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清教授領銜盤點ASCO、WCLC、ESMO三大會議，助力肺癌患者

作者：Tony

作為全球腫瘤領域的風向標，美國臨床腫瘤學會年會（ASCO）、世界肺癌大會（WCLC）和歐洲腫瘤內科學會年會（ESMO）每年發布的突破性研究，深刻影響著肺癌治療格局的演變，也牽動著無數患者與家庭的期待。如何讓這些前沿進展更快、更準地傳遞至臨床實踐，乃至惠及廣大患者，成為一道重要課題。

2025年12月13日，“2025 AWE肺癌網絡直通車”將以線上直播形式重磅開啟，聚焦這三大國際會議中肺癌領域的最新成果，進行系統梳理與深度解讀。值此大會前夕，與癌共舞論壇特邀大會主席、廣東省人民醫院腫瘤醫院周清教授分享本次大會亮點和肺癌進展，旨在將高水平的學術內容轉化為患者可理解、可參考的實際指導，讓前沿科研成果切實惠及患者。

問題一：2025 AWE 肺癌網絡直通車即將召開，作為大會主席，請周教授預告下今年大會的亮點內容？

周清教授：謝謝大家的關注！先解釋一下，“AWE”其實是三個國際頂尖腫瘤會議英文縮寫合在一起——ASCO（美國臨床腫瘤學會年會）、WCLC（世界肺癌大會）和ESMO（歐洲腫瘤內科學會）。“AWE肺癌網絡直通車”從2018年開始舉辦，到現在已經是第八年了。每年這個時候，我們都會把當年這些國際大會上最新、最重要的肺癌進展整理出來，分享給大家。

八年走來，我有一個特別深的感受：最早幾年，我們主要解讀的是國外的研究數據；但到了今年——2025年，在整理內容時發現，絕大部分值得分享的進展，都是來自中國的研究。

這里面有中國專家牽頭的臨床研究，有中國企業自主研發的新藥，還有中國創新的治療模式或檢測技術。這說明，在肺癌領域，中國的話語權和影響力越來越大了。我們的研究成果、自主新藥、診療新模式，不僅改變了中國的臨床實踐，甚至已經走向世界，影響著全球的治療選擇。可以說，我們從“跟著國際走”，逐漸走到了“引領國際走”。

所以，2025年AWE最大的亮點，就是聚焦中國力量——展現由中國研究者主導或參與的重要突破，這些內容也將成為本屆大會課程設置的核心。

問題二：對于EGFR突變的患者，雖然一線靶向藥效果很好，但耐藥幾乎是所有人最終要面對的難題。與癌共舞作為患者組織，也非常關心耐藥后到底該怎么辦。請問周教授，基于2025年的最新研究，對于三代EGFR靶向藥耐藥的患者，最全面、最經濟的檢測策略是什么？如果檢測發現耐藥突變（如MET擴增、C797S等）時，是推薦“靶向藥+聯合用藥”的強化方案，還是直接換用ADC或雙抗這類新藥？

周清教授：非常高興能和“與癌共舞”進行對話，我有很多患者都在這個平臺上獲得過非常重要的資訊，我也很高興今天有機會跟與癌共舞團隊進行交流和分享。

剛才提到的這個問題確實非常關鍵。EGFR突變人群很大，一旦靶向藥耐藥，無論是醫生還是患者，都會面臨“接下來怎么治”的難題。目前，我們把EGFR耐藥后的情況大致分為兩類：

第一類：檢測后能找到明確的耐藥原因

比如最常見的是MET擴增。如果檢測明確發現MET擴增，目前標準的應對策略是“雙靶聯合”——也就是在原來的EGFR靶向藥基礎上，加一個MET靶向藥。

除了MET擴增，還有一些其他可能的原因，比如ALK融合、BRAF V600E突變等。只要能通過檢測找到這類明確的“靶點”，“雙靶聯合”就是一種比較成熟的應對方式。

