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衛 | 對三本中國地權制度研究著作的評論

原書評發表于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中國歷史學刊》）。David Faure， Zhongguo chuantong diquan zhidu jiqi bianqian 中國傳統地權制度及其變遷 By Long Denggao 龍登高.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2018. 242 pp. 69.00yuan.- Chuantong zhongguo diquan jiegou jiqi yanbian 傳統地權結構及其演變 By Cao Shuji 曹樹基 and Liu Shigu 劉詩古. Shanghai: Shanghai jiaotong daxue, 2014. 320 pp. 50.00yuan.- The Laws and Economics of Confucianism : Kinship and Property in Preindustrial China and England By Taisu Zhang.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308 pp. $116.，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vol.4，No.1（2020），pp.198-208，201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原文載《區域史研究》2023年第1輯（總第9輯），科大衛 著，王舒平、羅昊天 譯，卜永堅、劉詩古 校，注釋從略。

龍登高：《中國傳統地權制度及其變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

曹樹基、劉詩古：《傳統中國地權結構及其演變（修訂版）》，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

張泰蘇：《儒家的法律與經濟：前工業化時期中英家庭與土地產權制度比較》，劍橋大學出版社，2017。（Taisu Zhang, The Laws and Economics of Confucianism: Kinship and Property in Preindustrial China and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這里要評論的三本書討論的都是“中國的土地買賣”這一復雜議題。清代的土地契約雖然簡短，但它們留下了豐富的內容等待著學者們去釋讀。在清代，沒有形成有效的土地登記制度，土地的產權也是模糊不清的。在1888年，皮特·霍恩（Peter Hoang）提出了一條關于中國土地法律研究的實用建議：“如果一個人能夠弄清楚一個地區土地契約的基本形式，那么他就能輕松地對其他地區土地契約的特殊用法和習俗進行研究，并根據需要遵照執行。”目前，在中國各地發現并出版了數以千計的土地契約以及多種當地習俗的調查資料，它們有力地證明了這一觀點。土地契約一般都有通用的格式，但各地對土地契約的用法并不相同，而當地人看起來也知道如何去應對這些不同之處。

由于通用格式和地方慣例之間存在差異，因此對于中國產權轉讓的研究經常采用解釋的方式。例如，他們詳細地界定了“活賣”（可撤銷的買賣）和“絕賣”（不可撤銷的買賣）之間的差別，這些土地契約術語如何與大清律例聯系起來，以及地方法官又如何用其地方性知識來判決糾紛。本文評論的第一本書，即龍登高的著作，采用的即是此種方法。然而，在第二本書中，曹樹基和劉詩古則將研究往前更推進了一步，力圖把不同的土地占有和轉讓的形式整合成為一個統一的論點。在第三本書中，張泰蘇的研究則進一步將中國的土地制度與英國的土地做法進行比較。三本書都用了很大的篇幅對“典賣”（抵押出售）這一概念進行詳細的探討。在本書評中，筆者將聚焦于他們對這一問題的討論。

首先，請允許筆者介紹“典賣”的一般形式。一般來說，典賣會被認為是可撤銷的買賣。而且，“典”的字面意思就是指土地被當做抵押物，以換取一筆貸款。貸款償還后，財產得以“贖回”，抵押即告終止。同樣的，如果尚未償還該筆貸款，則財產仍將繼續處于被抵押的狀態。這衍生出一個更進一步的問題，這種抵押是否可能加以有時間限制，超出期限的抵押物則會被沒收，永久抵押成為債權人的財產。因此，抵押經常有可能轉變為對土地的直接出售。清朝的法律并沒有對這種抵押沒收設定期限。關于典賣，學者基本達成了共識。

