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大教授劉志迎：解碼“合肥模式”｜嘉賓一線課堂

在中國商業生態中，表面上互相競爭的是企業，實際上，也是城市的角力。
城市格局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優秀的城市能夠通過政策支持、資源集聚和創新生態，為企業提供技術、人才和資金的全方位支撐。新世紀以來，合肥就以其獨特的“合肥模式”脫穎而出，成為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相融合的標桿城市。
合肥模式的核心在于政府運用“投行思維”，采取“以投帶引”策略，先通過國有資本投資具有潛力的科技企業，再吸引社會資本和產業鏈上下游集聚，形成良性循環。合肥政府先后投資了京東方、長鑫存儲、蔚來汽車等企業，不僅培育了本土龍頭，還打造了智能顯示、新能源汽車等千億級產業集群。
中國科技大學教授劉志迎在《合肥有模式嗎》一書中深入剖析了這一現象，揭示了合肥如何通過政府引導、資本運作和產業集聚，實現城市與企業的共贏發展。
近日，嘉賓商學創辦人吳婷校長帶領30多位企業家學員前往安徽合肥，開展了以「鏡鑒時代 汽車產業與科技變革」為主題的深度訪學。在嘉賓派合肥站訪學中，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劉志迎親臨課堂，為同學們帶來《合肥模式案例解讀》主題授課。
以下為授課部分內容精編版，Enjoy~

中國科技大學教授劉志迎在嘉賓派授課

1、在時空中定位合肥

歷史上的合肥是個很小的城市，大概有5萬人口，5條馬路，5家小作坊。但是合肥的歷史很長，有2000多年歷史，隋朝時做過廬州，合肥又稱廬州府，三國期間的逍遙津之戰就發生在合肥。合肥的名字來自于東淝河和南淝河相交之處，在歷史演變中名字由“淝”演化為“肥”。新中國建立后的渡江戰役總指揮部就設立在合肥濱湖，后來安徽把省會從安慶搬到了合肥。

合肥最早的農村改革叫肥西小井莊包產到戶，它是中國經濟改革的火種。而燎原的不止一粒星火，安徽是第一家民營企業的誕生地。傻子瓜子曾在安徽起家，老板雇傭幾十人發展生意，但由于老板小市民階級思維濃厚無法把生意做大做強。另一位企業家陳先保做洽洽瓜子，他是江南大學畢業生，把洽洽瓜子做成了上市企業。兩者不同的發展應了管理學大師德魯克說的那句話，“企業家的素質決定了企業發展的空間”。

安徽經濟改革打了好多次槍，也得到了中央認可。所以合肥早期對國有企業改革下手非常快，合肥市蕪湖路橋和長江路橋東邊的工廠區在本輪改革中獲得收益，但是發展極不均衡，部分地區改革過早，出現了大量下崗人員。

當時的合肥市長下決心拉起合肥架構，走出了攤大餅的城市發展模式，把臨近巢湖的合肥建成了濱湖城市大框架。接下來為了提高GDP治理巢湖，合肥市合并巢湖市，申報濱湖科學城做新區，但是合肥新區始終沒能批準成功。現在的合肥從解放初期的小縣城，成長為一個有著1.23萬億GDP和1000萬人口的新一線城市。

從空間維度上看，合肥坐落在江淮分水嶺、南北分界線，從合肥開車往北走吃面，往南走吃米，合肥在位置上不南不北。合肥不屬于東部沿海城市也不屬于西部城市，從90年代就有稱呼叫“不東不西”。因為地理條件限制，歷史上從合肥往東、往南、往西都不太通暢，只有往北走便利一些，這就是合肥的交通之痛。

