。

甲午戰前，清政府已在臺灣與大陸之間，修建了兩條主要的海底電纜線，以用于官方軍事通訊，即“閩臺線”與“馬公線”（“臺南安平-澎湖媽宮線”）。“閩臺線”全長117海里，為中國第一條自營海底電報線，該線由福州川山島出發，登陸后，連接臺灣本島淡水線。“馬公線”全長53海里，該線從臺南安平出發，于澎湖島登陸后，通過陸路電報線連接位于島上中心的馬公城。甲午戰爭時期，中日兩國的軍事爭奪與談判交涉，即圍繞著此兩條關鍵的通訊線路展開。

從時間進程來看，日本對臺灣的通信戰略大體經歷三個階段，一為《馬關條約》簽署前，此時日本通過澎湖登陸取得占領臺灣的通信主動權；二為《馬關條約》簽署后、接收程序尚未完成之際，日本軍隊登陸臺灣本島，掌控島內主要電報通信設施，并根據軍事行動之需，新建軍需電報線路；三為完全占領之后，日本將戰時軍事通信體系加以擴展與整合，使之制度化并納入日本對外侵略通信網絡之中，形成“島鏈式”電報通訊網絡。在其后的講座中，郭老師分別對此三個階段進行了詳細闡釋。

（二）澎湖登陸與取得通信主動權

日本長期覬覦臺灣，1887年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小川又次少將起草《清國征討策》，明確提出通過對中國發動戰爭，將臺灣納入日本版圖的構想。此標志著日本侵略臺灣由一般戰略設想轉為具體的軍事企劃。甲午戰爭則將既有計劃付諸行動。1895年初，隨著甲午戰爭戰局的推進，日本開始將戰場由北方向南方擴展。澎湖成為南方戰場的首要目標。從軍事部署的順序與實際控制的重點來看，澎湖登陸不僅是擴展了戰場空間，更使日本在通信戰略上形成先手優勢。通過控制“馬公線”及相關電報線路，日軍在確保登島部隊通信暢通的同時，實質性地切斷了澎湖與臺灣本島之間原有的電報聯系，削弱了清政府對臺灣的通信調度能力。此次軍事行動發生在《馬關條約》和談期間，具有明確的戰略先行性。簽約前，日本已在澎湖取得通信控制權，并以馬公為樞紐建立前進通信據點，為后續進攻臺灣本島奠定基礎。在法律程序尚未完成之際，通信控制已先行展開，可謂尚未得臺，已通其線。

（三）日本殖民初期的通信新線建設與課題

登陸臺灣島之后，日本為鎮壓中國軍民的抵抗行動、確保殖民統治安定，亟需保障入臺部隊間，特別是入臺部隊與日本本土間的電報通信聯系。確保通信順暢，成為了日本殖民侵略臺灣軍事戰略中的緊要課題。無論服務于政治、軍事還是經濟，“帝國的工具”——日臺電報通信必不可缺。首先，入臺部隊之間的通信聯系問題，依靠登陸臺灣島的日軍獨立野戰電信隊隨軍架設野戰線，順利得到解決。野戰電信隊利用基隆等地既有電報線，并隨軍行動不斷架設軍線，為入臺日軍提供通信保障，使得臺灣島內電報通信網逐步建立、健全。但是，臺灣與本土之間的通信聯系卻存在隱患。甲午戰爭期間，日本本土與臺灣之間的通信主要依賴兩條路徑：其一為“電報+郵船”模式，即通過鹿兒島與基隆之間的郵船運輸，再接通鹿兒島至東京的電報線路，實現臺灣與日本本土的間接通信；其二則是借助淡水—福州之間的海底電報線，再通過福州—上海—長崎的電報線路傳遞情報。這兩種通信方式均存在一定局限。“電報+郵船”路徑，信息傳遞速度慢，有貽誤戰機之風險。福州—上海—長崎線路，則需經由他國的電信設施，存在軍事機密外泄等安全風險。

（四）日占時期“島鏈式通信體系”的構建

完全占領臺灣之后，日本將戰時軍事通信體系加以擴展與整合，使之制度化，并納入日本對外侵略通信網絡之中。1895年5月10日，陸軍大臣樺山資紀出任第一任臺灣總督。5月12日，為解決本土與臺灣的通信問題，樺山向伊藤博文提交稟文，并提出三項舉措：其一為利用既有的淡水—川石山海底電報線，其二為新設日本本土與臺灣之間的海底電報線，其三為在各地修建燈塔，以提高日臺之間的航路安全，保障郵船和其他船只航路的暢通。他強調，臺灣海底電報線中，有三條極為重要，即既有的高雄—澎湖島線、淡水—福州線，以及經過九州與沖繩直至基隆的新設電報線。樺山建議對三條電報線采取不同政策，以完善日本本土與臺灣島之間的通信體系。

