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 其：辛勤耕耘的奠基者——張芝聯對世界史研究的貢獻

作者簡介：陳其，1950年出生于北京。1978～1985年，就讀于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先后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1990～1997年，留學美國夏威夷大學歷史系，獲博士學位。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室主任、中國教育學會歷史教學專業委員會理事長。編寫多套歷史教科書。著有《史海萍蹤》《海歸心路》《回望美國》；合著《北大老宿舍紀事·中關園》（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編著《燕園陳跡》（2024年，中國華僑出版社）和《燕園絮語》（2025年，世聯出版社）。2010年退休。作者授權發布。

中關園溝西平房5號，居住著一位著名學者。這位先生祖籍浙江寧波，玉樹臨風、風度翩翩、氣質高雅。雖是地道中國底色的謙謙君子，卻總也掩蓋不住那自然流露的西式風采，展現出鮮明的“江南才子”風采，在北大燦若群星的教授大軍中形象突出。他就是張芝聯教授（1918-2008），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著名世界歷史學家，法國史及西方近代史研究權威，被譽為中國法國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張先生的夫人郭心暉（1916-1995），出身于書香門第，是典型的浙江美女兼才女。她高中畢業時，被保送進燕京大學國文系，后又轉入心理系，獲得文學學士，于1935年獲金鑰匙榮譽獎章。解放后，她曾在北大歷史系擔任副教授，是中國古代歷史文獻方面的專家。她還精通英文，翻譯了很多名人名作，如海倫·斯諾的“中國的伏爾泰”一文。她曾以郭蕊為筆名，發表過眾多散文，出版過詩集。她還是一位愛國進步青年，曾踴躍參加“一二·九運動”，發表過《一二·九詩選》和《人生·友誼·愛》等。總之，夫妻兩人在北大、特別在中關園，是才子佳人式的天作之合。

20歲的郭心暉女士

由于家父也搞歷史，母親是人民出版社歷史室的編輯，家中常有北大歷史系教授前來洽談出版業務，如田余慶、閆文儒、馬克堯、張傳璽、羅榮渠等教授，當然也包括張先生。這些貴客的光臨，令寒舍蓬蓽生輝。此外，由于郭先生是江浙人，性格熱情奔放，與我祖父母關系較近。他們的女兒是我姐姐的好友，也是我北大附中校友，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我們兩家還是近鄰，所以自小我就對他們一家有深刻印象。

家庭淵源與學術道路

張芝聯先生出生于書香門第。父親是著名愛國教育家、藏書家張壽鏞先生。他父親最重要的歷史貢獻是，1925年“五卅慘案”后，他帶領愛國師生創辦了光華大學，即華東師范大學前身。他不僅捐資興建校舍，還廣邀名師，實踐教育救國理想。此外，他還是藏書家和出版家，傾力編刻了大型地方文獻叢書《四明叢書》。

張芝聯先生出生在這樣的家庭，自幼便在家塾飽讀詩書，這為其日后的學術道路打下了堅實基礎。另外，張壽鏞先生的教育救國理念也深深影響了張芝聯。他曾對父親表示，自己的心愿是“當一個中學校長和大學教授”，并真的為此奉獻了一生。張先生的品格也受到父親的長期熏陶。抗戰時期，張壽鏞先生堅持民族氣節，寧可解散學校也拒絕向日偽登記。這種愛國精神與風骨，在張芝聯先生的為人與治學中也有所體現。總之，父親的教育事業和文化貢獻，為張芝聯后來成長為一代史學大家提供了最初的土壤。

青年時期，張芝聯先生先后就讀于燕京大學、上海光華大學。1946年留學美國耶魯大學，1947年赴英國牛津大學進修，并首次訪問法國，為他在法國史研究事業奠定了基礎。解放前夕，他從歐洲回國。1948年在光華大學附屬中學擔任校長。他具有進步思想，曾幫助學生與三青團分子進行斗爭。

世界近代史大家

1950年代起，張芝聯先生任教于北京大學歷史系，長期擔任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主任。他特別致力于法國史、歐洲近代史的教學與研究，培養了大批中國世界史領域的骨干人才。

