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催生奇跡：重走浙大西遷路

作平按：此文寫于2017年，原發《南方周末》，后被《新華文摘》等報刊轉載。現收入我的新著《山河萬里：重走抗戰時期大學內遷之路》，該書已由三聯書店出版，目前各大平臺均有銷售。

1、

入秋后的杭州終于變得涼爽了。

清晨五點半，就任浙江大學校長一年多的竺可楨在女兒的咳嗽聲中醒來。剛過七點，他就和幾名部下一道，坐學校的公車趕往郊外。途中，他買了一份《東南日報》。報上的一條消息使他神情凝重。

消息說：昨天，90多架日軍飛機空襲南京，下關電廠、中央廣播電臺等重要單位均被炸毀。

這是1937年9月26日，星期天。兩個月前盧溝橋事變后，許多人憂慮過的日本全面侵華終于成為大片國土淪陷的現實。與杭州近在咫尺的上海，此時中日雙方投入了超過100萬的軍隊進行一場史無前例的惡戰。

如果不是戰爭，初秋的杭州是一年里最美好的時節，就像白居易懷念的那樣：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

竺可楨一行要去的也是山寺。不過，他不是去尋桂子，也沒心思看潮頭。他要為岌岌可危的浙大尋找一個安全的辦學地點。戰爭迫近，時局動蕩，偌大的杭州，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課桌。

他領導的浙江大學，必須向西部遷移。但到底遷往何方，又將遷移多久，竺可楨也沒底。在天崩地坼的大動亂與大變局面前，任何提前的人設都是那樣蒼白無力。

一年前，通過陳布雷和翁文灝等人力薦，時任中央氣象研究所所長的竺可楨和蔣介石有過一次談話。在蔣介石答應保證預算、校長有用人自由和不干涉校務的前提下，竺可楨同意出任浙大校長。

不過，竺可楨向陳布雷表示，他的任期只有半年，至多一年，待浙大走上正軌，他仍回去當他的氣象所長，搞他的氣象研究。

竺可楨沒想到，他的浙大校長一做就是13年，而13年間，他和這所大學將有10年處于西遷的流亡路上。他同樣沒想到，畢路藍縷的流亡辦學，竟使他接手時的二流地方大學，化蛹為蝶地躋身于一流大學行列。

幾年后，當原本布局于東海之濱的浙江大學，化整為零地藏身于西部群山中的遵義、湄潭和永興三地時，英國科學家李約瑟來了。后來，他充滿敬意地寫道：

在那里，不僅有世界第一流的氣象學家和地理學家竺可楨教授，世界第一流的數學家陳建功、蘇步青教授，還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學家盧鶴紱、王淦昌教授，他們是中國科學事業的希望。

李約瑟甚至斷言：這就是東方的劍橋。

2、

竺可楨要去杭州郊外西天目山中的禪源寺。70天前，在江西廬山，竺可楨參加了蔣介石主持的國是談話會。會上，蔣介石代表國民政府發表了《抗戰宣言》。

隨后，多所高校校長與政府官員一道，研究了戰爭時期各大學的遷移安置。即將被戰火波及的浙大，必須遷移，但遷往何處，尚無定論。

西天目山中建于清代的禪源寺，首先接納了浙大210名新生。竺可楨匆匆前往，就是為了檢查是否準備妥當，能否正式上課。檢查結果，竺可楨很滿意。

第二天，這批浙大新生就在禪源寺開學了。一邊是出家人的暮鼓晨鐘，一邊是讀書人的格物致知，出世的梵音與入世的書聲和諧地交織在鳥鳴與泉咽中。

由于距杭州城有百里之遙，且處于茫茫林海中，禪源寺設施簡陋，人煙稀少。上課的教師只能和學生一樣，居住在寺廟或寺廟周圍農家。

但劣勢也是優勢：這遠離塵囂的深山，除了有清靜的讀書環境外，師生朝夕相處，行止接近，教師授業解惑和學生請教詢問比任何時候都更方便。

竺可楨決定利用這一機會，推行蓄謀已久的導師制。導師制的最大特點在于，導師不僅要指導學生的專業，還要指導他們的人生。

盡管早在14世紀，也就是元明之際，牛津大學就實行了導師制。但1937年秋天，在杭州禪源寺，浙大邁出了中國導師制的第一步。

一個月后，竺可楨又一次來到禪源寺，這一次，他作了題為《大學生之責任》的演講。

他說：國家為什么要花費這么多錢來培植大學生？為的是希望諸位將來能做社會上各業的領袖。在這困難嚴重的時候，我們更希望有百折不撓堅毅剛果的大學生，來領導民眾，做社會的砥柱。所以諸君到大學里來，萬勿存心只要懂了一點專門技術，以為日后謀生的話，就算滿足。