現在，筆者開始探討龍登高的著作。在龍著的八個章節中，有兩個章節專門討論了“典賣”，并且舉出了關于“典賣”的不同慣習的例證。這兩個章節對“典賣”進行了簡明的分類。（1）在最簡單的情況下，“典賣”的流程包括債權人-買主提供資金，而抵押者-賣主將土地作為抵押。前后者之間的關系無需任何設定。但是（2）如果在他們的關系中引入租佃關系，情況就會變得復雜起來。這里考慮兩種可能性：債權人-買主為佃農，或者債權人-買主將抵押的財產租賃給抵押者-賣主。這兩種情況會造成兩種截然相反的解讀。當債權人為佃農時，租金將會被到期應付的利息抵消，佃農因此可以安全地占有這片土地，直到抵押者，即這片土地的主人，用錢把這塊地贖回為止。而當佃農是抵押者時，他除了支付租金之外，還需要支付利息。這將使他逐步地失去土地的產權。但是（3）由于在“典賣”過程中支付的資金低于實際市場價值，當土地價值增值時，抵押者-賣主可以要求“找價”，即要求追加付款，而不贖回財產。這經常令債權人-買主感到非常惱火。（4）還有另外一種形式，依據引用臺灣的資料，龍登高說明在邊疆地區，清政府不允許漢族定居者在劃定的邊界范圍之外登記土地產權，當地原住民將土地典給漢族定居者，而漢族定居者向當地原住民支付“番大租”（原住民高額租金）。這本屬于（2）的變體，但這是針對那些原本不該被出售的土地而普遍采用的一種迂回購買的方式。（5）龍登高還引用了浙江省部分地區清末民事習慣調查中的幾條非常特別的協議。在這些協議中，賣主簽訂兩份獨立的契約，而非僅僅一份契約。當賣主抵押自己的財產以換取貸款時，他們同時也簽訂一份絕賣契約（不可撤銷的出售契約），該契約留在買主處。當債務人土地被沒收用以抵償貸款時，絕賣契約即生效，債權人可以將地產收為己有。有趣的是，債權人要求通過絕賣契約來明確不可撤銷的產權轉移的違約擔保。這本身說明了地方慣例從未全部明確土地抵押違約的后果。龍著所列舉的例子并沒有窮盡所有可能性，但它們已經足以說明，如“典”之類的常用術語背后潛藏著變化多端的社會慣習。除了這本書標題之外，龍登高還列舉了其他例子，可以被視為就其本身而言的分類，但他沒有提供一個關于“典”演化過程的一般性說明。

在我們將要回顧的第二本書中，曹樹基和劉詩古提供了一個對地權問題的一般性分類。它與“典賣”沒有直接相關，而是為了解釋另外一個概念——“永佃”。筆者將說明，這一論點可以讓我們用新的眼光看待“典賣”。這一解釋框架得到了20世紀地方研究以及曹樹基及其學生收集到的大量文獻的支持。利用對江南地區的研究，他們將租佃的各種表現形式做了總結（見表1）。

表1 江南地區不同租田性質之比較

資料來源：曹樹基、劉詩古：《傳統中國地權結構及其演變（修訂版）》，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70頁。

表格第1列將四類租佃制度放在了一起按照租佃的時效關系以及佃農對土地所擁有的權利大小進行排列。在第一類和第二類租佃制度中，通過協議，租約時效有可能是短期的，也有可能是長期的，但佃農沒有權利將租約轉移給另一個佃農，而地主保留了終止租約的權利。在第三種類型的租佃制度中，佃農向地主繳納一定的“押租”以換取對田地的長期租佃權以及將租佃權轉讓或者出售給其他佃農的權利，而地主保留終止租佃的權利。作為說明，“押租”也可以視為佃農支付給地主的租金，地主將土地抵押給佃農，從佃農手中獲取一筆資金（類似于筆者對龍著中類型（2）的描述）。最后，如果佃農花大力氣開墾這塊土地的話，那么，不僅僅是地主，而且整個社會都認可其對于這塊土地擁有田面權（由此被稱為“公認的”）。他們可以轉讓或再次出售租佃權，地主也沒有權利終止租佃。在這個解釋框架中，類型1和類型2的佃農不擁有“田面權”，而類型3和類型4的佃農則擁有“田面權”。

