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績主義之下，我們敢不敢按下取關鍵？

民智漫談

作者：邵逸飛，民智國際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正文約3300字，預計閱讀時間11分鐘）

晚上十一點，北京地鐵八號線還擠得像早高峰。

小智旁邊，一個戴著工牌的乘客拎著電腦包，站在車門邊刷短視頻。屏幕上是熟悉的教室背景板——

“老師～我真沒復習，你就考我吧。”

接著是標準流程：全班哄笑，老師點名，短劇里這位同學站起來，一字不差地背出全文。

她笑得很夸張，耳機里傳出被壓低的笑聲，笑到眼角擠出一點淚。

笑完，她又很快收住，低頭看了一眼手機，彈出一條新消息，隨即便表情一緊，開始飛快地敲擊鍵盤回復。

這種情緒轉換，小智特別眼熟。

短視頻里演的是“高中過去式”，手機屏幕之外，她卻還活在永無止境的大考里——只是考場從教室換成了格子間，分數換成了 KPI，老師換成了直屬領導。

視頻底下點贊最多的一條評論寫著：

“我以為我在看樂子，其實我在看自己的前半生。”

當優績主義成為眾矢之的

和過去不同，社交平臺上，“好學生人設”似乎越來越招人煩：卷到禿頭還要發“我啥也沒干”；拿了獎學金要配文“這次真的只是運氣好”；

在“離家千里又萬里，務必爭氣再爭氣”的熱搜底下，評論區直接炸了——

“離家千里已經夠累了，為什么還要再爭氣一遍？”

“我離家，是為了逃離這套‘不爭氣就白養你’的敘事。”

“好學生”從一個中性甚至褒義詞，慢慢變成了優績主義的代號，甚至是“站在既得利益一邊的人”的代號。

而短視頻里的TA們，就是這套系統里最刺眼的那群人。

TA們并不一定是壞人，甚至往往很“聽話”：成績好，擔任班干部，積極完成老師交代的任務，熟練地把自己壓榨出最高的分數。

但問題在于——我們看著TA們的時候，心里想的從來不是TA一個人，而是那套把活生生的人變成“排名數據”的殘酷規則。

因此，我們對TA們的復雜情緒，本質上是在和那個篤信“分數至上”的自己，以及把我們困在其中的系統進行無聲的對抗。

我們為何活在無盡的競爭中？

“競緣腦”這個說法這兩年開始流行：見誰都先算一算“TA會不會比我強”，“會不會搶走我的位置”。

判斷一個人有沒有競緣腦，大概有幾條跡象：

1. 聽到別人被表揚，第一反應不是“真厲害”，而是“完了，我是不是落后了”。

2. 刷到別人曬 offer、曬績點、工資單，心情立刻從晴轉陰，哪怕你倆根本不是一個賽道。

3. 休息的時候也會焦慮：我現在躺著，是不是別人都在悄悄努力？

簡而言之，就是為了“比”而活著。

這在東亞社會尤其普遍，因為大部分人從小學開始就被反復灌輸：“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一分干掉一萬人”，“不吃苦你就會被淘汰”。

在這種語境下，優績主義被包裝成一種公平：考得好，你就有資格進好學校、去大城市、找好工作。

哈佛政治哲學家邁克爾·桑德爾在《精英的傲慢》里提到，優績主義不只是一套選拔機制，更是一整套“講述成功與失敗”的道德敘事：考上名校、爬上金字塔的人，被鼓勵相信一切都是“我應得的”；而那些沒能“贏”在起跑線的人，則被溫柔又殘酷地暗示——“你不夠努力，所以不配”。

▲ 邁克爾·桑德爾《精英的傲慢：好的社會該如何定義成功？》（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乍一聽，這似乎是一種“靠本事”的游戲規則，贏家通吃。聽起來很像科舉，只要你考得上，就能改命。

但問題是，當獨木橋越來越窄、賽道越來越擠、起跑線差距越來越大時，這套規則就開始變味了。

人類學家項飆曾提到過一個現象：當代年輕人其實很難活在當下，因為大家把當下僅僅看作一個邁向未來的臺階，更多的選擇不直接面對當下的生活與意義。

我們總想著快點跨過去、快點翻篇，似乎只要跑得夠快、流動性足夠高，就能解決眼前所有的問題，從而快速獲益。

這種對未來的過度透支和對當下的懸置，正是滋生“競緣腦”的溫床：你知道游戲殘酷，也知道未必公平，但你不敢、也不甘心退出——它讓我們付出超乎尋常的努力。

于是，就只好把所有人都當成潛在競品——同學、同事、戀人、朋友，甚至屏幕那頭那些素未謀面的陌生人。

普通之困

而另一邊，是更龐大的一群普通人。

小智的好友阿誠，來自東北一個小縣城，在二本院校讀完書，跑來深圳做基層運營。

父母反復叮囑他：

“你離家這么遠，可一定要爭氣啊，別丟人。”

他也曾試圖在這座城市“卷”出一條路：報過項目管理證書班，學過 Python 和 C++，周末跑去打羽毛球刷步數，心里想著哪天能在朋友圈發一條“終于上岸了”的喜報。