接下來到了新世紀，合肥迎來高速公路時代，終于抓住了中國基建窗口期。中國在建筑領域被稱為基建狂魔，在鐵路、公路、機場、水利、電力、通信、港口領域達到國際領先水平，根據庫茲列茨建筑周期來看，小國是15年一個周期，大國是25年一個周期，那么中國屬于大國，正處于建筑周期尾聲。合肥抓住基建時機高速發展交通基建，使得合肥成為米字型高鐵通道，目前發展水平僅次于鄭州，待合肥開通西端和沿江高鐵后，有望成為全國最大交通樞紐。

米字型交通讓合肥擁有了承東啟西的地理位置。聯想生產基地聯寶科技就在合肥建立工廠，很多汽車家電企業也把生產工廠搬到合肥，這都是因為米字型交通讓合肥占據了有利的區位優勢。

再看城市維，合肥曾經是個小型城市，在1951年的時候只設置了4個區。直到2005年孫金龍來合肥當市委書記，用大拆違、大建設、大發展這三大手段，大拆大建才促使城市一路發展。在當時的合肥沒有人相信，能站在合肥地標四牌樓上看見近郊的大蜀山，但是后來的合肥在建設中實現了這件事情。不破不立，為了合肥的城市建設，當地甚至為了把一條黃山路打通，就要炸掉一棟十幾層的樓。正因為這樣的魄力，才拉開了合肥的城市大框架，合肥通過區劃調整，把巢湖變成了合肥市內湖，合肥的城市高架里程數超過了南京，后來的合肥也成了新一線城市。

中國科技大學教授劉志迎在嘉賓派授課

2、在發展中重塑合肥

從產業維度上看，安徽是一個中部省份，屬于農業大省。沿海沿江城市都有工業帶，合肥也得尋找自己的工業發展之路。

計劃經濟時期，安徽經濟發展被劃分在華東局，當時的省委書記想到“海派援肥”這個方法，跑到上海招商引資，要求上海支持安徽經濟發展，于是給安徽遷來了108家企業，這其中有五十幾家企業在合肥安家。比如無線電二廠、佳通輪胎汽車廠等等都是從上海遷過來的企業。

到了改革開放以后，合肥經歷企業改革，導致合肥東城區大量工人下崗，但是這次改革也成就了一批名牌企業，比如黃山電視機、開源輪胎、子午輪胎。最有歷史意義的要屬萬燕VCD， 創始人姜萬勐在合肥開發出世界上第一臺VCD影碟機，不僅顛覆了日本的磁帶式錄像機，可以說是顛覆了一整個產業。

接下來合肥又源源不斷誕生了一批優秀知名企業，像是美菱電冰箱、榮事達洗衣機、合力叉車等等。當這些企業頻繁登上中央電視臺，在全國打響知名度以后，合肥通過這些企業繼續在上下游招商引資，把海爾招了過來，形成了合肥現在的海爾工業園，產值高達200多億。很多企業聞風而動，收購合肥企業，陸續在合肥安家，形成了合肥最大的家電制造基地。又因為合肥生產電視機，來了屏幕企業京東方，因為合肥生產家電，合肥引進了芯片企業長鑫存儲。合肥就這樣沿著產業鏈延伸，引進挖掘了一批優秀企業。

后來合肥人總結出一條企業發展口號“芯屏汽合、急終生智”，“芯”指的是的以長鑫、晶合為代表的芯片企業，合肥的芯片制造業在全國排名第三位，有望沖擊到第二位。“汽”指的是汽車產業，“急”主要是指以清華的公共安全研究院為代表的應急產業。“終”指智能家居、汽車等消費終端產品。“生”即生物醫藥。“智”指以科大訊飛等為代表的智能語音及人工智能產業。

中國科技大學教授劉志迎在嘉賓派授課

再看創新維度，合肥在經濟領域有較大影響力、在科技創新層面全國領先，主要跟中國科技大學、中科院物質研究院這兩個單位有密切關系。

第一個是中科大，中科大曾經想遷往河南跟江西，但這兩個地方都無法養活中科大，接著中科大來到安徽安慶，又因為地方太小被迫放棄，后來中科大來到合肥，才占到了合肥師范學院的校址。中科大屬于C9 高校，跟北大、清華、南大、復旦、上交、浙大、西交、哈工大齊名，科研實力雄厚，是合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強力支撐。

