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年寶雞火車站一旅客攜帶巨款，民兵盤查牽出大案，引起中央關注

1969年夏，陜西省革委會上報中央，提到了當年8月份在寶雞火車站例行檢查過程中，查出一個奇怪的旅客。

這名旅客隨身攜帶著900元巨款，引起民兵懷疑。后來經過寶雞方面確實，此人名叫周銅山，系從蘇聯非法入境，他自稱是因為華人身份，在蘇聯備受歧視，所以想回到自己從小長大的北京。

客觀上來看，周銅山當時所稱的確是合情合理，因為中蘇關系從六十年代初就惡化，在1969年還爆發了珍寶島戰役，距離周銅山越境回國，也就過了不到五個月。

不過，即便是周銅山所稱合情合理，在當時也不能避免懷疑，陜西省革委會為此還專門成立了調查組調查。

此案匯報到北京后，也引起了中央高度關注，包括毛主席、周總理等領導人都對該案做了批示。

當然，誰都沒想到，一個小小的周銅山，后來會牽出一樁大案。

1

1969年8月8日晚9時，寶雞市根據上級指示精神，在全市一些重點目標開展大規模的清查活動。

在那個特殊年代里，陜西的“武斗”十分嚴重，連軍管組長和寶雞革委會的軍代表都在武斗中喪命，因而上級特意安排了一次清查活動，重點針對非法持有槍支和打砸搶分子。

當時，寶雞市火車站只是一個二級車站，不過鑒于是鐵路重要交通樞紐，因此在革委會、軍管會指示下，當地的公安以及民兵很快就撲向了車站，并封鎖了車站廣場，挨個清查可疑分子。

為了讓群眾安心，寶雞市還出動了宣傳車配合，所有在廣場的老百姓以及車站候車的旅客在聽到聲音后，都自覺的配合。

一直到當天晚上10時20分，清查結束，一共清出了30多個盲流、乞丐、街痞閑人。

也就是在這三十幾人中，有一個人引起公安民兵高度關注，此人大熱天里穿著一件穿著一身外套，與周圍人的打扮格格不入，隨身帶著一個暖水瓶，但里面沒裝水。

根據發現此人的民兵李成永的說法，他是在例行查看車票和身份證件的時候發現的這個人，這個人手里拿著一張8月9日從寶雞開往太原的火車票，自稱是從新疆回來，準備回太原去妹妹。

身份證件上顯示，這個年輕人名叫周銅山。

不僅如此，周銅山還攜帶著一張由“新疆墨玉縣火箭第二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開的證明：

“證明我社周銅山因這里氣候條件不適合，其身體發生惡化，不能繼續工作，準予離職。在我社一切手續都已清楚，現遷移到山西省居住，請當局幫助安家落戶參加工作。”

“當局？當局？”

李成永叨咕了兩句，他本能的感覺到這張“證明”不對，但他自己又沒發現什么問題。

考慮到情況比較特殊，李成永還是叫過來搭檔豆中才，把這個叫周銅山的人當成可疑的人拉到了廣場指揮車旁邊。

在清查結束以后，周銅山與三十多個盲流、乞丐、街痞閑人一起被送到了寶雞市公安機關軍管會院里，等待進一步的甄別。

甄別過程中，軍管會政法組的政保組長于潤民和王光滿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

當時正值酷暑，所有人都是汗衫短袖，恨不得把衣服全脫光了，唯獨這個周銅山，襯衫外面還套著外套，甚至滿頭大汗也不脫。

于潤民、王光滿兩人都意識到，這件外套不簡單。

王光滿上前仔細檢查了周銅山的外套，結果從他左上口袋底部邊沿，摸到一根約3厘米長的條狀硬東西。他要求周銅山脫下外套，發現口袋底部用針線縫著，他用大頭針挑開先頭，拿出來一看，是一根圓柱玻璃體物件。

“這是什么東西？”