學者們使用“田面權”這一術語來描述這樣一種情形：佃農（向地主支付了一筆資金）可以將他們的土地轉租給其他佃農。換句話說，在表1中，第4列定義了第1列。曹樹基和劉詩古認為，“押租”和“田面權”的存在是緊密相連的。但是，他們認為，“押租”是否存在并不取決于契約上是否出現這一術語。根據他們在浙江省石倉村所收集到的豐富的土地文獻資料，他們發表看法認為，“在我們深入分析的數千份石倉契約中，未能見到‘押租’的任何記錄，而可以‘回贖’的土地出賣——即田皮買賣——卻幾乎天天都在進行。”讓我們回想一下，“典賣”的特征之一便是抵押者-賣主有回贖的權利，這一權利可能被轉化成對于支付的款項的進一步要求。對“找價”的要求不僅針對典賣，而且針對所有可撤銷的買賣。然而，曹和劉進一步稱，“我們將證明，‘押租’的性質與‘田皮’的價格并沒有本質的不同。”證明“押租”與“田面權”密切相關是曹和劉的學術創新之處。

利用在重慶市江津區發現的檔案資料，該書在第10章對此展開了論證。在成都平原，佃農被要求在租佃土地之前繳納一筆押金（這筆資金通常被稱作“押租”）。這一約定之所以與“典賣”類似，是因為地主必須以減少年租的形式支付這筆押金的利息。這筆押金數額越大，相應減少的地租也就越多。因此，當押金的利息漲至約與租金相等的的時候，則不再需要支付地租。當地人把這種無需支付任何租金的佃戶稱為“大押戶”。由于佃農不需要支付租金就可以安全地享有使用權保障，曹樹基和劉詩古認為，此時押租基本等同于田面價。曹和劉強調，這一慣例并不局限于成都平原。他們引用了民國年間經濟學權威陳正謨的著作《中國各省的地租》，指出這一慣例在陳正謨的家鄉湖北棗陽縣也存在。最近，歷史學者高王凌在湖南省通過實地采訪以及查找地名錄報告也發現了相同的慣例。

曹樹基和劉詩古從1950年代初的“減租退押”運動中找到了更多的證據，以此來證明他們的論點。要求地主退還押金使“地主”們陷入困境，他們當中很多人其實是中農或是貧農。這些地主本身可能也很貧窮，他們需要借錢來償還押金。江津縣委檔案資料常常出現發給各村的對減租退押運動的指示，要求在進行退押時，要考慮“地主”和“佃農”的經濟狀況。至1951年，退還押金的過程成為一個難以度量的問題，清算不是取決于對剝削程度的計算，而是通過“訴苦”，申討那些參與過暴力或反革命活動的地主，而他們參與的這些活動與擁有土地的方式沒有什么關聯。

曹和劉的書并沒有對“典賣”給出最終的定論。然而，該書嘗試對地權問題提出概括性的理解，并利用豐富多樣的檔案材料對這一概括進行有力的檢驗。筆者不會吹毛求疵，但是確實承認這是該研究方法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我們將要回顧的第三本書的開頭，張泰蘇一開始就指出，清代的法律并沒有對典賣回贖的有效時間作出規定，而英國的抵押法律對此是有規定的。由此，張泰蘇認為，這一差異可以理解為，在中國的小土地所有者擁有更高的社會地位，這是由中國社會的特征——強大的血緣關系所決定的。

他從典賣的最簡單的形式開始觀察，即債務人-賣主以土地為擔保，從債權人-買主手中獲得貸款。這一狹義解釋使他相信，土地的賣主應該比買主在經濟上更為拮據。因此，他相信，“由于土地在經濟上占據優勢地位，而且可供選擇的工作機會很少，在兩個社會[中國和英國]中，農村家庭都有強烈的動機保留他們的土地，如果需要抵押借款[通過典賣而非絕賣的形式]，他們只要有可能就會贖回他們的土地。”這看起來似乎是對十分復雜的情況過于簡單的描述。為了證明他的觀點，他寫道：“幾乎所有現有的清代和民國時期合約資料都顯示，土地抵押和出賣通常表現為一小部分大戶從數十個相對貧困的鄰居手中獲取并積聚土地。”很明顯，要得出這樣的觀點，一個學者必須查閱過相關的檔案資料。筆者不認為張做到了這一點，因此，對筆者來說，那只是一個空洞的論述。