樺山資紀

日本高度重視日臺海底電報鋪設，并于1895年6月24日，在陸軍省內緊急設置了“臨時臺灣電信建設部”，專門負責管理“臺灣交通所需的電信建設工程”， 以完善通信制度體系，加速“島鏈式”電報通信系統的建設。日本希望通過自主自立鋪設長距離海底電線，避免依靠他國海底電報線和電報局傳遞情報，保證日本本土與殖民地臺灣之間的通信設施安全可靠。1897年，日臺海底電報線路中的四條本線（大隈島—大島、大島—沖繩、沖繩—石垣、石垣—臺灣）及三條支線（種子島—屋久島、德島—沖永良島部、石垣島—西表島）全面搭建完成。鋪設海底電報線的同時，日本還于電報登陸沿線建設了16 處通信所。1897年7月26日，即建成十天之后，自日本本土鹿兒島出發，至沖繩，終到基隆的海底電報線開始收發電報。最初，該線受陸軍省“臨時臺灣電信建設部”的管轄，僅服務于軍事。自1897年8月31日起，該電報線開始用于民事與商業。

海底電線登陸室遺址：位于石垣市屋良部半島南部近海平地的近代遺跡，當地俗稱“電信屋”

（五）小結

甲午戰爭期間，日本有序構筑、鋪設了日臺電報通信網，逐步建成“島鏈式通信體系”。《馬關條約》簽署前，日軍即搶先登陸澎湖，占領連接澎湖與臺灣本島的通信設施，削弱了清政府對臺灣通信的調度能力。條約簽署后，臺灣割讓手續尚未辦結，日軍已登陸臺灣本島，控制島內核心通信樞紐，同步配合軍事行動搭建軍用電報線路，并著手實施本土至臺灣的海底電報線路鋪設工程。整個通信布局中，日本以“臨時臺灣電信建設部”為核心執行機構，依靠軍部、大藏省及逓信省的資金支持與技術保障，采取“利用既有電報線路”、“新建軍用專屬線路”以及“收購中國閩臺線路”的組合式通信策略，自1895年2月至1897年底，逐步建成日本本土—琉球—臺灣連貫銜接的“島鏈式”通信體系。從影響上來看，該通信體系的形成，初期為日本侵略臺灣的軍事行動提供了通信保障；隨著軍事侵略的結束，軍用通信線路逐步轉向民用，成為日本早期殖民統治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推動了日本“內地”與臺灣“外地”在空間與治理上的統合。

在講座最后，郭老師總結了該研究的學術貢獻，并對該課題提出了進一步的研究展望。郭老師指出，本課題通過研究日本海外通信基地的構建，從軍事戰略通信網的視角，對甲午戰爭進行了再研究，并復原了甲午戰爭前后日本構筑日臺電報通信網的全貌，充實了甲午戰爭與日臺電報通信網的研究。就課題展望而言，郭老師提出，可進一步研究“本島—琉球—臺灣島鏈式電報通信網”體系向東南亞的擴張，并思考該通信體系對太平洋戰爭的影響。也可從個案出發，探索臺灣居民在反抗日本殖民統治時，對于日軍電報通信網的破壞，并從個案考察該電報體系于軍用及軍民兼用時期的實際運行情況。

作者在石垣市“電信屋”遺址留影

三、與談記錄

（一）與談人孫青教授發言

孫青教授強調，郭海燕教授的研究價值，不只在于提供了一個“電報通信”的專題個案，更重要的是，她把這個看似小眾的議題放回到了東北亞近代化與帝國擴張的整體歷史坐標中去觀察。換言之，電報通信不再只是器物史或專門史，而成為重新理解19世紀末東亞變局的一把鑰匙。

她特別指出，做歷史研究有兩個層面：一是找到扎實的經驗個案，二是把這種點狀研究放到一個合適的時間軸、空間軸和歷史坐標中去理解。郭海燕教授的研究之所以具有啟發性，就在于她不僅以器物史的視角，關注朝鮮電報線，更把它放在宗藩體制、帝國競爭、甲午戰爭和日本殖民擴張的帝國政治背景下加以說明。

孫青老師還提出了一個重要判斷：1882年壬午兵變、1894—1895年甲午戰爭、1904—1905年日俄戰爭，不僅是東北亞電信秩序發生重大變化的節點，同時也是帝國競爭的關鍵節點。也就是說，通信網絡的變化和帝國擴張幾乎是同步展開的。

在理論層面，她強調電報是建構現代國家與實現帝國擴張的基礎設施。現代國家要提高財政汲取、軍事動員和行政控制能力，必須依賴交通與通信，而電報正是其中極其關鍵的一環。因此，郭海燕老師關于日本本土—琉球—臺灣“島鏈式通信體系”的討論，不能只放在“殖民地臺灣”或單一“中日關系”框架下理解，而應視為日本帝國構建的一部分。

孫青老師另一個重要的提醒，是電報這個對象兼具“權”和“利”兩面：它既與國家主權、軍事防務高度相關，又是一種商業化的跨國基礎設施。由此，在政治層面牽涉架設權、收費權、使用權和在經濟層面牽涉企業利益。因此，研究電報不能單從國家史或軍事史來講，也不能只從商業史講，而要同時看到它在國家權力與企業利益之間的復雜性。

