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5萬張照片，一位攝影師的13年

王偉一邊拍照，一邊錄視頻。他們的經歷如此獨特、如此珍貴，也如此讓人心碎。從原始森林到現代城市，從歷史到當代，這是一個民族的心靈史。他想做一份見證。

文｜金鐘

編輯｜李栗

「搶救式拍攝」

在大興安嶺腹地，時間是靜止的。森林、苔蘚、河流、星星和馴鹿，與百年前沒有區別。但時間又是殘忍的，世代生活在這里的使鹿鄂溫克人，少了，也老了。

那個《額爾古納河右岸》里「看老了雨和雪」的老人，使鹿鄂溫克族的女酋長瑪力亞·索，活了101歲，2022年在山林中去世。不到一年，紀錄片《犴達罕》里天真活潑、愛酒如命的柳霞，也去世了。隨著老一代人逝去，年輕一代進入城市，使鹿鄂溫克文化正逐漸凋零。

13年前，無聲的凋零中，一位攝影師開始了他的搶救——或許你曾見過一些照片，瑪力亞·索著民族盛裝，族人們在山林里生活，在雪地里尋找馴鹿，在冰雪中破冰取水……這些珍貴的畫面被保留下來，這都是搶救的成果。

很多攝影作品，都來自同一位攝影師，王偉。故事要從一個創作者、一顆年輕的心說起。

2025年5月，瑪力亞·索的孫女何琦韓與丈夫侯磊、兒子伊爾瓦特在山

2011年，王偉還是實習攝影記者，到呼倫貝爾敖魯古雅鄂溫克族鄉采訪。他本就是呼倫貝爾人，但呼倫貝爾太大，南北貫穿幾百公里，人生前20年，他從未涉足此地。第一次見到使鹿鄂溫克人，他內心受到沖擊——因為這種文明與生活方式的特別，也因為它的「瀕危」。

馴鹿文化，是遍及全球北極圈的一種文化。在北歐、北美、俄羅斯……廣闊的亞寒帶針葉林之中，在森林與凍土地帶，千百年來，人類與馴鹿建立起緊密的依存關系。它是使鹿鄂溫克人的衣食之源、代步工具，也是精神圖騰。在中國的大興安嶺腹地，環北極地區泰加林的最南端，使鹿鄂溫克人如此生活了幾百年。直到2003年，他們放下獵槍，走出森林，開始「整體生態移民」。

王偉到敖魯古雅，跟部落里的老人聊天，看到了文化消亡的細節——使鹿鄂溫克有自己的語言，但本民族的年輕人，很多已經不會這種語言了；他們曾經一整套的生活方式，包括狩獵、用獸皮做衣服、用樺樹皮做手工藝制品、搭建與居住「撮羅子」、信奉薩滿……隨著大家下山，也在逐漸消失。它們不再是生活，而是被送進了博物館。

更重要的是，王偉看到了使鹿鄂溫克人面臨的巨大沖突。一邊是不可抵擋的現代生活，一邊是難以割舍的傳統。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馴鹿，馴鹿對食物和水質有極高的要求，要食用原始森林深處的苔蘚和地衣。2003年，鄂溫克人試著在山下圈養馴鹿，結果馴鹿大批死亡，因此，一部分人帶著馴鹿，又回到山林中，繼續游牧。

但此時的游牧生活，已經跟過往不太一樣。因為無法狩獵，生活單調了許多；山中族人越來越少，人愈發孤獨；因為失去武器，保護馴鹿變得艱難。總之，重重矛盾與生活巨變之下，很多人開始酗酒，與酒有關的死亡事件也隨之增加。

以上種種這些，都讓王偉覺得，他應該拿起手里的攝影機，拍些什么。但他那時相當年輕，只憑著一種本能的熱情，只知道不想像其他人那樣，拍幾張人與馴鹿在山中游蕩的照片，再加一個「中國最后的馴鹿部落」之類的標題來吸睛。他想好好記錄這群人。

之后的13年，這變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本職工作之外的所有時間，包括每年的年假、倒休、五一、十一假期，他都走同一條路線——從北京飛海拉爾，再租車到根河，進山，到獵民點，拍鄂溫克人的生活。