另外，于潤民在周銅山的挎包里，還發現了兩只直徑約1厘米的盛著奇怪液體的黃色玻璃瓶，

有意思的是，面對公安機關盤問，周銅山對這些東西是一問三不知。

隱藏間諜活動經費的暖水瓶

于潤民對周銅山隨身攜帶的那個水壺很感興趣，他拎起來的時候，就覺得一個空水壺的重量不太對，于是擰開了水壺的底座，結果發現，在瓶膽與底座的夾縫間有個紙包，打開一看居然是一疊鈔票，都是5元面值，甚至連號碼都是連著的，這一疊鈔票，就是900元。

加上周銅山隨身攜帶的錢，總計911元。

在六十年代末，900元錢可并不是一個小數目。

面對公安機關的盤問，周銅山也有自己的解釋：

“錢是父親留給我的遺產，藏在暖水瓶下面，是怕丟。”

周銅山雖然一再狡辯，但他是沒辦法說清楚自己的可疑的地方的。

一方面是他身上穿的衣服都很新，不是一件兩件，而是全身上下都是全新的一套行頭，在當時這是很不合理的，畢竟一個普通的家庭，全身上下了不起一兩件新衣服、褲子，哪怕是個新郎官，也不可能全身上下都換新的。

另外一方面是周銅山行跡可疑，他隨身攜帶的車票可并不像是他所說的那樣，就是單純從新疆回太原看望妹妹那么簡單，他從7月29日在烏魯木齊乘車去蘭州，然后從蘭州乘車又去了別的地方，短短十天，周銅山跑了鄭州、北京、太原、石家莊，最后石家莊到寶雞，然后他又要從寶雞到太原。

這么來回跑干什么。

公安機關加大了審訊的力度，終于在第二天晚10時突破了周銅山。

"我原籍北京，住東城區建國門大牌坊胡同70號。生父周華亭病逝后，母親王淑清1955年再婚，嫁給了一個叫李佐臣的蘇聯人."

根據周銅山的交代，他是從新疆非法入境的蘇聯華人，因為在蘇聯受到了歧視，因此才跑回來，打算回到自己從小生活的北京，因為怕被人當成特務，所以在烏魯木齊買了假證件。

2

周銅山的交代把公安機關所有人都嚇了一跳。

六十年代，中蘇關系交惡后，雙方幾乎就斷了往來，特別是1969年還爆發了中蘇珍寶島戰役，而僅僅五個月后，周銅山就從邊境偷渡過來，不僅在全國各大城市溜達，還去了北京。zhe 嚴重威脅了黨中央的安全。

1969年8月10日，陜西革委會政法組第一副組長伊里在接到消息后，立刻派出三路人馬。

一路以政保干部張舉明和政法組軍代表黨乙文為主，兩人直奔寶雞調查嫌疑人，一路奔北京，調查周銅山所說的原籍地的情況，一路到新疆調查周銅山手持證明的情況。

根據新疆反饋回來的消息，周銅山隨身攜帶的戶口遷移證，是1962年伊塔事件中塔城縣公安局失竊的，已經作廢；周銅山隨身攜帶的駕駛證，經查閱烏魯木齊汽車監理所車輛司機檔案，該所從未簽發過13266號駕駛證件，也沒有一個叫周銅山名字的駕駛員；新疆墨玉縣火箭人民公社戶口新舊底冊登記，也沒有叫周銅山的人。

根據北京反饋回來的消息，外調人員周銅山提供的地址去查，查了幾十個叫周銅山的，其中一個和被關押的周銅山年齡能對上。

這個北京的“周銅山”后來被北京某街道居委會一位王大媽收留撫養成人，如今在北京王府井飯店做雜工。

根據調查的情況，這位王大媽在北京收養孤兒的義舉，被《北京晚報》刊登過，在當地算是一個頗有名氣的典故，外調人員后來還在圖書館找到了當年的報紙，并且從上面找到了這位王大媽與兒子周銅山的照片。

