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雨：美國新國安戰略，如何影響中國周邊？｜IPP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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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2025年12月4日，白宮發布特朗普第二任期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顯示，美國正對其全球戰略進行優先級重排，聚焦核心利益和重點投入，并將更多戰略重心轉向西半球及自身事務。與此同時，美國雖仍試圖在亞太方向維持威懾力量，但更加強調成本可控以及盟友分擔責任。

在對華競爭議題上，報告承認中美關系已演變為接近對等的大國競爭關系。相較以往側重意識形態和陣營劃分的敘事，美國正將戰略關注點更多轉向關鍵礦產、制造業回流以及科技創新等結構性議題。

美國的戰略調整將對中美競爭格局及亞太地區力量分布產生何種影響？日本、東盟等區域行為體，又將面臨怎樣的戰略抉擇？

圍繞上述問題，IPP評論于2025年12月末專訪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終身教職）、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江雨。已發布的上篇訪談中，他分析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地緣政治布局思路；在本篇中，王江雨教授將進一步探討美國戰略收縮對大國博弈及亞太地區的中長期影響。

*上期詳見：。

受訪人

王江雨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

王江雨教授接受IPP研究員專訪。拍攝：黃日升

IPP：如果美國的戰略收縮趨勢持續推進，您認為這將對中美關系以及整體國際格局產生哪些中長期影響？這種影響是否會改變大國競爭的形態？

王江雨：首先，就中美關系而言，這份《國家安全戰略》實際上為中美戰略競爭劃定了“上限”。結合特朗普政府據此調整的政策走向，以及中國一貫堅持的發展路徑、國家目標與長期溫和務實的國際行為風格，可以看出未來中美競爭的基本框架正逐漸清晰：競爭不會被推向你死我活的零和對決。

中國始終強調自身戰略重心在于國內發展和現代化建設，追求自我完善而非與任何國家展開殊死對抗。如果特朗普政府所奉行的競爭邏輯同樣是通過競爭提升自身實力，而非以遏制或削弱對方為終點，那么中美關系大概率不會滑向全面對抗與結構性敵對。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競爭只會帶來相互損耗，而無法產生真正的凈收益，無論對中國還是美國而言，都不是一條可持續的道路。

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份報告雖然并未帶來中美關系的根本性改善，卻至少為戰略競爭設定了可控邊界。在當前國際局勢中，這可視為一個謹慎但仍值得期待的積極信號。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于2025年12月8日發布的評估中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國家安全戰略》與過去十年美國外交戰略相比，在對中國的定位上已有實質性變化。圖源：路透社

其次，從更宏大的國際格局演變來看，我認為這可能催生一個全新的地緣政治態勢：整個世界或將步入一個“板塊化”的時代。美國戰略重心向內收縮，意味著它將更堅定地固守北美基本盤；而在亞洲，隨著美國力量與投入的相對縮減，中國必然獲得更為廣闊的戰略空間。

盡管中國未必會在亞洲取得絕對主導的地位，但毋庸置疑，其作為區域內最主要力量的影響力將顯著上升。當然，亞洲還有日本、韓國等具有相當實力的國家，它們不會輕易接受中國的單一領導。然而，在美國影響力相對后撤的背景下，這些國家在區域內的戰略回旋余地客觀上將受到擠壓。

據韓聯社報道，1月5日，韓國總統李在明出席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的中韓商務論壇，并在致辭中指出，當前韓中貿易額停留在3000億美元規模，亟需開拓新的合作領域。圖源：韓聯社

未來，全球地緣政治版圖很可能大致呈現出北美、亞洲、歐洲三個主要板塊。至于其他廣袤區域，例如非洲，則很可能成為各大國競相施加影響的“邊緣地帶”或“博弈場”。需要強調的是，這三個板塊之間絕非彼此隔絕，它們在經濟、政治與安全等層面仍將保持密切而復雜的互動。