春天是他們最幸福的日子，把鹿養得壯壯的，期待接生一茬茬的小鹿崽；天氣再暖和一些，他們就開始鋸鹿茸；夏天有人會發展旅游，有人就在深林之中遷徙，尋找苔蘚豐美地帶；冬天樹林里是深深的雪，是休養生息的日子。

王偉拍這種生活的美，也拍它的麻煩。使鹿鄂溫克人的生活圍繞馴鹿展開，找鹿是他們最日常的工作，背上干糧，走十幾二十公里是常事。夏天要涉水而過，應付森林里密密麻麻的蚊子，冬天則要穿越齊腰深的雪。大多數時候能找到鹿，但有些時候，鹿踩到獵套，困住了、死掉了，他們就要歷盡艱苦把它帶回來。

就在這樣循環往復的日子里，王偉拍鄂溫克人打水、做飯、找鹿、喝酒，拍他們休養生息、生老病死。過去13年，他去了大興安嶺獵民點30多次，拍下了50000多張照片。

2025年5月，劉峰與新生馴鹿。

為什么這34張面孔如此重要

2017年，王偉拍攝的過程中，官方機構做了一項基因對比工程。調查結果顯示，現存的200多位使鹿鄂溫克人中，有34人是「最具代表性」的，祖輩未與外族通婚。

看到這個名單，王偉意識到，他找到了記錄的方向——他應該找到這34人，為他們拍一組「民族肖像」。

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已年邁，最高齡的瑪力亞·索，出生于1921年，當時已經97歲；格力斯克出生于1934年，已經84歲；安道·古出生于1937年，已經81歲。還有近十位出生于1940年代的族人，都已年邁。一種時不我待之感。

當時王偉還在清華美院讀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大畫幅攝影。想到拍使鹿鄂溫克人，他馬上想到他喜歡的美國攝影師愛德華·柯蒂斯。柯蒂斯擅長肖像攝影，被認為「能捕捉到被拍攝者靈魂深處的特質和個性」。130多年前，他開始拍攝北美印第安人，用半生時間，踏遍密西西比河以西，最后編成了20卷《北美印第安人》。他關注人本身，也關注他們的政治結構、生產生活方式、宗教和文化。這也是王偉想做的事情，里頭有一種嚴肅和莊嚴。

但想象和現實，往往有差距。一開始，他就碰壁了。

這些年來，作為一個特殊族群，使鹿鄂溫克人始終被研究、被關注、被采訪，比起所謂「民族肖像」，他們更希望不受打擾地生活；老一輩族人，很多只會本民族語言，去溝通說服時，還需要請人翻譯，會兩種語言的人也不多；隨著生態移民，族人愈發散居，有人在山里馴鹿，路況極差且沒有信號，有人已經生活在內蒙其他城市，還有人已經到了北京、青島等地。總之，意愿、溝通、距離……每一項都很麻煩。

最開始一兩年，拍攝進度很慢。最難的時候，王偉在山里找人，森林的雨季，路都漚爛了，車陷在泥里頭，進出兩難。他四處遭拒，愁得睡不好覺，「越往下走難度越大，幾度落淚，真的太難了」。

能夠打動人的，唯有真心。有一位叫達瑪拉·索的鄂溫克老人，她退休前在鄉獸醫站工作，有知識，會民族語言，人又很樂觀開朗、通情達理，在民族鄉有一定威望。她偶然間聽說王偉在拍民族肖像，給他提供過一些幫助。后來，達瑪拉到北京看病，發了朋友圈，王偉聯系她，幫忙掛號、跑前跑后，熱情地邀請她在家里住了20余天。這個過程里，他們慢慢熟悉，達瑪拉理解他的樸實和真誠，回到敖鄉，她跟親戚族人們說，「這小伙子挺好，年輕人做事不容易，我們要支持」。漸漸地王偉在族人中建立起了信任，創作的過程也就慢慢變得順利起來。

2024年9月，達瑪拉·索在「搓羅子」內縫制手工藝品。

拍攝現場，是很莊嚴的——大家翻出了自己的民族服裝，夏布長袍，很多都是幾十年前的，是鹿皮、是野生動物的皮毛，衣領、對襟、袖口、下擺上有滾鑲邊，有山林、樹木的變異符號。還有些衣服是2010年之后做的，已經有了現代感。女性們頭扎俄式方巾，系在腦后。他們望向攝影機，那種過去的生活方式，馴鹿與山林的氣息，彪悍、純真的民族氣質，借助這個儀式得以完美呈現。

