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滕泰：新供給創造新需求

自有品牌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作者｜許小九

經濟學家、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 滕泰：

尊敬的各位嘉賓，非常高興參加主題為“穿越周期，激活增長”別開生面的論壇。要“穿越周期，激活增長”既需要供給側的力量，也需要暢通打開循環。在2021年，我最早發表一篇東西《新供給主題宣言》，提出了“新供給經濟學”，在2015年黨中央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新供給中提出的放松供給約束，減稅，更新供給結構，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等學術主張已經放在供給側政策當中。

從過去五年中一直寫文章、呼吁“提振消費”，為什么在當前尤其今年中央國務院把大力“提振消費”作為今年的十大任務之首呢？因為當前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就是內需不足（總需求不足）。所以“提振消費”不僅僅是一個短期的利周期的政策，也是一個長期的國家戰略，無論從即將到來的“十五五”，還是到2035年“提振消費”都是一個國家戰略。所以，提振消費既是短期利周期政策，也是國家長期政策以外，它不僅是經濟增長手段，也是人類投資生產各種經濟活動的目的，只有通過消費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既然消費如此重要，還需要會議不斷論證呢？黨中央、國務院雖然把“提振消費”作為之首，但是學術部門、地方政府對于“消費”的認識遠遠不到位。首先，在學術上到年底關鍵時刻大量學者呼吁搞投資，無論是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投資、制造業投資，認為投資見效快，又形成需求又形成供給，中國搞投資在過去二三十年都是一個成功的經驗，但是現在無論是房地產投資、基礎設施投資、制造業投資都已經嚴重過重了，投資的效益再逐漸遞減。

在學術上有一個專業名詞“過度投資陷阱”，由于觀念、利益、體制的原因，我們到現在很多投資已經過剩的情況下，整體投資率還保持43%的水平，這個水平比發達國家高了1倍，其他的成熟市場每年把GDP20%到25%用來搞投資，我們是43%，比印度高了十幾個點，假設投資率回歸正常，每年可能能夠節省十幾萬億的低效投資和無效投資的錢，再把它用于提振消費。所以，談到“過度投資陷阱”以后，就會涉及另一個概念“宏觀消費壓抑”，談到“消費壓抑”不是一個微觀的家庭消費觀念的原因，是在整個國家財富分配當中，家庭部門占比太少了。按照去年年底國家統計局統計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只有44%，跟這個數據相對應的是中國家庭消費的總額占GDP總額只有39%。加上17%的政府消費，中國總消費只有55%，無論是39%的家庭消費率，還是55%左右的總消費率，比發達國家都平均低20到30個百分點，這是宏觀消費壓抑現象。過去投資高速增長階段、出口高速增長階段，又隨著這些年全球貿易的變化，隨著后工業時代、后基建時代在邊界上遞減，“提振消費”這件事情變得越來越重要。

所以五年前（2020年）呼吁重視消費，呼吁發10萬補貼時還沒有引起重視，在2022年決策觀念悄然改變，到2024年有1500億的消費補貼，今年“提振消費”已經變成十大任務之首（3000億消費補貼）。但是認識歸認識，3000億的消費補貼和將近50萬億的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比重還是微不足道的，跟4萬億、5萬億、6萬億的給地方政府搞投資劃債的錢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在將近30萬億元的一般預算公共支出當中，占比只有1%。所以我們提振消費的認識到位了，但是真正在行動上還需要進一步的加力。

有人說你這么多年呼吁給老百姓發消費補貼，動輒幾萬億，錢從哪兒來？我們剛才講到了每年有幾萬億的低效投資的錢和無效投資的錢可以省出來，每年各級地方政府給企業的那種生產補貼（提供免費的廠房，免費的辦公樓，拎包入住，免便宜的勞動，還是直接給財政幾千萬、幾百萬、上億的財政補貼），這些都應該取消。這些曾經成功的經驗，地方政府給企業的生產補貼已經變成了企業過度“內卷式”競爭的一個資本，我們還每年有1.8萬億的出口補貼，這些都應該減少。如果每年能夠減少幾萬億的出口補貼、生產補貼和過度投資、低效投資的錢，（這些節省出來）都給老百姓發消費補貼，中國的“消費提振”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但是這個任務從我們學術界來講的話遠遠沒有完成。