在亞洲，許多國家出于平衡考量，會繼續希望美國保持一定存在，美國也會借力這些國家延續其影響力。同樣，中國也不會承認拉丁美洲是美國的排他性“后院”，必然會繼續深化與拉美各國的合作。因此，在各板塊之間乃至板塊內部，將持續出現權力與影響力交織、重疊乃至競逐的動態區域。

總體來看，過去數十年間由美國單一霸權主導、其力量幾乎能夠無遠弗屆覆蓋全球每一個角落的國際格局，恐怕已經難以再現。一個更加多中心、更趨板塊化的世界秩序，正在加速成型。

IPP：在美國逐步推進戰略收縮、調整對亞太投入的背景下，日本的戰略處境是否會發生變化？這一變化將如何影響中日關系，以及中美日三邊互動的結構性走向？

王江雨：中日關系的長期演進深受日美關系的制約與塑造，從中國的戰略視角觀察，它確實不可避免地被納入中美關系的結構性框架之中。但是，中日關系并非只是中美競爭的附屬變量，它本身擁有相當豐富且獨立的內涵，其復雜性、層次性和多重維度都遠非簡單的“中美關系派生物”所能概括。總體來看，這些獨立內涵大致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是經貿關系。中日兩國同為世界主要經濟體，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便形成了高度互補的產業分工格局，雙邊貿易與投資往來持續深化，迄今仍互為極為重要的經濟與貿易伙伴。即便在外交與安全領域出現摩擦乃至緊張局面，兩國經貿合作仍能保持相對穩定和活力，呈現出典型的“政冷經熱”態勢。

中國在制造業規模、市場容量與供應鏈體系上具有強大的綜合優勢，日本則在高端制造、裝備技術、材料與零部件、管理經驗等方面長期保持領先，這種結構性互補為雙邊貿易與產業鏈協作提供了基礎。此外，區域經濟架構如RCEP的生效，更進一步為中日經貿合作提供制度化保障與擴展空間。可以說，中日經貿關系不僅是維系雙邊關系的基本盤，也在很大程度上對區域產業鏈穩定和東亞經濟生態的平衡具有關鍵意義。即使面臨外部壓力與地緣政治不確定性，這一領域的內生動力仍然難以被輕易替代。

第二是歷史問題。這一層面集中體現為日本在二戰侵略歷史與戰爭罪行上的反省態度爭議。長期以來，中方認為日方缺乏真誠、全面和不可逆的反省機制且未真正直面歷史責任：不僅正式道歉多為策略性、條件性的政治表述，而且日本國內仍存在否認或淡化侵略歷史的政治勢力與社會言論；靖國神社問題、教科書內容爭議以及個別政要參拜行徑，更被視作日本對歷史問題態度曖昧的重要證據。

相對應地，日本社會內部則常有聲音認為中國“過度糾纏歷史”，甚至被一些政治力量敘事化為“外交籌碼”。加之日本國內保守勢力盛行的民族心態、文化傳統與“自我受害者”記憶敘事，使其難以如德國般進行體系化、制度化、持續性的“去戰爭責任化”進程與社會性反省。

第三是領土與資源爭端。這一層面集中體現為圍繞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主權歸屬糾紛，以及由此延伸至東海海域的管轄權與資源開發矛盾。釣魚島問題不僅關乎領土象征與國家主權，更牽動專屬經濟區劃界、海洋權益主張以及海上戰略空間等核心利益，因此長期以來成為中日關系中最敏感、最具爆炸性的議題之一。與此同時，東海油氣資源的勘探與開發，例如圍繞春曉油氣田等區域的爭議，則進一步復雜化雙方在經濟權益和海洋法理層面的對立。

日本海上保安廳第十一地方本部（那霸）部長坂本清史郎近日發布聲明，炒作渲染稱，釣魚島周邊局勢日益嚴峻。圖源：路透社

第四是地緣安全問題。雙方在相當程度上將彼此視為地緣安全層面的潛在威脅。對中國而言，日本歷史上發動的侵略戰爭造成數千萬中國人民傷亡，這段歷史記憶構成了兩國關系中的深層創傷。對日本而言，其在意識形態上長期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并自視為西方陣營的一員，因此在價值觀與制度層面與中國存在結構性矛盾。

