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一談文學作品的語言

文學作品的語言比較特殊，不同于人們平常說的大白話，總是顯得文縐縐的。即便有的文學作品語言明白如話，也并不是人們說的大白話，而是經過作家刻意加工的。

有的文學作品流傳上千年，本身就沒有好好說話。不管是古代的詩詞，還是散文，都沒有好好說話。文人士大夫有知識，有文化，可以寫詩作文。當然不能用大白話來寫，而是要依照文體格式來寫，依照文體語言來寫。詩詞本身就沒有好好說話，有一定的格式和韻律要求。無論寫詩還是作詞，都需要作者符合這樣的要求，不然就會寫成散文。古代書生寫詩作文，一定要按照文體要求來。他們從小就學習知識和文化，尤其要學習詩詞和散文的寫法。他們不僅會閱讀大量的詩詞和散文，而且會仿照這樣的文章來寫。學習的時候，他們會搖頭晃腦地讀，認為“讀書百遍，其義自見”，“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讀書多了，自然就會寫作了，而這種寫作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尤其是在語言方面，總是會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讀者會不自覺地模仿作者的文筆，模仿作者的語言風格，模仿多了，就形成了內在的語言結構，也就形成了自己的語言邏輯，和作者的結構有很多的不同，甚至有所創新。古人很重視詩詞文章，認為這些東西是家國大事，是可以興邦的，而平時說的大白話只是街談巷語，并不足以寫入文章。官員要給皇帝提意見，就可以寫成奏章，而奏章又成為一種特定的文體格式，必須要用文縐縐的語言，用了大白話，就是對皇帝的不尊敬，叫做欺君之罪。

古代的書生要按照一定的格式來寫詩作文，一旦寫起來，就要用文縐縐的語言。詩詞本身就沒讓人好好說話，即便有的詩寫的像打油詩，明白如話，也是經過作者加工的，并不是人們平時說話的語言。也就是說，寫作的語言和人們平時的口語是不一樣的，是書面語的表達形式。倘若把書面語弄得和口語差不多，讓人一看就懂，當然是好的，有利于文章的流行，但這樣的語言并不是口語。不管是李白的“床前明月光”，還是白居易的“離離原上草”，都淺顯易懂，有點口語化的意思，但完全不是口語。李白是天才型的詩人，寫詩講究靈感，總是喝醉了酒作詩，寫出來就可以發表了。他的詩有很多口語化的東西，但并不能等同于口語。他寫《贈汪倫》：“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似乎是口語，但細品之下，又不是口語。他寫：“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無論是韻律還是內容，都不能等同于口語，但寫得平淡自然，仿佛天籟。或者說這種詩句就是天才型詩人寫的，是捕捉靈感的一剎那形成的詩句。讀者一讀就覺得朗朗上口，覺得理解了意思，感覺這樣的詩明白如話，但這樣的詩并不是正常的語言，而是詩的語言，甚至有很大的跳躍性。陶淵明寫詩：“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尤其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寫得平淡自然，就像口語一樣，但完全不是口語，因為口語入詩，會很俗氣。當然并不是說口語完全不能入詩，而是詩人采用一定的口語入詩，往往起到通俗易懂的效果，也能直指人心，前提是用得好，而不是用得泛濫。

古人寫散文，更講究文氣，要做到文氣沛然，而不能有任何滯礙。無論是韓愈的散文，還是柳宗元的散文，無論是歐陽修的散文，還是蘇軾的散文，都中規中矩，有時候能出現一點天才的意思，但并不能肆意妄為，不能隨便亂寫。因為他們寫出來之后要發表，要很多人看到，一旦被人挑刺兒，就很可能因此而下獄。韓愈因為一篇《諫迎佛骨表》被貶官，蘇軾因為“烏臺詩案”被治罪，說明他們寫的詩文總是被人審核，要被人挑刺兒。其實自秦代開始，就有了書報審查制度，一直到現在都有。文人士大夫寫詩作文，總是要歌功頌德，要寫個人的小情緒，要寫個人對周圍事物的感受，但并不敢放開筆觸亂寫。尤其要懂得當朝的意識形態，或者說懂得皇帝宣傳什么，不然就犯了忤逆之罪，甚至被治罪。他們用的語言一般具有一定的個性，雖然剛開始學寫作的時候，語言不成熟，甚至總是顛三倒四，邏輯也不清楚，但隨著寫作的深入，他們的語言會逐漸成熟起來，會吸收前人語言的優點，進而豐富自己，形成獨特的語言邏輯。有人寫詩作文中規中矩，沒有太多的發揮，讓人挑不出毛病，但又沒有提出什么新鮮的觀點。有人寫詩作文如大江大河，滔滔滾滾，泥沙俱下。韓愈寫詩作文，講究奇絕，講究文以載道；蘇軾寫詩作文，如大江大河，一瀉千里。

不管是中規中矩寫詩作文的，還是天才型的作者逞才使氣的，都會有效組織語言，讓語言變得和讀者親近，同時造成一種疏離感。就像布萊希特說的舞臺間離感一樣，作家的語言應該和讀者保持一定的距離，在讀者閱讀的過程中，逐漸適應這樣的語言，逐漸學習這樣的語言。倘若作者使用的語言和讀者的語言完全一致，那么讀者就沒必要看了。因為讀者也能用這樣的語言來寫作，沒必要看作家的作品。作家的語言一般比較高級，或者說經過作家錘煉，無論寫詩作詞，還是寫文章，都有特定的結構特色，而不是胡亂一寫就算完事。凡是粗通文墨的人都會寫作，只不過水平有高有低。有人還處在中學生水平，有人處在大學生水平，有人處在寫手水平，有人處在專業作家的水平。不管什么樣的水平，只要寫作，就會用文縐縐的語言，不會完全用口語。雖然寫作的過程中會插入一些口語，但寫作的語言并不等于口語。趙樹理的小說和老舍的小說有口語化傾向，讓人看著通俗易懂，實際上也不完全等同于口語，里面有一些文縐縐的成分，而且他們都是編寫故事的高手，敘事學算是玩明白了。作家不同，寫出來的語言也不同，作品當然會展現不同的特色。倘若讀者要學習作家的語言，就要多讀文學作品，多讀幾個作家的作品，喜歡哪個作家，就模仿哪個作家，而且不要模仿一個。

只要讀者長期模仿幾個作家的語言，長期寫下去，就會有所創新，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學語言，也就可以寫成文學作品了。文學作品的語言就是這樣，看似通俗易懂，或者看似高深莫測，不太懂，但總是能夠符合讀者的需求，也總是委婉敘事，巧妙地剖析事理，讓讀者領悟到真相。要想搞文學創作，就一定要用文學的語言，當然可以插入口語，但一定要形成自己獨特的語言結構，形成自己的語言特色，還要有發現真理和啟迪人的作用。不然只是流于文字炫技，怎么說都不是優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