至于他十分看重的導師制，“實施以來，頗著成效”。他在日記里總結說，“此間導師制制度實行以來尚稱順手，學生既覺有一師長時可問詢，而老師亦有數青年為友不致寂寞。天目山實為導師制之理想地點。如昨星期日，天氣既值秋高氣爽，導師與學生均群出外散步，每人約率十七八人，男女各有，又不分系。”

然而，好景不長，兩個月后，隨著松滬會戰結束，杭州淪入敵手已是早晚之事。浙大西遷，終于從一年級新生暫留天目山，變為全校性的大撤退。

3、

富春江是一條被無數文人墨客歌詠過的河，南朝人吳均贊美它：“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

浙大師生的西遷之路就是從富春江開始的。幾十年后，當我坐著游船行駛于富春江上時，兩岸青山疊翠，城鎮相望，江水豐沛綿長。

但70年前，行駛在江上的浙大學子卻完全沒有這樣的詩情畫意。尤其是當船只進入富春江上游的新安江一帶時，山峰聳峙，江面變窄，恰好又逢枯水，行駛十分艱難。有一個班的船在遇到淺灘擱淺時，全班男生只好下水拉纖。

在邁出西遷第一步時，竺可楨考慮得很長遠：鑒于武漢、重慶和長沙等大城市，已有大量機關、工廠和高校遷入，運輸困難、供給困難和住宿困難都是板上釘釘的事。

因而，他的意見是搬到西南內地較為偏遠的小城甚至鄉村。至于第一步，他選定了富春江上游的建德。

浙大在建德停留了39天，這座小城破天荒地有了一所來去匆匆的大學。小城居民只有1萬，而浙大師生就有1千多，大街小巷，都能碰到浙大師生。時人都稱建德是大學城。

竺可楨喜歡攝影，每到一地，總會拍下當地的風土人情。公務之余，他用鏡頭記錄了這座寧靜的小城。其中一張照片上，牌坊高大，一群穿長袍的人匆匆而過，一條黑狗好奇地回頭張望。

很多年后，當我徘徊在建德街頭時，這座歷史悠久的古城，仍保存有不少牌坊，只是，我卻沒法辯認出，哪一座是竺可楨曾拍攝過的了。

值得一提的是，到建德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11月17日，竺可楨發現400余箱儀器和圖書沒能一同搬走。于是，他當即帶了十多名員工，分乘兩輛車返回杭州。

此時的杭州正值陷落前夜，風雨飄搖，一夕數驚。竺可楨身為一校之長，似乎用不著如此親歷親為，但他剛入主浙大時的演講，則表明了他這樣做的原因。他說：大學最重要的是教授和圖書、設備。

4、

1937年11月20日，竺可楨在廣播里聽說國民政府已遷重慶。同時，日軍占領蘇州，逼近嘉興，建德已非久留之地。于是，第二次遷移開始了。這次的目的地是江西泰和。

遷往泰和，是竺可楨此前與有關方面協商的結果。但實際搬遷時間卻比預定提早了許多，泰和的校舍根本沒法入住。不得已，只得暫時搬到泰和附近的吉安，因為當浙大到達吉安時，吉安的幾所學校正在放寒假。

江闊水深的贛江從吉安城中流淌而過，水勢漸緩，江心形成了一個長1500米，寬500米的小島，它的名字叫白鷺洲。

當我順著路人指點，駛上吉安大橋時，夕陽下，我看到在我右側的江心，一座綠意盎然的小島，如同一只巨艦。白鷺洲在吉安家喻戶曉，早在800多年前，洲上就建起了后來聞名遐邇的白鷺洲書院。書院在創辦15年后的一次科考中，竟有39人同中進士，其中一人高中狀元，他就是文天祥。

如果說從杭州本部或是禪源寺遷往建德只是一次短途旅行的話，那么從建德遷往吉安卻是一次充滿危險的長途跋涉。

幸好，此時的浙大師生已有了一定的遷移經驗。上千名師生及家屬水陸并進，分三批進入江西，約定一周內在當時的鐵路樞杻玉山會合。學校在沿途的蘭溪、金華、常山、南昌和樟樹設立中轉接待站。至于校長竺可楨，他坐鎮玉山，動用各種社會關系尋找車輛。