此外，日本往往“以己度人”，鑒于自身在強大后曾走上對外擴張的道路，因而擔心中國在實力增長后也可能采取類似行為，甚至對日本進行歷史報復。這種心態與近年來中國互聯網空間中部分民族主義情緒的上升相互激蕩，進一步加劇了安全層面的互疑。

以上四個方面共同構成了中日關系中的主要矛盾結構，彼此之間相互牽動、相互強化，形成一種既難以徹底解決、又難以完全失控的長期張力格局。其未來的演變方向與激烈程度，仍需要我們持續跟蹤與審慎評估。

日本在自身的戰略定位上存在著深刻的結構性矛盾：一方面，它通過《美日安保條約》將國家安全深度綁定于美國所主導的戰略體系之中，主動融入并依附于美國的全球同盟網絡，甘愿充當美國在東亞的“戰略前哨”乃至安全附庸。在軍事部署、政策走向與對外戰略上高度追隨美國，尤其在以中國為對象的安全框架中，往往扮演配合美國、牽制中國的關鍵角色。日本在過去幾十年間基本安于這一定位。

但另一方面，日本國內始終存在一股根深蒂固的思潮，尤以極右翼政治勢力的呼聲最為外顯，即試圖推動所謂“國家正常化”，擺脫“戰后體制”的束縛，重構軍事能力、修憲擴大軍力投射權，重新恢復其自認為理應具有的“世界強國”地位，乃至再度謀求區域事務的主導權。這種思潮在歷史敘事、身份認同和國家愿景層面，帶有某種“東亞領導權”甚至“舊帝國殘影”的復燃想象，帶有重構“大東亞共榮圈”式區域影響力的隱性沖動。

這兩種力量的拉扯，使得日本在對華與對美政策上呈現出明顯的搖擺與糾結：既離不開美國的安全保護傘，又渴望擺脫其戰略管控；既希望通過與美國聯手制衡中國獲得戰略優勢，又不甘在地區秩序構建中永遠處于附庸地位。由此形成的內在張力，使日本的長期戰略走向充滿不確定性，也使中日互動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與不穩定性。

可以說，日本未來究竟是繼續深度依附美國、還是尋求更大的自主空間，將直接影響東亞地緣政治的結構性平衡，其走向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據日本《朝日新聞》1月3日報道，高市政府與自民黨和日本維新會組成的執政聯盟正著手推動自衛隊特有的職銜稱謂體系接軌“國際標準”，以與各國軍隊保持一致。圖源：新華社

對中國而言，處理中日關系必須始終置于中美日三方互動的大格局中加以審視與謀劃，因為客觀現實決定，日本迄今仍是美國印太戰略體系中的關鍵支點，也是美國在東亞進行力量投射與戰略聯動的核心樞紐。

未來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趨勢是：隨著美國在亞洲逐步實施戰略收縮，其在該地區投入的資源與關注很可能隨之減少，這對日本而言既是風險也是機遇。風險在于，日本或將切實感受到長期依賴的美國安全保護傘出現松動甚至退潮；機遇則在于，日本國內主張“國家正常化”的力量可能借勢推動國家走向更大程度的戰略自主，甚至試圖恢復某種形式的區域主導角色，從而擺脫美國的深度約束。

正因如此，日本未來的戰略走向不僅關乎中日關系本身，更會對中美日三方整體戰略態勢產生深遠影響，各自都處于利益得失交織、風險與機遇共存的復雜局面之中。

從美國角度看，在推進全球戰略收縮的同時，美國仍希望在關鍵地區扮演“離岸平衡手”的角色，通過調控地區力量平衡來維護自身影響力。因此，美國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排斥中日之間存在適度的戰略競爭，使其在無須大規模投入的情況下實現牽制兩國的目的；但與此同時，美國也警惕中日走得過近，因為這不僅可能弱化其聯盟體系的凝聚力，甚至可能導致美國在亞洲的地位被邊緣化。這種矛盾心態本身就構成區域局勢的重要變量。