可這一兩年，他慢慢意識到：

招聘“985/211以上”，“兩段實習優先”的崗位，只要掛出來，投簡歷的人比他想象得還多。

房價死死釘在他的收入之外，戶口指標緊得像彩票。

他并不是不努力，只是這些年，他看到太多“比他優秀的人，還比他努力”，卻依舊被裁員、被降薪、被迫轉行。

“那我到底在跟誰比呢？”有天晚上，阿誠問到。

“以前覺得是跟同齡人比、跟同學比、跟同事比。后來發現，根本不是一條賽道。

這感覺就像是被扔進一個巨大的滾筒洗衣機里，一邊有人拿著話筒喊‘只要努力就會成功’，一邊有人在瘋狂調快轉速。”

這就是“競緣腦”這套敘事最為荒誕的地方：你很難簡單地罵阿誠是“優績主義的幫兇”。因為阿誠比誰都清楚這套東西有多殘忍。

當機會大致公平的時候，優績主義是一種“你可以通過考試改變命運”的承諾；

當起點差距和機會不對等越拉越大，這套承諾就開始變成一種指責——“你沒過上理想生活，因為你還不夠努力。”

這套邏輯的高明與殘酷之處就在于此：它讓你在失敗時，第一時間先怪自己。

承諾破產了，但內疚感還在。

在夾縫中，尋找另一種可能

優績主義和競緣腦最隱蔽的地方在于，很多時候，我們對別人的反感，看上去是在討厭某個具體的人，實際上是在討厭那個“被迫加入競賽”的自己。

看到對方“又裝又贏”的時候，我們氣得牙癢癢；

看到“學閥”們把“大專自嘲梗”也玩成名校炫耀時，我們覺得“連自嘲的資格都要被搶走”。

有時候，評論區的惡毒想象，像是一種粗糙的“底層反抗”：既然在現實里扇不到他們巴掌，那就在彈幕里狠狠扇幾下。

這當然有發泄的元素，卻也透露出一種更深的疲憊：大家已經不再相信“贏的人自然值得一切”，但又找不到別的評價體系，只好用罵聲去補償。

社會學家嚴飛觀察到，當下的許多年輕人處于一種清醒的困境之中——他們清楚地知道“考上名校也不代表一生無憂”，對這套“努力神話”充滿懷疑。

“但他們又找不到別的路，只能一邊罵著卷，一邊繼續卷。”

這種“找不到別的路”的困頓，恰恰是優績主義最堅固的壁壘。它不僅僅是一套評價體系，更像是一種壟斷，擠占了我們對生活其他可能性的想象空間。

一個看上去人人都可以通過努力獲勝的社會，慢慢變成了桑德爾所說的“只能贏、不能輸的社會”：表面上是賽道對所有人開放，實際上卻讓大多數普通人在無盡的比較中同時失去尊嚴和退路。

難道解決辦法就是“拒絕一切競爭”，“大家一起躺平”嗎？

恐怕也沒這么簡單。

也有不少聲音會說：“不搞優績主義，你想搞什么？拼關系嗎？那樣更不公平。”

在一個資源有限、篩選壓力很大的社會里，完全取消考試和競爭，幾乎是不可能的。

問題不是“要不要吹捧優績”，而是：

我們是不是把優績主義當成了評價人生價值的唯一標尺？

當一個人被允許只是一名普通的文員、一位縣中的教師、一位銀行的職工，當然不應被視為“失敗”；

當一個孩子不擅長考試，但有自己熱愛的事物、會照顧人、有耐心、希望習得一技之長，這種特質同樣值得被看見；

當一個公司不再單一使用冷冰冰的 KPI 去決定生死，而是愿意看見那些無法被量化的、有活人味兒的協同合作，它才可能真正走得長遠。

到那時，優績主義也許就不會這么上頭。

社會環境的改變，需要漫長的時間。

但在那之前，我們至少可以從附近開始。比如：

下一次刷到“比你優秀的人還比你努力”的偽雞湯，試試長按“不再推薦此類內容”。因為那不是激勵，那是精神的毒藥；

看到別人曬成績、曬 offer，可以在心里默念一句：“這是TA的高光時刻”，學會單純地點一個 “贊”，而不是順手點開對方主頁去盤賬；

在夸獎別人時，試著減少“你真厲害、真牛”，多一點“跟你在一起很舒服”，“你聊天的方式我很喜歡”——把注意力從量化的標準挪回“人”本身；

和父母聊天，慢慢把“你兒子年終獎多少啊？”的話題，引導到“最近身體怎么樣”“有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嗎”。

對自己也一樣。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起，“普通人”變成了一個需要自嘲才能說出口的身份。

好像承認自己普通，就是承認“我不夠努力”，“我不爭氣”。

可細想一下，一個社會里絕大多數人本來就應該是普通人：

只是做一份屬于自己的工作，有空和朋友們一起吃吃飯、發發呆、經營好自己的親密關系、養一只貓。

如果連過上這樣的生活都需要先驗資，那出問題的絕不是你。

結語

也許我們一時還擺脫不了優績主義，也很難一下子卸載競緣腦。

但我們可以，在下一次別人給你轉發那句：“比你優秀的人還比你努力”時，毅然決然地按下那個“取關鍵”，然后繼續去過那個專屬于你自己，由你的熱愛、你的關系、你的具體感受所定義的日子。

松綁或許漫長，但內心的解放，可以始于每一個微小的、附近的、具體的瞬間。

撰稿：邵逸飛

編務：宋佩璇

責編：邵逸飛

圖片來源：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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