很可惜，本書論點空洞之處甚多。讓我們聚焦于第四章，作者稱之為“本書的核心依據”。在這一章節中，作者提出，在中國，“一個人的地位和權威與財富之間并沒有很強的關聯，而是取決于一個人在親屬關系中的輩分”。作者從中國北方和江南地區分別引用了一些資料來試圖證明他的觀點，其論據給筆者帶來困擾。

作者選取了日本滿鐵調查過的幾個村莊作為中國北方的案例。張特別聚焦于其中一個村莊——河北省的寺北柴村。對于這個村莊，張制作了一張表格，列舉了村莊里那些有實權人物的名字（由村或地區領導構成），包括這些人家里擁有或出租多少土地，以及他們的家族地位。這一表格的唯一作用是讓我們認識到，雖然這些“村莊的實權人物”并沒有擁有很多土地，但他們的家族地位很高。

筆者很難理解張的計算方法，而這并不是由于算法不夠明確所導致的。他寫道，寺北柴村平均一戶擁有1.9畝土地，而耕種土地有2.19畝。但根據他的估計，“在之前確定的18個村莊領導人中，有12個人在土地擁有量或耕種面積類別中至少有一項等于或低于平均值，而有9個則兩項都等于低于平均值”。而根據筆者的估計，其中6個村莊領導人擁有的土地的確少于1.9畝，但有3人擁有2畝土地，2人擁有2.5畝土地，1人擁有2.75畝土地。筆者沒有發現有任何一戶人家由于出租土地而導致種地面積少于2.19畝。如果把他們租賃的土地也算進來的話，在擁有土地少于1.9畝人當中，有2人每人分別種了9.29畝和8畝土地。1人種地的面積不明確，因為他和其他戶合起來種了76畝土地。筆者可以確定，在1941年前后滿鐵調查期間，寺北柴村是一個相對貧困的村莊，但這張表格顯示，在這些相對貧窮的人當中，稍微富裕一些的人成為了村莊里有實權的人物。也許成為家族的首領為他們成為村莊實權人物帶來了一些優勢，但這并不是張的論證邏輯。

黃宗智和馬若孟都曾對寺北柴村給予過很大關注。黃宗智這樣描述寺北柴村：

這個村莊，是華北平原上比較高度商業化的一個村莊。村中的小農，至遲至清初已開始種植棉花。到二十世紀30年代，棉花占耕地面積約40%。小農經濟分化的程度，更高于米廠村一帶，土地產權也更高度集中。

一個大地主——王贊周——支配著該村的經濟生命……王贊周更利用這些災害所引起的貧困，再訂立另一套制度來增加他家的收入。他訂的是一個典地制。基于這套方法，他貸給一個村民所典地市價的六成至七成錢，而換得該地的典押所有權。有了典押所有權，他便可出租土地，通常租與典出土地的原業主，并收取該地的地租，作為貸款的利息……

土地典押，只是王氏連環活動網的一部分。他實際上壟斷了寺北柴周圍整個市場區域的金錢借貸……此外，王氏又用他收得的實物地租，在糧棉市場上囤積居奇。

馬若孟進一步探討了鄉村領導權和組織架構：

1938年以前，一個由四五個男人組成的委員會，叫做“董事”，決定村莊事務并挑選一位村長。這一機構的成員是擁有土地又會讀書寫字的杰出的村民。除了董事會擴大、增加了新的成員外，村莊領導權在這一時期很少變動。這一擴大發生在1938年，當時建立了保甲制，組成14個甲。

這些村莊領導人都做了些什么呢？馬若孟繼續說：

1940年成立了一個正式的叫做“看青”的守護莊家的組織；它由10人組成，在夏天和秋天的夜里巡視莊稼地和菜園。這些夜間經緯沒有報酬，“看青”會也不收任何錢。村長決定了一個輪流制度，每天夜里由不同的村民輪班直到莊家收獲完畢。

