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大明五朝，當四十三年首輔

正統九年的深秋，落葉伴著微涼的雨到處飄散，這天歷經大明五個朝代的元老楊士奇走完了他的一生。無論經歷和履歷他都是大明的傳奇。

他的離世，對大明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從建文帝、永樂、洪熙、宣德、正統五朝風雨，在內閣秉政四十三年，不僅創下大明王朝從政時間最長、影響力最大的內閣“非典型首輔”紀錄，在文化上，更開創明代“臺閣體”詩風，以一己之力影響著大明王朝歷史的重大進程。

楊士奇

楊士奇的人生起點首先是貧窮。“家甚貧，親執勞事”是他早年生活的真實寫照。

年幼喪父后，他隨母改嫁羅氏，寄人籬下的日子里，不僅要操持農活，還要忍受繼父的冷落。為了糊口，他十一歲便輟學，在鄉村私塾做幫工，每日掃地、抄書，換一口粗茶淡飯。

就是這樣的貧困狀況，楊士奇從來沒有抱怨過環境，而是更加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他總偷偷捧著私塾先生的藏書苦讀，油燈下常常讀到深夜，經書史籍過目不忘，就連晦澀的《左傳》《孟子》也能爛熟于心。一次，私塾先生抽查學生功課，恰好問到一段冷僻經文，眾學子無一人能答，一旁掃地的楊士奇卻脫口而出，還能旁征博引、闡釋要義，先生大驚失色，當即收留他為弟子，免其學費教他讀書。

憑借過人的才學，楊士奇的聲名漸漸在鄉鄰間傳開。江西郡守巡視時，聽聞其才名，召他當面考核，命其以“江景”為題作詩，楊士奇揮筆而就，詩句清新自然、意境悠遠，郡守看后贊不絕口，當即推薦他擔任府學訓導，這不僅讓他得以糊口，為他逐步走向州郡提供了重要平臺。任職期間，他潛心治學，修訂教材、規范教學，府學文風為之一振，連鄰府的學子都紛紛慕名而來。

建文帝繼位不久，聽聞楊士奇的才名，聯名推薦他出任翰林教授，隨后又擢升為翰林編纂，負責編修《太祖實錄》。這份專注于文史整理的差事，不參與任何紛爭，也讓他在“靖難之役”的更迭中得以安然無恙。

朱棣奪位成功后，對前朝舊臣多有猜忌，卻因楊士奇在修史中展現的嚴謹公允，拒絕為迎合朱棣而篡改太祖事跡深受賞識，不僅沒有罷黜，反而留任其翰林編修之職，不久后更提拔為侍讀，讓他參與機要文書的草擬。因為專注文化領域，所有波及他都得以幸免，堪稱“讀書種子”。

正是這次特殊的歷史編纂任務，讓他從純粹的文臣虛職，一躍進入內閣權力圈，正式開啟了參與政務決策的生涯。朱棣對楊士奇的信任與日俱增，而且還將輔佐太子朱高熾的重任托付于他。作為太子老師，楊士奇不僅要教導朱高熾學識，更要輔佐他處理監國事務。每當朱棣北巡或出征蒙古，京城的軍政大權便交由太子執掌，而楊士奇作為重要的輔臣，起影響可謂舉足輕重。

朱高煦畫像

然而此時的太子的位置并不穩固。次子朱高煦戰功赫赫，在“靖難之役”中多次救下朱棣性命，朱棣曾拍著他的肩膀“許以事成立為太子”，這份口頭承諾讓朱高煦的奪嫡之心愈發熾烈。為了動搖太子之位，朱高煦與其黨羽“合而間太子”，四處散布流言蜚語，一會兒誣陷太子“擅赦罪人，收買人心”，一會兒造謠“太子截留賦稅，私藏府庫”，甚至在朱棣北征歸來時，暗中安排親信在途中哭訴“太子監國期間為政嚴苛，民怨沸騰”，種種構陷讓朱棣“頗心動”，一度有換儲之意。

關鍵時刻，楊士奇成為太子的“護道者”。一次朱棣當面質問太子截留賦稅之事，朱高熾一時語塞，楊士奇從容上前奏道：“太子監國期間，凡賦稅收支皆有明細，臣可當庭呈上賬目。且太子素以仁厚為本，截留部分賦稅，實為賑濟山東、河南受災百姓，并非私藏。”隨后呈上詳細賬目與賑災文書，朱棣核對無誤后，疑慮稍解。

但朱高煦并未罷休，又指使黨羽彈劾太子“延誤軍機”——彼時朱棣命太子籌備北征糧草，因連日暴雨道路泥濘，糧草運輸延誤三日。楊士奇在朝堂上據理力爭：“天時不可抗力，太子已晝夜督促，糧草雖晚三日，卻無一短缺、無一霉變，足見其用心。若因此追責，恐寒天下忠臣之心。”他不僅強調太子的勤勉，更隱晦提及“太子有‘好皇孫’朱瞻基，此乃大明未來之福”，這幾句話可能就改寫了大明歷史的走向。

有一次，朱高煦買通太子府的宦官，偷取太子的日常手稿，挑出其中幾句感慨朝政的詩句，曲解為“怨懟君父”，獻給朱棣。朱棣看后大怒，當即召楊士奇問罪。楊士奇從容答道：“太子天性仁孝，偶有感慨，實為憂國憂民。且詩句斷章取義不足為憑，若陛下不信，可召太子府幕僚核對全詩，便知真相。”隨后他又伏地叩首：“陛下若因此廢太子，恐引發宗室內亂，危及社稷安穩，還望陛下三思。”朱棣沉吟良久，最終采納了他的建議，查明是朱高煦的構陷，嚴厲地斥責了朱高煦。朱高熾繼位后，對楊士奇與蹇義感激涕零：“朕監國二十年，左右造謠攻擊，天天提心吊膽，若沒有你們二人悉心保護，我恐怕早已萬劫不復，更無今日帝位。”