王偉選擇的大畫幅攝影，加上濕版工藝，是國內少有人使用的拍攝方式。機器笨重，拍攝一張耗時長，需要被拍攝者高度配合，難度不小，但照片拍出來細節精細，那種穿越時光之感，與鄂溫克民族的風格很契合。談到為什么選擇如此困難的拍攝方式，王偉引用了歐立柯·本雅明的話：「這些相片（早期相片）雖然樸實單純，卻像素描或彩繪肖像佳作，與晚近的相片比起來能產生更深刻、更持久的影響力。」

拍攝過程中，也發生了一些趣事。比如柳霞，老愛喝酒，拍攝必須選在她沒喝酒的時候，醉酒后她會很「懵」，你會明顯看到，她眼神已經不聚焦了。再比如維佳，明知道他住在山里，但森林里沒有信號，他們三進三出，每次都錯過，「就是找不到人」。這種無法用城市生活衡量的、「可愛」的不確定，就是鄂溫克人的日常。

拍了三四年時間，直到2022年，王偉終于完成了34人的拍攝。其中辛苦，自不必言。這組作品在國際國內也獲得了很多獎項，被中國民族博物館、中國美術館永久收藏。

中國民族博物館副館長鄭茜說，在工作中，她會看到很多敖魯古雅題材的攝影作品，但王偉的作品是獨特的，是他「漫長的、耐心的、細膩的影像記錄」，是一個族群的歷史，有民族志的深度和厚度。「我們完全可以想象這些成果的獲取，蘊含著一個人多少的熱愛、執著、堅持、毅力，耗去了他多少的時間、精力、耐心、喜憂。不管怎樣，我們現在看到了這份真誠付出所收獲的成果，其價值不僅是當下的，也是留給未來的。」

這組拍攝完成兩年后，截止2024年底，34人中已有8人去世。王偉的「搶救式拍攝」，在這個時刻更顯珍貴。

2025年5月，瑪妮在山林的家中遙望窗外的馴鹿群。

看見年輕人的折返與失落

正是在拍攝這組民族肖像的過程中，王偉走到了鄂溫克人命運的深處。那是少有人抵達的地帶，那里有不為人知的痛苦，尤其是年輕一代的痛苦。他沒有辦法停下攝影機。

他向《人物》說起，給他沖擊最大的，是一個叫做索貝貝的女孩。

貝貝算是部落里的年輕人，出生于1981年。王偉拍下的照片里，她有一張圓圓的臉，戴眼鏡，頭發短短的，兩條深色的眉，笑起來有些羞赧。

她父母去世得早，她讀到中專，就離開了根河，去過包頭，又到了青島。因為她是34人之一，王偉輾轉聯系到她。但光打通她的電話，就花了三個月——她愛喝酒，常常醉著。倆人好不容易聊上了，她把王偉當做朋友，喝醉了，半夜三點也給他打電話。

拍攝時見到她，王偉才知道，她生活得不容易。因為父母早亡，沒有親人能庇護她，她只能離開家，掙錢養活自己。但在城市落腳沒那么容易，某種程度上，她是「夾在城市跟森林之間的人」。她會講起小時候跟父母狩獵、養鹿的生活，語氣里都是依戀。或許跟這種失落有關，她愛喝酒，那是麻醉自己的方式。

拍完索貝貝沒多久，有一天，王偉收到消息，說她醉酒后墜樓身亡。鄉里的醫生去了青島，把她的骨灰帶回了敖鄉。族人找王偉要她的照片，那張肖像照，成了遺像。

索貝貝的故事，是鄂溫克新一代年輕人境遇的極端體現。總的來說，他們的確在城市與森林之間一次次折返。王偉因此受到觸動，決定記錄更廣闊的、新一代鄂溫克人的故事。

2021年開始，他聚焦年輕一代的鄂溫克人。他們通過讀書、就業，走出山林，在城市定居。從北京、蘇州到呼和浩特、西雙版納、沈陽，相隔千里，他也想找到他們。在攝影方式上，他放棄了此前的大畫幅相機和濕版工藝，選擇白背景，用黑白或彩色膠片來拍攝，這種風格更有當代性。

