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一九八〇年代，與我們這代學人

葛兆光與陰法魯先生在頤和園

從一九八四年研究生畢業算起，我離開北大已經三十五年了。三十五年里，北大發生了太多變化，很多新的建筑我都沒見過，很多過去的老師也離我們而去，雖然未名湖、博雅塔，還有華表還在，可我覺得北大對我來說，已經有點兒陌生了。不過，我心底里一直記得的，是過去我讀書時代的那個北大，在我的心里它烙下太深的痕跡。它帶給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啟示是，作為一個北大畢業的人——重要的話再說一遍——你必須做有學術的思想，也必須做有思想的學術，也就是說你要把專業的和學院的研究，和你對社會的關懷連在一起。

作者｜葛兆光

來源｜《到后臺看歷史卸妝》，葛兆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11版

四十一年前，一九七八年八月底一個夜晚，我從貴州一個縣城坐了兩天兩夜的火車來到北京，在北京站被校車糊里糊涂地拉到北大，住進32樓304。兩天兩夜沒睡，太困了，于是倒頭就睡，直到第二天天亮起來，我才看了看未來要待六年半的北大。當時印象很深的，不是未名湖，不是博雅塔，也不是西門的華表，倒是南墻外多年堆積的黃沙，寒風里光禿禿的樹枝，大膳廳也就是現在百年講堂里的玉米面兒粥和咸菜絲，五四操場的煤渣地和天上刮的黃土。

這就是北大給我的第一印象，一九七八年的春天的印象，就像是一張黑白老照片。

兩千四百多天之后，我離開北大。那是一九八四年的夏天，校園已經綠樹成蔭，臨走的那一天起床，窗外明晃晃的，聽見知了在長一聲短一聲地叫。直到這時候，我的北大記憶，才換成了博雅塔的塔影、未名湖的湖水和西門里面的華表，從黑白照片換成了彩色照片。

現在回想起來，兩千多天像一個漫長的隧道，從隧道的這一頭到隧道的那一頭，整個人好像變了。其實剛進北大的時候，我對未來的想象真的很模糊。為什么？因為上大學前整整十二年沒讀過書，在“文革”中我造別人的反也被別人造反，接著下鄉當知青在苗寨挖過煤、種過田也挨過餓，再接著在工廠里打磚坯和熬肥皂，在供銷社四處收購藥材、茶葉、皮毛和煙草。那時候，能上大學就不錯了，能上北大就更不錯了，不敢有奢望。那個時代過來的人，一個二十八歲才上大學的人，哪里會想象，更不會憧憬。剛上大學的時候，對未來六年半的日子，就好像懵懵懂懂進入這條隧道，根本不知道隧道有多長，也不知道隧道那一頭是什么樣的風景。

直到離開北大的時候，我才確信我會成為一個學者。

今天我們是在說“傳承”，可現在讓我回憶那兩千多天，說實在話，好像沒法說清楚究竟是什么讓我成為今天的我。如果允許我以事后諸葛亮的角色來總結，我覺得在北大的六年半，可能我們同時傳承的是三個傳統——

第一個傳統是新傳統，也就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新興的理想主義傳統。

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四年，正是中國大轉型的時候。我在北大讀的是古典文獻專業，按照中文系文學專業同學的說法，古典文獻就像是“出土文物”，安安靜靜的沒一點兒聲音。確實，我們就是鉆故紙堆的，老話說叫皓首窮經，所以，當時中文系的文學專業靈動飛揚，寫詩的寫詩，寫小說的寫小說，編雜志的編雜志，出盡風頭；新聞專業放眼天下，記得那些將來會成為無冕之王的同學，每天談的都是世界和中國的大事，指點江山，胸懷廣大。在他們的比較下，古典文獻確實顯得無聲無息。

但是，一個生活在北大的人，怎么可能心如古井？“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大概是中國士大夫的舊傳統，但也是現代知識人的新傳統。我記得八十年代初期的北大，有一點兒像一九三五年“一·二九”時代的北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不過，那不是因為中國“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而是人們心里都想著中國“總算有了振興的契機”。那時候，改變中國的理想主義真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讓我們不時從書桌旁站起來，抬頭看看窗外一波又一波的風潮。

一九一九年，也就是正好一百年前，胡適給高一涵寫了一首詩，里面有一句說“你想我如何能讀書，如何能把我的心關在這幾張紙上”，好像寫的就是八十年代我們這些讀古書人的心情。

第二個傳統是老傳統，也就是五四以后北大的啟蒙思潮。

我們這一代人是讀魯迅長大的，“文革”之前和“文革”中我們只能讀魯迅，這是時代的限制，但也是時代的潮流。不過有意思的是，我剛剛到北大就開始了讀胡適。記得一九七八年第一個暑假——我們這一屆的第一個假期是暑假而不是寒假——我帶了偶爾借到的《胡適文存》回家，那時候胡適的書還沒有那么容易找，可這個夏天，這三本封面破舊的舊書，給我帶來一個新世界。