對于中國而言，日本的不同戰略走向意味著不同的應對邏輯。如果日本繼續深度依附美國，那么中日關系中的結構性矛盾，包括歷史問題、領土爭端、安全互疑等，將很難根本緩解，而日本在美國支持下不斷推進軍事能力建設，也將進一步強化美國在亞太的聯盟體系，使中國面臨更大外部壓力。

反之，如果日本確實走向更大程度的戰略自主，則有可能擺脫美國的部分制約，從而為雙邊關系改善創造空間，甚至為中日韓自貿區、雙邊自貿協定等因美國干預而受阻的議程提供再啟動的契機。

然而，機遇并不必然等于利好。如果日本在推動戰略自主的同時進一步推進軍事正常化甚至跨越核門檻，那將是中國必須堅決反對的局面。一旦日本擁核，東亞戰略平衡將發生根本性動搖，中國不僅可能被迫面臨極端艱難的戰略抉擇，還將承擔極高的風險成本。要么承受巨大代價實施先發制人打擊（結果難以預料，且可能導致地區局勢全面失控），要么被迫接受一個核武裝的日本長期存在于本地區，這將對國家安全和區域格局產生結構性沖擊。

在這一問題上，現實可行的路徑可能并非單方面施壓，而是中美在特定議題上形成有限度、臨時性的默契，即雙方雖在其他領域存在競爭甚至對抗，但在阻止日本擁核這一關鍵問題上存在共同利益，通過某種形式的協調或同步約束來抑制日本跨越核門檻的沖動。

據《朝日新聞》報道，獲得高市重用的首相府安全高官近日匿名接受媒體采訪時，公然贊同日本擁核。圖源：新華社

中美日三邊關系蘊含著難以繞開的結構性糾結與兩難困境。對中國而言，關鍵不在于一味對抗或單向綏靖，而在于精準判斷日本戰略走向的變化，把握其國內權力與思潮博弈的關鍵節點，在大國博弈的結構之中為自身爭取最大程度的戰略回旋空間。

正因如此，我們現在之所以在面對日方挑釁時必須堅決回應、寸步不讓，不僅在軍事層面保持高壓威懾，還要在經濟制裁、外交譴責、國際輿論動員等多個領域綜合施策，其根本目的并非為了一時之氣，而是要通過這場“關鍵較量”在戰略氣勢和心理層面重塑中日力量對比的認知邊界，讓日本社會切實體會到：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與中國進行正面對抗，不僅不會帶來戰略收益，反而只會招致實質性的代價與損失。這是一場關乎未來地區秩序構建的必要博弈，其目標是讓日本明白，在新時期的亞洲力量平衡中，中國已經是無法被繞開、無法被壓制、更無法被威脅的存在。

商務部1月6日發布公告，決定加強兩用物項對日本出口管制，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實施。

如果日本社會逐步接受這一現實，中日關系反而有可能在較高層級上建立起一種新的、更具韌性的穩定框架。當前日本國內依然普遍存在一種基于歷史經驗的優越心態，仍下意識地認為自身在科技、經濟、社會治理等方面領先中國——這種認知并不難理解，因為中國作為“近超級大國”的形象真正全面浮現，是在2025年前后才得到全球普遍承認；這不僅對日本而言是認知上的巨大沖擊，對整個國際體系來說也是一次深刻的權力結構重塑。許多國家尚在適應、消化、重新定位，而日本的這種心理與戰略調整，注定不會一蹴而就。

因此，中國當前的強硬姿態，某種意義上是在協助日本完成一次“現實校準”：不是為了羞辱或壓倒對方，而是要讓日本更清醒地認識國際格局的變化，摒棄對過去時代遺留的幻覺，從而在未來的互動中以更加現實的心態重新定位自身角色。一旦這種心理與戰略層面的再平衡逐漸到位，中日關系就有可能從結構性對抗的裹挾中走出來，進入一種競爭與合作并存、博弈與穩定兼具的新常態。