第二個是合肥科學島，即中國科學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大量科學實驗室，實驗設備都安放在科學島上。合肥能夠與美國展開競爭的兩個未來產業，一個中科大有關系，一個與科學島有關系。這兩個未來產業其一是量子技術，中科大的科研水平可以跟美國可以平起平坐。

另一個未來產業是核聚變，科學島上有全超導托卡馬克核聚變實驗裝置（EAST），有“人造太陽”之稱。核聚變也被稱為未來的終極能源，只要核聚變實驗成功，未來中國的用電可以便宜到幾厘錢一度。

現在中國的國家發電量極大，是世界總發電量的百分之二十六點多，在全球太陽能和光伏發電量當中，有百分之六七十都來自中國。所以中國的用電費用要比其他國家更便宜，國家三大電網包括國家電網、南方電網、內蒙古電網在內，平均電價費用在4 毛多。拿日本來說，日本豐田汽車公司掌握所有的新能源汽車技術，但是豐田在日本并不生產電動汽車，原因就是電價太貴。自日本福島核電站出問題以后，日本電價居高不下，民用電費用達到9塊人民幣一度，馬路上燈光昏暗，日本是一個嚴重缺電的國家。

第三個，合肥國家大學科技園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全安徽省有180 家上市公司，其中有90家上市公司在合肥，合肥這90家上市公司中有一半在高新區，高新區中的一半上市公司就是從這個大學科技園中孵化出來的。比如科大訊飛、安科生物、美亞光電、陽光電源等企業都在科技園中孵化過。

合肥高度重視科技創新，在2004年成為國家科技創新型試點城市，2015年到2017 年改革試點成為示范區和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中國有四個國家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分別為上海張江、北京懷柔、大灣區，最后一個就是合肥。在合肥建立的世界一流科學實驗室最多，后來合肥市定位就叫大湖名城、創新高地。等合肥建立成科學中心，科研水平也會提升到國際水平。

接下來是資本維，合肥是一座“賭”城，這個名稱起源于合肥投資京東方一事。2008年之前，京東方在成都有5.5代線生產線，但是因為受到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5.5代線面臨淘汰，生產線升級刻不容緩。京東方開始到處找融資，它先是把目光放在了深圳，希望能跟深圳市政府合作，由深圳市政府投資把京東方的生產線升級為6.5的先進生產線，京東方會把公司搬到深圳。這種做法就是現在常說的招商。但是就在雙方談判之際，夏普橫插一腳，對深圳市政府說，他們的技術比京東方好，不如放棄京東方轉而投他們，于是深圳市選擇了夏普。后來京東方去上海談合作，同樣因為夏普跟去了，上海市也沒有投資京東方。

合肥在得知京東方在尋找地方政府合作后，派出代表團隊找京東方溝通合作。京東方對此前夏普的做法心有余悸，問合肥代表團如果夏普來了，你們到時候會選擇哪個？而回答是，如果夏普來我們兩個都投。

夏普其實并不是為了拉投資，有一個財經學理論叫在位者威脅，指的是一種在產業競爭中的玩法，當某企業是產業中很優秀的老大時，不希望有新的投資者進入所在行業，只要競爭企業準備擴大去哪里投資，他就會去哪里攪局。因為他要維持所在產業的產能以及價格，一旦有新的投入進來，產品過剩之后他在行業當中就賺不到錢了。夏普所做的就是這個事情，很多地方政府由于不了解財經學相關知識，才會遇到在兩個企業中難以選擇的情況。

