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湘江戰役中桂系軍閥故意給紅軍讓路，歷史真相是怎樣？

引言

湘江戰役是紅軍長征過程中戰況最為慘烈的一場戰役，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在桂系和湘軍以及國民黨中央軍的合力圍剿下損失慘重，幾乎喪失一半以上的有生力量。湘江戰役也使得中國共產黨人充分意識到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嚴重性，為此后“遵義會議”的召開埋下了伏筆[1]。

湘江戰役形勢示意圖

近些年以來，隨著長征時期相關史料的不斷整理[2]，湘江戰役的歷史細節逐漸被發掘出來，其中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就是在湘江戰役開始之前桂軍曾經改變原來的戰略部署，將灌陽、興安的守軍幾乎全部撤出，從而給紅軍留下了一個近百里的“缺口”，后人稱其為桂軍給紅軍“讓路”。這一事件的歷史真實性不容置疑，但關于其原因以及一些細節因素學界尚存在爭議，筆者在此結合自己所知，略加總結，以求再現當年的烽火硝煙、英勇奮戰。

湘江戰役紅三十四師行軍示意圖

桂系軍閥是否真的要給紅軍“讓路”？他的實力如何？

有研究者指出：“這是并非是桂系真心‘讓路’,乃是桂系兵力太少,忍痛撤離湘江防線的結果”[3]；金一南更是把桂軍的部署形象地比喻成一塊門板，對紅軍關上湘江的大門就對蔣軍敞開了廣西的大門，對蔣軍關上了廣西的大門就對紅軍敞開了湘江的大門[4]。關于桂軍在湘江戰役前的軍隊數量，有觀點認為是16個團約2萬人，這一觀點的直接來源是當時桂軍將領劉斐的口述：“兩個軍十六個團…… 總共只二萬余人。如果我們以二萬人去堵二十萬人……”[5]，然而有學者依據一手史料對其進行了批駁，認為劉斐記憶出現了偏差，將29337人說成了兩萬余人，同時還有民團1080人，則剛好是三萬余人[6]。

劉斐

筆者認為何學成的論斷基本可信，一者其所援引之史料和當時香港《循環日報》的報道基本一致（所謂孤證不立，何氏也是基于《循環日報》展開的論述），一者劉斐關于紅軍有二十萬的記憶實在是有些過于離譜，筆者認為其甚至可能是有意在為白崇禧進行“回護”（考慮到當時的大環境，這一點的還是應該考慮的）。應該指出，廣西的“新民團”給紅軍造成了不小的麻煩，但卻也主要是在戰前修筑堡壘、工事，在紅軍主力于12月1日渡過湘江后對掉隊的紅軍進行追剿，真正參加湘江戰役的人數十分有限，白崇禧也不會將民團作為主力使用，故而桂軍應該還是在三萬左右[7]。

白崇禧

解讀紅一方面軍人數之謎，他們的損失到底有多大？

那么紅一方面軍在湘江戰役之前有多少人呢？要想搞清楚這個問題需要分兩步，其一，紅一方面軍從瑞金出發時有多少人，其二，突破三條封鎖線付出了多大損失。

湘江戰役油畫

第一個問題爭議較大，西方史學界認為是10萬人，郭廷以先生認為應該是9萬人，白壽彝先生則指出是8.6萬人[8]。有學者援引李德的筆記和1934年的統計數字認為，中央紅軍長征開始時有兵力為7.5-8.1萬。同時他指出，李德作為當時的軍事總指揮可以看到一些普通人看不到的東西，而且這個數字不僅相對精確而且還在劉伯承、李維漢的回憶錄中得到了佐證。雖然這位學者在此之后又提出了紅一方面軍有87000人的觀點，但筆者更支持7.5-8.1萬的說法，時人的觀點更加可信，雖然記憶不免出現偏差，但幾個人持相同觀點則應該是不刊之言[9]。

渡江作戰

對于紅軍在湘江戰役前的傷亡情況，有學者指出：“盡管沒有打大仗、硬仗,但長途急行軍、氣候漸冷、水土不適等,也使紅軍減員不少…… 第一次突圍減員3700 余人, 第二次突圍減員9700余人,第三次突圍減員8600余人,共減員2.2萬余人?！盵10]而有的學者則認為：“如再考慮到疾病、離散、逃跑等各種因素,中央紅軍在入桂前的兵力損失當在萬人以上?！盵11]筆者認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為突破第一道和第二道封鎖線時，粵軍幾乎是主動讓出了道路給紅軍通行，幾乎沒有戰斗，而第二道封鎖線的湘軍數量十分有限，也沒能主動與紅軍交戰，則紅軍的損失應該是很小的[12]。因而主要的戰斗集中于突破第三道封鎖線時與湘軍的戰斗，但如果這樣的話，第三次突圍減員的數量理應高過第二次，則筆者認為前者的數字是有不準確的（而且前者著重點似乎是由于天氣等外在因素給紅軍造成的傷亡比戰斗更大，這一點也有待商榷），因而從多方面考慮，后者的可信度更高。

湘江戰役

分析到此我們明確了，桂軍有兩個軍三萬人，紅一方面軍有7萬人左右，數量上紅軍占據優勢，桂軍的避戰在客觀上是有理可循的。

紅軍為何最終能突破“湘江封鎖”？

然而如果僅僅是數量上的劣勢是完全不足以讓桂軍“讓路”的，畢竟在整體的戰略層面紅軍處于絕對的劣勢，同時在裝備上桂軍也無疑是占優的，白崇禧個人應該也不想有辱其“小諸葛”的名號。深層而言，這其實是蔣介石與桂系的博弈，而這四道封鎖線很大程度上也是蔣介石妄圖削弱西南軍閥而設置的。如果把眼光放得長遠一點，我們可以看到前三次“圍剿”的失敗完全就是因為蔣介石完全借助地方力量剿共[13]，而從第四次“圍剿”開始，蔣雖然啟用了中央軍，但還是在想方設法地消耗地方勢力，各軍閥對剿共的任務自然也是陽奉陰違。