二者確實是有相似的地方，但顯然不是一個人。

毫無疑問，這個北京的“周銅山”才是真正的周銅山，那么自然在西安看守所關押的就是假的了。

針對周銅山隨身攜帶的鈔票，陜西方面專門去了位于北京的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調查，總行在核實后，又給陜西方面打了電話通報：

“周銅山手上持有的1956年版5元鈔票，是前些年中國人民銀行供給蘇聯駐北京商務辦事處的。”

顯然，周銅山身份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簡單，專案組懷疑他有蘇聯官方背景。

有鑒于此，陜西方面立刻將此事上報了中央，中央為此還專門批示，要求陜西方面迅速偵破此案。

陜西省革委會政法組立即成立了“6901”專案組，伊里任專案組長，黨乙文任副組長，審訊和調查工作同時展開。

專案組找到了周銅山交代的北京的建國門大牌坊胡同70號，這個大院里有幾十戶人家，但是沒有一戶人家姓周，但確實有一名女子叫王淑清，他的丈夫是在電車公司上班的王華清，在建國前病故，兩人育有五個子女，其中一女早喪。

王華亭病故以后，王淑清帶著兩個兒子也搬走了，后來情況不明，倒是還有兩個女兒在北京。

專案組后來查到，王淑清后來確實改嫁給一個叫李佐臣的蘇聯人，這個李佐臣是個白俄羅斯人，十月革命期間，隨父母流亡到了中國，解放后，源于中蘇關系，當時北京需要大批的俄語教師，李佐臣在北京，先后在定福莊燃料工業部職工學校和北京電影學校教過教授俄語。

1955年，李佐臣在同王淑清結婚后不久，全家一起搬去了蘇聯定居。

綜合來看，周銅山交代的情況大部分屬實，根據年齡上推算，周銅山應該就是王淑清的二兒子王常玉。

這下周銅山也無法再瞞下去，索性就很痛快的承認：

“我就是王常玉，俄文名字叫彼德，是蘇聯克格勃派到中國的間諜。”

3

1955年，“周銅山”也就是王常玉在隨母親到蘇聯定居后，隨家人在西伯利亞的阿爾克斯區居住，王常玉和他的哥哥從初中畢業后，在一家建筑公司當了工人。

本來一切都是很美好的。

中蘇關系交惡后，蘇聯急需要一批到中國獲取戰略情報的特工，在經過一年的觀察后，他們選中了王常玉。

王常玉本來是中國人，會說一口流利的中文，后來又在蘇聯生活多年，并且也隨家人改換了蘇聯國籍，在蘇聯方面看來，這恰是他們需要的人。

蘇聯克格勃特別行動局第六處吸收了王常玉為其新成員，內部稱呼他為“維靜同志”。后來他被派到赤塔蘇軍總參謀部情報系統的一個秘密培訓基地，接受了情報收集、收發報、汽車駕駛、野外生存、繪制地圖等各種技能的訓練。

不僅如此，王常玉還按照蘇聯方面的要求，學習了當時我們國內的一些情況，比如他要背毛主席語錄等等。

在后來考核中，王常玉各門科目成績均獲得了4分以上的高分，克格勃向他頒發了少尉軍銜任命書和二級報務員職稱證書。

1969年7月20日，王常玉被蘇聯方面派回中國執行任務，并于7月23日晚11時抵達阿拉湖以東中蘇邊境200米的地方，然后沿著阿拉湖流出的額敏河經邁義爾溝進入中國境內。

不過，應該指出的是，雖然蘇聯方面給王常玉安排的身份看似沒問題，但實際上卻是漏洞百出，只要稍加盤問就會露餡。

可關鍵問題在于，當時的中國正處于一個特殊時期，客觀上給王常玉潛入提供了便利，他在新疆以及內地各地方住宿，都沒有人查問他的證件。

一直到寶雞火車站，才徹底暴露。

根據王常玉的供述，他在寶雞火車站是等一個叫安大民的人。

安大民是被王常玉收買的，此人是甘肅平涼人，原來在新疆建設兵團某部任機械維修工，期間因監守自盜而被開除。

一次，安大民在烏魯木齊的一個小飯館吃飯，發了幾句牢騷，便被王常玉注意到，后來王常玉僅用了300元，就將安大民收買。

之后，王常玉、安大民兩人便乘火車在全國各地溜達。

抵達寶雞以后，安大民提出要先休息再工作，王常玉沒有等他，于是就自己離開了，他主要圍繞黨政機關以及軍隊機關周圍活動，看墻上《布告》內容和一些革命性小報、傳單和大字報。安大民則是哪兒人多往哪兒鉆。