第二類：檢測后找不到明確的耐藥原因

確實也有不少患者，即使做了活檢或血液基因檢測，仍找不到明確的耐藥機制。這時候，就需要依靠“非靶向”的廣譜治療策略。目前在我國，已有幾種獲批的治療模式，例如：

• 化療+免疫+抗血管生成藥（如ORIENT-31研究）
• ADC藥物（如蘆康沙妥珠單抗）
• 雙抗類藥物（如依沃西單抗聯合治療策略）

而第二類的治療方案不一定需要區分具體的耐藥機制，適用面比較廣，但也會盡量選擇合適的人群，比如含免疫的方案，還是會參考PD-L1的表達水平。

至于EGFR C797S突變，雖然也是一個明確的耐藥機制，但目前還沒有專門針對它的成熟藥物上市，相關研究仍在進行中，未來還需要進一步探索。

總的來說，耐藥后的應對可以分成兩大方向：一是繼續走“精準路線”——找到原因，針對性用藥；二是選擇“廣譜路線”——采用覆蓋面更廣的治療方案，兼顧效果與可行性。

問題三：周教授，本屆AWE大會還設有“肺癌ADC治療新范式”的環節，患者常將ADC藥物叫做“生物導彈”，非常關注。如果EGFR突變耐藥后沒有檢出MET擴增等明確突變，目前的兩款熱門ADC藥物，靶向TROP2的蘆康沙妥珠單抗和靶向EGFR/HER3的iza-bren，該如何選擇？能否和現有的靶向治療或免疫治療聯合使用？采用ADC藥物的話，應該重點管理和預防哪些獨特的不良反應？

周清教授：這個問題確實代表了很多患者想要問的問題，也是在門診時經常跟患者和家屬交流的一類問題。

首先，關于ADC藥物的選擇。ADC藥物就像帶導航的“導彈”，但目前還沒有很明確的檢測指標來告訴我們應該選哪一種。比如HER3和TROP2，這些靶點在肺癌細胞的表達往往很普遍，暫時不需要像靶向藥那樣先做檢測才能用。在EGFR靶向藥耐藥后，如果沒有找到明確的耐藥機制，這兩種ADC都是可以考慮的選擇。

其次，關于聯合用藥。目前標準的用法還是單獨使用ADC。不過，科研和臨床中也在積極探索ADC與靶向治療、免疫治療的聯合方案，關鍵是找到既能增強療效、患者又能耐受的劑量。這方面還處于探索階段。

最后，關于ADC不良反應的管理。ADC藥物畢竟帶有“化療成分”，所以除了化療常見的血液學毒性、肝腎損害等，還需要特別警惕一些比較獨特的反應，如口腔黏膜炎（口腔潰瘍、疼痛等），以及一定比例的間質性肺炎發生。因此，在使用ADC時，密切監測、及時處理副作用、保障生活質量非常重要。

問題四：周教授，本屆AWE大會還關注到“免疫雙特異性抗體”，同時剛才也提到，EGFR耐藥后也可以考慮免疫治療。以依沃西單抗為例，它的作用機制和PD-1/PD-L1抑制劑（單免疫）有什么不同？基于現有研究，它能否成為EGFR突變泛耐藥模式后一個更好的免疫治療選擇？另外，國內也有像“PD-1/CTLA-4雙抗”（艾托組合抗體）這類藥，從臨床角度看，和“PD-1/VEGF”這類雙抗相比哪種更有前景？

周清教授：現在確實是進入到了免疫治療的“2.0時代”，除了傳統的單免疫藥，還出現了免疫+VEGF的靶點，也有一些雙免的靶點。

首先，這些新型免疫雙抗不是一個簡單的“1+1”。這非常關鍵，像依沃西單抗（PD-1/VEGF雙抗）或艾托組合抗體（PD-L1/CTLA-4雙抗），它們不是把兩個現成的藥混在一起用，而是在分子結構上全新設計的“新藥”。因此，它的療效和副作用需要重新、獨立地去評估，不能直接套用以前兩種藥聯合使用的數據。