洪熙元年，47 歲的朱高熾終于登基，是為明仁宗。

楊士奇水漲船高，被擢升為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位居內閣首輔，真正成為百官之首。這位從底層走來的首輔，始終保持著務實通透的作風，積極推行仁政。當時，明朝經歷多年戰亂，百姓困苦，楊士奇首先向仁宗建議“減免賦稅、與民休息”，他奏道：“自永樂以來，連年征戰、大興土木，百姓賦稅繁重，流離失所者眾。如今陛下登基，當以民為本，減免山東、山西、河南三省去年受災地區的賦稅，釋放宮內多余宮女，停止不必要的采買，讓百姓得以休養生息。”仁宗深以為然，當即準奏，百姓拍手稱快。

君臣間的一次次對話，更盡顯他對內閣作風的引領作用。

一次，明仁宗閑聊時說“北人學問，不逮南人”，楊士奇當即直言反駁：“長材大器多出于北方，豈但南人可用耶？前朝宋濂、劉基為南人，然徐達、常遇春為北人，皆為開國功臣。如今朝堂之上，北方大臣如蹇義、夏原吉，皆忠勤干練，陛下不可因地域而有所偏廢。”他還建議仁宗“命吏部打破地域限制，唯才是舉”，這番話成為明朝用人政策的重要舉措。

明宣宗

可惜朱高熾在位不足一年便猝然離世，明宣宗朱瞻基繼位，楊士奇繼續以首輔之職輔佐新君，與楊榮、楊溥攜手，開啟了明朝最鼎盛的“仁宣之治”。

宣德三年六月，早朝散去后，明宣宗召楊士奇入宮，推心置腹地問道：“年來貪濁成風，何也？”楊士奇毫不避諱，直言貪腐之風并非一朝一夕：“永樂年間，成祖忙于征戰，對吏治疏于整頓，一些官員趁機中飽私囊；如今太平日久，官員貪圖安逸，貪腐之風愈發嚴重。”

宣宗追問“誰貪污最嚴重”，他當即點明都御史劉觀，劉觀身為監察百官的最高官員，卻帶頭貪污受賄，收受地方官員的金銀珠寶，甚至縱容下屬敲詐勒索。宣宗又問“誰可代替劉觀”，楊士奇推薦了剛正不阿的通政使顧佐：“顧佐為人清廉，執法嚴明，曾任應天府尹，整頓吏治成效顯著，若命他接任都御史，必能肅清貪腐。”

宣宗采納了他的建議，任命顧佐為都御史。顧佐到任后，在楊士奇的支持下，大力整頓吏治，查出貪官污吏數十人，或罷官、或流放，其中就包括劉觀，劉觀被查出貪污白銀數萬兩，最終被流放遼東。經此一番整頓，明朝官場風氣為之一清，“百官皆不敢貪墨，吏治清明前所未有”。

此外，在人才選拔上，他唯才是舉，引薦了大批有識之士，如后來的名臣于謙，便是在楊士奇的推薦下進入朝堂，嶄露頭角；在文化建設上，他主持編修了《明實錄》《歷代名臣奏議》等典籍，還開創了“臺閣體”詩風，這種詩風平和典雅、雍容醇厚，既符合宮廷禮儀，又能體現儒臣的學識修養，影響了明代文壇近百年。

楊士奇的廉潔，更是被后世傳為佳話。即便身居首輔之位，他的生活依舊簡樸，“衣不重錦，食不兼味”，家中僅有茅屋數間、薄田幾畝。有一次，廣東布政使徐奇回京述職，帶了一批當地的特產沉香，分贈給朝中大臣，唯獨沒有給楊士奇。徐奇被人彈劾“行賄結黨”，官府在查抄他的送禮名單時，發現果然沒有楊士奇的名字。宣宗得知后，召見楊士奇問道：“徐奇送禮，百官皆有，為何獨獨沒有你？”楊士奇答道：“臣與徐奇素不相識，他自然不會給臣送禮。且臣身為首輔，若接受地方官員的饋贈，恐開貪腐之風，故平日從不與人私交，也從不接受任何禮物。”宣宗聽后大加贊賞，對左右大臣說：“士奇真乃廉臣楷模！”

還有一次，有位官員為了謀求升遷，深夜帶著黃金百兩來到楊士奇家中，希望他能在皇帝面前美言幾句。楊士奇當即拒絕，正色道：“為官者當憑才干升遷，若靠賄賂上位，不僅敗壞吏治，也會害了自己。我身為首輔，豈能因一己之私而廢公？你速速將黃金帶回，若再執意行賄，我必上奏朝廷治罪。”那官員羞愧難當，只好帶著黃金離去。由于楊士奇始終清正自守，他的家境始終清貧，“家未嘗有百緡之畜”，每年的俸祿僅夠維持全家生計。他的妻子去世后，因沒錢置辦喪事，只好向同僚借貸，事后用了三年的俸祿才還清欠款。明仁宗得知后，多次欲賞賜他田產、金銀，都被他婉言謝絕：“陛下已經給予臣足夠的俸祿，臣若再接受賞賜，便是貪得無厭。身為大臣，當以身作則，為百官樹立廉潔的榜樣。”

可見能夠歷經大明五朝，當了四十三年首輔的人，其品質和能力確實非同一般人可比，在整個大明來說也是相當罕見的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