1962年，周一良與吳于廑共同主編的《世界通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綜合性大型世界通史著作，是高校歷史世界史專業的一套必讀書。 張芝聯和周一良兩先生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項目中有緊密的協作關系。張先生雖非全書的“合著者”，但以分冊主編的身份深度參與。

本套書分四冊，各分冊主編分工如下： 上古部分由齊思和主編；中古部分由朱寰主編。楊生茂和張芝聯先生是該套《世界通史》近代部分的主要主編。此外，他與周一良在其他領域進行合作。他還曾與季羨林先生共同主編《世界文化史知識》叢書。2002年，張先生還與劉學榮主編了一部《世界歷史地圖集》，該地圖集明確以周一良、吳于廑主編的《世界通史》為框架編繪，可視為對這套經典通史體系的延續和補充。

我1978年進入北師大歷史系，特別側重歐美史學習。他的這幾本世界歷史著作，是全國高校歷史專業本科生、甚至碩士研究生必須學習的教材。因此，我的世界歷史認知受到張先生的很大影響。

法國史研究權威

張先生作為歷史學家，除在世界通史的研究和寫作上貢獻巨大，還是中國法國史研究方面的開拓者之一。他對啟蒙運動、近代政治思想、法國大革命等領域有深入研究。在本學科幾乎近空白的基礎上，他系統引入法國史學理論與方法，并進行教材編寫、資料編譯。他出版了《從高盧到戴高樂》（1988）、《法國通史》（合著，1989）、《我的學術道路》（2007，自傳體文集），主編了《西方史學史》《世界歷史地圖集》，還主持翻譯法國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等。

在歷史教育上，他在1978年起就開始招收國內招收法國史方向研究生。1987年，他指導的研究生成為中國大陸世界近現代史專業的首位博士。

張芝聯先生不是一位僅僅埋頭書齋的學者，而是一位胸懷世界、以學術報國的教育家和活躍的交流使者。憑借卓越的外語能力和國際視野，他頻繁參與國際學術活動，將中國史學介紹給世界，也將西方最新的研究成果與方法引入中國。他曾多次赴法國訪學交流，與法國年鑒學派代表人物布羅代爾等人保持密切的學術聯系，推動中法史學界的合作，搭建起中外學術交流的橋梁。

1985年，因對法國文化研究和中法交流的卓越貢獻，張先生被授予法蘭西共和國榮譽軍團騎士勛章，這是國際學術界對其學術影響力的高度認可。2018年，在他百年誕辰之際，北京大學舉辦了隆重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足見其持久而深遠的學術影響。

西方歷史理論與方法的引入人

西方史學界的主要學派，是一個隨著時代變遷而不斷更迭的譜系。談到對20世紀史學影響最深遠的革新力量，年鑒學派無疑占據著核心與奠基的地位，被譽為“史學革命的旗手”。

19世紀，蘭克學派作為歐洲近代史學的奠基者，主張“如史直書”，強調客觀主義和政治史、事件史研究。但它后來成為所有學派試圖“革命”的對象 。20世紀初，出現了魯濱遜新史學派，主張動態、綜合研究，拓寬史料范圍。1929年至今，年鑒學派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它發起史學革新運動，主張“總體史”、問題導向和跨學科研究 。20世紀中葉后，新馬克思主義史學興起，強調“自下而上”的視角，關注社會底層和結構分析，在理念上與年鑒學派相互影響 。后來，又出現追求史學的精確化，并使用統計學方法的計量史學。20世紀晚期，更出現現代主義史學/新文化史，它關注語言、敘事、微觀歷史等。

法國年鑒學派的核心是徹底革新歷史研究，反對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只關注政治事件和偉人的傳統實證史學。它的基本立場是：首先主張總體史，認為真正的歷史應涵蓋人類活動的全部，即經濟、社會、文化、心態等各個領域，并將其視為有機整體進行研究，從記錄政治事件的編年史，轉向探索人類社會深層結構的“總體史”；其次，它強調長時段，認為決定歷史走向的根本力量，是地理環境、經濟結構、社會形態等緩慢變化的“長時段”因素，而非轉瞬即逝的政治事件。第三，他強調問題史學，反對單純敘述史實，主張帶著明確的問題意識去研究歷史，通過歷史分析來回答這些問題。