1938年春天，保甲制取代了這一制度（董事制度）。欒城縣超過160戶的村子有兩個保長，但寺北柴村只有一個，他同時擔任自衛隊長和村長。

對村長來說最討厭的任務是征收不定期的攤派，即“攤捐”，然后交給 縣稅務局。

馬若孟對村長的工作總結如下：

村長必須有足夠的土地才能專心于村務。他還得處理村里的糾紛，并且與縣里的官員有效地打交道。他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村里事務上，他唯一的報酬是收取土地出售價格1%的費用，其中一部分是他的工資，一部分用來支付土地轉讓契稅。

無論怎么想象，寺北柴村不可能由宗族輩分高、但身上沒幾個錢的人來管理。但張泰蘇的研究真正讓筆者感到不妥當的，是他完全忽略這些調查的歷史背景。他用一句話駁斥了黃宗智和馬若孟的觀點：“這與之前對滿鐵調查的統計研究表明的結果完全相反”。對張泰蘇而言，在滿鐵調查之前的幾年間領導層結構可能發生變化，村莊的經濟在一個富裕的家族購買大部分土地的背景下發生了轉型，或者戰爭的爆發（不論什么發生在地主王贊周身上的事？），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某個時間點提出了一個包含十八個名字的清單，而且他甚至連這份清單都算錯了。

張泰蘇的江南文獻同樣不透明。張在組織其證據時的隨口之言，筆者很難接受。他的第一批文獻，也就是據稱在上海圖書館中保存的八份族譜，他說：“這些世系共有兩個基本的組織特征。首先，沒有一個（張的原文如此）注冊表（張稱“系譜”的術語）肯定地認為個人財富或土地擁有更高的內部地位和權威…。其次，在公布的八種領導職位選擇標準中，所有八種都強調了世代資歷的重要性”。這些看起來像是建立在文獻基礎上的陳述完全是誤導。

首先，沒有任何一本族譜是一個注冊表（registry）。將其稱為注冊表表明可能存在注冊機制。任何研究過中國族譜的人都知道，這些記錄包括大量從早期族譜中復制的內容，以及可能基于記憶、墓志銘、碑志以及許多其他相當偶然的過程而添加的內容。有些家庭確實登記男孩的出生。但筆者還沒見過有哪個家庭定期登記成員的婚姻狀況和卒年。人們在族譜中看到出生登記的跡象是非常偶然的。眾所周知，中國的族譜中充滿了空白。

的確，時代和年齡是地位的標準，而不是權威的標準。此外，時代和年齡并不是家族地位的唯一標準，事實上，它們也不是填補管理職位的標準。至于（文章中）強調代際資歷而不是財富和土地持有作為領導職位的標準，讓筆者來考察一下張在下一個段落中參考并認為表明選舉出來的紳董（selected councilors）“不僅基于資歷，還基于智慧和道德聲譽”的兩份族譜。

張引用時沒有標明參考文獻的頁碼，所以筆者必須根據自己的判斷，看看族譜中哪里是他認為的與選擇標準有關的內容。筆者認為在兩個族譜中，無錫縣的《邊氏宗譜》（中有類似內容），該線索來自于一份包含被稱為“宗規”的文件。該文件的第一條規定宗正和族長取決于資歷，但是，“因為他們可能不都是賢明的，所以從家系中選擇一個正直公平的人擔任祠正以協助他們，是有必要的。”這句話很明顯地說明，除了在儀式上，任何領導職位都不能只把資歷作為評判標準。但還有一個更為緊迫的問題：由祠正來協助他們意味著什么？這是否意味著他們要管理一個祠堂或家族的財產？

和許多宗譜一樣，《邊氏宗譜》是由不同地域的人的多線世系組成的。族譜并沒有注意到這些人有任何共同的祠堂。從宗譜中可以看出，到19世紀，家族的一些分支已經建立了祠堂。我們不知道“宗規”是否曾在這些祠堂中使用過，但可以肯定的是，對于那些名字被記錄在族譜的大多數人來說，在大多數情況下，這樣的規定并沒有得到應用。