最終結果是合肥給京東方投資，拿出300億財政收入中的一半，陸陸續續給京東方投資了150億，合肥在這個項目上是在賭運氣，索性合肥這次也不虧，大概賺了50億。在股票市場中有定向投資的說法，合肥在京東方項目中跑通了這個模式，后來在發展蔚來汽車、維信諾等企業時也是這個玩法。去年合肥投資不少錢，從賬面浮盈上看大概 300 多億，這說明即使合肥退出來也能賺300 多億，所以很多人稱，要跟著合肥市來投股票，合肥投哪個企業他們就投哪個企業，這樣肯定能賺大錢。

在學術上，合肥的這種做法叫定向增發，但是這種方法只有合肥做成了，國家領導人來合肥參觀時，合肥當地領導還專門帶著去京東方參觀，合肥招商引資的手法因此得名“合肥模式”。

而京東方經過不斷投資，發展到現在擁有十代線，但是這里面也遇到過困境，那就是京東方顯示屏的原始技術從哪來。原始技術來源不清楚可能會遇到知識產權官司，會像晉江芯片一樣被美國打壓得做不成。合肥在這個地方把握得很好，京東方名義上并購了一家韓國企業，從此技術來源清晰了。后來京東方繼續搞長線存儲跟芯片，又用同樣的方法并購一家德國存儲芯片企業作為技術來源。

一系列產業源源不斷的出現，是基于合肥的兩種路徑，“移大樹”和“育幼苗”。“移大樹”是指企業想發展需要投資擴張，但是手上的錢不夠時，合肥市可以出錢，但是企業總部或者制造基地需要搬到合肥來，類似蔚來跟京東方就是這么來的。

“育幼苗”指的是高校里的科研成果，可以拿過來到合肥孵化創業，然后慢慢地成長為一棵大樹，比如科大訊飛。劉慶峰的導師在1982 年發表了第一篇相關論文，到1999 年劉慶峰博士畢業在大學科技園里跟三五好友創業，歷經了 17 年時間。而科大訊飛在2008 年主板上市，經過多年發展，科大訊飛才慢慢發展成一個市值千億的大企業，這就是“育幼苗”數十年努力的成功。

現在合肥的很多中小型企業都有外來的資金進行投資。全國 5000多家上市公司，其中1600多家上市公司的財務費用是負值，財務費用負值就是把市場融來的資金放在各種理財，帶來了很多利息，所以企業不缺錢。但是安徽很多上市公司都在銀行存錢，而浙江的上市公司到處去投資各種高科技小企業，合肥的很多科研成果轉化的小企業，就是由不少浙江人來投資。

所以只有好企業才能吸引來投資，招商引資也不是僅僅搬過來一個企業就可以的，更多的是要到市場上融資，靠借助資本市場的力量來獲得發展。沒有上市公司說明發展速度不行，說明沒有好企業，安徽的上市公司數量在全國排名第八位，上市是企業借助資本市場來發展的重要手段。

嘉賓派學員在授課現場

3、全方位助推企業的合肥

再來講講合肥的人才，合肥的人口很少，那人才從哪來？合肥的人才基本上從下面地縣市來，然后是從中西部來，而安徽的大量人才走出去了。

在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中，人口流失第一大省是河南，有1400萬人口從河南出走，這1400萬人口中包含大量人才。第二大省就是安徽，流失人口數量1100萬，大量的優秀人才出走。南京人稱徽京，生活著大量安徽人，上海的安徽人有300萬，很多人都說上海是安徽的第二大城市。而安徽的第一大城市合肥，市中心也就500萬人口，上海聚集的安徽人相當于三分之二個合肥。

安徽人才大量流失，一個聚集在省內合肥，另一個聚集在省外。中部地區都是省會城市一城獨大，沿海城市從遼寧的沈陽、大連到浙江的寧波、杭州等地，都有發展良好的第二大城市，這就是城市發展的規律，中部地區沒有沿海城市的區位優勢，導致省會人口聚集。