從建德到吉安，公路和鐵路距離是700多公里。浙大師生于1937年12月24日，也就是杭州淪陷那天出發，直到次年1月20日春節前才踏上了江水環繞的白鷺洲。25天里，每天只能行進不到30公里。

其中的艱難曲折，當年的親歷者后來回憶說：“有的學生去通過關系交涉而能夠和運兵車隨行，有的則沿鐵路步行安步當車，有的人攀上煤車、敞蓬車、難民車和兵車西行，冒受風雨，嘗盡饑寒。”

在吉安，浙大師生借用吉安中學和鄉村師范校舍，補上了因遷移而耽擱的課程，隨后舉行期末考試。當地人都不理解：兵荒馬亂的還考什么試啊？然而，這所流浪中的大學，就像在西子湖畔時一樣，保持了一貫的嚴謹。

對校長竺可楨來說，在吉安還發生了一件大事：他的還不到18歲的長子竺津，執意要報考軍校，以便抗戰衛國。竺可楨不忍年幼的兒子投筆從戎，然而就像他在日記里說的那樣，“余亦不能不任希文（即竺津）去，但不禁淚滿眶矣。”

臨行前，竺可楨為兒子拍了一張照片。照片上，留短發戴眼鏡的竺津滿臉稚氣，面色憂傷。如果不是山河破碎，他本該在課堂上用功，在校園里發生一次刻骨銘心的初戀。多年以后，竺津因年輕時的這一選擇被勞教，瘐死于農場。

5、

吉安停留兩個月后，泰和校舍終于建成。兩地僅距40公里，只不過，與吉安相比，泰和是完完全全全的鄉村。破舊，凋蔽，人民面有菜色，患癩頭和大腹病者比比皆是，兒童普遍發育不良，他們瘦小的骨骼和又尖又細的腦袋令竺可楨十分驚異。

浙大在泰和的校舍，具體是上田村的大原書院和華陽書院等地。大原書院是校總部，從竺可楨留下的照片看，那是原野上幾棟圍合在一起的老式建筑，春天的油菜花與蘿卜花同時盛開，一直開到書院的圍墻下。

如今，這里是當地一所中學的校園。圍墻下，一株高大的柏樹枝繁葉茂，那是竺可楨當年親手種下的。

經一位當地青年的指引，我在泰和上田村的江邊尋找到了一座碼頭。贛江滾滾北上，在泰和境內，沖積出大片平原。每到雨季，江水泛濫，上田村的幾乎所有民房，都會泡在水里。

當浙大師生到來時，還能清晰地看到上一年洪水在墻上留下的印痕。既然年年都要遭水淹，為什么不修大堤呢？說白了，就是窮，沒錢。

崇文重教的背景下，一個大學校長是有話語權的。通過竺可楨牽針引線，江西省水利局和泰和縣、浙大三方決定修筑防洪堤。地方出錢，浙大出技術。為此，浙大成立了由竺可楨任主任的堤工委員會。土木系的學生正好學以致用，在教師指導下測量和設計。

兩個月后，一道防洪大堤出現在上田村的贛江邊。次年，當洪水再度來襲時，上田村的民居和農田第一次安然無恙。為此，當地人把它稱作浙大防洪堤，而江邊那個碼頭，自然就叫浙大碼頭。

只是，此時的浙大師生早已遠去，流亡的道路還在腳下向著渺不可知的前方繼續延伸。

6、

隨著馬當要塞失守，南昌危急，泰和也將不保。這時，教育部指示浙大遷往貴州安順。但經過考察，竺可楨認為安順路遠難行，浙大的大批圖書和設備難以運輸。幾經比較，他決定遷往廣西宜山。

浙大西遷途中曾落腳的幾乎所有地方，都把當年這段往事當作了本地的榮耀。在宜山――如今已更名宜州區，是廣西河池市屬地――我看到一尊竺可楨塑像，塑像矗立的廣場，就叫浙大西遷紀念廣場。

高大的榕樹下，一群老人在跳舞，幾個孩子在做游戲，如今宜州的美好寧靜恰與昔時的荒涼貧困形成鮮明對比。

竺可楨留下的照片上，以綿延的群山為背景，起伏的淺丘上，整齊地分布著幾列低矮的房屋。時過景遷，80年后，當我前去尋找它們時，我已經完全看不出當年的痕跡了。在清代，這里是一座軍營，稱為標營。上世紀，成為一家部隊醫院的院址，后來，醫院搬遷，偌大的院子淪為廢墟。