另一份表明選擇“紳董”不僅基于資歷，而且基于智慧和道德聲譽的族譜是寧波的姚南丁山《方氏宗譜》（1921）。筆者看不出其中有什么證據能得出張的結論，但族譜提供了大量關于家族財產管理的文件，如果張真的讀過的話，他本應該認真考慮這些文獻。從1695年起，世系保留了一座祠堂并接受世系成員捐獻的財產，作為回報，他們會在祠堂里放置供者或其祖先的靈位，供集體祭祀。這種由家族成員出資的安排是常見的做法，而姚南丁山的方姓似乎從他們那里吸引了大量的地產。因定期供奉而獲得的財產收益，（并會因）年資而獲優先承認。但是，對祠堂或其財產的管理是否取決于紳董？不完全是，因為即使必須有管理人員來管理相當于一大筆財產的東西，監督也不是由任何紳董委員會來提供的，而是由家族各個分支的族長輪流提供的。這也是江南和其他地方的慣例。在一個由捐贈建立并作為一個集體持有的且每一族都負責部分管理的遺產中，財富是否可能不重要？筆者認為沒有絲毫的可能性。

張參考的其他江南文獻包括已出版的412份寧波地契和浙江松陽石倉140份土地買賣文書。正如他所說，“這里的論點是，長江下游大部分的典賣交易都有中間人在場，一些無論是在典賣者或典買者親屬集團中的重要成員”。

張對寧波契約的描述超出了所有人的理解。根據他的說法，“412份或是典賣交易合同，或是贖回合同，或是典賣向永久轉讓轉變（的合同）”，以及“只有三份是以前沒有經過典賣而直接永久轉讓（的契約）”。他指出，這三份契約分別編號為81、167和169。只要有人讀這些契約的重印本，第81號契約就不會被描述為永久轉讓契約而是“立找契”。第167號契約的確被描述為“絕賣”，這一術語得到清代法典的支持，用于表示（對）贖回（權力）的沒收。但是，如果我們繼續看第168號契約，就會看到問題的復雜性。道光三十年（1850）九月，根據第167號契約，毛榮昌（Mao Rongchang）和他的兄弟榮瑞（Rongrui）通過“絕賣”出售了三塊土地并從買方得到了35千文，并指出這些土地的稅收記錄將會在記錄從賣方轉移到買方時被刪掉。但是，根據第168號契約，在道光三十年十一月，毛榮昌和榮瑞（向買方）為這些土地的贖回又索要了20.3千文。在這三份文件中，只有169份是張所說的“直接永久轉讓”。

筆者的困擾還不止于此。筆者推算，寧波契約包括42份特別聲稱在贖回行為有幫助的契約：三份是絕賣契約（沒有典的行為），其余是永賣的契約，除了一些契約的措辭是不確定的。是什么讓張如此確定這些是典賣合同、贖回合同或典向永久轉讓的轉換？從這些契約的措辭看不出這是事實。

筆者認為，張泰蘇依賴寧波文書的編輯者王萬盈對該文書序言的解讀。王利用寧波當地的知識，說“永賣”在浙江東部地區指定是田面權的出售。人們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捏造這一論點，轉而說，所有有田底權的土地都要服從典賣的原則。即使有人可能同意曹和劉的理解，即支付可以計算利息的押金，可以產生等同有田面權利的典賣，但這并不意味著地租持有的所有土地都起源于地租出售。寧波的契約所顯示的內容和張所說的有很大的差別。