IPP：在中美戰略競爭長期化、而美國在亞太地區相對收縮的背景下，中國與東盟關系將面臨怎樣的新機遇與新約束？

王江雨：類似的邏輯在一定程度上也適用于中國與東盟的關系。目前，中國與東盟的關系處于一個相當理想的階段：東盟已成為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回想20多年前我剛到新加坡，可以說是東盟的經濟中心，當時東盟在中國的貿易伙伴中僅排在第六、七位，如今卻躍升至第一位。

這一變化不僅反映了中國對東盟市場的持續重視，也顯示出東盟經濟自身的快速發展和活力。東盟國家的產業升級、人口紅利以及對外開放政策，使得其經濟體量和市場潛力大幅提升，成為中國企業投資和貿易的重要目的地和合作伙伴。

2025年10月28日，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升級議定書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簽署。圖源：新華社

在政治層面上，過去東盟對中國抱有較多戒心和疑慮，尤其在南海等敏感問題上，部分國家對中國的戰略意圖持觀望甚至防范態度。然而，隨著雙方不斷加深的高層互訪、機制化的合作平臺建設，以及“一帶一路”等區域合作倡議的推進，東盟國家對中國的認知逐漸趨于理性與積極。雙方不僅在政治層面加強了互信，也在安全、基礎設施、金融、科技等多領域展開務實合作，形成了高度互聯互通和政策協調的網絡。

總體來看，中國與東盟的合作深化不僅體現了經濟互利，也表明雙方在政治互信和戰略互動方面已建立了更穩固的伙伴關系。這種關系既不同于中日關系中存在的結構性摩擦，也為區域和平、穩定與繁榮提供了堅實基礎。在未來，中國與東盟的互動很可能成為亞太地區多邊合作與區域治理的重要支柱，既能夠有效應對外部大國競爭帶來的壓力，也為區域內的長期發展和共同利益提供穩定保障。

展望未來，東盟能否在中美之間保持不選邊、維持中立？東盟成立的初衷，正是希望成為世界上獨立的一極，一個自主的區域性力量。它并不排斥與任何大國交往，其戰略邏輯也很清楚：既然自身無法與大國抗衡，那就通過引入多方力量，讓各大國在區域內相互牽制，從而保護自身獨立地位。這就要求東盟對所有大國保持開放態度，并盡量站在中立立場，不與任何一方形成直接對抗。

對于相對較小的國際行為體而言，只要大國之間尚未陷入全面沖突，即尚未走到彼此決裂、準備開戰或已開戰的地步，保持不選邊通常是最優策略。顯然，東盟也在努力拖延到最后一刻，盡量避免被迫選邊。

然而，這一策略的可持續性最終取決于中美競爭的演進。如果中美地緣政治競爭演變為最終攤牌、兵戎相見、你死我活，那么所有其他國家，包括東盟在內，都將被迫做出選擇。幸運的是，對雙方而言，全面沖突并不劃算，因為這種零和搏斗可能導致雙方損失慘重，甚至威脅區域穩定。即便是東盟這樣的較小國家集團，也可能在沖突中被卷入并遭受重大損失。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中美關系保持有限競爭而非全面對抗，使得東盟維持中立的狀態仍具有現實可能性，并且可以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本期呈現專訪視頻部分內容，更多精彩內容將于IPP評論視頻號持續發布，敬請期待。

對話王江雨：解讀美國新國家安全戰略的五個特點（視頻）

受訪人

王江雨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

嘉賓簡介：王江雨，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同時擔任SSCI期刊《亞太法律評論》(Asia Pacific Law Review)主編和牛津大學出版社主辦的《中國比較法學刊》（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共同主編、，并擔任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UNCTAD/WTO）與聯合國亞太經社理事會特邀專家。。在加入香港城市大學之前，他長期任教于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并于2009年獲終身教職。任職期間曾出任亞洲法律學院主任、亞洲法律研究中心創始副主任，并擔任劍橋大學出版社主辦的《亞洲比較法雜志》（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共同主編（2012—2016）及執行主編（2016—2019），在亞洲比較法及國際法領域具有廣泛影響力。

采訪｜劉佳 IPP研究員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校對 | 劉 深

排版 | 周浩鍇

終審 | 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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