不出意外兩人就出意外了。

之前我們說過，為了全市安全，寶雞市響應上級號召，在全市范圍內展開清查行動，安大民因為隨身揣著300元新錢說不清楚來歷，派出所就把他按照盜竊罪給拘留了。

王常玉自己也不知道這個情況，就只能傻乎乎的在寶雞火車站等。

王常玉暴露后，很快交代了安大民的情況，隨后寶雞地方公安機關把安大民押解到了西安，移交給了專案組。

4

安大民歸案后，交代了不少他與王常玉在國內各地的活動情況。

這里面有個細節。

王常玉、安大民到石家莊后，在一個叫東風浴池的澡堂子里落腳，之后王常玉打發安大民出去買信封，結果安大民買回信紙，王常玉又埋怨他“買信封就不知道買信紙”。

兩人說話間，王常玉從隨身攜帶的毛主席語錄里面撕了兩頁空白頁，要安大民替他執筆寫封家信。

王常玉的這封家信，從內容上來看，其實沒有什么，主要是告訴他的繼父與母親自己的情況，同時說明自己還沒有見到妹妹，不過寄信的地址，王常玉要求安大民寫他自己家，而收信的地址，寫的是蒙古國的烏蘭巴托市297號信箱”，收信人叫“鐘理”。

專案組認為，這個“烏蘭巴托市297號信箱”是蘇聯情報機關設在第三國的據點。

王常玉一開始還不肯交代，直至專案組第二次審問，他才交代，這封信內容上雖然是家信，但其實他在信的空白處，用密寫的方式，寫了一段俄文，向蘇聯的上級交代自己來中國以后的情況。

這本《毛主席語錄》所用的紙張是蘇聯方面特質的，可以用尋常的硬物寫字，平常看不到，只有用紫外線燈才能看到。

據說這項技術當時是蘇聯獨有的，就連美國也不具備。

王常玉交代，他和安大民到北京后，有一次曾支開安大民，自己獨自一個人坐公共汽車到月壇北路，找到一根有底座的水泥電線桿。他一只腳踩在水泥底座上，裝作系鞋帶的樣子，用在旅社帶來的白粉筆在距地面80厘米位置上，劃了一道長度五六厘米的橫道，然后在橫線上方水泥底座放了一顆小石子。

王常玉這個意思是在向上級表明，自己已經潛入成功，可不可以去北京臥佛寺取“泥石包”。

根據資料記載，這里所謂的“泥石包”是蘇聯情報機構特制的一種容器，用來裝各種工具，在外派的特務成功潛入之前，就預先放在了某個地方，只等潛入成功以后再取，因為王常玉本身不是武裝特工，所以他的“泥石包”里面裝的應該只有活動經費和聯絡密碼。同時在另外一個地方，還有蘇聯情報機構發給他的電臺。

不過，王常玉并沒有來得及取“泥石包”，根據他交代，他的“泥石包”分別安放在北京兩個地方，一個是臥佛寺，一個是十三陵。

1969年9月2日，公安部批準由陜西方面派出的專案組起獲密碼和電臺，并派出工作人員協助。

幾天之后，專案組根據王常玉的供述，順利從兩個地方拿到了電臺以及密碼，電臺被取回后，經過專家分析，起獲的電臺是一臺便攜式遠距離快速收發報機，每分鐘可發送500組密碼；而兩本密碼分別是專用的卡片式明碼本和可變的平戰兩用密碼本。