2024年10月，大興安嶺已迎來第一場大雪，這是阿尤莎在山林的家和

拍攝過程中，他記錄了很多人的故事。

雨果，是鄂溫克最出名的年輕人之一，柳霞的兒子，紀錄片《雨果的假期》的主角。他從小被送到江蘇上學，在北京、成都生活過，他向往大城市，有顆不安分的心。但因為生存，也因為母親柳霞，他一次次返回大興安嶺。《人物》曾在2023年寫過一篇報道《大興安嶺最孤獨的母子》，寫柳霞和雨果在山林中的生活。當時我們對雨果的感受非常復雜，就像有兩股力量在他身上奮力拉扯：正在消逝的狩獵文化，和喧囂的城市化浪潮。這個年輕人懸浮其中。

2025年4月，雨果在江蘇昆山露營，他正在完成騎行西藏的心愿。

1980年出生的索偉，在生態移民后下山，開過出租車、養過北極狐，后來到了北京，成了一名卡車司機，換過5輛卡車，跑遍大半個中國。但他的愿望依然是，掙夠錢，回敖鄉。

1977年出生的敖娜，大學學的是俄語外貿，做過計算機錄入員、外貿翻譯，13年前辭職，帶著丈夫回到大興安嶺，重新過上了馴鹿人的生活。她跟王偉說，森林里雖然沒有網絡，但干凈簡單。「有馴鹿相伴的冬日，我不會孤獨，這反而更接近我理想中的生活狀態」。

當真正接近鄂溫克年輕人的心靈，王偉明白了那種苦痛的來源。生態移民之前，這一代人，都出生于山林，童年也都是在山林里度過的，大興安嶺是他們真正的故鄉。

每次拍攝，他們都會向王偉回憶小時候，「一聊，他們真的眼淚就出來了。小時候小伙伴們一起生活，采著漿果，穿越河流，坐著大卡車穿越森林，父母就在身邊」。聊到最后，大多數人都淚流滿面。

2024年10月，達琳瑪在山林里駕駛拖拉機到河流中取水用于洗衣做飯

他們在城市的家里，還放著樺樹皮和鹿角，有時候還能聽到民族語言，他們教出生在北京的下一代做樺樹制品。他們說，等掙夠一些錢，還要回去。

王偉一邊拍照，一邊錄視頻。他們的經歷如此獨特、如此珍貴，也如此讓人心碎。從原始森林到現代城市，從歷史到當代，這是一個民族的心靈史。他想做一份見證。

2024年8月，達麗雅在沈陽的家中制作民族手工藝品。

同行，讓記錄走得更遠

在記錄鄂溫克人的困境時，同樣難以言說的，是王偉作為攝影師和創作者的困境。

他是一個上班族，在北京工作，拍攝鄂溫克人是他的興趣，是「為愛發電」，最初沒有任何外力支持，他自己付差旅費、請助手、購置設備。2018年，他關于鄂溫克民族肖像的拍攝，獲得了國家藝術基金的資助。這是很大的精神激勵，但對于龐大的拍攝計劃來說，這筆錢遠遠不夠——每次進山，從機票、租越野車（普通車進不去）到請攝影助理，再到設備耗材（工藝昂貴，膠片、沖洗藥水都是英國進口，一張成本近百元），一次拍攝，耗資上萬。

拍攝鄂溫克年輕人時，他仍然有創作的動力和熱情，但因為資金困難，難以為繼。家里人會問他，拍完那34個肖像，是不是夠了，為什么還要拍？

是的，拍攝本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王偉的「偶像」愛德華·柯蒂斯，也曾面臨經濟上巨大的窘迫。后來他得到美國時任總統羅斯福的幫助。他的堅韌，還打動了知名的金融大亨J.P.摩根，讓這位超級富豪改變主意，持續資助他創作。

王偉的故事，也在2023年出現了轉機。

說來也巧，當時，王偉在一次活動上遇見知名攝影師寧思瀟瀟，倆人聊天，他談起拍攝的困難，寧思瀟瀟上了心。幾個月后，集美·阿爾勒國際攝影季，科技公司vivo有一個展區，王偉的作品，也作為清華美院的攝影教育成果在展出。寧思瀟瀟拉著vivo的工作人員，去看了那34幅鄂溫克民族肖像。