最后，孫青老師提出了幾個進一步值得展開的問題：第一，如何處理“利”與“權”的關系；第二，漢字密碼與東亞漢字圈變化之間的關系；第三，“來學往教”究竟是知識交流還是知識環流；第四，明治日本內部為什么將電信制度更多歸陸軍系統而非海軍系統。

現場照片

（二）報告人郭海燕教授回應

郭海燕老師首先表示，孫青老師的評議對她觸動非常大，尤其是從“共同體模式”和“帝國模式”來重新理解她的研究，使她意識到自己的個案研究還可以放進更大的歷史框架中去推進。

針對“利權”問題，郭海燕老師明確表示：就甲午戰前這一時段而言，清政府尤其是李鴻章首先重視的還是“權”而不是“利”。這里的“權”不是個人權利，而是中國在中朝宗藩體制和東亞國際關系中的主導權、控制權與發言權。她認為，電報通信恰恰構成了這種“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這個時期應當理解為“權大于利”。

關于漢字密碼問題，郭海燕老師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繼續深做的方向。她確認中朝電報通信確實使用漢字報碼體系，而且甲午戰爭時期中日之間之所以能夠破譯對方部分電報，也與這種共享的漢字報碼體系有關。她還特別指出，朝鮮的電報知識來源并不是單一的，而是同時受到中國和日本影響：一方面，中國把技術、制度和密碼體系帶入朝鮮；另一方面，日本也向朝鮮考察者提供了大量有關電報的資料。因此，朝鮮如何吸收和處理這兩套知識來源，是一個尚待深入研究的問題。

關于“來學往教”與知識環流問題，郭海燕老師的看法是：朝鮮更像是一個知識匯聚點，而不太像一個進一步向外輻射的中繼點。她覺得，中國與日本傳入朝鮮的知識似乎都在朝鮮這里“停住”了，沒有明顯再反饋回中國或日本，這也是她目前仍在思考、尚未完全解決的問題。

關于陸海軍與電信制度的關系，她回應說，至少在甲午戰爭前后，日本的遞信和電報通信制度總體上更從屬于陸軍體系，而不是海軍體系。雖然島嶼登陸和跨海運輸當然需要海軍配合，但制度歸屬和權力結構基本仍偏向陸軍，到了日俄戰爭時期海軍地位才逐漸上升。

此外，郭海燕老師也接受了孫青老師關于“帝國圈”“情報圈”“經濟圈”“文化圈”的提示，并指出這些“圈”很多時候是研究者今天使用的分析框架，未必就是歷史現場本身的框架。因此，做研究時既要有框架，也要盡量回到歷史現場，保持一種較為樸素的觀察。

活動現場照片

四、現場提問

復旦大學日本留學生佐藤良圣在提問環節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朝鮮人對中國近代化經驗移植的反應是什么；第二，朝鮮經驗有沒有反過來反饋給中國，影響中國自身的做法。

清、朝之間圍繞電報問題的互動

郭海燕老師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朝鮮總體上是接受的，而且這種接受建立在“自強自立”的近代化態度之上。她指出，李鴻章向朝鮮輸出經驗的前提非常明確，就是要求朝鮮自己先有自立意識，而不是完全依賴大清。朝鮮在開國以后，本身就邁入了近代化進程，而軍事技術和通信技術又是最直接，最必要性的部分，所以朝鮮上層特別是國王、改革開化派等，總體上對電報通信持歡迎態度。

她同時也指出，技術移植在朝鮮并非沒有阻力。朝鮮民眾的反應與中國民眾很相似，會把電報看成怪物，擔心它會破壞風水、破壞景觀。而在財政層面，朝鮮又是一個很貧弱的國家，經費拮據，所以“想辦”的愿望與“辦不起”的困境往往同時存在。中日兩國都在勸朝鮮接受電報，只不過中國更強調共同抗敵和政治安全，日本則更強調電報帶來的財政收益。事實上，爭取在地域政治軍事和與中國實力較量上爭取主動，是日本在朝鮮電報通信戰略的根本目的。

郭海燕老師進一步指出，朝鮮的改革開化派十分強調電報架設工作與“國家自主”口號的緊密關系。前幾條電報線一建成，朝鮮內部便有人主張“我們自己也有經驗了，可以自主來辦”，甚至提出朝鮮官紳和社會力量可以自主出資架設電報線。電報通信置于朝鮮不僅是技術工具，也觸及到了“自主”和“自強”等政治核心問題。

對于第二個問題，郭海燕老師的回答是：有反饋，但主要是對具體操作進行修正，且不一定立刻形成一套明確的制度回流。舉例說，中國最初想按洋務運動二十年間的訓練強度來培養朝鮮留學生，但真正操作后才發現，朝鮮學生的語言基礎、年齡結構、學習適應能力都與中國學生的情況不同，所以原本想“照搬”的東西并不能完全復制。正是在朝鮮具體經營的過程中，中國方面才不斷得到信息反饋，意識到自身經驗的邊界，也積極在實踐中調整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