按照公安部的要求，電臺以及密碼被送到了西安，由王常玉試用，果然可以正常工作。

不過很有意思的是，即便都走到這個地步，王常玉仍然有所隱瞞。

根據安大民交代，他們在蘭州時，曾去過白塔山公園，雖然只是在那里逗留了半個小時。

可意外的是，王常玉在交代自己潛回國內的情況是，卻有意無意略過了在蘭州的這段情況，特別是白塔山公園，更是提也不提。

專案組后來再提審王常玉，他仍然不肯提這件事，顯然是有什么貓膩。

在專案組一再詢問下，王常玉這才很不情愿的交代：

“每年4月和9月的第一個星期四下午6點，是我和別的蘇聯特務接頭的時間，地點有兩個：一個是蘭州的白塔山公園門口，另一個是在太原市郵電局門口。如果沒接上頭，人在蘭州，第二天老時間、老地點再接頭；若人在太原，第一天沒接上頭，那么第二天，還可以在同一時間去太原市橡膠廠門口再接頭。”

在專案組去拿“泥石包”期間，專案組按照王常玉的供述，于當年9月在約定時間里，去了白塔山和太原市郵電局以及太原橡膠廠門口接頭，但都沒有收獲。

5

在取走電臺和密碼以后，專案組按照王常玉的交代，專門留了記號，按照他們的計劃，蘇聯情報部門只會確定他們收到東西后，才會與他們聯系。

1969年9月27日，在甘肅平涼安大民家里收到封信，信的內容是接上次王常玉寄去信的內容。就信本身而言，內容平平無奇，王常玉自己也看不出有什么，但他認為應該是有顯微點。

專案組特意請了技術人員，花了幾天功夫，終于在信的的倒數第六字“新”字上面發現了不對勁，把這個字用鑷子扣開后，里面是一個米粒大小的白色膠膜。

圖|用于書寫密信的膠膜和讀視工具

當時技術人員用了各種放大的辦法，也只是能確認，這個膠膜上有密密麻麻的字，但是怎么也看不清。經王常玉交代后，專案組才恍然大悟，原來之前他藏在口袋里的那根玻璃圓柱，是看膠膜上字的工具

這是一封中文寫的信：

“一、我準許你可以在離開蘭州不遠的任何城市或鄉村里居住和參加工作，留在你朋友安大民住的城市也行；二、請通知關于你的朋友他是什么人？三、你的家里一切都好；四、祝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至此，王常玉案基本上就已經結束了。

半年以后，蘇聯克格勃邊防工作站在邊境開設了“666”主呼電臺，對王常玉的代號“777”電臺進行24小時定時呼叫聯絡。

不久之后，王常玉的電臺就收到了蘇聯方面的指示點，暗示他于1970年4月第一個星期四下午6時到蘭州白塔山公園接頭。

后來蘇聯方面還專門開通了赤塔CRU總臺專頻，對王常玉進行盲呼。

根據資料記載，從1970年5月至1972年4月，總臺定時呼叫達54次之多。

值得一提的是王常玉的結局。

1969年10月19日，王常玉被移送到北京，關進了秦城監獄。

1978年12月4日，就王常玉的情況，北京市公安局做出決定：

“王常玉已關押了9年，主要問題已基本審查清楚，應迅速做出處理。”

不久之后，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決：王常玉免于起訴，予以釋放，出獄之后，王常玉被安置在勞改農場就業。

根據王常玉案調查的過程，陜西省公安機關把王常玉入境的新疆伊犁以及王常玉書信聯系過的蒙古國烏蘭巴托列為重點排查地區。

其實，就從王常玉案整個破獲的經過看，王本人其實并沒有造成大的破壞，而且 他在一開始就被我公安機關掌握。

可從整體上來看，王常玉案是當時我們國家破獲的第一個蘇聯間諜案，對于我們后來破獲蘇聯間諜案有著重大的意義。

這其中最出名的莫過于1974年的李洪樞案，這起周總理親自關注的案件后來在1977年被改編為電影《熊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