而合肥有54所高校，其中中科大培養了大量高精尖人才，曾經中科大的很多學生在畢業后都去國外讀書，中科大被稱為USTCUS（美國培訓中心）。但是近些年由于大型民營企業上市公司，像聯保、海爾、格力、美的、長安汽車、大眾汽車等企業在合肥集聚校招，在這過程中把很多優秀的985高校人才聚集下來了。一個地方只有一流企業、一流研究院所，才能夠吸引到人才，如果沒有這些就留不下人才。

合肥這些年在大型研究院所上面下了很多功夫，合肥大概有2萬多臺灣人來芯片企業做芯片，他們在合肥拿的工資比在臺灣的工資要高1/3，中科大開設了MBA和EMBA，只要臺灣學生讀過大學，有大學本科畢業證書，就可以直接來上學。合肥的海外人才還有韓國人、日本人、德國人，韓國人主要在京東方，德國人為大眾汽車工作，這些人才的集聚都是靠大廠吸引過來。

接下來是民生問題，對富豪家庭來講，孩子要么上國際學校，要么上所在城市的最好學校，家長總有辦法搞進去。但是對于大多數老百姓來講，如果到處都是學區房，根本沒辦法上到好學校。所以教育的均衡化最重要，均衡化才能使這個城市更好地發展。

對企業影響較大的還是營商環境，東北的人才流失嚴重，網上有句話叫“東北人占領海南”，說的就是東北人口問題，背后反映的就是東北營商環境不夠優越。深圳企業家到東北發展可能會遇上水土不服，比如東北當地政府說的話不一定能兌現，講的給你多少錢最后可能會沒有消息。而山東固有思維太濃，官本位思想太重，同樣很難搞活企業。所以有人說投資不過山海關，再說嚴重點就是投資就不過黃河。這是因為北方地區的固有思維都很重，南方地區的市場化程度高。

然后是合肥的生態，合肥的地理特點是頭頂一碗水，腰系一袋水，腳踩一盆水。頭頂一碗水就是東部水庫的水，都是通過配合干渠從大別山引進來的無污染水，腰系一袋水就是淝河的水，腳踩一盆水就是巢湖的水。

第一個是巢湖，曾經巢湖的水洗到臉上臉臭，洗到手上手臭，現在基本上都解決了。合肥通過引江濟淮工程解決水污染問題，引江濟淮也是一個讓身處淮河流域的河南、山東和江蘇三省都受益的工程。安徽把巢湖治理好后是一塊名片，現在為了環境保護，環巢湖周圍一公里都不允許有建筑。

第二個是生態廊道。第三個是引江濟淮大工程，原來最大的渡槽是在德國，現在最大的渡槽就是合肥。渡槽是指上面是大別山，下面是一條合肥市區千萬人口飲用的派河干渠，下面是引江濟淮的這條河，河上之河就是渡槽。這條全世界最大的渡槽高科技含量很高。

再有就是合肥政策，企業家在無錫、武漢等全國各地有開設企業，那合肥的產業政策究竟跟其他地方的產業政策有什么區別？也許從政策字面上看沒什么太大區別，但最大的區別在于合肥的政策能兌現。合肥的一系列政策通過鏈長制、一企一策等等具體措施推動企業發展。

比如說某位張總的企業要到合肥投資，那他可以找市長或者招商部門單獨談一套政策。如果是另一個翟總要來合肥投資，肯定會另外又做套政策，這就是一企一策。合肥為了把比亞迪搞到合肥來就單獨搞了一套政策，僅僅是研發費用給比亞迪補貼了87個億，所以比亞迪大制造基地才放到合肥，現在的安徽已經變成了新能源汽車生產第一大省。

中國科技大學教授劉志迎在嘉賓派授課

4、合肥有沒有模式

下面我就總結一下合肥到底有沒有模式。

合肥真正深入理解了國家所提出來的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在理論和實踐上可以看看西方人怎么干的，亞當斯密最早在1776年出版了一本書叫《國富論》，《國富論》的全名叫《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其原因》。