在這三個原則的基礎上，年鑒學派發展出一套獨特的方法論：一、最著名的方法是跨學科研究。它積極引入地理學、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心理學等理論與方法，打破學科壁壘；二、拓寬史料范圍，將土地冊、賬簿、遺囑、圖像、考古遺存等一切人類活動痕跡都視為有效史料，用于揭示普通大眾的生活與心態；三、運用計量方法（尤其是第二代學者），廣泛采用系列數據、統計方法來研究價格、人口等長期趨勢，使歷史結論更具科學性和精確性。

張芝聯先生是把法國年鑒學派理論介紹普及到中國史學界的先驅人物。是他率先將年鑒學派、比較史學等西方現代史學流派引入中國。他在1978年發表《法國年鑒學派簡介》，首次系統引入“心態史”，雖經驗研究尚少，但啟發了對歷史心理、集體心態的探討。1986 年，他發表長篇論文《費爾南·布羅代爾的史學方法》，深化了對該學派方法論的理解。他還在學術會議和北大課堂上積極推介年鑒學派，擴大了該學派在中國史學界的影響。

當然，張先生主張對年鑒學派的理論和方法要批判性吸收，強調結合中國實際吸收外來理論，反對簡單的照搬。比如，他對布羅代爾的“長時段”理論既有肯定，也有批判。

布羅代爾

他還主編了《西方史學史》等教材，系統梳理西方史學發展脈絡，拓寬了中國史學界的研究視野，影響深遠。

年鑒學派對中國史學研究的總體影響

自中國改革開放后，特別經過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一時興盛，法國年鑒學派有力影響了中國史學的研究范式與方法論，尤其推動了社會史、文化史等領域的復興與革新。

它對中國的中國史研究的影響是深層次、多維度的。它不僅帶來了“長時段”“總體史”“跨學科”等關鍵概念，更推動了中國社會史、文化史等領域的范式轉型。然而，中國學者在吸收過程中始終保持著批判性反思，一方面嘗試將年鑒學派方法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另一方面也在探索本土化的理論構建。

年鑒學派的關鍵概念在中國學界出現了本土化。“長時段” 被用于分析中國歷史上的地理環境、經濟結構、文化傳統等深層結構。 “書籍史”“環境史”“醫療史” 等新興領域亦受年鑒學派跨學科取向的啟發。

這一學派對我國歷史學界研究的方法論上有所革新。中國史學家更加注重跨學科合作，借鑒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等學科的理論與方法，使歷史研究更加多元。“問題導向” 的研究模式推動學者從宏觀結構轉向具體問題，如區域社會、日常生活、物質文化等。

中國史研究的改觀

改革開放后，大量年鑒學派著作被翻譯出版，如布羅代爾《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學者們不僅從學理上探討，更嘗試將其理念應用于中國歷史研究，出現一批以“長時段”“總體史”為框架的實證研究。

20世紀八十到九十年代，碩士、博士論文中涌現出對年鑒學派的專門研究，形成一股“年鑒熱”。根據山東大學王學典教授等學者的總結，年鑒學派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維度：

研究范式的轉換：推動中國史學從側重政治史和事件史的傳統范式，轉向關注社會經濟結構的"現代化"范式。學者們開始像布羅代爾那樣，追問歷史表象之下的深層"結構"。

跨學科方法的普及：年鑒學派打破學科壁壘的精神被廣泛吸收。歷史學開始系統性地與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心理學聯姻，"跨學科研究"如今已成為歷史系的"標配"。

開辟新的研究領域：在年鑒學派啟發下，"自下而上"的視角受到重視。社會生活史、民眾史、心態史等原本邊緣的領域，逐漸成為史學研究的核心議題。

理論工具箱的豐富："長時段"、"總體史"、"結構分析"等概念，已成為中國學者分析問題的通用理論工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中國史研究領域，在編撰理念或研究方法上，出現了一些明顯帶有年鑒學派印記的通史代表作，發生了從“王朝更替”到“總體史”的典范轉移，代表了通史寫作從傳統政治史向總體史、社會史范式的轉變。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1989-1999年），這套煌煌12卷22冊、約1400萬字的巨著，是20世紀中國通史編纂的集大成之作。其核心追求便是年鑒學派式的“總體史”。它并非政治、經濟、文化的簡單拼盤，而是首創“序說、綜述、典志、傳記”相結合的體裁，試圖全方位、多層次地展現中國歷史的面貌，將歷史從帝王將相的家譜拓展為全社會的生活圖景。