如果不是鐵門前那對石獅子曾進入過竺可楨的鏡頭，我無法確認這就是曾經的浙大校園。翻過不高的鐵門，我在一株大樹下找到了竺可楨所立的《國立浙江大學宜山學舍記》石碑。根據碑文記載，浙大師生在此盤桓了一年半。

亞熱帶氣候的宜山迥異江南，歷史上，曾是流放犯人的煙瘴之地，有宜山宜水不宜人之說（北宋詩人黃庭堅就曾流放到此，并在這里去世）。瘧疾給了遠來的浙大師生一個下馬威。到宜山不及一月，張藎謀教授的侄女便因瘧疾去世。

第二天，竺可楨在日記里憂心衷衷地寫道：“日來校中患惡性瘧疾者日多，昨下午四點張藎謀之侄女病歿，學生中患此癥者已有十余人，女生龐曾漱幾于不起。同事中張孟聞近亦發熱，家族中則有盧亦秋一子、一侄，俞錫榮、孫溈，剛復之侄媳。此病初起時即發高熱，到39.5或40.0，一二日后稍退又發，或竟不退，三日即不起。”

浙大在宜山停留的一年多，對浙大師生來說，瘧疾的肆掠、物質的匱乏和日機的轟炸固然記憶深刻，但真正影響至今的，卻是在宜山期間，竺可楨決定以求是為校訓。

求是原是浙大前身求是書院的院名，在宜山期間，竺可楨進一步深化了求是的內涵。他認為，求是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又是西方近代科學的真諦，若想在繼承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必須把握這個共同點。他用通俗的話解釋說，所謂求是，就是冒百死，排萬難，以求真知。

求是校訓的提出，意味著浙大要培育的不是只精于某一門類某一技術的專門人才，而是要培養具有“不盲從不附和，一切以理智為依歸的全新的通才”。

這一點，和竺可楨的另一句話可互證：偌大一個大學，只注重零星專門知識的傳授而缺乏研究的空氣，又無科學方法的訓練，學生的思想就難取得融會貫通之效的。

1940年初，隨著北部灣失守，浙大第四次遷移。這一次，他們來到了云貴高原深處的小城：遵義、湄潭和湄潭下屬的永興。在那里，七年時光彈指一揮，他們迎來了抗戰的勝利，也迎來了浙大華麗轉身的新生。

7、

北京中關村一套非常普通的住宅里，我見到了竺可楨的兒子竺安先生。年過八旬的竺安清瘦文靜，看上去和竺可楨有幾分神似。竺安為我展示了一大疊略微發黃的老照片，它們都出自竺可楨之手。

其中一張照片上，竺安和他的姐姐竺梅悲戚地站在一座墳前。墳里，長眠著他們的母親張俠魂。如果說西遷之路有什么最令竺可楨痛心疾首的話，那無疑就是在泰和時，他的夫人張俠魂和兒子竺衡的去世。

馬當要塞失守后，泰和已屬險地。為此，作為校長的竺可楨前往廣西勘察新校址。1938年7月23日，考察途中的竺可楨接到電報，催他速歸。

7月25日黃昏，當竺可楨回到上田村時，他看到幾個兒女站在大堤上，眼巴巴地盼他回來。竺可楨一眼發現，兒女們少了一個，那就是竺衡。他問竺梅，竺梅的回答只有三個字，卻讓竺可楨如同五雷轟頂：沒得了。

不僅14歲的兒子“沒得了”，同時，夫人張俠魂亦已病入膏肓。母子倆同一天起病，患的也是同一種病：禁口痢。也就是痢疾。在今天，痢疾是一種很普通的、根本不可能致人死亡的疾病，但在缺醫少藥的70多年前，奪人性命卻如秋風掃落葉。

竺可楨四處求醫，為張俠魂灌腸、打點滴，甚至服用中藥。然而，一切努力終是徒勞：8天后，張俠魂去世。

十來天里，竺可楨竟痛失兩位親人，心中的悲苦可想而知，就像他在隨后的日記里感嘆的那樣：“近來早稻均在收獲，田畝中景色甚佳，但值此國破家亡、對此大好河山，不能不作楚囚對泣之象也。”