我們還要繼續推動全社會整個決策觀念的轉變，把過去“重投資，重生產、輕消費”的觀念把它轉過來，投資生產創造財富。剛才講“新供給經濟學”認為經濟增長源泉的動力確實是在供給側，在于勞動的投入、資本的投入、資源的投入。同時還需要企業家的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而帶來真正的經濟增長。但是如果沒有經濟循環，沒有暢通的經濟循環，生產了搞了大量的投資，變成了爛尾樓，搞了上千上萬個特色小鎮空置在那里，或者生產很多產品賣不出去變成了庫存，這都是造成經濟增長下滑的重要原因。

如何提振消費？既需要財政政策的轉型，同時還需要深化改革。比如說我們有一百多萬億的國有股權，國有資產（這是我們重要的體制優勢），而且在前些年已經完成了國有股劃轉社保基金的這種改革的試點。所以未來能不能劃轉10%的國有股權到社保基金，就可以增加10萬億的社保基金的規模；如果化成20%就可以增加20萬億；長期如果劃轉50%就可以增加50萬億。所以很多學者提出來說，能不能把農村最低的養老金從一兩百塊錢提高到300塊錢、400塊錢、500塊錢，這是完全有條件實現的。所以只有深化改革，提高居民的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社會保障程度，讓他放心消費、敢消費、愿意消費，這個消費才能提振起來。提振消費，還需要貨幣政策要探索新的機制。在過去10年、20年這么長的時間以來，每一輪的適度寬松（寬松的貨幣政策）都是通過信貸投放來實現的。中央只要一決定寬松的貨幣政策，就意味著向房地產多放錢，向基礎設施項目多放錢，多放貸，向生產企業多放貸。但是現在你想放貸都放不出去，那些房地產企業可能不需要那么多錢，再不能蓋那么多房子了，也沒有足夠的基礎設施項目需要投資，制造業企業也不需要更多的貸款。

去年年底中央提出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怎么實現？可能未來要更多地通過房地產或者是股市這樣的資產價格的上漲或者傳導，乃至變成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帶來財富效應，進一步提振消費這樣新的一種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所以去年以來（924以來），我們的決策部門無數次強調要重視穩住樓市，提振股市信心。所以未來的貨幣政策怎么樣探索新的傳導機制？按我個人的看法，當前中國的宏觀經濟還面臨著嚴峻的通貨緊縮的風險，年輕人的失業率、就業的情況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為了不讓通貨緊縮或者變成一個長期現象，為了盡快解決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我認為零利率乃至負利率可能是大勢所趨。

談到“零利率、負利率”，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怎么可能實現零利率呢？資本不需要價格的嗎？其實在2015年的時候，一個偉大的智者叫查理蛋白質芒格也是這樣想的。別人問他說你怎么看待“零利率、負利率？”，他說我完全沒有想到，根據活了九十多歲的經驗，我絕對不相信會有“零利率、負利率”，但是它發生了，我已經懵了，所以連芒格這樣的智者都沒有預測到。那我們也不要盲目去懷疑，中國會不會有一天走到零利率負利率時代。

2008年以后，為了引領美國經濟走出危機，伯南克開始實施零利率政策，持續了八年才結束；2020年面對疫情又一次實行零利率政策，每次都非常好使，經濟就好了，股市也好了，房地產也好了。日本政府全面實行了幾次利率政策，但是不堅決，時間不夠長，到2016年以后，干脆實行“負利率”，把利率定在“-0.1”的水平，持續了七八年的時間，日本股市走出了繁榮，日本房地產也開始逐步繁榮，日本經濟走出了通縮，就業率創了新高；歐洲在2012年開始實行零利率，在2014年開始實行負利率，連續若干次降息，把基準利率降到“-0.5”，直到去年才開始回到正的。所以不論是面臨歐債危機還是疫情沖擊，歐洲的零利率和負利率政策也對歐洲的經濟復蘇發揮了重要作用。