為什么這本書是經濟學的圣經，因為亞當斯密講得很清楚，他說每個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推動社會進步。我們過去在改革開放以前死活不承認個人利益，都要集體利益。曾經有部影片叫《青松嶺》，在青松嶺生活的人種了辣椒要上集市賣，都會被人批評要把資本主義的尾巴割掉。而不允許私人經營的結果，就是把我們的國民經濟搞到崩潰邊緣。一旦我們放開了允許私人經營的經濟后，中國經濟增速一路飆升，迅速達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所以回過頭來看，1776年亞當斯密的理論是完全正確的。在1776年這一年，美國建國，中國乾隆焚書，英國瓦特改造蒸汽機成功，西方進入如火如荼的工業革命。在市場經濟理論形成，美國成立新的政治制度背景下，中國人還在皇帝統治下把知識燒掉。這都是同一時間發生的事情。

亞當斯密在他的所有著作中，包括前期在1759年寫的《道德情操論》和1761年寫的《國富論》中，總共有三次提到看不見的手。看不見的手指的是政府不用管。市場中的每個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不是個人推動社會進步，是由市場來推動社會進步，市場就是看不見的手。

亞當斯密講得很清楚，他說我們吃的牛排、面包，跟喝的啤酒，不是因為屠夫、面包師，或者是啤酒釀造師對我們的恩惠，而是他們要追求個人利益。他們要是想永久性地追求個人利益，就必須要銷售很好的牛排，很好的啤酒和很好的面包，這是由市場自身來決定的。

那政府就是守夜人，守夜人就是我們敲更的更夫，過去都是每敲三下喊一句話“天干物燥，小心火燭”。守夜人需要干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維護國家安全；第二件事情是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就是要有司法；第三件事情就是提供公共物品，比如說教育道路的修建，免費醫療。

而我們現在是政府什么都想干，什么都想管。很多時候我們要依靠看不見的手，政府需要收手。

可是我們前幾年出現了一個問題。市場是只看不見的手，但這只手不是萬能的，它也有自己的局限，需要政府這只手來干預彌補市場的缺陷。比如要建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保護消費者權益，在司法上保持公正，需要保護那些騙錢欠錢的能夠及時還款。但是問題在于政府這只手又想什么都干，同時還有一只看不見的腳，踩住了一只看得見的手，去調控這只看不見的手，所以老是搞不到位。那這一只看不見的腳就是腐敗。

在1936年之前，西方國家政府基本上不干預經濟，政府就干守夜人的那三件事，但是在1929到1933 年發生了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使美國經濟倒退了30年。于是另外一個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寫了一本書，叫《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于是就業與通貨膨脹這些被稱為宏觀經濟學，叫政府要干預經濟。

他說既然發生了經濟危機，整個市場經濟不好，企業運轉不下去，那就要刺激投資、刺激消費。那方法就可以是把倫敦南部全部拆掉，再漂亮地建起來，這就有投資了。我們國家這幾年就這樣干的，叫棚戶區改造，就是把破樓拆掉再漂亮地建起來。那人民不消費就可以給家庭婦女發券，讓他們上食堂去買，這樣經濟就運轉起來了。我們最近兩年也是這樣，你只要以舊換新買家電就可以拿補貼，無論買什么都有補貼，這就是凱恩斯理論。

但是到了上世紀70年代他的理論不管用了，因為一方面經濟停滯，另外一方面通貨膨脹，這叫經濟滯脹。于是供給學派出來了，他們講究“放”，指的是讓民營企業發展，把國有企業解散掉，完全讓市場放手去做，政府不要干預。

我們一直對民營企業不太放心，當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認為民營企業重要，然后請任正非登人民日報頭版做采訪，把著名民營企業家請來開座談會。等經濟形勢好的時候，認為民營企業都改變不了資本家剝削工人階級剩余價值的本性，每一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臟的東西。所以這種搖擺不定，導致我們一直沒能讓民營經濟很好地發展。