時局卻不允許竺可楨有余暇悲痛。安葬了張俠魂后，浙大師生分批前往千里之外的宜山。竺可楨走得較晚，9月17日，他帶著孩子們來到張俠魂和竺衡墳前，與親人告別。從此，竺可楨再也沒回過泰和。

歲月流轉，人世板蕩。文革中，張俠魂的墓碑被毀。后來，那兩座小小的墳瑩漸漸被人遺忘。2008年，當地多方調查，找到了一座疑似墓。在征得竺安等人的同意后進行清理，在墳中，找到了竺可楨當年為妻子陪葬的一支威迪文鋼筆，從而得以確認。

順便說，出身名門的張俠魂頗具膽識，她是我國第一位乘坐飛機的女性，曾因飛機失事受傷。竺可楨在猶豫是否接任浙大校長時，張俠魂的勸說非常有見地，她說：正是因為大學風氣不好，你更應該義不容辭。只有像你這樣的學者，擔當校長重任，才有可能改變大學風氣不好的局面。

8、

“東風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你的心是小小的寂寞的城。”走在湄潭街頭，不知為什么，我老是想起鄭愁予的這幾句詩。雖然他寫的并不是湄潭。

三月，黔北小城湄潭以陰以雨，加上小城中幾匹起伏的山峰都頂著滿頭翠綠，小城顯得更加寧靜，幽深。我冒著細雨來到湄潭文廟，這里如今是浙大西遷紀念館，也是我看過的和浙大西遷有關的遺址或紀念館中規模最大、最成體系的。

湄潭地處云貴高原向四川、湖南兩省丘陵過渡的斜坡地帶，緯度低，海拔高；與宜山比，這里不僅氣候更宜人，物產也更豐富。

前往湄潭考察期間，竺可楨吃到了當地特產的大米：茅貢米。這種品質優良的大米在明朝時曾是貢品，竺可楨贊不絕口，稱它是黔中之寶。

為了迎接浙大，湄潭官方和民間都顯露了十足的熱情，甚至還成立了專門機構，并在房屋上作了安排：湄潭初中、男子小學和女子小學讓出部分校舍，黨部從文廟遷出，常備隊從賀家祠堂遷出，以此確保浙大師生有足夠的地方。

由于種種原因，浙大沒有全部遷入湄潭，而是一部分遷到遵義，一部分遷到湄潭及湄潭下屬的永興鎮。

如前所述，遷校之初，竺可楨就確定了浙大不遷大城市，而是盡量遷小城市甚至鄉下的原則。一則，可以避開日軍飛機的轟炸；二則，能夠降低師生的生活成本。

但是，既便如此，浙大同樣遭受了日機轟炸，如在宜山，大片校舍就被炸為瓦礫。此外，至于生活成本，隨著浙大師生及家屬上千人的遷入，以湄潭這座物產豐富的小城為例，物價同樣上漲厲害，師生的生活依然只能是簞食瓢飲。

浙大學生幾乎都來自淪陷區，大多數學生與家中的聯系久已中斷，無法獲得經濟上的資助。幸好，政府向他們提供了貸學金，金額雖不多，尚能保證吃飯。當然，前提是吃得令人心酸。在湄潭和永興，流傳著浙大學生關于吃飯的兩點經驗之談：晴蜓點水、逢六進一。

當時，浙大學生十人為一桌開飯，飯管夠，菜卻只有一菜一湯，因而那碟用來蘸菜的鹽水就十分珍貴。每個人蘸菜時，只能在碟子里蜻蜓點水地點到為止，如果來回滾掃的話，三兩下就蘸光了，勢必為同桌所聲討。這就是蜻蜓點水。逢六進一則是說，要吃六口飯，才能吃一口菜，否則菜就不夠了。

在湄潭浙大西遷紀念館的藏品中，一盞高腳油燈引起了我的注意。浙大來湄潭時，湄潭甚至遵義都尚未通電，照明所用，全是桐油燈。桐油燈不僅光線微弱，而且發出濃烈的黑煙，在燈下看書一兩個時辰，擤出的鼻涕竟是黑色的。

有天晚上，訓導長費鞏到學生宿舍巡視。費鞏問一個湊在桐油燈前的戴眼鏡的學生近視多少度，學生懊惱地說，原來800度，現在更重了。

費鞏很痛心，他想為學生們做點什么。幾經研究，費鞏改良制造了一種更明亮，油煙也更小的鐵皮燈。他把設計圖紙送到洋鐵鋪，制作了800盞送給學生們；后來，整個湄潭城都用上了這種燈，人們把它稱為費鞏燈。