如果為了不使中國的通貨緊縮長期化，為了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為了推動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繁榮，中國有一天必須實行“零利率、負利率”政策。在座的各位，我們怎么辦？作為居民，作為儲蓄者，作為企業、保險公司、金融機構決策部門，要怎么提前面對這個事情？當然了，推動消費繁榮除了財政政策要從建設財政轉向民生財政，貨幣政策要探討新的傳導機制，有必要的情況下堅決實施零利率負利率政策，還要推動居民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培育壯大中等收入群體，推動國有資產更大規模的發展。社保來提高居民的社會保障程度之外，企業也要在提振消費當中發揮重要作用。

企業在提振消費當中發揮什么作用呢？用新供給創造新需求。在2012年我發表的《新物質主義學院》里邊有一句話，說喬布斯在創造蘋果手機之前，世界對他的需求是零。如今我們再離不開智能手機，不僅如此，以智能手機為基礎，還衍生了現在的網約車，互聯網的購物，互聯網金融，視頻媒體等等，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100年前福特公司也做過一次調研，他問消費者說你需要什么樣的汽車？消費者說我不需要汽車，我只需要一輛更好的馬車。所以從短期來看，消費是收入的函數，居民收入不增長，消費很難提高。消費是邊際消費傾向的函數，只有降息提高邊際消費傾向，總的消費才會提高。消費是稅收的函數，減稅讓同樣的老百姓的收入，可以買更多東西就可以增加消費。但是從長期來看，消費需求是供給創造出來的，是新供給創造出來的。所以，互聯網、新能源可以創造新需求，新的產品和新服務也可以創造新需求，新的消費場景、新的生活方式都是由企業家不斷創造出來的。所以，面對中國經濟持續通縮的深度轉型挑戰，“提振消費”不僅僅是一個消費問題，是未來十年中國解決轉型的一個關鍵點，事關財政政策的轉型，事關貨幣政策的新機制，事關整個國家分配收入格局的變化，事關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也關系到在座每個人。祝愿中國經濟能夠成功穿越周期，激活增長，只有消費繁榮，中國經濟才有未來，中國要走消費繁榮的道路。謝謝大家！

滕泰院長的深刻闡述，為我們勾勒出以“提振消費”為核心、穿越經濟周期的宏觀藍圖。這其中關于“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的核心理念，恰恰為所有企業，尤其是致力于打造自有品牌的企業，指明了前進的方向與存在的價值。

宏觀政策的轉變、財政與貨幣工具的發力，最終都需要在微觀市場上找到承托點，而自有品牌正是承接這一歷史性機遇的最佳載體之一。它絕非簡單的“平價替代”，其本質是渠道商或品牌商深刻洞察消費者潛在需求后，所進行的主動供給創造。

因此，對于我們而言，建設自有品牌的意義從未如此清晰和重大：

它是破解“宏觀消費壓抑”的微觀利器。通過減少中間環節，自有品牌能直接讓利消費者，以極高的性價比提升居民的實際購買力，這等同于一次精準的“減稅”，讓同樣的收入能換取更美好的生活體驗，這正是“激活消費”最直接的實踐。

它是“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的企業級響應。一個成功的自有品牌產品（無論是一款創新的食品、一款設計精良的家居品，還是一種全新的服務體驗）能夠挖掘甚至創造消費者自己都未曾察覺的渴望，開辟新的增長賽道，避免陷入傳統領域的“過度投資陷阱”和內卷式競爭。

它是構建未來消費繁榮的信任基石。一個值得信賴的自有品牌則通過持續、穩定、高品質的產品輸出，與消費者建立起深厚的情感連接和信任關系。這份信任，是消費者愿意為你創造的新供給買單的前提，也是中國經濟轉向消費驅動模式中最寶貴的微觀資產。

結論不言而喻：投資和深耕自有品牌，不再只是一個降本增效的選項，更是企業順應國策、穿越周期、貢獻于中國消費繁榮時代的戰略抉擇。它將企業的命運，與國家提振消費的長期戰略緊密地綁定在一起。此刻，每一個自有品牌的創新與成功，都是在為中國經濟的未來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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