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大事》“父權意識”集中爆發，解春來、林冬福、杜濤成典型

當李秋萍用所謂的經濟理論“口紅效應”規勸孫小燕不要退掉卡拉OK機時，當李秋萍用淺顯易懂的“在經濟面臨困難的時候，大眾娛樂反而興盛”解釋什么“口紅效應”時。

李小燕借用親自登臺與形形色色有錢男人合唱情歌方式大賺特賺的行為，或許跟李秋萍口中所謂的“口紅效應”有著天壤之別。

當李秋萍在向劉為民解釋了“800元的彩色電視機”之后，當她看著電視機中播放的《編輯部的故事》時。

至少可以通過這部電視劇大致確定《小城大事》所處的時間節點應該在1991年-1992年間或之后幾年，也正是我們鄰國日本開始經歷“失去的十年”經濟停滯的時期。

與此同時，本應該在1998年《過度消費的美國人》這本書中才被正式提出并被世人所熟知的“口紅效應”，實際上并沒有在經濟學上被正式確立或確認。

而作為《過度消費的美國人》中所提及幾乎席卷全球的“經濟大蕭條”，則在1993年前后就基本上趨于緩解或結束了。

所以從時間線上來說，李秋萍口中的“口紅效應”，是一種徹頭徹尾的歷史穿越，一種對經濟學理論過于淺薄的解讀。

雖然“口紅效應”中提及的事例確實存在，但這與整個美國的社會制度變革與經濟增長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甚至不能將其直接與經濟理論劃上等號。

首先從個人經濟能力與社會財富積累來說，“口紅效應”有一個月海新城無法跨越的鴻溝，那就是基礎經濟的高低不同。

作為一個吃到“戰爭紅利”最多的資本主義國家，一個在經歷了前后兩場世界大戰卻絲毫未受到波及的國家，無論是國家本身還是中低階層的普通民眾，其財富的積累并非像我們這種被侵略和掠奪國家可以想象與比較的。

另外，之所以有“口紅效應”的出現，還跟美國這個國家自身女性地位提升和新技術迭代有著巨大關系。

因為女性是口紅這種商品的主要消費人群，而在技術高速發展之下，在新工業技術不斷發展之下，這種可以進入流水線的商品價格也在不斷下滑。

與此同時，作為一個女性終于有了“投票權”和“經濟支配權”的國家，當原本那些只能在家中相夫教子的女性開始大量進入勞動力市場和社交場合后。

雖然在“經濟大蕭條”期間所有人都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工作與經濟壓力，但女性這個相對男性更為特殊的工作群體，非但沒有在此期間大量失去工作，反而出現讓人驚艷的陡峭式斜坡式大增長。

雖然這一系列的歷史與李秋萍口中的“口紅效應”大相徑庭，但有一點或許李秋萍說的并沒有錯。

因為在這樣一個經濟與訂單并不景氣的大時代、大環境下，李小燕卻能憑借自己精致的美貌與不錯的歌喉，讓自己的餛飩攤不降反升做到了人滿為患。

這樣的結果雖然未必是所謂的“口紅效應”作祟，但卻與“經濟大蕭條”中女性工作沒有明顯下降和對口紅需求明顯增長有不謀而合之感。

當筆者寫到這里時，當筆者突然發現多少有些偏題時，我才猛然發現之前所寫“父權意識集中爆發，解春來、林冬福、杜濤成典型”這篇文章的含金量，我才赫然發現原來《小城大事》前后劇情中深埋的東西有多么讓人驚艷。

關于《小城大事》的解讀暫時先寫到這里，更多精彩解讀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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