費鞏在應竺可楨之邀出任訓導長時，他的要求有兩個：第一，不加入國民黨；第二，不領訓導長的高薪。幾年后，費鞏因倡導民主憲政，被國民黨特務在重慶暗殺，尸體推入鏹水中化掉。

9、

湄潭就像西南地區的大多數城鎮一樣，遍街都是茶館。為此，有的浙大學生選擇到茶館讀書。

到茶館讀書的學生中，有一個還不到20歲的小青年，胖乎乎的，有點嬰兒肥。每天晚上，他總是挾著書本到同一家茶館。茶館坐滿茶客，他就找個空位坐下來。雖然不知名姓，但大家都知道他是流亡的浙大學生。

后來，老板娘看到他來了，總是給他泡一碗茶送過來，照例不收茶錢。茶館雖然喧鬧，畢竟有桐油燈可以讀書，并且，從老板娘那碗免費的清茶里，還能感受到人間的溫暖。

誰也沒有意料到的是，僅僅16年后，這個坐在茶客中間默默讀書的小青年，竟然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就是李政道。多年以后，李政道回憶起當年獨自逃離故鄉前往湄潭就學的情景，往事依然歷歷在目。

李政道入浙大時只有17歲，原本就讀化工系，在束星北的影響下，轉讀物理系。一度，他打算像竺可楨的兒子那樣投筆從戎，束星北認為李政道有物理天賦，日后必成大器。全國那么多青年，誰都可以當兵，惟獨李政道不可以。

當時，束星北在重慶出差，生怕李政道一走了之，著急地發電報給王淦昌，要求他無論如何要把李政道攔下來。

李政道在浙大只讀了一年，對這一年的影響，許多年后，名滿天下的李政道在浙大百年校慶時說：

“我在浙大讀書雖然只有一年，但追尋西遷的浙大卻用了3個年頭，青春歲月中的4個年頭我是與浙大緊密相連的，以此為起點，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一年‘求是’校訓的熏陶，發端了幾十年來我細推物理之樂。母校百年，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益匪淺。”

10、

學生生活艱難，教授生活同樣窘迫。

后來成為兩彈元勛的王淦昌家有八口，為謀生計，他的夫人養雞喂鴨，甚至，還養了一頭羊。不想，有一天，這頭羊竟丟失了，王夫人哭得非常傷心，整個浙大都知道了此事。

不久，這只羊居然找回來了——其實，這只羊根本不是王夫人養的那只，而是浙大師生湊錢另外買的。

以后，當王淦昌到位于郊外的實驗室工作時，他一定會細心地牽上那頭羊。羊在門外吃草，他在實驗室工作。這一年，浙大舉辦迎春晚會，晚會上有一個謎語，謎面：王淦昌放羊。謎底：一舉兩得。

然而，回首往事，王淦昌記住的不是湄潭的困苦，而是困苦中的求索與堅持：“湄潭是我們的黃金時代，我和蘇步青、談家楨、束星北、貝時璋等同志的一批重要的學術成就是在那里作的。”

盧鶴紱與王淦昌很有緣，他們既是同事，又是同行，還是鄰居，共住在湄潭的一棟破舊老屋里。1945年夏天，漫長的抗戰即將以中國人民的勝利結束的前夜，盧夫人生下一個男嬰，取名永亮。

那一年，恰好盧鶴紱發表了他最重要的論文《從原子能到原子彈》，雙喜臨門的盧鶴紱對夫人說，是湄江水養育了我們，亮亮的小名就叫湄兒吧。

很多年以后，長大成人的湄兒沿著父輩當年的西遷路線回溯，一直回溯到湄潭。深愛感動的他聯合多位在湄潭工作過的老教授的子女，上書總書記胡錦濤，希望將湄潭縣浙大西遷舊址列為全國重點文物。兩年后，國務院公布的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中，湄潭浙大舊址榜上有名。

數學家蘇步青也是一家八口，和王淦昌一樣屬于人多錢少的困難戶。他與生物學家羅宗洛一道，兩家合住在一座破廟里。很多時候，蘇步青家中只能以地瓜蘸鹽水作主食。

有一天，他突然把幾個學生叫到家，拿出一包衣服，請學生們幫他賣掉。他身為教授，委實拉不下面子街頭叫賣。

王淦昌家搞養殖，蘇步青家搞種植。蘇家居住的廟前有不少荒地，農民世家出身的蘇步青在那里開出了一片菜園子。后來，他的菜園子里的蔬菜不僅自給有余，還偶爾賣給城里的餐館。