其次，選擇哪種藥，要看最高級別的證據。選擇治療方案，最科學、最可靠的依據是來自大型、嚴謹的臨床試驗結果。對于EGFR耐藥的患者：

• 如依沃西單抗已經有了針對這個人群的明確臨床試驗數據，并且已經獲得了國家批準的適應癥和醫保覆蓋。因此，在臨床實踐中，可以基于這些扎實的證據來使用它。
• 對于其他免疫雙抗或聯合方案，如果沒有在EGFR耐藥人群中得到同樣高級別的證據證實，還是不能僅憑“推測它可能有效”或“機制上有前途”就在臨床中廣泛應用。

總結來說，面對新的免疫雙抗藥物：因為是全新機制的藥物，需要獨立的評估；選擇依據是具體的臨床證據，而不是簡單的機制推測。

問題五：周教授，隨著EGFR突變肺癌一線治療從單藥走向聯合化療、聯合局部治療，以及耐藥后基于不同機制的聯合方案應用，您認為未來EGFR突變肺癌的全病程管理模式將如何發展？是先使用最強效的聯合方案，還是先單藥再逐步升級，您認為哪種模式可能為患者帶來更好的生存獲益？

周清教授：這里提到了一個非常好的概念——“全程管理”，包括一線治療、后線治療以及患者的整體病程管理，非常符合現代抗腫瘤治療理念的思路。

實際上，全程管理并沒有唯一的標準答案。這里提到兩種模式：一種是“一線重拳出擊”，先用強效聯合方案打好第一仗，后續再鞏固；另一種是“細水長流”，將不同武器分階段使用。

具體到患者，其實每一種治療模式都有適合的人群。比如FLAURA2研究的模式，在PFS和OS方面都取得了成功，療效提升，是我們討論治療模式臨床應用最重要的基礎。當然，同樣還必須重視安全性和患者的耐受性。我們追求的不只是生存期的延長，更要保障患者的生活質量。

此外，制定治療方案時還需要綜合考慮許多具體因素：

• 患者的基因狀態：是單純的EGFR敏感突變，還是伴有其他共突變？
• 疾病特征：是否存在腦轉移、肝轉移？腫瘤負荷如何？
• 患者自身狀況：年齡、基礎疾病、治療意愿與預期等。

有時，在晚期患者的適當階段，還會考慮加入局部治療（如手術或放療），那么前期是否需要“重拳出擊”來創造這樣的局部治療機會，也是需要權衡的。

因此，制定治療方案從來不是單一因素的抉擇。需要綜合評估療效、安全性、患者身體狀況，甚至社會經濟學因素、治療預期等多方面，進行個體化的決策。

目前，聯合治療無疑已成為臨床實踐中重要的選擇，但對于部分患者，單藥治療依然有其適用人群。我們看到，即便是臨床研究中的對照組，也存在長期生存的患者。這提醒我們，治療應始終以患者為中心，在全程管理的框架下，實現生存與生活質量的平衡。

AWE 2025肺癌網絡直通車日程

周清 教授

主任醫師，博士研究生導師

廣東省人民醫院腫瘤醫院院長，廣東省肺癌研究所副所長

國際肺癌研究協會（IASLC）職業發展與獎學金委員會委員

國際肺癌研究協會(IASLC）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

中國胸部腫瘤研究協作組（CTONG）副會長兼秘書長

廣東省醫師協會臨床試驗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廣東省基層醫藥學會肺癌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擅長領域：以靶向治療、免疫治療為主的肺癌多學科綜合治療，對生物標志物指導下的肺癌精準治療、靶向治療耐藥機制和克服耐藥策略研究方面有深入研究。

科研論文：發表SCI論文100余篇，包括Nature Medicine(IF=82.9)，Nature Reviews Clinical Oncology(IF=78.8)，Lancet Oncology(IF=51.1)，Annals of Oncology(IF=50.5)，Cancer Cell(IF=50.3) and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IF=45.3) ，其中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47篇，單篇最高影響因子82.9分，影響因子＞50分總共5篇，影響因子＞20分總共11篇，總影響因子639分。

科研獲獎：主持完成國家十三五重點研發計劃項目一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四項和多項省級科研課題。主譯譯著一部，參加100余項國際、國內多中心臨床研究，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一項，中華醫學科技獎一等獎兩項，廣東省科學技術獎一等獎兩項、二等獎兩項，廣東醫學科學技術獎一等獎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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