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不立案”成為兇器，每個女孩都可能是下一個詩織

有這么一本書，出版二十余年以來，一直被譽為日本“記者的教科書”，以及“日本紀實文學的金字塔”。

這本書，報道了一樁真實的刑事案件。

1996年10月16日，一名女大學生在埼玉縣JR桶川站前遭人持刀刺死，因行兇過程極其殘忍，社會陷入極大的恐慌之中。

起初，人們以為這是一起街頭隨機殺人事件。

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多家媒體記者爭相奔走在案件前線，結合警方的調查狀況和現有證據，盡可能地為民眾還原真相。

其中有一位記者，名叫清水潔，是他最終挖掘到案件真相。

被殺害的女大學生豬野詩織，因為與男友分手，男友懷恨在心對其進行報復。在此之前，豬野詩織曾多次向警方報案，稱她被前男友跟蹤，生命安全受到威脅，但警方認為她并未受到實質性傷害，不予立案。

更令人心寒的是，在豬野詩織被殺后，警方也是怠于調查，消極辦案。甚至第一個追蹤到兇手的人，不是專業的警察，而是業余人士——跟蹤報道此案的記者清水潔。

案發當天的命案現場 出版社供圖

1.一個女孩，被殺死三次

2000年，清水潔以第一視角撰寫的《桶川跟蹤狂殺人事件》出版發行，多張調查過程中的獨家高清照片隨著圖書一起刊印，這起因戀愛失意而跟蹤殺人的案件，終于清晰地呈現在大眾面前。

但正如清水潔反復強調的那樣，他書寫的并不是一個故事，而是一個真實的案件，甚至這也不是一個簡單的案件，而是一個本不該發生，也本不該如此潦草偵破的慘案。

被殺害的21歲女大學生豬野詩織，嚴格來說一共被殺害了三次。一次，是毫無人性的兇手，一次，是怠于調查的警方，還有一次，是顛倒黑白的媒體。

清水潔作為第一個發現案件真相并追蹤到兇手的人，以無比震驚并痛惜的口吻，給尚未知案件全貌的讀者，一一梳理了案件所有的細節和發展脈絡。

后浪丨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2

因其深入的調查和真實的筆觸，《桶川跟蹤狂殺人事件》一舉斬獲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新潮紀實獎、日本民間放送聯盟獎優秀獎等多項紀實文學大獎。

而日本新聞界最重要的日本記者會議大獎，更是高度贊揚了清水潔先生在桶川案中展現出的堅韌氣魄和媒體人的良心。

新聞媒體界的肯定和民眾的簇擁，無疑給桶川案帶來了巨大的關注度，隱藏在案件偵破過程中的警方消極辦案，以及部分媒體對被害人的惡意抹黑，也隨之走進公眾的視野。

為了應對此起彼伏的群眾抗議，2000年5月18日，《跟蹤騷擾行為規范法》在日本正式通過并實施，強制規定警方需對有跟蹤傷害嫌疑的罪犯做出“警告”或“禁止命令”。

這無疑是新聞媒體推動立法的一大進步。

2003年2月16日，在被害人豬野詩織去世近7年之后，埼玉地方法院認定警方在當時的案件偵破過程中存在“怠慢”的責任，責令縣警賠償被害人家屬五百五十萬日元，并相繼處罰了12位有連帶責任的警察。

同年12月25日，埼玉地方法院終于對當時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小松武史做出了終審判決，判決書長達整整19頁，其中有一句話格外扎眼，它說豬野詩織是“毫無過失的年輕女性被害人”。

這句無聲但響亮的話，給當時大肆宣傳“被害者有錯論”的媒體們扇了一記響亮的耳光，也讓被害人家屬終于可以堂堂正正地面對那些殘酷的指責。

可僅僅是這樣就夠了嗎？一個無辜女孩的死，就這樣畫上句號了嗎？

2.一個無辜女孩死了，究竟是誰的錯？

一個慘案的發生，不是社會運作的某一個環節出了問題，而是整個鏈條都應該負上環環相扣的責任。

首先是政府，在對民眾安全的保障上，行政部門、司法部門、執法部門應該是三位一體的。

在桶川案中，首先是執法部門疏于執行，接著又利用司法漏洞讓兇手逍遙法外，而所有的這一切，歸根結底都是行政策令和監管出了問題。

我們假設，當時的日本如果有完整的行政監管體系，那么詩織一家在報案失敗后，就應該有機會向上申訴，而上級部門則應履行向下監管和督促的作用。

同時，在司法系統出現漏洞的時候，相關行政機關應及時發現并修正。這是避免一樁社會慘案發生的基本要求。

埼玉縣上尾署 出版社供圖

其次，媒體在追溯社會事件時，是否應該保有高水準的判斷和良知？

在桶川案中，大量媒體受到警方誤導，成為為警方開脫的喉舌，部分無良媒體甚至刻意制造話題，引發對受害者的人身攻擊，如此種種，無非是對詩織的再次傷害。

或許有讀者認為，詩織至少還幸運地碰到了清水潔，但仔細想想，清水潔的一系列行為是意外之舉嗎？這難道不是一個社會記者最應該具備的行業操守嗎？

遇到清水潔不是詩織的幸運，相反，只遇到清水潔才是詩織最大的不幸。媒體在桶川案中的失聲，同樣也是行政體系缺漏的一面鏡子。

案發現場的獻花 出版社供圖

最后，路sir也想問一問大家，除了政府和媒體之外，大眾在類似事件中的盲從和跟風，是不是也成為了壓垮受害人家屬的稻草？

案發以來，清水潔曾多次走訪詩織的父母，得知失去女兒的老人們還曾多次遭受民眾攻擊，他們相信了媒體和警方的斷論，以“被害者有罪論”為基調替小松和人開脫，認為跟蹤殺人都是情有可原。

但說到底，是不是迷戀名牌、是不是作風敗壞，和被人殺害到底有什么關系？

大眾總是希望把被害者想象得很壞，認為只要自己和這樣的人毫無共同之處，就會變得安全，但事實果真是如此嗎？

一個花季少女死了，她不僅僅是某一家人的女兒，她也有可能是你、是我、是每一個人的女兒，同時，她也是一個媒體的受眾，一個國家的公民。

維護國民安全、司法公正、媒體清朗當然是題中之義，但除此之外，每一個人都真正做到不要置身事外，是否更為關鍵呢？

特約撰稿人

一字，大學中文系講師，專注于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研究

內容編輯：涼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