后來，寧思瀟瀟在微博回憶此事，他說，當時自己有點「心虛」，因為這是只有投入沒有回報的事兒，「誰會為一個沒有任何好處的事兒，去花錢呢？更何況是一個要經營的公司。」但很意外，vivo的工作人員主動問，能不能聯系到作者？他們覺得「搶救式拍攝」刻不容緩，必須要做。

其實這并不令人意外。熟悉手機影像生態的人都會知道，過去這些年，vivo長期關注人文攝影領域，一直在支持創作者，有自己的關懷。這個項目的意義、民族文化的瀕危性、拍攝的困難程度……他們充分理解。

2024年10月，達琳瑪在山林中觀察馴鹿的狀況。

很快，雙方達成合作。從2023年到2025年，vivo支持王偉拍了兩年。

支持首先是資金上的，讓王偉可以在相對從容的條件下創作。但王偉認為，同樣珍貴的，是vivo可以讓他的作品抵達更遠的地方、更多的人。過去幾年，vivo在人文影像領域開展了很多探索，除了vivo影像加手機攝影大賽，還有與FIRST青年電影展共創了6年的超短片單元、與中國攝影家協會展開的戰略合作等，vivo搭建起一個觀看、創作、分享的影像文化生態，讓王偉的作品被更多人看到，讓鄂溫克的故事被更多人了解。因為了解，才有機會改變。

vivo也支持他在傳統攝影之外，用手機，用視頻、音頻等方式，全方位地記錄鄂溫克族的今天——作為科班出身的攝影師，王偉此前是很抵觸手機攝影的，迷戀大畫幅、純手工。但與vivo合作之后，他發現手機拍肖像居然完全不輸單反。而且手機更小，更便攜，侵略性更低。

過去兩年，他用手機完成了幾百幅使鹿鄂溫克人的肖像作品，也用它拍口述史視頻。當他和鄂溫克年輕人做訪談時，他們唱歌時，他會架一臺手機在旁邊，完全可以實現清晰的4k甚至8k的視頻拍攝。另外，他還在用vivo手機創作更多的作品，今年就在拍「新時代的中國老人」，如85歲學飛機駕駛的王德順等等。

但所有的支持里頭，沒有什么比精神的并肩更重要。創作者往往孤獨，尤其像王偉這樣，拍攝一個并不算熱門的題材，堅持13年，投入無盡的精力與時間。在那個時刻，是vivo肯定了他記錄的意義與價值。正是這種同行的感覺，讓他再次有了創作動力，讓他覺得吾道不孤。

實際上，過去這些年，vivo支持了很多像王偉這樣的創作者。已經舉辦了六年的vivo影像加手機攝影大賽，讓無數專業或出身平民的攝影師，展現自己的光彩。

2021年的vivo影像加手機攝影大賽中，攝影師王旭拍攝了醫生們在四川省甘孜州義診時，唇腭裂兒童的樣子；2023年，在浙江麗水給鄉村孩子上了很多年攝影課之后，攝影師張博然提交了一組特別的攝影作品，是他和兩位鄉村女孩共同完成的；2024年，在云南普洱孟連的邊陲小鎮，攝影師大萌讓牛油果、咖啡和勞作的人們被世界看見；而在2025年，在甘肅民勤的沙漠地帶，田鼠大嬸裴愛民在這里寫詩、拍照，就像她自己說的那樣，「去拍，去寫，去愛，去扎根大地，自在生活」。這是私人的故事，也是普通人的史詩。

這些故事都不只是一個瞬間。今年，它們長出了新的生命——

云南孟連的牛油果，種植十幾年，最后經由大萌的照片走紅，登上國家媒體。這之后，當地逐漸擴大了種植面積，解決了更多人的就業。付出辛勞的人們，真正享受到了勞動成果。

而2021年被攝影師王旭拍下的唇腭裂小女孩，因為照片，受到了慈善組織的關注，她們到深圳接受了手術。2025年，王旭回到高原，又去拍了她們，那種害羞的、惶恐的眼神消失了，她們的笑真心、明亮、自由。

這就是記錄的力量，它讓人流淚、讓人行動，撼動現實。真誠的品牌，和真誠的創作者們一起，讓美好的事情得以發生，正在發生，繼續發生。

2025年5月，瓦蓮在大興安嶺腹地的家中給一只馴鹿幼崽喂奶。

（文章首圖為2025年5月，瑪力亞·索的曾外孫伊爾瓦特在山林的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