為什么？在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時代里，同屬啟蒙的思潮里，在魯迅那種激烈和鋒利之外，原來還有胡適這種理性和溫和。很溫和但是很堅定，溫和的是態度，堅定的是立場。這對我影響很大，它使我始終采取通過學術關懷社會的進路，也始終記住五四一代的基本價值。特別是，一九八〇年代之初，當我們進入北大的時候，中國經過“文革”十年，雖然說改革開放，但民主、科學和自由這些價值，才從五四重返大地，還沒有在我們這個國家落戶，我們必須溫和而堅定地讓它們安家。順便可以說到的是，畢業之后我自己學術研究一個關鍵選擇，就是從文化史角度研究禪宗，這也是受到胡適的影響。我前兩年才寫的有關中古禪宗史研究的文章，題目也還是《在胡適的延長線上》。是的，不僅是禪宗史研究，在很多很多方面，我們現在仍然在胡適的延長線上。

一百年前——又是剛好一百年前——傅斯年、羅家倫、康白情、顧頡剛等北大學生在胡適的支持下，辦了一個《新潮》雜志，這個雜志的英文名字是“文藝復興”(The Renaissance)，它的宗旨是提倡“批評的精神”“科學的主義”“革新的文詞”，代表了那個時代知識人的新趨向，也建設了北大的一個新傳統。

作為北大人，我覺得，現在還得繼承這個傳統。

如果說，第二個傳統是北大的思想傳統，那么第三個傳統，則是北大的學術傳統。

胡適曾說，新文化運動就是“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我讀的古典文獻專業就是“整理國故”，記得給我們上過課的老師，除了一進學校不久就去世的魏建功、游國恩之外，年長叫作“先生”的，還有周祖謨和我的導師陰法魯；叫作“老師”的，還有我的導師金開誠、裘錫圭、嚴紹璗等。我記得，我們也上過一門中國文化史常識課，有一個明星般的教授群，像鄧廣銘、劉乃和、史樹青等先生。鄧先生講第一課，講的就是歷史學研究的四把鑰匙，年代、地理、目錄和制度。

在北大，我們接受過最嚴格的訓練，也習慣了最苛刻的規范，和文學專業一樣上中國文學史，和歷史系一道上中國通史，和哲學系一樣上中國哲學史。可我們還要上六門基礎課，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有時候我們覺得這是魔鬼訓練，可這種魔鬼訓練給了我們一個通向不同領域的多種門徑。我可能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個在北大學報上發表學術論文的本科生？一九八一年我寫了一篇《晉代史學淺論》，我的導師金開誠把它轉給歷史系的周一良先生，經過周先生的推薦在學報上發表，這在當時大概很罕見。可是我讀古典文獻專業，為什么卻做的是史學史論文呢？

其實，北大自從老校長蔡元培提倡“循思想自由原則，采兼容并包主義”以來，始終鼓勵學生自己的摸索。我上大學已經快二十八歲了，老師們對我很寬容，記得金開誠老師就讓我不必按部就班學課程，自己去讀書。我一面讀前四史，一面讀四庫提要，研究生時代又在圖書館廣泛閱讀各種古人的文集。就這樣，我在北大學了一肚子雜學，也自然不受文史哲的學科限制，我一開始做史學史，就完全不按牌理出牌，也許一直到現在，還有這種“野狐禪”的風格。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在北大可以沒有家法。其實北大有北大的家法，對于古典文獻專業來說，這家法就是把“整理國故”和“再造文明”連起來，精細的功夫和有意義的問題結合，堅實的史料和宏大的視野結合，這才是真學問。胡適在北大辦《國學季刊》，說傳統學問很好，但問題是它范圍太窄，忽略理解，缺乏比較，這是非常對的。好的學者不應當是“兩腳書櫥”，代理過北大校長的傅斯年說過兩句話，一句話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一句話是“一天只有二十一個小時，留下三個小時思考”。這兩句話說的意思，其實就是孔子所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專業的、學院的、嚴格的古典文獻知識，必須經由你對國家和社會的思考，為我們這個傳統漫長的國家“再造文明”，否則，你就只能是傳統的經師甚至陋儒。所以就像王元化先生說的，需要有學術的思想，也需要有思想的學術。

上個月我在臺北，應龍應臺的邀請，也講了一次“我和中國的一九八〇年代”。說實在話，我覺得我們的思想和學術，就是在一九八〇年代定型的，而所謂一九八〇年代對我來說，主要就是北大歲月。無論我后來研究禪宗史和道教史，研究中國思想史、研究東亞和中國，其實都是在北大學習的延長線上。

從一九八四年研究生畢業算起，我離開北大已經三十五年了。三十五年里，北大發生了太多變化，很多新的建筑我都沒見過，很多過去的老師也離我們而去，雖然未名湖、博雅塔，還有華表還在，可我覺得北大對我來說，已經有點兒陌生了。不過，我心底里一直記得的，是過去我讀書時代的那個北大，在我的心里它烙下太深的痕跡。它帶給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啟示是，作為一個北大畢業的人——重要的話再說一遍——你必須做有學術的思想，也必須做有思想的學術，也就是說你要把專業的和學院的研究，和你對社會的關懷連在一起。這就是北大前輩說的，“說一句話而不敢忘這句話的社會影響，走一步路而不敢忘這步路的社會影響。這才是對于‘大我’的責任，能如此做，才是道德、才是宗教”。

作為北大畢業的人，我不敢忘記這個責任。

二〇一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