2008年以后新凱恩斯主義抬頭，講政府要干預。現在非常好笑的是，美國特朗普在學中國，不允許哈佛發表不正確的言論，不管怎么樣也學中國搞制造。特朗普在學中國，我們在學美國，每個人都看對方長得更漂亮。

西方一直是看不見的手在作用，偶爾政府伸出看得見的手把它拉一下，就比如說看不見的手走路走歪了，政府就伸出手把他拉到正路上，拉完手收回來了，然后市場看不見的手又走歪了，他又伸手拉一把。而國內始終是政府這只手把民營企業捆在里面，看企業實在跑不動了，再放一點點讓你走。當你走得過快了，這時候又把手拉緊了。所以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是民營企業的行動被政府控制著。所以就導致了一個結果，叫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當然政府如何利用這種市場機制，是我們需要去考慮的。

那合肥市到底做對了什么呢？合肥市做對的是圍繞著產業鏈部署創新鏈。產業鏈指的是原料、材料、原件、零件、部件、成品、經銷商、客戶。如果我們要做京東方的顯示屏。那就要助力顯示屏下游的電視機、電腦、手機的生產需要。這時候需要上游生產零件元件材料，比如搞芯片研究、材料開發等等，這樣一路順下來就形成了一個創新鏈。從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技術開發、工程化，來解決產業鏈中間的技術問題。

接著是圍繞創新鏈來布局產業鏈。比如科大的量子技術是實驗室里面的一項技術，然后通過布局把它慢慢做成設備，再慢慢產品功能化，最后把它變成產業。所以是從高校技術演變為產業，所以這個技術是賦能。

真正的合肥模式實際上是圍繞著產業鏈、創新鏈布局資金鏈。

你看我們是在大學科研所里做基礎科學研究的，從基礎科學研究到應用基礎研究要經過模糊迭代，從應用基礎研究到技術開發，需要經過一個魔鬼河，從技術開發到商業化要經過一個死亡谷，從商業化到產業化中間還要經過個達爾文之海，在產業化了以后還有衰退的鴻溝。所以一項大學實驗室里的技術要演變成一種產業，是一個漫長的故事，而且要經歷很多道風險。

在基礎研究階段由政府來投入資金，因為基礎研究就是公共產品。但是到了應用技術研究階段，企業可以投入一點，但還是主要由政府來投入。再到了技術開發階段的投入就以企業為主，政府可以補貼一點。然后企業到了死亡谷階段就有兩種方式，一個是民間的天使投資，一個是政府成立種子基金。再往下面來就是風險投資了。

那么民間是風險投資VC，政府叫成立創投資金，所以地方政府對企業創業期間的資金投資，能夠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緊接著就是私募基金，然后是政府的產投基金，各地政府都有產投基金來扶持各類企業發展。再往下來就上市公開募資，然后就是定向募集、公開募集和發可轉債。

那么合肥的秘密就在于“賭”，比如京東方股票下來了，做的產品有很大的市場需求，但是企業現在經營困難，新的項目上不了，所以合肥就賭一把做定向投資，把它的生產基地建到合肥來。也有賭失敗的時候，合肥曾經投過一家名叫榮安動力的企業，主業是做遠洋后輪的低速發動機，合肥給這家企業修了一條鐵路，造了個碼頭，但是因為中國造船業嚴重過剩導致這起項目失敗。

一位合肥的前市委書記說，合肥不是賭博，而是拼搏，合肥做的是手藝，而不是手氣。但是我覺得合肥一半是賭博，一半是拼搏。合肥采用移大樹的模式扶持相當多的科研成果轉化成功，這就是拼搏出來的。合肥的秘密是以投帶引移大樹與以投促創育幼苗并舉，從而使合肥的產業獲得了快速發展。

授課 | 劉志迎 中國科技大學教授
出品 | 嘉賓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