對這種艱難度日的種菜生涯，蘇步青賦詩云：

半畝向陽地，全家仰菜根。曲渠疏雨水，密柵遠雞豚。豐歉誰能卜，辛勤共爾論。隱居哪可及，擔月過黃昏。

尤值得一提的是，在湄潭期間，蘇步青白天上課種菜，晚上就著油燈下寫作，幾年之間，竟發表論文31篇。那時候，權威的《自然》雜志，經常收到中國學者的投稿，信封上的地址就是：浙江大學，湄潭，中國。

至于校長竺可楨，他既要為整個浙大操心，也得為小家庭考慮。張俠魂去世后，他繼娶陳汲，陳汲乃陳源，即與魯迅打筆仗的作家、翻譯家陳西瑩之妹。婚后，生子竺松。一家數口，嗷嗷待哺。

最艱難的1942年，竺可楨發高燒，拉肚子，生疹子，手腳凍傷；陳汲和竺梅、竺松也先后生病。竺可楨每天的早餐是一碗稀飯和一小碟鹽水蠶豆。最艱難時，他不得不將早年購置的皮大衣賣了補貼家用。

令人感動的是，如此艱難的條件下，竺可楨表現出的知識份子的清廉與敬業：據詹英先生回憶，1940年底，友人介紹他到浙大任講師。當天正值大年初一，詹英以為竺可楨不會來上班。但當他來到校本部時，竺可楨一個人正在忙碌。

在竺可楨的辦公桌上，有兩種信封和稿紙，如系公事，就用公家的，如系私事，就用私人的。

11、

結束了在永興的尋訪返回湄潭時，我驅車去了一個叫中國茶海的地方。登高遠眺，四周渾圓的山坡上，漫無邊際的茶樹成行成列地鋪向遠方；細雨如絲，正是即將采摘每年里最重要的明前茶的時節，我聞到了漫山遍野的茶香。這個如今已成為觀光農業景點的面積巨大的茶場，如果追根溯源，它的源頭在另一座山，那里，依然和浙大有關。

湄潭城邊，與市區一水之隔的城南，一山綿延而過，山上青翠欲滴，全是一壟接一壟的茶樹。那座山叫象山，浙大西遷期間，因緣際會，這座明清時就建有茶園的茶山，成為中國現代茶葉規范化種植的開端，被譽為中國現代茶業第一山。

抗戰時期，隨著東南沿海各口岸被日軍占領，中國傳統的重要出口產品茶葉無法外運。從長計議，國民政府打算在西南山區建立茶葉科研生產基地，以便隨著西南國際通道――史迪威公路――的開通而恢復出口，以換取急需的資金。

浙大落戶湄潭前夕，農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和中國茶葉公司派出專家考察了云、貴、川多個茶葉產地，最終，決定將中央實驗茶場選址湄潭。

1940年初，當浙大正為遷到湄潭緊鑼密鼓作準備時，中央實驗茶場在湄潭成立，畢業于哈佛大學的昆蟲學家劉淦芝任場長。4個月后，浙江大學農學院遷到湄潭。

一方面，茶葉是農業的重中之重，不僅農學院學生需要到茶場實習，農學院的一些畢業生，也應聘到茶場工作。

另一方面，浙大有人才和器材優勢，茶場有場地和資金優勢，于是乎，強強聯合成為必然：劉淦芝擔任茶場場長的同時，還被聘為浙大農學院教授。浙大幫助茶場分析茶葉理化指示，參與茶樹病蟲害調查，并共同創辦了西南最早的職業學校。

在青碧的湄江之濱，一座綠樹覆蓋的山上，立著一只據說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壺，它意在向每一個外來者表明，湄潭是一座茶城。就在與茶壺一江之隔的對岸，我尋找到了幾棟已成危房的老建筑，它的名字叫萬壽宮。這就是曾經的實驗茶場場部，也是浙大研究生院所在地。

作為實驗茶場與浙江大學的紐帶，劉淦芝是一個靈魂人物。70年前，在萬壽宮，劉淦芝完成了中國最早的茶樹害蟲調研報告和中國首部中英文對照的《世界茶樹害蟲名目》，并撰寫了《中國近代害蟲防治史》。