這些契約是否表明“長江下游典賣的絕大多數交易涉及中間商，他們是典的賣方或買方親屬集團的高級成員”？筆者看不出這些契約中有任何關于中間人的特權或其他的跡象。張還引用了“石倉140宗土地買賣（文書）”作為證據 ，證明“在這140宗交易中，130宗，即93%，至少有一個中間人與合同一方有關系，而絕大多數至少涉及三個中間人”。石倉文書已經發現了幾千份契約，但是哪一批的140份契約是張所討論的，就無從而知了。這些契約并沒有顯示出中間人的家族關系或社會地位，因此筆者推測張從一般的姓氏中得出結論，認為有些人是“親戚”。中間商的地位和聯系是一個有趣的問題，而石倉文書以及曹樹基及其上海交通大學團隊的相關詳細研究，為研究這一問題提供了機會。但筆者不認為隨意比較姓氏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張的著作第五章是“永久租賃”。筆者再次強調，不管聲稱的是什么分析，都會因為不仔細閱讀資料而陷入困境。讓筆者舉最后一個例子來討論一下，1896年浙江省諸暨市的一個縣官解決的一場糾紛（158和176）。據張說，“當地周家一個相對較年輕的成員試圖阻止他的表姐贖回她丈夫五、六年前轉讓給他的土地。”（筆者糾結于這句話：如果周夫人把土地轉讓給周祖烈（Zhou Zulie），那么肯定是周夫人或她丈夫的繼承人有權贖回，而不是購買者。）張接著說：“爭論的焦點是轉讓物是否為典賣”。

筆者查閱了引用的文獻。根據文獻的文本，周祖烈控告馮楚峰（Feng Chufeng）“串受田畝”。它表明周夫人是周祖烈兄長的寡妻。她通過立一份契約（或幾份）將屬于她丈夫的兩處單獨的田產賣給了祖烈，因為她欠祖烈的債，每年都要計算利息。田地屬性傳遞的方式如下所述。田產A，4.1畝已經被“出賣”；而田產B，2.8畝被“出押”。田產B的出押被記錄在光緒十七年（1891）發生。隨即，祖烈舉行了“繼成祀”。然而，由于不滿利息被收取而且房產被廉價出售，周夫人出賣田產A給馮楚峰。祖烈反對通過中間人（來完成出賣）。（這場交易）有關投機的說法引起了一起訴訟。裁判官撤銷了投機的指控，審查了契約，并傳喚了證人。于是，他發現了馮楚峰對田產A的四畝土地支付了六十五兩，然而周祖烈向田產A和B只付了三十兩十五錢。雖然縣官在判決書中確實提到了原告周祖烈和寡婦周太太之間的家庭關系，但他確實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賠償的差異上。當然，縣官說，周祖烈付的錢那么少，這說明這片土地是可以贖回的。為此，他命令新買主馮楚峰提供十五兩，周夫人再提供十五兩，以便將周所付的錢還給他。至于沒有賣給馮楚峰的田產B，他判決周夫人可以繼續持有或出售。因此，縣官確實裁定了這筆交易是否達到了典，但表兄妹是否必須被禁止贖回與本案無關。

簡而言之，筆者沒有看到支持張的觀點的證據，即在親屬關系網絡中，地位和權威與世代資歷緊密相關。相反，筆者看到有人故意誤讀這些記錄，以便給它們做出這樣的解釋。筆者認為研究不充分總是有原因的。在張泰蘇的例子中，盡管表面上如此，原因是他沒有一個比較的框架來把中國鄉村和英國鄉村放在一起。由于不知道要尋找什么，他抓住最表面的證據來尋找確證。從中國歷史記錄中得出的結論，如果沒有透徹的理解，總是不保險的。

盡管如此，結合對其他兩本書的評論，張的抱負為學術研究增添了可能有助于理解中國土地產權制度的內容。從前，研究中國歷史的人，掌握清朝土地制度，目的是解決實際問題。這種日子一去不復返了。現在有如此多的文獻資料，甚至是在自己的電腦上也能找到，以至于我們歷史學家應該考慮對一個難以駕馭的課題采取更系統的研究方法。這些文件顯示如此多的變化，筆者相信未來的研究將會引入比我們現在已擁有的更多類型。在某些階段，我們還必須考慮跨文化比較。目前，筆者主張采用曹和劉的方法，包括對當地實踐的詳細調查，并將它們與一個廣泛的框架聯系起來。他們的框架并不是唯一可以建構的，但當更多的框架可用時，他們可以進行比較和對比，那么中國土地制度的研究才可以繼續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