華東師范大學王家范教授是年鑒學派在中國的積極闡釋者與實踐者。他的《中國歷史通論》（2000年）雖非傳統意義上的通史，但其“通論”的性質恰恰體現了年鑒學派追求深層結構的精髓。作者堅持“長時段”的視野，立論恢宏，洞幽察微，著重探討中國古代社會結構的韌性與變遷。 此外、他與陳江和張耕華編著的《大學中國史》（2011年）中，他明確表示，編寫此書的指導思想正是年鑒學派強調的“總體格局”與“通貫脈絡”。他大膽嘗試通過“長時段”的眼光，為學生描繪出歷史演進的深層“社會情勢”。

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史研究復興，年鑒學派的“總體史”、“長時段”、跨學科、“問題史學” 等概念成為核心方法論。研究者紛紛采用 “自下而上”的視角，關注普通民眾、日常生活、區域社會，從而擺脫了以往以政治史、事件史為中心的敘事模式。

自此，歷史研究的視角發生重大改變，從“宏大敘事”到“區域社會”的視角下移。年鑒學派對“小地方”與“大歷史”關系的重視，深刻影響了中國史學界的區域史研究，進而反哺了人們對“整體中國”的理解。

北大教授趙世瑜《說不盡的大槐樹》的研究，應當說到了年鑒學派學者"記憶史"理論的啟發。他從"事實"到"心態"的追問，正是年鑒學派的精髓。他的《在空間中理解時間》（2017年），也是對年鑒學派“總體史”理想在當代的辯證發展。

清華大學侯旭東教授，也是法國年鑒學派在中國史研究中的年輕踐行者，特別是在心態史方面作出艱苦的探索。他的著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力圖重建村民經濟、信仰、社交的完整“生活世界”。他采取“自下而上”的視角，利用跨學科的方法，積極借鑒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理論，突破了傳統史學的單一敘事。

另外，在社會經濟史的結構分析，傅衣凌、梁方仲等人的研究重視民間文書、田野調查，試圖重建普通人的歷史。這與年鑒學派關注"總體史"和"沉默的大多數"的理念一脈相承。

進入21世紀， 中國史學者在運用年鑒學派方法的同時，也意識到“鑿圓枘方”的問題，即西方理論與中國歷史實際之間的張力，呼吁在借鑒的同時，“提煉更切合中國社會歷史實際的理論和概念”，推動本土化歷史、特別是社會史學科體系建設。

年鑒學派對中國世界史學界的影響

相較于中國史領域“基因重塑”般的深層影響，年鑒學派在中國世界史學界的投射更為直接且具象。中國世界史學者在引進、消化和運用年鑒學派理論與方法的過程中，產出了一些頗具分量的代表性著作。

改革開放后，在中國世界歷史研究領域的最大成就，可能要屬齊世榮和吳于廑主編的六卷本《世界通史》（1992-1994，高等教育出版社）。 必須明確的是，這套著作的理論基石仍然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堅持以生產力的發展作為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但個人認為，這套著作在方法論方面，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國年鑒學派的啟發。齊世榮先生也曾經表示，年鑒學派等西方史學流派有“可以借鑒的地方”。 齊吳兩位先生的研究視野與方法有所拓展，打破傳統的政治史框架，避免國別史簡單堆砌的體系，更加追求“總體史”。他們試圖以全球化視野，強調人類歷史經歷了從“原始、孤立、分散”走向“全球一體化的過程”。它重點關注那些具有“世界性影響”的運動與個地區間的“相互關系”。它還強調“微觀與宏觀并重”、“縱向與橫向結合”，充分探究人類在各個領域如貿易、戰爭、物種傳播等“互動關系”。可以說，在20世紀晚期，與改革開放前相比，這套著作把中國世界歷史領域的研究水平提高到一個新層次，并將歷史的敘事方式大大地豐富與拓寬。