薛岳

研究者指出，薛岳的九個師只是“追而不剿”，其目的完全是把“禍水”引入廣東，以此坐收漁翁之利[14]。對此陳濟棠采取的措施是一方面讓開通道讓紅軍通過，一方面調遣陳漢光的警衛、李漢魂的獨立第三師及張達第二軍的一部,加強粵北的兵力部署，從而在應付蔣命令的同時監督并督促紅軍離開廣東[15]。而即便是剿共態度相對積極，且與紅軍有過多次交戰的湘軍，其總司令何健的指令也是：“軍走到哪里,湘軍就跟到哪里，不過必須使部隊同紅軍保持一天的行程?！蔽覀冊賮砜纯垂鹣档那闆r。首先必須要指出的是，李宗仁和白崇禧一直是“反蔣先鋒”，其二人在1927年就聯合汪精衛迫使蔣介石“下野”，二次北伐期間雖然又進行了合作，但之后蔣桂戰爭和中原大戰的先后失敗極大地削弱了桂系的軍事力量，由此可見二者之間的矛盾不可謂不深[16]。

蔣介石

也正是基于這一點，蔣介石對桂系是欲除之而后快，其一方面給予桂軍軍餉，另一方面則壓迫紅軍從龍虎關進入廣西平樂一帶和廣東新會等地，企圖“一箭三雕”[17]；而白崇禧一方面明白“老蔣恨我們比恨朱毛還更甚”，因而一直打電報給蔣介石,表示廣西完全有決心與力量在境內外堵擊紅軍,言外之意是希望蔣軍不要進入廣西境內[18]，一方面也深諳“有匪有我，無匪無我”的道理，故而對紅軍在主觀意識上也存在一定的“送客”的想法，完全否定這一點也是不妥當的。有學者指出“湘江戰役中桂系‘開放’湘桂邊境和湘江防線之說是不存在的。桂系在湘江戰役中并未完全貫徹戰前既定的策略,幾乎傾其主力同紅軍血戰,這是其失策和罪過。”[19]

小結

當然，筆者認為其中尚存在一些問題。首先，湘江戰役之中的桂系對紅軍的態度并不一定說明其在戰前的態度，因為在戰爭過程之中為了保命肯定要拼個你死我活。其次，當時蔣已經給白崇禧發電報進行訓斥，言辭極為嚴厲，因而白也幾乎很難完全延續之前的部署（白的這封電報雖然不如蔣給陳濟棠發的電報那么嚴厲，但意思是相似的，而且我們也不能肯定白崇禧是否看過陳濟棠的電報）。總而言之，“保境滅共”是一種普遍存在思想，桂系的所作所為不應該被特殊看待。

參考文獻：

[1] 關于李德、博古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戰略方針導致湘江戰役的“慘勝”是學界的公論，在此僅列舉筆者所看過的幾篇文章。（潘健、王煥福：《論湘江戰役的歷史啟示》，《社會科學家》，1996 年第5期，第69-71頁；石仲泉：《湘江戰役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上海黨史與黨建》，2015年2月，第9頁）

[2] 詳見唐咸明：《20年來湘江戰役研究綜述》，《桂林師范高等?？茖W校學報》，2015年第1期，第24-29頁。

[3] 唐文蓮：《湘江戰役中桂系給紅軍“讓路”考》，《廣西教育學院學報》，2005 年第5期，第133頁。

[4] 金一南：《苦難輝煌》，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第312頁。

[5] 中共桂林地委《紅軍長征過廣西》編寫組編 著：《紅軍長征過廣西》，桂林：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31頁。

[6] 何學成：《湘江戰役誤史考訂》，《廣西地方志》，1995年第4期，第55頁。

[7] 劉文?。骸稄V西“新民團”與湘江戰役》，《黨史研究與教學》2007年第4期，第89-93頁。

[8] 以上三個觀點分別參見[美]費正清、[美]費維愷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劉敬坤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209頁；郭廷以：《中國近代史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628頁；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綱要》，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6年，第477頁。

[9] 宋永忠、付廣華：《湘江戰役前后中央紅軍兵力損失及其原因淺探》，《桂海論叢》，2008年第4期，第84-85頁。

[10] 石仲泉：《走走黨史：慘烈的湘江之戰——紅軍長征之二》，《百年潮》，2003年第7期，第52頁。

[11] 宋永忠、付廣華：《湘江戰役前后中央紅軍兵力損失及其原因淺探》，第85頁。

[12] 詳見金一南：《苦難輝煌》，第279-282頁。

[13] [美]費正清、[美]費維愷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劉敬坤等譯，第204頁

[14] 吳興河：《蔣介石與地方軍閥的矛盾與中央紅軍長征的勝利》，《龍巖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1期。

[15] 劉艷萍、楊紅剛：《論中央紅軍長征中對蔣介石與西南軍閥矛盾的利用》，《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第76頁。

[16] 李浩文編著：《民國十大軍閥》，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302-314頁。

[17] 詳見金一南：《苦難輝煌》，第311頁。

[18] 劉艷萍、楊紅剛：《論中央紅軍長征中對蔣介石與西南軍閥矛盾的利用》，第77頁。

[19] 唐文蓮：《湘江戰役中桂系給紅軍“讓路”考》，第1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