在他指導下，浙大學生壽宇歷時3年，對湄潭茶葉產業進行了全面調查，寫成《湄潭茶產調查報告》。今天的湄潭成為國內重要的茶葉產地，湄江翠芽和遵義紅成為名牌，可以說，如果沒有浙大，也就沒有今天。

比較有意思的是，照片上西裝革履的劉淦芝，他的留美背景和昆蟲學家身份，都與他的業余愛好顯得很有些落差。原來，劉淦芝閑暇時，常邀浙大教授蘇步青、江問魚等人到風景優美的茶場品茗。

他們品茗時，談論的最重要話題竟然是：詩詞。這一群術業有專攻的大知識分子，都有深厚的舊學功底，都喜歡吟詩作詞。為此，1943年，他們在湄江邊結成湄江吟社。人稱九君子的9名社員，當年聚會8次，創作詩詞258首。

與今天的人才日趨專業不同，民國時期，大多數從事理工科的知識分子，對傳統詩詞書畫都有一定造詣。像身為氣象學家和教育家的竺可楨，他的舊體詩同樣寫得相當不俗。

湄潭城邊有一座西來庵，那里是湄江吟社的聚會地。我在一個春天的早晨走近它時，我看到，那是一座突起于田野中的并不太高的小山，山上林木幽深，黃瓦紅墻顯示佛家的遠離塵世。紅墻之下，就是連綿的稻田和茶山，一條清澈的小河斗折蛇行，從農家院落里傳來隱約的雞犬之聲。一切，依然如同70多年前那樣純樸而靜美。

12、

1945年，抗戰勝利的消息傳到遵義和湄潭，浙大師生欣喜若狂。他們明白，流亡的日子即將結束，他們很快就會回到久違的西湖之濱。

從1937年跨出西遷第一步，到1946年返回杭州，浙大的流亡辦學幾近十年。這是山河破碎的十年，物力維艱的十年，也是向死而生的十年，鳳凰涅槃的十年。

在時局動蕩、校址偏僻、經費拮據、疾病侵襲的條件下，浙大出人意料地從一所地方大學，成長為與中央大學、西南聯大和武漢大學齊名的民國四大名校之一。

西遷之初，浙大只有3個學院，隨遷學生460人；十年后，它發展成有7個學院的綜合大學，學生增至2200余人。

據1989年統計，當時的中科院學部委員（即后來的院士）將近300人，其中有27人曾在浙大任教，有40人是浙大畢業生，而這67名浙大師生中，超過80%的人參加過那場被譽為文軍西征的浙大西遷。

在湄潭浙大西遷紀念館，我看到一張黑白老照片，那是浙大文學院一次活動后的留影。如果不借助說明，我不認識上面的任何一個人――他們中的幾乎所有人，想必都已離開人世。

盡管他們長相各異，男女有別，但有一點卻驚人相似，那就是他們的表情。他們面色平靜，既沒有大喜，更沒有大悲，你甚至很難想象，這是一群面臨強敵入侵，大多人的故鄉業已淪陷，物質生活極度匱乏的苦難中的學人。或許，只有內心強大的自信，才能帶來表情的從容和淡定。

國難當頭，弦歌不絕。當我們研究抗日戰爭為什么能以中國的勝利告終時，除了諸多政治原因、軍事原因，我想，浙大師生那種來自文化和精神層面的堅守，也是原因之一。

離開湄潭那個傍晚，夕陽在山，天空又下起了細細的春雨。這種景象，蘇步青在詞中描繪過：“細雨春回溪畔草，斜陽紅入墻頭杏。對空山寂寂鷓鴣啼，行人聽。”

小小的湄潭城，打下了隆重的浙大烙印，諸如街巷和學校的命名：可楨路，浙大北路，浙大南路，求是路，浙大小學，求是中學。這座深藏于千山萬壑中的小城，浙大在此的6年，是它最值得驕傲的往事。

對浙大來說，湄潭的接納，使它在艱難歲月里逆風飛揚，終成名校；對湄潭來說，浙大的到來，為這座閉塞落后的小城吹來了現代文明的新風。

竺安先生告訴我，他在湄潭生活了6年，在那里讀完初中和高中，并在浙大回遷那年考入浙大化學系。70多年后，年過八旬的竺安先生曾經重訪湄潭。在湄潭，他找到了曾經居住過的那棟古老的樓房。

在一段視頻中，我看到，竺安先生坐在樓前，陷入了對往事的深深追懷中。其實，舊時光所收納的，不僅是竺安先生的個人記憶，更是一所大學、一個國家、一種精神的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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