21世紀以來，首都師范大學劉新成教授主編的"世界歷史進程中多元文明互動與共生研究叢書"（2015年出版）是明確運用"總體史"概念的代表性專著。直接借鑒法國年鑒學派的"總體史"（total history）概念，它強調歷史是"整個社會的歷史"，主張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維度綜合考察歷史進程 研究視角上，采用全球史視角，考察不同歷史時期中外文明的互動與共生問題，突破了傳統的國別史、政治史框架。此外，劉文明的《全球史理論與文明互動研究》（同屬該叢書）也系統探討了全球史理論與"總體史"方法的關系，從"全球史理論""文明互動和'文明'觀念"以及"全球和互動視角的疾病傳播"三個部分展開研究 。

這些著作標志著中國世界史學界在借鑒西方史學理論（特別是年鑒學派）的基礎上，開始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總體史研究路徑，強調跨學科、長時段、整體性的歷史分析方法。

張廣智主編的《近代以來中外史學交流史》（2020年），是目前所見最為系統地闡述年鑒學派傳入中國路徑及其影響的著作。它不僅梳理了年鑒學派在中國的傳播足跡，還揭示了其與中國史學互動交融的生動圖景，為理解年鑒學派如何“中國化”提供了扎實的實證研究基礎。

最近，《前沿世界史：文明、海洋與全球視野》《前沿世界史：環境、疫病與記憶建構》兩卷本（《光明日報》理論部主編，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2024年），集中展示了中國世界史學界對包括年鑒學派在內的國際史學潮流的回應。書中收錄的文章涉及心態史、環境史、記憶史等議題，這些領域都與年鑒學派（尤其是第三代、第四代）的研究范式密切相關。例如對倫敦寬街霍亂的研究，表面是疾病史，實則暗含對工業化社會治理體系的反思，體現了年鑒學派“問題導向”和跨學科研究的精髓。

在微觀史和新文化史的中國實踐中，在年鑒學派第三代（心態史、新史學）的影響下，催生了一批中國學者利用多語言檔案、聚焦邊緣群體和日常生活的優秀研究。華東師范大學講座中提到的李紀老師的研究利用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檔案，研究東北三臺子村天主教徒的日常生活，透過“草根書寫者”的材料去窺見歷史大變局中普通人的感受。這種從“小地方”透視“大歷史”的方法，以及對邊緣群體和日常生活的關注，正是年鑒學派所倡導并經由微觀史、新文化史發展而來的方法論。

總之，中國史學界的這些新成就，擺脫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史學過于注重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的革命史、政治史、王朝更替史的影響，著重體現了“總體史”和長時段的理念，并盡量把研究視角沉入社會下層，拓寬到更多領域，甚至觸及到心態歷史，呈現了豐富多彩的人類歷史過程。如今，年鑒學派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外來流派”，而是融入中國史學血脈的重要思想資源，其影響仍在持續深入和演化。

當然，中國史學界內部也出現了某些爭論。隨著微觀史、日常生活史的興起，部分學者擔心歷史研究日益趨于“碎片化”。正如20世紀晚期美國史學界發生的那樣，人們“know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對越來越小的事情了解得越來越多)。這一批評，最初正是來自對年鑒學派的反思。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呼吁，要將年鑒學派的方法與中國的唯物史觀相結合，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歷史理論。

結 語

總結張芝聯先生的學術生涯，我個人認為，他把西方史學思想引入、借鑒和推廣于中國是最為突出的貢獻。從此，我國史學研究中曾長期占統治地位的比較單一的蘇聯理論和范式，逐漸得到改觀和豐富。其次，他留下的與國際接軌、開放包容的治學理念也是十分寶貴的。

2008年張芝聯先生逝世后，北京大學設立了“張芝聯基金”，以鼓勵青年學者從事世界史研究。他的家屬更將其7000冊珍貴藏書及手稿捐贈給北京大學圖書館。這些善舉，令張先生的學術精神和教育理念繼續影響中國的世界歷史研究，繼續為中國史學界與國際同行的深入交流服務。

2026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